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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缘与人缘》王莹是怎样“回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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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在大陆的“伤痕文学”里,曾看到30年代电影红星王莹被江青残杀的消息。最近在台北《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五期)上,又看到作家李立明对王莹身世更详尽的描述。但他们都没有说出王莹夫妇是怎样地从纽约回去的,知道的人似乎有义务补充一下。

王莹和她的丈夫谢和赓与我在美国也有一段交情,而且这交情相当不平凡——因为我与和赓曾在一起做过两年“书童”(page boy),一道“落难”。

记得40年代出国之前,我曾在安徽立煌的安徽大学之内,当了一名最小的讲师。那时我自己就雇了一名书童供我使唤。一次,我约了安大的一些男男女女到敝庐去欢度重阳。既然有个书童,我这个主人只要一声招呼,则不用烦心,诸事齐备,因而“登高”如仪——青年才俊、莺莺燕燕,尽欢而散。

那时我还年轻,比现在风雅些,登高之后,我还做了些歪诗分赠同游索和呢。歪诗中有一首七律,一开头提起我的书童来。诗曰:

呼童收拾度重阳,

权把书香换酒香。

相与登临浇块垒,

平分秋色入诗囊。

……

为着侍候诸仕女“登临浇块垒”,我那书童被我使唤得头动尾巴摇。我二人感情弄得不错,简直如兄若弟。但是根据“封建道德”,我们毕竟有主仆之分。我既是主人,他免不了就得做我的勤务兵、我的小厮、我的“闹书房”的“茗烟”……他得为我做倒夜壶、擦皮鞋的“下男”。但是我的书童乐此不疲,到我出国前夕辞退了他时,他还哭得如丧考妣呢。

有谁知道,天道还好,未出三年,沧桑几变,我在美国也当起了“倒夜壸”、“擦皮鞋”的“下男”了呢。更恼火的则是我的主人远没有我那书童以前的主人礼贤下士、有人情味。

我碰到了个女上司,她是个神经质的老处女,动不动就杏眼团圆,弄得我走投无路。但是为着吃饭,又不能随意卷铺盖,真是有愧须眉。幸好林语堂大师那时在纽约办《天风》杂志,要我写稿。我没处出气,乃借林公之酒杯而浇我之块垒,把我的女上司请出来幽她一默,阿Q一番,出口鸟气。

我那篇《女上司》,一开头是这样写的:

在一个明朗的秋天的下午,我拿了一封学校人事室给我的介绍信去见我的新上司。这儿是一个伟大的法科图书馆……我被我的新上司和蔼地接见了。这个新上司是个碧眼金发风韵犹存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做格雷小姐……一见之下,我便衷心自庆,因为我这次碰到了一个可爱的上司。她看过了我的介绍信、微笑地问我说:“你的名字是怎样发音的?”我反复地说了几遍,她也牙牙学语地说了几遍,可是她总说不好,她皱了皱眉头。“你就叫我汤姆好吧!格雷小姐。”我急中生智,取了个洋名字。她听了大为高兴。于是,从这时起,我就是我上司的“汤姆”了……(编者按:唐德刚先生的《女上司》大文已收入《五十年代的尘埃》一书)

在这篇诉苦的文章里,我没有再写“第二天”。其实第二天一早9点整我来上班时,那第一个指导我的老“书童”大维,中文名字就叫谢和赓。我的《女上司》大文,也是他后来“唆使”我写的。

他那时穿了一件灰色工作服,推一个大书车,对我笑脸相迎。我二人既是那个大机构中仅有的两个“支那曼”,互通姓名之后,用不着再问:“尊庚几许?仙乡何处?”人就一见如故了。他告诉我,他的“番号大维”和我的“洋名汤姆”,“命名”的仪式是完全相同的。

大维为人和蔼,见人总是笑眯眯的。我虽然落难,也倒不悲观,颇能逆来顺受——大维胖嘟嘟,我瘦嶙嶙。嘻嘻哈哈,一对劳莱、哈台,颇为相得。

我二人不但作息时间相同,连上午咖啡、下午茶也都同出同进,简直形影不离。大维汉文比我好,善于口占一绝。一次我二人正推着书车鱼贯而行之时,大维烟丝披里纯一动,七步成诗,口吟一联曰:

莫叹“排吉”志气小,

推来何止五车书!

