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未来提出了一个深刻问题：工作、价值和“人”的意义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在2013年9月的一天，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
我是一个工作狂。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为家庭和朋友留出的时间少得可怜。我眼中的自我价值源于工作上的成就、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以及在世界上扩展自己的影响力。
做科研的日子里，我构建了强大的人工智能算法。在这个过程中，我力图量化生活中的所有事情，而生活就像一套具有明确优化目标的算法：最大化个人影响力的同时就会最小化对该目标无益的任何事情。
但别以为我是一个完全忽视妻女的冷酷科学怪人。在我的算法中，准确地用刚好合适的时间来陪她们，得到“不被家人埋怨”的成就是算法优化目标之一。当我觉得所花的时间达到了内心设定的标准后，就会立即回到工作中：回复邮件、推出产品、投资其他公司以及做演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了回复从美国发来的电子邮件，我的生物钟每晚都会准时在凌晨2点和5点叫醒我。
着了魔似的投身工作，使我成为世界上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之一。我建立了亚洲最好的计算机科学研究机构，成功创立了风险投资基金，写了很多本畅销书，还在社交媒体上积聚了一大批粉丝。以“客观”标准衡量，我这套“个人”的算法可以说是大获成功。
然而，一道晴天霹雳，让这一切戛然而止。
2013年9月，我被诊断为第四期淋巴癌。我的“生活算法”与个人成就构建的世界瞬间崩塌。它们既救不了我，也不能给我安慰，或者告诉我存在的意义。与其他被迫突然面对死亡的人一样，我不只有对未来的恐惧，还有对于过往生活方式的遗憾，这些感情交织在一起，使我痛彻心扉。
这么多年来，我忽视了陪伴在身边最亲近的人，忽视了与他们分享爱的过程。我的家庭给了我温暖和爱，而我却用冷漠的计算回应他们的爱。我想创造像人类一样思考的机器，可最终我也变成了一个像机器一样思考的人。
我的癌症慢慢好转，我也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与死亡对抗的过程使我产生了不少顿悟，让我重新确定了生活的重心，也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妻子和女儿，搬到离我年迈母亲更近的地方居住。我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明显减少，我把这些时间用来同年轻人见面，努力帮他们解决问题。我请求那些被我错误对待过的人原谅我，并力求成为更友善、更理解同事的人。最重要的是，我不再将自己的生活视作一个以影响力最大化为目标的算法。我把精力花在能为人们生活带来意义的事情上——与身边的人分享爱。
这次濒临死亡的经历也让我对人与人工智能如何共存的问题有了新的视角。确实，这项技术在创造巨大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会消灭大量工作岗位。如果我们仍执着于将经济价值与作为人类的存在意义画等号的思维模式，那么不仅向人工智能时代过渡的过程会毁灭我们的社会，同时还会对每个人的心理造成严重伤害。
但还有另一条路，一条利用人工智能让我们变得更加“人性化”的路。这条路并不好走，但我相信它代表了我们的美好愿望：我们不只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生存，还希望获得美好的生活。这条路将我的重心从机器带回到“人”本身，从智能回到了“爱”。
1991年12月16日
医生护士络绎不绝地进出产房，他们不断地检测各项指标，调换静脉点滴的药物……我眼前是分娩的最后时刻常见的混乱。我的妻子谢先铃躺在产床上，艰难地经历着人类最耗费体力和精神的过程，以将另一个生命带到世界上。在这一天，我的人生又多了一个角色，同时也多了一份重担——我成了一位父亲。
