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年代，我见到中华书局出版的李毅士所绘的《长恨歌画意》三十幅，用水墨画法，把白居易的《长恨歌》，形象化又复系统化全部渲染在素纸上，什么《春寒赐浴华清池》《骊宫高处入青云》，以及《金屋妆成》《玉楼宴罢》《渔阳鼙鼓》《惊破霓裳》《花钿委地》《君王掩面》《行宫见月》《夜雨闻铃》《鸳鸯瓦冷》《翡翠衾寒》《仙袂风吹》《含情凝睇》等等情节，应有尽有，把史诗成为史画，以照相玻璃版，印在宣纸上。我展阅之余，如游贾胡之肆，光怪瑰玮，为之目炫神醉。初不知李毅士为何许人，直至和陈昌钊同执教于某校，始悉昌钊为李毅士的女婿，既而又从昌钊得识李宗真，那便是李毅士的爱女，在多次晤谈中，这位融汇中西绘画的先驱者，跃然涌现在我头脑间，成为我写人物传略的资料。
李毅士名祖鸿，清光绪丙戌七月初六日生于江苏武进的书香世家。其父李宝璋，字榖宜，同治十二年举人，曾任浙江候补道，擅丹青，又工诗，著有《待庵题画诗》《毗陵画征录》，毅士为宝璋继室汪氏所生。那位著《官场现形记》的李伯元，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家之一。伯元不是名宝嘉吗？宝嘉即宝璋之弟，以辈分来谈，李毅士当然是李伯元的侄子了。李伯元的几笔花鸟，清妍疏秀，载于魏绍昌所辑的《李伯元研究资料》中，为有目所共赏，李毅士的画名更震及海内外，都是受到李宝璋的影响，可谓家学渊源了。
毅士幼年即喜绘画，一般孩子，跳荡玩弄，他却躲在父亲的书斋中，执笔乱涂，飘花坠叶，残水剩山，居然有些意致，继而勾勒衣带，也就具人物的雏形。他的父亲瞧到了大为嘉许，加以熏陶，所以他的私塾同学呼之为“小画师”。他听到这个称号，更为兴奋。此后阅览稗史小说，书中的英雄美女、雅士高僧，一经他的点染，无不栩栩如生，每有所作，同学竞相夺取。
毅士不仅耽于绘事，而且胸怀大志。十四岁，肄业浙江求是书院和丁文江（后为地质学家）、庄文亚（后为经济学家）相切磋。有鉴于清廷政治的腐败，民族的衰亡，颇思学习些西方的科学文化，以图复兴中华，挽回危局。十七岁即东渡日本，学政治法律，时丁、庄二同学亦在东瀛，觉政法非所爱好，相约同去英国，半工半读。时日俄战争爆发，日船均作军用，停止载客，不得已，买德国船票，票价之昂，倍蓰于日船，但为了偿其志愿，致倾囊以购。途经新加坡，同船某留学生上船就医，不期遇到了孙中山，道及他的志愿和困境，中山先生即加以资助，并写一介绍信给他们带往英国晤见吴稚晖。到了英国，为了读书，不得不半工半读。他在北爱尔兰的格拉斯哥城一家木工作坊，学习木工技术，为木匠送货打杂。由于他干活尽心竭力，博得木匠的欢心，同时他又在木器造型上，加以美化，既有实用价值，又饶艺术意味，为雇主所乐购。他进的是格拉斯哥的美术学院，专习西画，受到严格的基本训练，系统地学习美术理论和美术史。他经常去博物馆参观绘画展览，在木工场劳动之余，不废笔墨，临摹创作，几忘寝食，成为该校的唯一中国留学生中的高材生。他还到过法、意、比及荷兰等国美术馆，遍观古典画幅，以广其眼界，高其造诣，这是他生平最得力处。他毕业名列前茅，再进大学物理系，打通科学和艺术的一条致用大道。回国后，被聘任主持理工学院。翌年，北大成立书画研究会，他和徐悲鸿、陈师曾同任黑白画导师。既而，北京美专成立，陈师曾任国画教授，毅士任西画教授，并兼北京高等师范西画教授。那位编《中国画家大辞典》和《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的俞剑华，即是陈师曾和李毅士的高足，桃李菁莪，门墙称盛，剑华仅此中之一而已。
北京创办《绘学杂志》，载李毅士的口述文章《西画略说》，陈师曾口述文章《绘画源于实用说》，徐悲鸿复撰了一篇《中国画改良论》，都是有创见的。
李毅士三十五岁时，与留日台湾籍画家王悦之、留法河南籍画家吴法鼎等二十多人组织阿普罗学会，传播西画艺术，举行二次画展，参观者络绎不绝。
