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内，旧时的代步物是用轿子，后来也采用了旧式骡车。马车的使用是从国外流传过来的，所以最早坐马车的大多是些洋人，后来逐渐成为皇家的御用品。直到清末，除了一二品红顶花翎的大官外，其他官员尚不敢乘坐马车。后来风气渐渐转变，一班富商大员都纷纷自备马车，堂皇据坐，也就无所谓了。
在上海，第一个坐马车的，是钱塘人程定夷，他是个收藏家。接着坐的是江建霞、沈淇泉两位太史公，他们都很穷，但为了摆阔起见，认为无马车进出，则有失身份。当时报上曾载打油诗一首取笑：“阔得如此穷，穷得如此阔，江浙两翰林，江三沈十一。”原来江建霞是排行第三，沈淇泉排行第十一。国人的马车在租界内行驶，是不得超越洋人马车的，否则就是违章，被巡捕钞了号码去，要受罚款的处分。可见当时洋人气焰之盛。洋人看到前清官吏的服装，都是头戴缨帽，身穿箭衣，他们就将此作为马车夫的制服，只是没有顶珠，以取笑中国官员。日子久了，这种马车夫的服装，也就司空见惯，甚至满清官吏自己乘坐的马车，那车夫穿的也是这种带有侮辱性的服装，等于把它定了型。其时任新衙门会审官的满族人宝子观，他的马车夫穿着玫瑰紫色的箭衣，用黄绸镶边，头上缨帽也是玫瑰紫色的，缨儿是黄的，和箭衣一致，脚上还穿着高统靴，表示威武，真是恬不知耻了。
当时的马车多为四轮的，后来又从国外传入一种两轮的，名“亨斯美”（译音）。这种双轮马车较为精致，且属小型，车轮是用橡皮做的，十分轻便，并由阿拉伯种的高头骏马牵着，马身还披着锦毯，头上戴着小笠，笠上有两个孔，马耳可以露在外面。“亨斯美”马车在当时风行一时，大多是敞篷的，适用于春秋时节。四轮马车则有敞蓬的，也有轿子式的，后者即名轿车，轿车的名称即由此而来。“轿车”的内部设备很完美配着晶莹的玻璃窗，外加浅碧色的窗帷，两旁且有插绢花的瓷瓶。天寒时在坐垫上覆着狐皮毯子，虽然外面风雪交加，但乘坐的人一点不受影响。那时凡属公馆人家，都有一间马车间，为停车蓄马之所。
马车有单马的，也有双马的。救火车都是用双马的。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国称帝，派郑汝成任上海镇守使，镇压革命，郑气派十足，常用双马马车代步。某日，他趋车前往日本领事馆赴宴，双马马车经过外白渡桥时，被人击毙。
后来市上开设了许多马车行，供客雇唤，可以包租全月或全日。也有个人凑钱买了一辆半新不旧的马车，专门在马路上招揽生意，称为“野鸡马车”。直至一九三七年，上海市内仅剩下八辆马车，以后便完全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