主治医生告诉我，胎儿胎位呈“sunny side up”（意为婴儿的头面向妈妈的腹部，而不是后背），胎位不正，这意味着先铃可能需要剖宫产。我在产房外焦急地踱步，比大多数准爸爸更紧张。一方面，我担心先铃和宝宝的健康；另一方面，我的心思没有完全放在产房里。那天我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安排：给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苹果公司的CEO约翰·斯卡利做一个重要的工作汇报。一年前，我作为语音识别的首席科学家加入了苹果公司。这次汇报的目的是希望斯卡利认可我的提案：在每一台Mac上都加入语音合成，并在新型Mac中加入语音识别系统。
妻子的分娩时间一延再延。我内心备受煎熬：陪在妻子身边还是冲出去参加重要的会议？我不停地看表，祈望她能及时产下宝宝，使我既能现场见证宝宝的诞生，又能来得及赶去参加会议。
面对这样的纠结，训练有素的工程师思维开始飞速运转。我权衡了投入和回报的所有选择，思考了所有选项对于结果的影响：见证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很有意义，但父亲是否在场并不会影响女儿的出生。如果错过了这次向斯卡利演示的机会，或者不是由我——最了解软件性能的项目负责人亲自上阵，很可能对项目的未来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不论斯卡利是无限期地搁置语音识别研究，还是批准了这个项目但交给其他人负责，对我都是不利的结果。当时苹果人工智能研究的命运悬而未决，如果想让成功的机会最大化，我必须出现在会议室里。正当我在产房外焦急地踱步时，同事打电话问是否要取消会议或者请同事代理，为斯卡利做演示。
“不，”我告诉他们，“我觉得来得及。”
命运最终眷顾了我。当我忙于心算时，医生决定剖宫产，我跟着妻子进入了手术室。不到一个小时，宝贝女儿呱呱坠地。我们一家三口短暂而温馨地待了一会儿，我冲出医院赶去参加会议。之后的工作陈述也一切顺利：斯卡利批准了项目，还要求公司围绕它展开全面宣传。宣传活动包括一场TED演讲、一则《华尔街日报》报道和一期在《早安美国》节目上由约翰·斯卡利和我为成千上万名观众演示这项技术。在节目中，我们用语言命令安排预约、开支票以及设定录影（VCR）等，这些都是最早的语音识别技术应用，直到20年以后才成为主流，出现在苹果的Siri和亚马逊的Alexa之中。这些成果使得我的事业飞速进步。
《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公司当年的创新突破
如今回首，我心心念念的不是事业上的成功，而是产房里的场景。我感到深深惭愧的是当时如果被迫在见证孩子出生和出席公司会议之间做选择，我可能会选择参加会议。这不仅是一次会议时间与家庭生活的冲突，也是数十年来我用机器心态生活的结果。
铁人
年轻的时候，我的思维方式与计算机算法的清晰逻辑如出一辙，也令我与人工智能产生共鸣。当时，我把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友情、工作和家庭时间）都转换成算法的变量，输入我的“人生算法”，求取结果。这套“人生算法”和其他算法一样，也必须在多重目标之间找到平衡。就像自动驾驶汽车不仅要规划最快到家的路线，还要遵守法规、减少事故风险，我也必须在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之间做权衡。
作为父亲，我并没有完全缺席女儿的成长；作为丈夫，我对妻子也不是漠不关心（虽然有前文的案例）；作为儿子，我也不是不孝顺。我会注意家人各种周年纪念日、送贴心的礼物，以及花一些时间陪家人，似乎看起来我的算法还不错。不过，这个算法是为实现自身职业规划而开发的，目标是使工作时间、社会名声和职业地位呈现最优的形态。而我的家庭生活只能以函数优化的方式“被处理”：尽可能少花时间并且实现预期结果。举例来说，如果公司给我放四周假，我只会花一两周时间陪家人，然后立刻回到工作上。
我在家里卧室安装的金属工作架
我喜欢同事给我起的绰号——“铁人”。我想让我的员工、老板和粉丝认为我是一台可以超负荷运转的机器，做常人两倍的工作只需要一半的休息时间。甚至在做完手术卧床两周期间，我还是放不下工作。在动完手术几小时后，我把显示器用金属臂架在枕头上方，电脑和鼠标与显示器连线后放在肚子上，开始躺着回复邮件。这也给了我的团队一些暗示：他们也应该付出相同程度的努力。
那套“人生算法”驱动了我不断进取的生活方式，推动我站在科技前沿和全球商业巅峰，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2013年，我荣登美国《时代》杂志评选的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1)