上海的美专，是刘海粟办的。海粟的确称得起“少年老成”，十七岁即任美专校长，难怪康有为认为主持校政的，一定是位硕德耆宿，通信称他为“海翁”，及至相见，始哑然失笑。当时，海粟请毅士来沪任美专教务长，并教透视学，使学生用观测实物的法则施之于绘画，在当时是很新颖的。他有感社会美术工艺的贫乏，乃向戚友等筹措资金，在南京路开设上海美术供应社，销售各种美术用品，附设美术服务部，如广告、幻灯片、画人像及装潢设计等，并在家开培训班，培养美工，这些都是开风气之先的。
李毅士一生从事美术教育。他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工艺科技法理论教授，仆仆奔波于沪宁道上。既而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礼聘他为该校教育学院艺术科西画教授兼主任；大约过了二年，又兼该校工学院建筑系西画教授。当时，教育部举办全国美展于上海，这是第一次。他被聘为总务委员和作品选检委员，与何香凝、江小鹣、叶恭绰等通力合作。他的三十幅《长恨歌画意》，即在这次展出，和世人相见，蔡元培、于右任都题了词（此图经中华书局影印出版、香港至善斋翻印，原稿由毅士子女捐赠上海文化局，后来转归中国美术馆收藏）。张乃燕校长原为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出任比利时公使，特请毅士绘《万国衣冠拜冕旒》《岳飞与牛皋》《霓裳羽衣舞》三帧巨幅油画携带出国，作为礼品，赠给比国当轴，深得国际人士赞誉。未几，毅士被聘任建设委员会委员，拟派赴欧美考察，并在欧举行个人画展，但毅士谦抑为怀，认为会中济济多士，我不当谬列一席，谢未成行，这样退让贤路，也足风世。
他一度因车祸伤腿，医疗年余，始得策杖而行。及“八一三”抗战军兴，他安排了妻子，单身随中央大学迁往重庆。他步履不便，又患鼻病，还多次患疟疾，且常遭敌机轰炸，生活非常艰苦。而中大情况复杂，他辞谢教授职务，移居华岩塔院，与老僧为伴，开始作卖画生涯。他在家信中写道：“每夜独坐孤灯下，思念家人之心更切，然心颇泰然，只要一笔在手，即可为抗战出力，我不必求人，可以卖画为生。”又云：“山河光复之日，便是全家团聚之时。”爱国思想溢于字里行间，可惜这些家信，没有保留下来。
他始终没有回来，所谓全家团聚，成为泡影。他是逝世于桂林的，能不使家人布奠倾伤哭望天涯啊！谈到他赴桂林，有些小曲折。有一天，一位北大老友秦汾来访毅士，知道他生活拮据，此后时常介绍友人来购画。某次，又介绍白崇禧秘书来购画若干幅，白氏见到毅士的画极为欣赏，专函约请赴桂。毅士犹豫不决，在秦汾及其他亲友劝导敦促下，始应允并携带了自己的许多作品前往桂林。这是一九四二年，他年五十六岁。到了桂林，由当局殷勤接待，他很高兴，便去阳朔等名胜处写生。他在家信中写道：“饱览祖国锦绣山川的风光，心怀极畅适。我真想多作画，但深感体力不支。”不久，果然因病住进医院。这时，敌机频频空袭，虽缠绵床笫的病人，也须担架躲进防空洞。他在这样劳顿之下，病情转恶，竟于五月二十四日遽而离世。可以这样说，毅士的死，死于病，也死于敌。桂林曾举办了他的遗作展览，但他的噩耗，隔了两个多月，才为上海家人获悉。他的遗物，直至抗战胜利后，转到家人手里的仅有几件未完成的画稿。至于《长恨歌画意》，幸存上海，免于劫数。他的后人李宗真、李宗善、李宗美，追溯先人的往迹，撰了一个年表，以留鸿雪。
他一生注力于绘事，当然作品很多，奈什九失于兵荒马乱中。据可忆的，他画过许多人像，其中有徐悲鸿像、秦汾像、张季直像、王梦石像、陈师曾像等，都是惟妙惟肖的。那幅汪东像，也是阿堵传神之作。汪东，字旭初，号寄庵，著有《寄庵随笔》，都是些文坛掌故，在《新闻报》上连载，脍炙人口，兹由上海书店谋刊单行本。旭初和毅士有戚谊，为毅士的表姐丈。当年毅士掌教南京中央大学，旭初是中大的文学院院长，且和毅士同住中大第九宿舍，关系极好。旭初无后，毅士女宗善认旭初为寄父（词家吕贞白和毅士也有戚谊，贞白无后，毅士女宗真为贞白的甥女，亦为寄女）。此外那位民国大总统徐菊人世昌，慕他的名，托毅士的好友张君转请他画像。既成，甚为惬意，致酬不受，徐氏为了酬报他，介绍他画像主顾，他都婉谢，徐氏乃亲书一对联，俾作毅士画室的点缀。
