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听起来很可笑，但在22岁左右，我就拥有了我所描述的一切，但我仍然担心自己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失败者。我很惭愧，因为我没有学历。我想，我的母亲应该想要我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吧。我产生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念头，认为我必须找到正当的道路。我想被邀请进入一座硅谷可能最终会去摧毁的城堡。
出售《月之沙》的那家公司问我是否可以在SIGGRAPH上进行展示。SIGGRAPH是顶级的计算机图形大会，跨越了工业界和学术界。因此我想，也许以官方身份参加大会能给我指出一条明路。
那年在波士顿举行的SIGGRAPH非常热闹，生机勃勃。这是一次反主流文化聚会，规模小到完全不会产生混乱，就像火人节早期的那几年一样。而且，这里的一切和我们VPL小屋里一样真实。计算机还不够快，所以在摩尔定律实现之前，人们不得不出怪招来打发时间。
在我第一次访问波士顿地区期间，命运的一切都聚集在一起。SIGGRAPH结束之前，我就决定搬到那里一段时间，之后我在那里认识了几个相交终身的朋友，邂逅了我最终会结婚的女人（这恰恰是奇怪的、简单的），遇到了我最敬重的导师，并第一次得到了一份真正的研究工作。
我几乎立刻就和一群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怪学生混在了一起，仿佛我们已经是相识好几年的老朋友了。原来他们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创始人之一马文·明斯基的学生。
戴维·莱维特就是其中之一，之后几十年，我们一直都是朋友。他的头发和我的一样，但颜色更深。他梳着中长的雷鬼头。如果你眯着眼睛看我们，我们就像镜像的两个人一样，虽然他是黑人，或者是他自称的“新人”。他常常叫我“另一个妈生的兄弟”。
我们俩是戏剧性的一对，一起肆意作乐。我们最喜欢的服装是活泼的西非长袍。和我一样，戴维也从蒙克和拉格泰姆中开发出了一种独特的钢琴风格，可以与我的斯克里亚宾、南卡罗和大跨度钢琴相比。
戴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项目正好是可视化编程语言！最终他加入了加州的那伙人。
他的父母倾向于民权运动的激进派。更具传奇色彩的是，戴维最近还参选了美国参议院，他的立场比旧金山湾区还左。
我要解决一个经常出现的无厘头问题：头发。除了适应遗传学之外，我的头发没有表现出任何用途。我不是假装自己是黑人，也不是向牙买加或印度的圣洁形象致敬。我的头发就是非常卷曲。
一想到余生都要不断努力地去梳理它，我就果断放弃了努力，就让它乱糟糟的吧，就这么简单。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有一本书名为《工作中的程序员》（Programmers at Work），封面上就是一张我邋里邋遢的照片。只有在这个短暂的时期里，我愿意花几个小时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怪。
到现在为止，这种恐惧已经困扰了我太长时间，又带来了其他不便，所以我可能不得不剪掉头发，但我又推迟了这个计划。我不再关注头发的问题了。[7]
在那个年代，白人梳辫子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我是个怪人。今天这样是很正常的，但人们对此并没有什么好感。习惯使然。
在硅谷和麻省理工学院，没人会关心我的头发。但对我来说，麻省理工学院比硅谷要更自在一些。这里很像加州理工学院，但这次我有我需要的那个愚蠢的东西：合法性。
艾伦·凯已经离开了施乐帕克，创办了一个由雅达利赞助的新实验室。他为我提供了一个暑期研究职位，这个职位通常会提供给研究生。我又来了！我又成了一个宠儿。
雅达利实验室位于肯德尔广场，实际上相当于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部分。这是麻省理工学院具有深远影响的媒体实验室的鼻祖之一，而媒体实验室将在几年后成立。
我就是这样认识了马文·明斯基，他也许是我的导师中最和蔼、最慷慨的一个。
我在前几本书中描述了我在剑桥生活时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在马文乱糟糟的家中迷失了方向，和理查德·斯托曼争论自由软件的曙光。我不会在这里重复这些故事，但是我希望你能看看我在2016年马文去世的那天写的关于他的文章。这也是对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的网站Edge.org的致敬：
就在几个月前，我最后一次看到马文，他正在自己漂亮的房子里闲逛。突然前门打开了，学生冒了出来。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年轻学生在马戏团里工作了一个夏天，很自然地爬上了悬挂在拱形天花板上的秋千。在我们争论着人工智能的时候，她像猫一样溜了上去，来回荡着，就像40多年前一样。
我记得那个秋千刚装上时，我还是个年轻的徒弟。为什么挂在那里？记不得了，但在当时，大号也被放到了钢琴下，现在被书本、望远镜部件以及许多奇妙的东西遮住了。
那天晚上，在我去找马文的路上，接到了一位朋友的电话，他和我都认识马文。“不要和他争论，他很小气。”我不敢相信我听到的。“但马文在争论的时候很兴奋。”
我是对的。马文说：“你在做什么？批评人工智能吗？这很好。如果你在大方向上错了，你会让人工智能变得更好，但你还有很多可怕的工作。如果你在大方向上是对的，那么你就对了。这很好！”