你想在墓碑上写什么？
每项职业成就都为我内心的火苗添加了更多燃料，它们推动我更努力地工作，我甚至向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人推广这种生活方式。我写下了《做最好的自己》(2)《世界因你不同》(3)等畅销书，到全国各大高校做励志演讲。中国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贫困后以世界大国的姿态开始复兴，我鼓励同学们抓住时机，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
在讲座的最后，我总会用一张醒目的PPT总结我的墓志铭。我告诉他们，找到自己使命感最好的方法，就是想想自己死后墓碑上会写什么内容。当时我的使命很明确，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墓志铭：
李开复长眠于此
他是科学家、企业家
经过在多家顶尖科技公司的努力工作
他使复杂的技术
变成人人可用
人人受益的产品
这段墓志铭成为演讲的精妙收尾，激起了全国各地年轻人的雄心壮志，也令我感觉非常良好。我很享受成为成千上万名学生的人生导师，我相信转型做“导师”能证明自己的无私，更好地表现乐于助人的殷切希望。离开谷歌、建立创新工场后，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指导年轻人。我利用粉丝众多的新浪微博直接与同学们互动，向他们提供指导，并撰写一些公开信。尽管我仍是知名风险投资基金的创始人，但同学们都称我为“开复老师”，这个称呼饱含敬意也让人感到亲切。我在中国高校的演讲中一直保留着展示墓志铭的环节，只是成为“开复老师”后，修改了墓志铭的内容：
李开复长眠于此
他是热心的教育家
在中国崛起的时代
他通过写作、互联网和演讲
帮助了许多年轻学子
他们亲切地称呼他“开复老师”
对台下认真的年轻听众说这些话，我真的很开心。我觉得这样的墓志铭会是更好的结语，代表了我的影响力，也显示出我随着年龄增长的智慧。从科学家做到工程师，又从高管做到导师，这个过程中我力图将我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最大化。我告诉自己，我的算法已经接近完美了。而直到面对墓志铭背后的死亡的真实面孔时，我才明白我的算法多么愚蠢，这算法误导了我的人生。
诊断
每年我和妻子到台湾的时候都会顺道体检。2013年，我们有一位亲戚确诊癌症，之后妻子就要求我们两个都要做磁共振成像（MRI）和计算机断层扫描（CT）。检查后，医生告诉我初步扫描发现了一些问题，让我接着做正电子发射型断层扫描（PET）。
MRI和CT扫描专家才能看得懂，但PET结果相对简单，人人都能看懂。PET的原理是给患者注射放射性同位素示踪剂——一种含有少量放射性同位素的葡萄糖。癌细胞吸收糖的能力比身体其他部分强，因此这些放射性同位素会聚集在潜在肿瘤周围，而扫描生成的计算机图像上的亮红色就表示同位素聚集的部分。
开始扫描前，我问医生扫描完成后能否给我看一眼结果。
“我不是放射科医生，”他说，“但可以给你看。”
然后，我躺下，被推进检查仪器中。45分钟后我被推出来时，负责检测的医生仍在电脑前专心盯着屏幕，快速且连续地点击鼠标。
“现在我能看下图像吗？”我问道。
“你应该先去找你的医生。”他头也没抬地回答。
显示四期淋巴癌的PET扫描
“但你开始答应我说能看啊，”我反驳道，“图像就在屏幕上，是不是？”
在我的坚持下，他把显示器转向我，黑色扫描图中胃部和腹部散布着许多红色斑点。我感到一阵寒意，身体开始打冷战。“这些红色的东西是什么？”我不自信地提问，甚至可以感觉下巴在颤抖。
负责检测的医生没有看我的眼睛。我开始恐慌了。
“这些是肿瘤吗？”我问道。
“有可能是肿瘤，”他回答道，眼神仍然没和我接触，“但你应该保持冷静，先去见你的医生，以他的看法为准。”
于是，我请求他为我打印扫描图，然后拿着图去放射科医生的办公室。没有预约就请医生看扫描结果是违反院方规定的。但在我的恳求下，放射科医生破例查看我的扫描图，并告诉我扫描图像表明我患有淋巴癌。当我问我的病情处于哪个阶段时，他想转移话题。
“嗯，这个很复杂，我们必须弄清楚——”
我打断他：“那我现在是几期？”
“可能是四期。”
当我走出医生办公室离开医院的时候，双手紧握住扫描图，贴着胸口，好像为了不让路人看到我身体里正在生长的可怕东西。我决定马上回家写遗嘱。
