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从事历史学的，都知道“断代为史”。自从辛亥革命，清皇朝便告结束，那么清史应当从事编写，列入传统正史中，成为二十五史（开明书局虽刊行二十五史，但列入的是新元史，不是清史）。民国初年，袁氏称帝，他为羁縻一班前清遗老，特辟清史馆修纂《清史》。聘赵尔巽为馆长，柯绍忞、王树楠、吴廷燮、夏孙桐为总纂，金兆蕃、章钰、金兆丰为纂修，俞陛云、李岳瑞、姚永概、吴昌绶等为协修；又袁金铠总理史稿发刊事宜，金梁总理史稿校刻。其他尚有提调多人，共计一百余位。
初开馆时经费尚充，这班遗老每天聚着谈谈，随便撰写一些，全无条例，有如一盘散沙。后来觉得这样做下去，是不会有成绩的，就公议推金兆蕃担任写雍正乾隆时期的人物和典章制度，夏孙桐担任写嘉庆道光时期，王树楠任咸同，马通百任光宣，邓效先、金雪生为助手，两年才得告成。可是很多地方违反凡例，咸、同，光、宣四朝都不合用，重推柯绍忞、夏孙桐加以整理，柯推诿不干，改归金兆蕃。然时局混乱，经费紧缩，馆中议论纷歧，莫衷一是。夏金两人，都没有着笔；既而混乱更甚，经费完全告绝，以致全局停顿，馆长赵尔巽向军阀筹款，又得苟延残喘。但馆中诸人已多散去，留者重行分配工作：“本纪”归柯绍忞、奭召南、李惺樵编写；“志”归王树楠、吴莲溪、俞陛云、金雪生，戴海珊、朱少滨任之；“表”归吴廷燮；“列传”由夏孙桐、金兆蕃执笔，夏任嘉庆以后，金任乾隆以前，定期三年完稿。
不料仅半年左右，馆长赵尔巽觉得自己八十多岁，风烛残年，又复体衰多病，深恐迁延下去，不及目睹这书的问世，即毅然要把这书付印，夏孙桐力争以为不可。然当时附和馆长付印者多，相持之下，而馆长病重，大有迫不及待之势，恰巧这时袁金铠自东三省来，愿任印书一切事宜，招金梁为总校，付印便决。孙桐所任各朝，咸同时期事最繁重；王树楠的稿，核之实录，抵牾太多，且立传太滥而卷帙又繁，更须重作，期限既促，光宣两朝，推归他人赶写，一时没有人肯接手，结果由金梁一手为之。没有多时，赵尔巽病故，柯绍忞继任馆长，柯和袁金铠、金梁意见不合，交稿不阅，便付金梁，金梁几执全权。及印书将毕，尚有曾左李三篇专传没有脱稿，金梁等不及，径取他人初稿付印，且馆中始终无总阅之人，因此传有重复，竟至把重要人物漏掉。志中当详而略，当略而详，尤多疏误，总之杂乱无章，谬讹百出。印了一年，只出上半部五十册，发售预约，取价一百元，下半部五十册，预定民国十七年端午节前刊竣。可是印成没有交易，只辽宁方面取去数百部。
北伐军队到达北京，史馆由故宫博物院接收，十八年十二月，该院具呈当局，谓《清史稿》乖谬百出，开千古未有之奇，列举反革命及藐视先烈等十九项，并称该书不宜再流行海内，应永远封存。当局准其所请，遂将史馆所有印本及史料捆载而南。净存二百四十五部，又残本二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册。然在禁令之下，除国外图书馆及租界内或私人收藏者不计外，国内公开收藏的，有北京图书馆（时称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公家机关，私立大学有燕京大学图书馆、辅仁大学图书馆、岭南大学图书馆，从前都预约购得前半部的，也就再花巨金重购全部，因此这书名义上虽已禁止，实际上等于没有禁；况国外大学闻讯，往往不惜重价收买下来，只有一般穷苦学者无力购置，不易寓目。
民国廿二年，孟森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三卷四号中，发表《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一文，廿三年九月，容庚复写一文：《清史稿解禁议》，刊于《大公报·史地周刊》创刊号，都为《清史稿》解禁而呼吁。廿四年一月三日，伪行政院院长汪兆铭，也以该《清史稿》关系学术很大，便呈请把该《清史稿》发交该院若干部，聘历史家先后检校，正其谬误，等到勘正编定后，再予印行：一方面再呈请解禁，一方面即请曾编纂《庐山志》的吴宗慈担任检校之责，拟于六个月内完成。可是那些伪官汉奸，除献媚敌人外，一切都是能说不能行的。直到民国三十二年三月，该《清史稿》原封不动，将错就错，由精华印刷公司印行，联合书店发行，那印刷公司和书店都没有地址。最矛盾的，该书底页却载着发售者各大书店，而版权旁又列“非卖品”三个字，完全掩耳盗铃，故弄狡狯。印成的是布面洋装两大册，计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十六卷，共五百三十六卷，字迹小于蚁足，阅览很费目力。自抗战胜利，总以为可把该书切实修葺了。不料仍旧不加措施，真令人望眼欲穿；最近闻政府当局，在重视文献史料、从事文化建设之下，已在统盘计划，大加增删，使它成为一部完善的史书。这是多么兴奋的好消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