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同时看好几本书。这并不是夸耀，而是想说明我的懒惰。在卧室、卫生间、客厅、露台这些地方活动时，我总希望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书，离开时又随意地把它放在一边。当然，这样的读书方式其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譬如现在我在看的几本书就在脑袋里熬成了一锅粥。一本是《洪业——清朝开国史》，一本是《1688年的全球史》，还有一本是《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
为了谈论文学中的轻与重的问题，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讲了一个希腊神话的隐喻：谁也无法逃避女妖美杜莎那令一切化为石头的目光。唯一能够砍下她的头的英雄是柏修斯，因为他穿了长有翅膀的鞋善于飞翔。而且他从不接触美杜莎的目光，只在青铜盾牌上察看女妖的形象。卡尔维诺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他的艺术观，那就是轻的价值并不比重的价值低，甚至更高。他认为，在轻松的想象与沉重的生活之间的联系就是文学的重要特征，追求轻松让文学的存在更有价值了。
我想把卡尔维诺的例子用到史书和历史的关系上。我觉得长期以来，历史的写作者和阅读者走进了一个误区，那就是认为历史太沉重了，不可能以轻松的态度对待它。这沉重来自大家的共识，即历史是真实的，而且是唯一的。想象一下历史的体貌已足以让人们触目惊心，漫长地望不见源头的时间，宽阔地看不到边际的范围，既然它如此庞大，人们怎么能够不认为，它是真实而沉重的呢？
可是谁曾经看见过历史的全貌？尽管多少人描绘出它的一鳞半爪，可是谁能够说出历史究竟是怎样一只怪兽？这让我想起那个盲人摸象的故事。盲人的可笑不在于他们的残疾，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面对历史，我们每个人都是盲人。盲人的可笑在于他们过于认真，过于相信所谓客观存在。他们轻松不起来。
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样，小约翰·威尔斯在写作《1688年的全球史》时也是选取了历史中的某一年来做一次“断层扫描”。我觉得，正是轻松的态度和想象力让他们的著作不同凡响。和小约翰·威尔斯比起来，《洪业——清朝开国史》的作者魏斐德显得要刻板一些。不过那只是他笔下丰富的史料给人的最初印象，读到后面，我也渐渐感觉到他的轻松想象了。
和这些国外史学大家相比，国内的某些历史研究者恰如摸象的盲人，既偏执又可笑。我看见一篇文章批驳以《往事并不如烟》为代表的回忆作品，提出了一个极沉重的话题，称当代中国人遭遇了一个严重的历史伦理问题。“当代”“中国人”“严重的”“历史伦理问题”，这根大棍子招式威猛，力道十足，似乎可以吓煞不少人。
从唐朝开始正史收为官修，像司马迁那样个人修史的行为在原则上被否定，只能以稗史的方式存世。我不由想到了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关于这个事件的记载向来是符合“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伦理”的。然而后世仍有王夫之说：“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人站出来指责船山先生犯了严重的历史伦理问题。
和如此批评家不同，我对当代的历史研究者和著作者的要求很轻松：文笔要好，想象力要丰富，而且别总是苦大仇深的样子。从这个角度讲，杨绛的《我们仨》是一本好书，我也乐见被杨绛称为“男沙子”和“女沙子”的林非夫妇站出来辩驳。因为他们都参与了一件有意思的活动，这种活动有一个专业词，叫做“个人修史”。我觉得，个人修史应该竭力避免那种强烈的沉重感，不应该认定历史之于个人是一道只有唯一正确答案的标准化试题。轻松地对待历史，或许能更接近于真实。
有必要声明的是，轻松绝对不是轻浮。正如卡尔维诺所说：“的确存在着一种包含着深思熟虑的轻，正如我们都知道也存在着轻举妄动那种轻那样。实际上，经过严密思考的轻会使轻举妄动变得愚笨而沉重。”保尔·瓦莱里说：“应该像鸟儿一样轻，而不是像一根羽毛。”当然，他们提出的是对写作者（我认为也是对读者）的更高的要求，我只希望看见更多的个人来写历史，并且不把“严重的历史伦理问题”当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