遗嘱
在台湾，即时生效的遗嘱必须手写，且不得有任何污点或修改痕迹。写遗嘱时，我拿出了最好的钢笔。那支笔曾在上万册书上签名：畅销的自传、鼓励中国年轻人努力工作、开拓事业的书，这些书每一本反响都很好。如今，同一支笔却见证了我的失败。我的手在颤抖，心情极端焦虑，PET的图像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试着专注于律师提供的关于遗嘱的指示，但眼泪迅速在睫毛上积聚。我试着用纸巾擦拭，但慢了一步，眼泪滴下落在“李”字上。泪水融合了墨水，变成了一坨黑渍，形成了一个小黑团慢慢渗入纸中。我不得不重写，而不断落在纸上的泪滴让我花了一个小时也未能成文。
另外，我必须用台湾惯用的繁体字写遗嘱。这种由各种偏旁部首组合而成的复杂字体比简体字更难书写。这些汉字是如今仍在沿用的古老的书写文字之一，也是我从小学习的。当我11岁受在美国工作的哥哥启发，从应试教育体制的台湾地区转学到美国田纳西州时，忍痛送我上路的母亲让我承诺：每周必须用中文给她写一封信。而母亲每次在给我的回信中，都会附上我去信的副本和她对错别字的订正。跨越大半个地球的中文书信往来伴随着我在美国读完高中、大学，直到研究生毕业，也保证了我的书面汉语水平没有退步。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苹果公司担任高层职位后，与母亲间的手写书信往来越来越少。当我搬到北京开始为微软工作时，计算机输入法更是把我手写繁体字的时间蚕食掉了。在电脑上输入汉字仅需要打出中文汉字的拼音字母（比如“nihao”——你好），然后从列表中选择相应汉字就行了。人工智能还能通过基于上下文的预测，自动选择词组，进一步简化了输入的过程，使得中文打字几乎与输入英语等字母文字一样高效。
虽然效率提高了，但记忆却丢失了。现在我弓着背对着桌子，努力回忆我数十年没有写过的汉字的形状。我总是忘记在某个字上加点，或在本不该加横的地方加横。每次把一个字改到无法补救的时候，我不得不把纸揉作一团重新开始写。
我的遗嘱只有一页：把所有财产给我的妻子谢先铃。但律师坚持让我写四份，以应对多种意外情况。假如先铃先去世呢？那就将全部财产给我两个女儿。如果其中一个女儿去世了呢？如果先铃和两个女儿都去世了呢？
……
这是一组荒谬的假设，强迫某人在自己死亡的问题上纠结，但法律不会考虑你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不过，这些假设让我开始重新思考真正重要的事情：财务和资产管理不重要，我身边的人才重要。从看到那张PET结果起，世界似乎融化成了绝望的旋涡，而我就在旋涡中心。灾难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没有伤害任何人，我一直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好，想要创造出让人们生活更安逸的科技，我用自己在中国的名望引导、鼓舞中国的年轻人……我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怎么在53岁就要死去了？
这些想法都是由“我”而起，凭“我”的判断，围绕着“我”的价值。直到用黑色墨水一笔一画地写下妻子和女儿的名字时，我才从这种以自我为中心、自哀自怜的状态中走出来。我真正悲伤的，不是我没法活下去，而是我活着的时候没有慷慨地和亲人分享爱。
看到了结局，突然让我的生活目标明晰起来，让我从自我为中心的泥潭中走了出来。我不再问为什么世界要如此待我，我开始提出新问题：为什么我要拼命地让自己成为工作的机器？为什么我没有多花些时间与家人、朋友分享爱？为什么我忽略了做人的本质？
向死而生
台北，日落时分。我独自一人坐在母亲的餐桌前，看着花了4个小时写完的四份遗嘱。母亲就躺在隔壁房间的床上。她患有多年的老年痴呆，虽然还能认得我，但几乎无法理解周围的世界。母亲的失智，至少让她不必承受最爱的儿子得了癌症这件事。
母亲44岁时才怀上我。当时医学没有那么发达，高龄产妇非常危险，医生劝她终止妊娠。母亲拒绝了医生的劝告，十月怀胎生下了我，用无尽的爱抚养我长大成人。她最喜欢亲手做四川风味的红油抄手给我吃，面皮里包了新鲜的肉馅，口感细腻，入口即化。尽管母亲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在我到了田纳西州后，她还是到美国陪我度过了最开始的六个月，确保我一切顺利。准备回台湾时，她只要求我继续每周用中文给她写信，让我与她的心保持亲近，也教导我不要忘本，记得祖先传承的文化。
