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代的末期，当我襄赞胡适之先生撰写他的“口述自传”时，我曾力劝“我的老师”、“我的朋友”以《四十自述》为基础，从而扩充之，一直写到目前（1958年）为止。
我那时的想法是：第一，把他“十九岁出国以前”那一段先补充一下。他既然写了“我的母亲的订婚”，为什么不加一篇有关“我的父亲的事业”呢？写点铁花先生的生平，不是很好吗？
他既然写了“九年的家乡教育”，为什么不再补充点清末民初有关故乡徽州的风土人情呢？古老汉学的发源地徽州的旧面目，今后不是只可从像适之先生这样的人的记忆中去寻找吗？为何不叙述一下呢？
我在这方面的建议，“我的老师”倒颇能听得进，所以他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便有了《故乡和家庭》和《我的父亲》两章之出现。
适之先生是我所认识的师友之中治学最严谨的一位，有九分证据绝不讲十分话。但是“我的老师”生前无论如何未想到，他对他自己的父亲之死，却相反的，以一分证据，讲了十分的话。
有关适之先生的父亲之死的真实情况，恐怕所有写有关胡适的传记作者——包括张经甫、罗尔纲、黄纯青、曾乃硕、王伊同（英文）、李敖、胡颂平、唐德刚（中英文）和另外一些洋人，向来都没有“不疑处有疑”吧。
根据当年张经甫替适之先生弟兄伙所写的《胡铁花先生家传》，有关他们父亲铁花先生之死的情况是这样的：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阴历六月］二十五日扶登舟，二十八日抵厦门，寓三仙馆，手足俱不能动，气益喘。七月初一发电上海，促介如四胞叔措资来厦。初二日接回电，心稍慰，饮薄粥一碗，沉沉睡去。至亥刻，气益促，不能言，延至初三日子时竟弃不孝等而长逝矣。呜呼，痛哉……享年五十五岁。
读了似乎无可置疑的张文，连那有考据癖的胡适先生和所有胡适传记的作者，都没有怀疑上述故事的真实性，而人云亦云了。又有谁能想到，铁花先生之死，是在厦门或台湾被人“杀头”的呢！
铁花先生之死，如今整整九十年了。他的“归葬故里”，是睡在棺材里被抬回去的；抬回去之后，也没有人开棺验尸，就糊里糊涂地葬了。又有谁知道他死后七十多年，中国大陆上又出了成千成万的红卫兵来！他们把几百万、几千万老百姓的祖坟通统给挖了——连孔德成的一世祖尚不能免，那么那个“头号反动学者胡适”的祖坟岂能幸免？——铁花先生的墓，给红卫兵挖了！
据大陆上传出的可靠消息：胡适父亲的尸体，却是个没有头而装上个假头的死尸！
“不疑处有疑！”这一消息，当然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但是这一消息真实性甚大：挖墓的红卫兵可能还是自北京专程南下的，目击者甚众；加以这些红卫兵都是一些无知无识的青年，不是什么“胡适学”专家，可能也不知道胡适的父亲是干什么的——他们不可能编造出一个“无头死尸”的故事来。
如果红卫兵所见不虚，那么上述张经甫所写的那一篇似真却假的故事，又是谁编造出来的呢？他或他们编造出一个有关胡适父亲的故事，连个“考证派宗师”的胡适也被骗了一生！
甚矣，“有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之难也！朋友，我华族最大史学家司马迁先生所说的故事，可能就有一半以上是人家编造而他老人家却信以为真的！至于“二十五史”、“传记文学”、“文史资料”等，那还要说吗？
话说到底，还是我的老师胡适之先生的话比较有真理：“处人要有疑处不疑，治学要不疑处有疑！”
关于适之先生十九岁以后的生活与思想，我曾劝“我的老师”、“我的朋友”，不要把“文学革命”一类一般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再重复叙述了，他应写一本“新书”——我可做他的“研究助理”——把自己一生的学术思想做个总检讨，然后推陈出新，领导个“新时代”；好汉何必专提当年勇呢！
适之先生颇为我的话所感动。但是他毕竟老了，打不起劲儿来，百尺竿头已足，不能再进了。结果在笔者的“助理”之下，却写出一部自我浓缩的“胡适学案”——那一部《胡适口述自传》来。
胡老师生前总是对我说，研究孔子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论语》和《檀弓》，因为那是最接近孔子的第一手资料；其余的很多都是表面上替孔丘的僵尸“装金”供养，其实是丑化夫子之作——把个活生生的孔老师丑化成个活死人。
关于了解胡适——尤其青年知识分子要了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读了这两部以后，如再深入，那就应读《胡适文存》和有待出版的《胡适全集》了。
胡老师辞世距今二十余年了，但是七十子之徒和三千著册者，仍遍布天下，对老师之学各是其是、各非其非。
捧胡的后学（有许多事实上是辱胡的），有很多把胡老师捧成大成至圣；批胡的后学（有许多实质上是尊胡的），有的竟说他“臭名昭彰”。
不管捧也好、批也好，青年读者们总不要忘记胡老师的名言“不疑处有疑”、“不要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才好。胡适之先生的门人，谁最够资格、谁最不够资格来诠释“胡学”，在这“微言”已绝、“大义”未乖的年代，有思想、有见解的读者会自作其贤明的选择的。
话说从头，要了解胡适，《四十自述》应是必读的第一部书。
1985年12月6日上午5至8时匆草于北美洲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八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