毅士和丁文江在海外共度艰苦生活，回国后，丁氏曾在云南、贵州工作，常和少数民族苗家接触。毅士凭着想象，画了《丁文江与苗家告别》大帧，那是画像中的创例。一九三六年，丁氏在湘南因煤气中毒死，有人建议，为丁氏画一单独遗像，且附来照片，毅士对之，潸然流涕，一再搁笔，终未完成。
他的作品，有油画，有水彩画，也间作国画。国画融合中西，于阴阳向背，甚为注意。那用宣纸作西画，是近代美术史上一种新风格。他的杰构，除《长恨歌画意》外，《粥少僧多图》也是他的力作。深惜这画失诸十年浩劫中，幸而当时摄拍了部分照片，蒙宗真出示，得以瞻观其轮廓。这画是个横幅，用水墨淡彩画成的，照片较小，虽用扩大镜，也不很看得清楚，宗真边指边讲给我听。画的是一个佛堂，大小六十个和尚在抢粥吃，居中一个胖和尚，不仅有粥，案头还有两碟菜肴，而且两旁有人扶持，那扶持的，各得一碗粥吃，成为特殊阶层。其他和尚，有的抢，有的求，有的乘人不备吃别人的粥，有的跌倒在地，打破了粥碗，有的抢得一碗粥，生怕人抢走，用手端着，有的已经无力再抢，坐以待毙，种种状态，描绘得活龙活现。这画是有用意的，他不满现实社会，面对当权者作威作福，附势者狐假虎威，又复相互倾轧，民不聊生，是一幅绝妙的讽刺现实的漫画。他对着家人叹息地说：“那个抢得一碗，生怕被人抢走的和尚，就是我呀！”还有一幅《百子图》，也值得一谈。《百子图》，那是民间流行的通俗画，凡丹青名手，是不屑为的，他却坚持研究年画的特色，又吸收中国传统的《婴嬉图》，进一步突破它的老框框，而有所创新。画中整整一百个孩子，有的在舞蹈，有的在抛球，以及跳绳、玩泥偶、捉迷藏等等，容貌不同，动态不同，且各有各的表情，真属化工之笔。画成后，张挂壁间，来观者发现戚友邻家的孩子，均已入画。由于他强于记忆和平时仔细观察，把许多熟悉的孩子，不期然而然的都活现在尺幅之中了。画中别有一个孩子，把手指放在小嘴里，瞪着大眼睛望着，他告诉人：“这是我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又有一幅油画，名《科学与艺术》，整个画面是在山洞中，画的下面，绘着开凿山洞的劳动者，画的上端，立着一个散发裸体的女像，纤手指着洞外的蓝天和白云。此画人物造型极美，劳动者强健的肌体与火光相映，寓意为科学是艰辛的劳动，艺术可以鼓励科学走上前进的道路，这说明该画寓有深刻的哲理。其他有取材白居易的《宫怨》，绘《斜依熏笼坐到明》，又《江州司马青衫湿》及《鹦鹉前头不敢言》《画眉深浅入时无》，都是藉古讽今的。取材于《红楼梦》的，绘的《司棋殉情》《晴雯撕扇》《龄官画蔷》；取材于《水浒传》的，绘有《黑旋风李逵》《鲁智深醉打山门》等。他平素一再称赞鲁智深是水泊梁山唯一的英雄，帮助别人，忘记了自己，胸怀磊落，是值得崇拜的。
一九八六年八月五日，是毅士诞辰一百周年，是足以纪念的。关于他的艺术的成就，已有安敦礼、陈泊萍两位先生作了较为详赡的记录，我所需要介绍的，是他的生活细节，和家庭琐屑，似乎在这方面，多少具有些情趣。又承宗真经过回忆，见告了一些，我不惮辞费，权充了记录员，一一笔之于书，至于漏列或记错，也就置诸不顾了。
