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证伪学说名世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讲过这样一番话：对于“理性的”来说，再没有比“批判的”更好的同义词了。他进一步解释说，“理性”或者“理智”，最佳的意义就是对批判开放——准备接受批判，渴望自我批判，并且将这种批判的态度尽量扩展开来。这种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态度，波普尔称之为“批判理性主义”。联想到汪晖在“抄袭门”中的沉默，就明白这是多么可贵的态度。
然而当真知成了常识，哲学家之前为此所做的努力迟早会被人遗忘，昔日的赫赫声名也将蒙上灰尘。波普尔的命运正是如此。这位深刻而清晰的思想者，红极一时的哲学家，死的时候也算哀荣备至。谁知两年不到，伦敦经济学院就将他生前的办公室改建成了厕所。（《悬而未决的时刻》，刘擎著）
不过，别以为死后的遭遇才是定论，除非它本身经过波普尔式的考验。再说了，从根本上讲，影响个人命运的因素多如牛毛，唯独与自己的生死无关。波普尔的早年生活够曲折了，干过木工活，当过小学老师，还做过被告，站在法庭上洗刷当保育员期间导致小孩骨折的指控。学术道路同样磕磕绊绊，少年早慧，偏偏物力维艰。半工半读，终于取得哲学博士学位。1937年纳粹上台，身为奥地利犹太人，只好跑路。到了英国，他那一套学问在分析哲学的大本营并不讨好，最后不得不远走新西兰。二战后回到英伦，处境也不理想，只谋得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师职位。立足未稳，还得面对维特根斯坦“挥舞的火钳”。
关于和维特根斯坦的冲突，波普尔在自传《无尽的探索》里有记述。那是1946年，波普尔去剑桥国王学院演讲，两人当面发生激烈的争论。在谈到道德原则的有效性时，维特根斯坦坐在壁炉边上像教鞭一般舞动着火钳，质问波普尔：“给一个道德原则的例子！”波普尔的回答很直接：“不要用火钳威胁应邀访问的讲演者。”气得维特根斯坦摔门而去。
维特根斯坦与波普尔的冲突尚存名士之风。相比之下，古典学者施特劳斯和沃格林的“暗算”则尽展传统权谋。在给沃格林的信中，老辣的施特劳斯批评波普尔的哲学毫无生命力，犹如“黑暗中的口哨”，然后试探他的同行沃格林：“您在什么时候可以告诉我您对波普尔先生的看法吗？……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会守秘密的。”而沃格林把撩拨当盛情，一点也不客气，在回信中大骂：“这位波普尔先生多年来并非一块绊脚石，而是必须从路上不断地把它踢出去的讨厌的小石子”，作品“卑鄙、粗野、愚笨”，半吊子且毫无价值。施特劳斯将信件转给科学哲学教授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他是决定波普尔能否取得芝加哥大学教职的关键人物。结果令他们满意，就像施特劳斯给沃格林的致谢里所说：“事实上您帮助我们阻止了一起丑闻。”（《信仰与政治哲学》）
那是1950年发生的事情，从波普尔的自传来看，对此他一无所知。相反，他觉得那年的美国访问相当不错。他很自豪地讲，当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时，爱因斯坦和玻尔都来参与讨论。要知道，这两位朋友可是针尖对麦芒的敌手。
其实，无论在那之前还是之后，波普尔一直与顶尖的科学家有着深刻的交流。早在1935年，爱因斯坦读了《研究的逻辑》就写信来支持他——科学家们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坚定盟友，为波普尔的哲学提供炮火。在长长的盟友名单中，英国数学家和理论天文学家邦迪爵士说：“科学就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就是波普尔所说的方法。”生物学家，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梅达沃爵士认为，波普尔是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另一位诺贝尔得主，澳大利亚神经生理学家艾克尔斯说：“我的科学成就归功于1945年我对波普尔关于科学探索行为的教导的皈依。”（《赵敦华讲波普尔》）
当然，激烈的争论是免不了的，但是他们之间没有背后的刀子，也没有突来的冷箭。就像波普尔所说，他与薛定谔（量子物理学之父）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的争吵，连他都担心两人终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然而，他们总会回来继续之前的讨论——难怪波普尔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哲学家——假如他至死都不知道哲学家同行的暗算，那就可以肯定，他的确言出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