想到母亲用尽一生时间与我分享爱，我感到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痛苦和懊悔。我不断自责，抚养我长大的是多么慷慨大度的女人啊，但我竟如此以自我为中心。为什么我从未对父亲说过我爱他？在母亲患痴呆前，也没有真正表现出对母亲的深切关心？
面对死亡，最艰难的是面对无法重来的人生。治疗护士兼作家邦妮·韦尔（Bronnie Ware）记录了许多病人在弥留之际最常见的遗憾。面对生命的终点，这些病人清晰地回顾了他们曾经因专注于工作而忽略了生活。他们谈到，由于没有过上无愧于心的生活而感受到痛苦，后悔过于专注工作，意识到生活的意义是身边的人赋予的。没有人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会后悔没有工作得更努力一些，许多人后悔的都是没用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爱的人。
“归根结底还是爱与感情，”韦尔这样写道，“生命的最后几周就只剩下爱和感情了。”(4)
与母亲在这种情形下同处一室，这个简单的真理不断拷问着我。我的思绪回到了过去，沉浸在对妻女、父母的回忆中。过去，我非常精确地计算着每种感情，我对所有感情进行量化，并计算出实现目标需要时间的最佳分配方式。事实上，我的算法分配给陪伴亲人的“最佳”时间少得可怜。而开发出这套算法的思维方式不仅牺牲了我分配给亲人的时间，还一点点吞噬了我的人性。
山顶上的法师
生命中的特殊时刻会带来顿悟，但真的参透还需要时间。在写遗嘱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内心的某些转变。而此后耐心与坦诚的自省，才能真正将这些遗憾与痛苦转变为与周围世界互动的新方式。
癌症确诊后不久，一个朋友建议我去台湾南部的佛光山一行。这座寺庙由备受敬仰的星云法师在1967年创建，并一直驻锡于此。佛光山的僧众和一直面带微笑的法师践行着“人间佛教”，即将佛法中的修行与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中。寺内僧众一扫传统佛教令人生畏的神秘感，他们不采取避世修行的方式，而是拥抱现实世界。佛光山欢迎各界来访的游客，共同分享简单实践和点滴智慧。在寺庙周围，有新人喜结良缘，有乐在其中的僧侣，还有从城市繁忙生活中抽身而来的游客，享受着那里的平静安宁。
初次拜访佛光山时，我没有任何特别目的，只想沉淀几天，静心思考。虽然我本人不信奉任何宗教，我仍然相信世界创造者的说法，相信有一种大于我们人类本身的力量存在。
有一天早课之后，我有幸和星云法师一起共进素食早餐。那一餐是杂粮燕麦、豆腐和粥，我们吃饭时太阳还没升起。用餐的过程中，星云法师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开复，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我不假思索，条件反射般地说出数十年来我给自己和他人的答案：“最大化我的影响力，让世界因我而不同。”
刚说完，我立即感受到向他人赤裸裸地暴露自己抱负时的尴尬，而桌子对面法师的沉默让这种感觉进一步放大。我的回答是自己的真实想法。致力于追求自身影响力这个信念就像肿瘤一样长在我身上，顽强、固执，并且快速扩张。我曾广泛阅读哲学和宗教书籍，但数十年来，我从未批判性地检查或怀疑过内心深处激励我的这个核心信念。
星云法师沉默片刻，用一张薄饼把木碗里的残羹抹净。我坐立不安，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坐姿。
“‘最大化影响力’究竟意味着什么？”他问我，“一个人这样说的时候，通常都是在给追求名利一个浅薄的伪装。如果你真正审视自己，你能说自己确实不是受名利驱使吗？问问自己的心吧！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
我脑海中飞快地闪过各种反驳的语句，我想寻找客观的、无懈可击的逻辑为自己的行为正名。确诊以来的日子里，我一直为之前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方式而感到痛苦与懊悔。我慢慢地适应了自己感情生活的空虚。但正如伊丽莎白·库伯勒-罗丝提出的“哀伤的五个阶段”(5)中所说的那样，接受之前总要讨价还价。
我内心一直试图用自己对中国年轻人的影响力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想以此来抵消与家庭、朋友分享爱这方面的缺失。我在社交媒体有大量的粉丝，我不知疲倦地最大化对这个群体的影响。