这些年，关于人类的自我反思，马文发明了其中大约一半的思维方式。他描述人工智能的特殊方式简直就是天马行空。马文对机器未来的叙述就是人们所害怕的内容，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马文对人类及其情绪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已经或多或少地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神话。例如，皮克斯的《头脑特工队》（Inside Out）甚至看起来就像几十年前马文的演讲一样。（例如，他曾要求我们想象我们的大脑在事物或事件的记忆上涂色，从而以某种特定的情绪对这些记忆做出反应。）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被视为他在计算机科学基础成果之外的工作。他还为很多其他领域做出了技术贡献。最新的VR光学就受到了马文发明的影响，例如共焦显微镜。
为什么马文对我这么好？我让他生气，我处处反对他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正式成为他的学生，但他指导着我，激励着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帮助我。他对我的好是不遗余力的、纯粹的。
马文在20世纪80年代来到加州，那时我20多岁，人们对VR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他坐在一个头戴设备里，仿佛是模拟神经元正在海马体里工作的情形，同时弹奏着一架真正的三角钢琴，现实的两个平面美观而协调。
音乐！大家都知道，马文是以和巴赫的精心对位相似的风格在钢琴上即兴创作的，但是他从来不会落入俗套。对于我从世界各地带来的那些冷门乐器，他和我一样着迷。因为对马文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所以巴赫的风格也一直是全新的。马文永远不会感到厌倦或厌烦，也不会因为震惊于新奇的现实而感到不好意思。
我记得马文对他的女儿玛格丽特和我谈起了他对艾伦·沃茨的看法。很难想到任何一个哲学家和马文的差别比沃茨和他的差别还要大，但马文认为，沃茨对死亡的见解蕴含着大智慧。我记得马文谈到了沃茨的想法，即轮回是对人类的一种波浪形式的解读，而不是粒子形式。（就这一点来说，并不是马文或沃茨以轮回接受了个体生存的概念。相反，一个人的特性或模式最终几乎会以新的组合形式重新出现在其他人的新集合中。）
我记得有一次，在剑桥的一个春日，我们开开心心地在商店附近散步，突然在婴儿车里看到一个婴儿。马文开始谈论“它”，好像婴儿是一个装置、一个小装置，我完全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刺激我。“它能够跟踪视野中的物体，但交互能力有限；它还没有建立起与视觉刺激相对应的已观察到的行为特性大全。”
哦，那个狡猾的笑容。他猜我有点受刺激了，这样就能证明我就是我自己想法的奴隶。马文一直以来都是温暖人心的，所以这个诡计并没有奏效。我们笑了。
马文把幽默与智慧联系在一起。幽默可以让他的大脑发现哪些漏洞需要填补，是变得更明智的一种方法。我一想起他，就会想到，他让每一个时刻都更有趣、更有智慧、更温暖、更友善。依我所见，在这点上他从来就没失败过。
这就是马文。
雅达利研究实验室不缺乏真正的资源。我们可以在激光打印机上进行打印，互相发送电子邮件，还可以做其他数字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当时是相当未来的、精英阶层的、独一无二的。我已经走出了低谷，回到了大科学的世界。
我研究了一些非主流的编程语言思想，以及一些奇怪的触觉游戏，包括一个机器人扫帚，你可以在模拟器中骑着它，成为一个女巫。这也是带有性隐喻色彩的。
说到这里，我已经涵盖了剑桥发生的很多事情：新朋友、导师、研究工作。那女人呢？
我不会提到她的名字，不过她也不出名。她的存在让人感到震撼。一个光芒四射的女神，一个完美的传统金发女郎的原型，带着点迷幻嬉皮士的叛逆感。
性感，怪怪的聪明，废话，乳沟，所有一切，全部都透露着一种得体的冷漠。以前我喜欢过其他女人，但这一次就像是触电般的自由落体，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
但有一点很奇怪。我并没有真的直接感受到她对我的吸引力。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其他人都被她吸引住了，而我陷入了一场社交潮流中。
她是身份的象征。我感觉就像陷入了古老的魔法崇拜，进入了一个关于强大和美丽的秘密社团。
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并不出名。我只是在麻省理工学院附近随处可见的一群好奇、聪明、毛发旺盛的男孩之一。她是男人眼中最亮的一颗星，回头率很高，人们的目光就像小猫把头转过来追踪摇晃的玩具一样追随着她。
她怀有高远的社交野心。在我们的第一次谈话中，她说：“哦，蒂莫西·利里把我送到了哈佛大学，这样我就可以引诱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天才进入迷幻革命了。”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秘密使命！
当时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但简单地说，我最终会和她结婚。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来完成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