乖乖!口气好大。大维正道出我两位“排吉”(page boys)的凌云壮志,终非池中物也。

日子久了,我才发现大维不只是胸怀大志、将来要治国平天下,原来他早已是个大人物了——他和当年所谓桂系一批风云人物,如李宗仁、白崇禧、廖磊、夏威、黄旭初、李品仙诸上将,都相知甚深。对桂系二级领袖如程思远、韦永成诸公,那自然更是称兄道弟了。像大维这样有历史背景的“要人”,现在居然也跟我一道当书童,来“倒夜壸”、“擦皮鞋”,我真是既荣幸,又惊奇,又惋惜!

可是车子一天天推下去,我发现惊奇竟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地迫人而来——原来大维还有个老婆,而这老婆还是个“女作家”,这“女作家”正在写小说,这小说还要拍成电影!

在这行发展上,大维原是他老婆的助手。有时助手的问题解决不了,我就被招募成助手的助手。

有时问题出现了,例如:“七七事变那天是星期几?”

对这种问题,我这位助手的助手,往往可脱口而出;脱口不出,也可一索即得。可是女作家有时也有些难题,卒使助手和助手的助手都瞠目不知所对。例如:“太古轮船的大餐间,从上海到芜湖,票价几何?”为此我二人都傻了眼。

“大维,”一次我问他,“你老婆为什么要写小说?”

那时是1951年啊,在纽约写中文小说有屁用?

“我们要译成英文,然后拍电影嘛。”大维认真地说。

“好莱坞要替你老婆拍电影?”我不免认真地吃了一惊。“谁替她翻译呢?”我又追问一句。

“赛珍珠嘛。”大维微微地笑一笑,又说:“赛珍珠鼓励她写自传式小说,然后翻译出来,拍成电影。”

“赛珍珠,那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替你老婆当翻译?”我几乎把茶杯打翻。我又问:“你这位老婆是谁?”

“她是个电影明星嘛。”大维又笑一笑。

“哪个电影明星?”我立刻追下去,“白杨?白光?”

“她是王莹。”大维回答得很平淡,但显然有点得意的味道。

“那个演《赛金花》、和蓝苹抢主角的王莹?”

“……”老谢未答腔,只是傻笑。

在下是个守不住秘密的人。不久David’s wife是个中国电影红星的新闻便传遍全馆。我们的女上司和保罗、玛丽、亚蜜达等小鬼,也都嚷着要一睹风采——他们还未见过中国的电影明星呢。

但是我们这位老谢总是神秘兮兮的。他金室藏娇,连我也不让见一见——但生性好奇的鄙人非得见她一下不可,因为他们就住在另外一条街上,相去咫尺。

一次散工之后,我忽然瞥见他夫妇二人自哥大校园经过。机不可失,三步两步我便追了上去,并大叫:“大维、大维……”

这一下大维不得已停了下来,总算把“汤姆”向“赛金花”介绍了一下。

王莹和我微笑握手,并稍表歉意地说,她早该请我到谢家便饭:“……您是和赓这样好的朋友嘛……”

我把王莹仔细端详了一下。她虽徐娘半老,也并不太美,但倒是蛮可爱的,可是总和银幕上的王莹有点儿不一样。

我又想到《赛金花》在上演时,观众向戏台上丢汽水瓶的故事,心中颇有些异样的感觉,这感觉至今不忘。

他们谢家那时住的是纽约市曼哈顿区西一百十五街。这座房子还在,我现在也还在这栋房子中不时出入。因为这栋名人名居,现在又住入我的一对明星朋友——夏志清和王洞。

大维·谢和“约翰纳三夏”(Johnathan Hsia)一样,二人都很开朗,胸无城府。只是一提起他的老婆,他就神秘兮兮起来。

那时我们都还年轻——一位年轻的“书童”,要去拜候另外一个“书童”朋友的老婆,另外一个“书童”本是无法拒绝的。但是有时要请他二人小酌,甚或喝咖啡,大维不只是婉拒,简直是死活不干,他开门见山的理由便是“你太穷”。

但总算承他的情,他也约我到他公寓喝过一两次短暂的咖啡。至于保罗、玛丽他们,乃至我们的女上司,就无此特权了。

话说大维终因年资积功升迁,也因为他人缘好,我们一起做了两年,他就升级了——从“排吉”(page boy)升成“书写员”(lettering clerk),用白漆在洋书背上写号码。