毅士平素沉默寡言，但好友来访，得意弟子问业，他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娓娓不倦。他更欢迎弟子们提出问题，大家来争辩，往往争辩到深夜。当在南京教书时，夏夜乘凉，侄儿、外甥和女儿们杂坐庭院，这些小辈常联合起来和他争辩，争辩到了高峰，甚至对他指手画脚，忘却称呼，他也不以为意，自称为“舌战群儒”，笑逐颜开，大为高兴。辩论结束，小辈往往更敬重他，又都觉得自己增长了不少知识。他一生崇尚诚实，谓：“诚实是最高的品德。”凡对他说谎，被他觉察，他立即沉着脸，严辞斥责，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当他问子女话时，子女不愿讲，他从不追问，总是很和悦地嘱子女想想再谈。他说：“硬逼着子女讲，会养成子女编造谎言的恶习。”他因此为子女三个取名：宗真、宗善、宗美。他说：“有了真，才会有善和美。”他家有一个深绿色用银丝镶嵌花纹极精致的驼鸟蛋瓶儿，摆在案头，作为陈设品，这是张季直夫人赠送给毅士夫人莫淑昭的。淑昭，贵州独山人，那著名书法家莫友芝，为淑昭的叔祖父；莫楚生，为淑昭的父亲，楚生又为张季直弟子，张莫两家一直很密切。那么老长辈送来的东西，淑昭很为重视。这时，宗善年才六岁，喜欢玩猫，她抱了小猫上案，猫一翻身，掀倒了这个瓶儿，驼鸟蛋碎裂了。这一下，宗善惊得发呆了，一面想，瓶镶着银丝，不注意尚看不出裂痕，可暂时隐瞒；一面又想，隐瞒装糊涂是不应该的，当天晚上，凑巧母亲外出，父亲伏案写信，她终于哭着把这件祸事告诉了父亲。出于意外，父亲非但不责怪，反把她抱起来，夸奖她的诚实，并对她说：“答应爸爸，一直要做诚实的人。”当时她不禁大哭起来。直到如今，宗善还常常说：“这是父亲对我品德教育最深的一课。”
毅士的侄子宗津，喜爱绘画，肄业苏州美专，成绩斐然，每逢寒暑假，必到南京，要求毅士指导，更求深造。一九三六年，全国第二届美展时，宗津以自画像应征，五位检查委员，评审这幅画，三位赞成，二位否定，结果入选。宗津显得很得意，毅士不加赞美，反把检查委员指出的缺点，谈得很详细，宗津大为扫兴。事后，淑昭责怪毅士：“您为什么在宗津面前泼冷水？”毅士说：“画既入选，宗津更需要的，是知道他的欠缺处，在这方面加把劲；一味赞许，助长他的骄矜，是不适当的。”宗津后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一九七八年逝世。
毅士记忆力极强，读了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和莎士比亚诸作，部分能够背诵。他最敬仰民族英雄岳飞，岳飞的《满江红》词，背得滚瓜烂熟。他常常领全家看京剧《风波亭》，那位大鼓书名演员刘宝全，那岳飞的唱段，他一听再听，百听不厌，且赞扬道：“刘宝全唱出了岳飞的英雄气概，是出色的艺术家。”
上面不是谈到毅士是那位著《官场现形记》李伯元（宝嘉）的侄子吗？毅士的父亲宝璋和宝嘉是堂兄弟，因宝嘉自幼丧父，由宝璋的父亲抚养成人，所以宝嘉和宝璋亲如手足。宝璋为人忠厚耿直，多子女负担，家道日衰。宝嘉娶武进庄氏，无子女，宝璋即以其幼子祖佺过继给宝嘉为子。宝嘉生活艰困，死后，庄氏由祖佺奉养，尽其孝道。
李家和陆家也有亲戚关系。陆小曼是毅士表姐之女，常来李家，呼毅士夫妇为舅父舅母。小曼和徐志摩结婚，仍不断往来。毅士虽对志摩的玄想诗很欣赏，但在艺术观点上有所分歧。当徐悲鸿和徐志摩展开西方形式主义的论战，毅士撰了一篇《我不惑》，矛头是对着徐志摩的。此后，毅士离开上海，小曼夫妇音问罕通。及抗战军兴，宗真姐妹孤苦地在上海生活，时志摩因飞机失事而死，小曼尤邀宗真姐妹到她家去，热忱招待。宗真对人说：“小曼人极好，毫不势利，有些侠义气。”
最后，我来谈谈毅士后人的情况。大女儿宗真，曾任上海市枫林中学、茶陵中学校长，现已退休。女婿陈昌钊，现在市教育局编写《教育史》。二女儿宗善，任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中国船舶工程学院。女婿顾懋祥，留美，学流体力学，任教交通大学。幼子宗美，任气象工程师。媳妇孟丽芳，任机关会计工作。情况都很好，毅士有知，定必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