确实，我将很多陪家人的时间用在了公开演讲上，但想想那些我帮助过的人呢？我影响了成千上万名年轻的学生，并为推动一个泱泱大国快速迈上人工智能发展之路而努力。如果将这些累加起来，难道算不上功大于过吗？我通过努力工作，向众多陌生人提供的帮助，难道不能弥补在与亲人分享爱方面的不足吗？等式的两端不能配平吗？
但是，星云法师对我这套“人生算法”取得的成果不感兴趣。他耐心地剖开我层层的借口和伪装，把我内心中的最后一根支柱取走。他不断将我们的对话焦点转移至内心，让我不要畏缩，坦诚面对自己。
“开复，人类不该这样思考。这样一刻不停地计算、量化一切事物，会侵蚀掉我们内心本真的东西，会阻碍生命中真正的能量的涌现——那就是爱。”
我低下头注视着两脚之间的地板：“星云法师，我最近才开始认识到这点。”
“许多人都认识到了，”他继续说道，“但在生活中践行很难。我们必须放低自己的姿态。我们必须在骨子里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必须承认，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比与他人分享爱这个简单的行为更重要、更有价值。如果我们从这点出发，其余的事情就顺其自然了。这是我们真正实现自我的唯一方式。”
星云法师说完这一句，就和我道别，转动轮椅离开了。但他的话语在我脑海中回响，渗入我的肌肤中。确诊以来我一直处在痛苦、悔恨、反思和质疑的旋涡中。我意识到了过去的思维方式对个体的毁灭性，我努力尝试用新的方法做人，不模仿算法的思维方式。见了星云法师后，我又有了新感悟，这些感受不是什么谜语的答案，或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一种处理问题、理解自己以及经历世事的方式，一种在简单的输入、输出和优化之外的方式。
30年前申请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时，我写下了我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抱负：“量化人类思维过程、解释人类行为”，以及人类“理解人类自身的最后一步”。做科研时，我站在人工智能相关知识的绝对前沿，但我从未进一步真正认识自己或其他人。这种认识依靠精巧构建的算法根本无法实现，我需要的是毫不畏惧地直视死亡这面镜子，接受我与机器的根本区别——“能否爱人”。
第二意见和第二次机会
在我深刻反思人生的同时，癌症治疗也在进行。四期淋巴癌是这种疾病的晚期，平均来看，患者5年存活率大约只有50%。
我想在正式治疗前再征求一下其他专家的意见。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位台湾在血液肿瘤方面的顶级执业医师。介绍与看诊之间有一星期的间隔，我用这段时间研究了这种疾病的特质。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在自己命悬一线时，我当然想要加深了解这种病并量化我活下来的机会。通过查找网页，我搜寻了一切有关淋巴癌的信息：可能的病因、先进治疗手段以及长期生存率。通过这个过程，我了解到医生是如何对淋巴癌进行分期的。
医学书上使用“分期”的概念描述癌症的阶段，越到晚期，生存率越低。对于淋巴癌，传统的方法是基于一些简单的特征进行分期，如癌症是否已经影响到不止一个淋巴结，膈上下部分是否都有癌变淋巴结，淋巴系统之外的器官或患者的骨髓中是否发现了癌变等。每当患者的情况符合上述一个特征，诊断结果就会增加一期。我的淋巴癌变超过二十处，扩散至膈上下，并且进入了淋巴系统之外的器官。这些症状都符合四期患者的病征。
不过，这种极其原始的分级方法更多是为了便于医科学生记忆。因为人类分辨变量之间关联的能力非常有限，需要基于少量最明显的特征——“强特征”做决策，基于简单特征对复杂疾病分期就是一个例子。再比如银行贷款时，银行调取贷款人的征信也是“强特征”，如贷款人的收入、房产价值和信用评级等信息。对于淋巴癌的分级，“强特征”只有肿瘤的数量和位置。这些“强特征”其实不能特别准确地将知识分类，它们只是为了便于知识在人类之间传承。目前，医学研究已经确定了数十个淋巴癌的其他特征，这些特征有助于更好地估计患者的预期寿命。但记住这么多因素之间复杂的相关性和预测的准确率，即使最优秀的医学生也无法做到。因此大多数医生在给患者进行癌症分期时，不会考虑那么多因素。