其时我们的工资是七毛五一小时。升级后,大维就拿八毛了。两个五分钱在那时可乘一趟地铁——所以加薪五分钱也不无小补。

大维不推书车了。他现在有个比电话亭大一点儿的办公房。办公房内除“文房四宝”之外,还有一部只打进、不打出的电话。更奇怪的是,他这个小office只有乘书库电梯才能上去。这个只能乘一两人的老爷电梯如失灵了,则大维时常几个小时下不了楼,万一有火警,那真不得了。但是大维对他的小天地却甚为欣赏——这一下他可以真正地隐居了,不时还可接一接老婆打来的电话。

大维调职之后,总馆人事室又送来一位中国同学亨利王来补大维遗缺。亨利是我在沙坪坝的同学,我二人当然也能如鱼得水、阿Q非凡了。

一次我和亨利正推着宝车,在大阅览室内鱼贯而行,忽然看到两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白人走到借书台前,说他们要见大维·谢。在我们有经验的眼光里,一看就知道他二人是来自联邦移民局的特务。

“他们是移民局来的!”亨利王说着便停下车子,我也跟着停下,一看究竟。

在借书台上工作的亚蜜达姑娘喜气洋洋地打了个电话给大维,说有两位绅士要见他。不一会儿,大维便乘着电梯下来了。看到这两个特务,他一愣,脸上立刻变了色。

那二人倒十分镇静,但面露凶光,低声而带煞气地说:“我们来自移民局!你跟我们走!”

大维面色惊慌、声调僵硬地说:“你让我上去换件便服好吗?”因为他穿的还是校中的工作服。

这时亚蜜达也慌了,帮着恳求那两位特务说:“大维的办公房就在楼上,你们让他去换件衣服嘛。”

大维这时固然慌作一团,亨利和我也出了一身冷汗——这是幕秘密警察抓人的实情实事,不由得不使你感到阴风惨惨也。

大维上电梯之后,那俩家伙在下面等了半晌未见他下来,再叫亚蜜达拨电话,而电话那边居然没人接——原来我们这个电梯虽“老爷”,它却上通天堂、下通地狱呢。大维换了衣服之后乘电梯直上五楼,那儿有个后门,大维乃自后门溜之大吉。

那两个特务心知有异,一声未响,便匆忙掉头而去。

大维溜走之后,乃径自返回自己的公寓去了。谁知那儿早有两部汽车在等着他,夫人也已端坐车内。大维一到,两个大汉乃自左右挟之登车,两车绝尘而去。

大维和他明星夫人被捕的消息很快便传遍全馆、全校。上下同事为此事都怒不可遏——美国一直都自吹人身自由,也自觉是世界上最具“无恐怖自由”的民主大国,孰知现时现报,当场便表演一出特务抓人的活剧给你看看。

这幕活电影演得太刺激了,馆内美国同事在义愤填膺之余,乃组织一个“大维·谢夫妇后援会”,招兵买马,大家到移民局前去扛牌示威,三大电视台也为此事做现场广播,闹出个偌大的茶壸风波。

我们在电视内看到我们的女上司对访问记者几乎说得声泪俱下,围观的群众也一致痛骂移民局特务是猪仔和法西斯,而移民局发言人则在电视上说他夫妇在美搞共产组织,非驱逐出境不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当谢和赓兄解衣上楼之时,那是我和他见的最后一面。后来的“援谢团”,亨利和我都不能参加,因为我们不是“美国公民”;洋同事们甚至拒绝我们一同上电视——怕我二人“自投罗网”云。

看到“伤痕文学”和李立明君在《传记文学》上所写的有关谢、王夫妇的文章,当年这幕美国特务捉人的活剧顿时重现眼前。

王、谢二人是因“共产”嫌疑而被美国移民局逮捕递解出境的。谁知可怜的王莹回国之后,却惨遭蓝苹的报复与迫害,死得那样可悲!这话又从何说起呢?

谢和赓兄据说现在还健在大陆。他如看到这篇拙作,我想他也许会称赞我这个学历史的未说半句假话吧!

1985年2月5日写于纽约市立大学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六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