在研究中，我发现了一篇量化淋巴癌其他因素对应患者存活概率的论文。这篇论文的作者是意大利摩德纳-雷焦·艾米利亚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论文分析了十五个不同的变量(6)，确定了其中与预期寿命超过5年的最相关的五个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一些传统的衡量标准（如是否涉及骨髓），也有不太直观的衡量标准（如是否有直径超过6cm的肿瘤、血红蛋白水平是否低于12g/dL、患者年龄是否超过60岁等）。论文给出了根据患者呈现出的特征数量推测的平均生存率。
当然，对于我，一个接受过人工智能训练的专家，这套新的判断方法还是不够严格（最简单的算法做判断时需要的显著特征即使没有上千个，也有上百个），但相比传统判断方法，我马上选择了这种更重视数据的新方法来判断自己的病情。通过浏览许多医院的医疗报告和测试结果，我找出了每个变量的信息：年龄、受最大影响的淋巴结的直径、侵入骨髓的情况、32-微球蛋白状态和血红蛋白水平。这五个特征与预期寿命缩短的关联最大，而我似乎只符合其中一种。我疯狂地扫视页面，筛选图表，并在我的变量和生存率两栏之间寻找。结果是：医院给的“四期”诊断意味着我的5年存活率大约只有50%，而采取上述论文中更详细、更科学的新方法则把我的存活率提高到了89%！
我不断检查并复核这个数字，每次确认都让我更加欣喜。我体内的情况没有改变，但我感觉自己从无底洞里被拉了出来。一周后，当我见到那位顶级专家时，他确认了我自己的研究成果：将我的淋巴癌定为“四期”有误，我的病通过治疗存活的可能性很大。我顿感重获新生。
解脱与重生
在最后一刻成功避险的人大都有以下经验。比如，你驾驶的车在高速路上急停，晚几秒刹车就会造成一场事故。几秒后，你会觉得一种麻刺感爬过皮肤，再蔓延至头皮。当肾上腺素消散、肌肉放松后，大多数人默默发誓再也不会让类似的情况发生。这个誓约也许能管用两三天或者几周。但很快，你就会重拾旧习。
在我进行化疗、癌症开始好转的时候，我发誓要谨记癌症带给我的启示。确诊后几周的时间里，我经常夜不能寐，一遍遍地回顾我的人生，思考自己为什么如此盲目。我告诉自己无论还有多少时间，都不能再让自己成为一个机器。我不会靠着算法生活，也不会尽力优化变量。我会尝试与爱我的人分享爱，并不是因为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是因为这样让我感觉良好且真实。我不想再成为一台运转的机器。做一个懂得爱人的人就够了。
生病以来，家人给予我的关爱不断地提醒着我这一点，同时这份感情也是治疗期间支撑我的力量源泉。尽管这么多年来我陪她们的时间很少，但在我生病后，我的妻子、姐姐们和两个女儿马上前来照顾我。在让人精疲力竭且似乎永无止境的化疗过程中，先铃始终陪着我、照顾我，睡觉的时候守在我床边。化疗会影响消化系统，有些正常的气味和味道都会引起反胃或呕吐。我的姐姐们给我送饭时，都会仔细注意我对每种气味或味道的反应，不断调整食谱和配料，以便我在治疗期间也能享用她们在家里烹煮的食物。在治疗期间，她们无私的关爱和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感动得不能自已。她们亲身示范了我顿悟到的一切。我把之前想通的所有内容整合起来，变成了浇灌我内心、随我身体一起恢复健康的情感。
女儿发给我的父亲节手绘贺卡
康复后，我开始珍惜与最亲近的人相处的时光。以前，我的两个女儿放假时，我只会抽两三天的时间陪伴她们。而现在，我会花两三周的时间与她们共处，甘之如饴。无论出差还是度假，我都会和妻子一起出行。我抽出了更多时间在家照顾母亲，在周末与老友们一同出游。
我也主动联系了多年前曾经被我伤害或忽略的朋友，请求他们原谅我，希望可以重建友谊。我会与那些向我求教的年轻朋友见面，而不是只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不那么直接的交流。我尽量不通过“潜力大小”来给会面排定次序，无论来人地位或才能如何，我都会尽我所能与所有人平等接触。
我不再思考墓碑上将会写什么。这不是因为我害怕思考死亡这件事，而是现在的我更加清楚，生命无常，死亡一直长伴左右。墓碑只是一块死气沉沉的石板，无法与生活中丰富多彩的人们和记忆相提并论。我认识到，周围许多人视为本能的事情，我才刚开始了解。虽然这些领悟很简单，却改变了我的生活。
这些领悟也令我重新审视人与机器、人类心灵与人工思维之间的关系。我回想生病的经历，从PET开始、到诊断、感受自身的痛苦以及随后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恢复，通过这些我逐渐认识到，治愈我的药物包含两个部分：科技和情感。这两点都将成为人工智能未来的支柱（对此我将在下一章解释）。
我对医护人员满怀敬意并深表感激。他们通过多年的经验和尖端的医疗技术控制住了我体内生长的淋巴肿瘤。他们的专业知识，以及为我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挽救了我的生命。然而，这仅仅是治愈我的半剂良药。多亏了先铃、女儿、姐姐们和母亲，用无言的行动给予我无私的爱，让我知晓了爱的意义，我才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算法可以代替医疗人员完成许多诊断的工作。人工智能算法做出的诊断、给出的治疗处方比任何人都更有效率。但事实是没有任何算法可以替代家人在我治疗过程中的作用的。他们给予我的东西比人工智能产生的东西要简单得多，却也深刻得多。
此外，邦妮·韦尔关于临终遗憾的呕心沥血之作，在我最脆弱的时刻让我重燃希望。星云法师，他的智慧带我走出了一直以来的执念，迫使我真正面对自己。如果没有这些不可量化、不可优化的感情联结，我永远不会明白生而为人的真正意义。如果没有这些人，我永远不会重新划分事情的轻重缓急。我开始减少工作时间，并花更多时间享受生活。我不再试图量化每次行动的影响——如与谁会面，写信回复谁，花时间与谁沟通，而是平等对待我周围的所有人。我对待他人方式的转变不仅对他人有益，同时也让我有了完整感、满足感和淡然的感觉，这是工作中的成就永远无法带给我的。
人工智能固然强大，而人类独有的爱才是我们生活中最需要的。爱是第一眼看到新生儿的瞬间，是坠入爱河的那一刻，是朋友的倾听所带来的温暖，或帮助别人时感受到的自我提升。人类对自己的心灵还欠缺认识，更谈不上去复制。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只有人类具有爱与被爱的能力，也希望爱别人和获得爱。而爱与被爱的感受构成了我们生命的意义。
我坚信的未来是由人工智能的思考能力，加上人类爱的能力构筑的。如果我们能够创造这种协同作用，我们就能在发扬最根本的人性的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无比强大的力量创造一个繁荣的世界。
这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为我们自己——无论是人类、国家乃至世界共同体——创建这样的未来，我们都要从头开始，重新构思、组建我们的社会。实现美好的愿景需要社会团结、创造性的政策和人情味，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可以将一场彻底的危机转变为前所未有的机遇。
(1) 《〈时代〉百大影响力人物：任正非李开复上榜》，新浪科技，2013年4月19日，https://tech.sina.com.cn/t/2013-04-19/08458256353.shtml。
(2) 李开复：《做最好的自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李开复：《世界因你不同》，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4) 邦妮·韦尔：《临终前最后悔的五件事》，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
(5) Elisabeth Kübler-Ross, On Death and Dying ，New York: Macmillan, 1969.
(6) Massimo Federico et al., “Follicular Lymphoma 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Index 2: A New Prognostic Index for Follicular Lymphoma Developed by the International Follicular Lymphoma Prognostic Factor Project”,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7, no. 27 (2009-09):4555—4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