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贝尔纳·列塔艾的会面
虽然爱马略和他的同事们证明了，我们可以从皮埃尔提及的“持续快速增长”的逻辑中抽身，但我们还是将调查推进了一步，想要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总体被机械地推向增长，并产生了如此多的不均等。我们想知道是否存在更加结构性的解决办法：不只是依靠杰出企业家的良好意愿和个人素质，而是能让大部分企业家都行动起来。
事实上，存在一种解释……
“我是为了这片风景住在这里的。”我们走进贝尔纳·列塔艾的客厅时，他这样对我们说道。在我们面前，是俯瞰布鲁塞尔的环形落地窗。房间四处摆放着许多非洲物品。墙上，一个大书架被数百本胡乱放置的书压得弯曲。我是在网上看到的TEDx在柏林举行的讲座中发现他的。他是个胖乎乎、眼角带笑、姿势戏剧化的男人。他在讲座上解释的内容，我以前闻所未闻。他的演讲对我来说是如此疯狂，我想进一步去了解他这个人。事实上，他既不是阴谋主义者，也不是见多识广的狂妄者。贝尔纳·列艾塔是位经济学家，他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共同做研究，并发表了博士论文[1] 。他在好几所比利时和美国大学（包括伯克利）做过教师和学者，也是大企业的顾问和比利时中央银行的高级公务员，在比利时中央银行里，他指导过欧元前身ECU创建的技术部分。40年来，他致力于辅助货币的推广，将辅助货币看作在世界范围内保持韧性和发展经济的方法。这种新颖的学说，完全称得上具有革命性。当我们问起他，为什么我们会遇到如此多的经济困难，为什么世界因各种不平等而支离破碎时，我们的对话就风驰电掣般展开了。
贝尔纳：我认为，我们遇到的大部分困难都和货币创造机制相关。我敢说，只要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其他问题就会经久不绝。
席里尔：我们的货币创造系统有什么问题？
贝尔纳：福特集团创始人亨利·福特曾说过，如果美国人都明白金钱和银行系统是如何运行的，那么次日早上就会有一场革命。我认为他说得很对……真正的问题是，没有人明白它的运行机制，欧洲人不知道，中国人不知道，巴西人也不知道。比如，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货币是怎么被创造的？
席里尔：我知道，因为我为我们的会面做了准备，但其他人可能就不知道了！（笑）
贝尔纳：私有银行在放贷的时候，创造了我们使用的大部分货币。
席里尔：这怎么解释？
贝尔纳：假设你要买套房子，需要10万欧，你去了银行。你向银行借款，如果银行接受了你的借款申请，就会给你10万欧，也就是说银行人员在电脑上操作，把数字输入到你的账户里……
席里尔：怎么会这样？无中生有吗？
贝尔纳：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fiat”货币，借鉴了《圣经》中上帝说出的头几个词fiat lux，“要有光”……这种无中生有的能力，这种神力，也被赐予货币领域的银行系统。银行只需要在自己的保险柜里存有一定数目的钱就行。理论上来说，银行需要拥有1个货币，来创造0.8个货币。差不多就是1比1。但由于贷款的乘数效应[2] ，就有可能从真实的1欧元，创造出“虚拟”的6欧元以上。
席里尔：你所说的乘数效应是什么？
贝尔纳：银行创造出这10万欧元后，你会把这笔钱给房子的卖主，而卖主又会把这笔钱存到他的银行。而后他的银行又可以用你贷款之前不存在的这10万欧元，创造出另一个10万欧元，贷款给其他人。这第三个人会把这笔钱给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又会把钱存进他的银行，以此类推……一些计算表明，平均每10万欧元，能创造出60万欧元。
席里尔：那么最开始的10万从何而来？
贝尔纳：从中央银行，以硬币和纸币的形式流出。在欧元区内，大约15%的货币以这种形式创造。剩下85%的货币则由私有银行通过贷款和利息创造。这是第一步。
席里尔：到这里，都还算明白……
贝尔纳：当银行给你创造了10万欧元时，它要求你偿还这笔钱，并向它支付利息。假如你借了20年的高利息房贷，那么你就要还20万欧元。问题是这多出来的10万欧元并不存在。
席里尔：怎么不存在？
贝尔纳：银行在创造货币时，只是创造了贷款的数目，而没有创造利息的数目。
席里尔：也就是说，世界上几乎所有流通的货币都是通过贷款创造的，它们都与利息挂钩，但是我们需要偿还利息的金钱并不存在？
贝尔纳：不存在。要偿还你的利息，须有另一个人在某个地方借款，以便创造必要的金钱总量。因此就需要创造新的经济活动……
席里尔：所以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
贝尔纳：这是必不可少的。那些认为我们会走向零增长的人，并没有理解货币系统。我们只是会走向破产而已！再加上，当你偿还了10万欧元时，这笔钱就会从电子系统中清除。那么就需要其他借款来保持足够的货币总量。也就是，永远需要更多的增长。
席里尔：但是我们又不能无尽地增长……
贝尔纳：对，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关于增长极限的报告时，我们就知道这一点了。
席里尔：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这个系统让我们不断进行经济斗争，去其他人那里寻找我们需要用来偿还利息的金钱，逼迫我们实现经济增长。这两种情况并不能持久……
贝尔纳：目前的货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不相协调，其中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强制性经济增长。第二个原因是，短期思维。只要你创造的货币能带来利息，就不用考虑未来。我们预先支用未来。不会有人对100年后再收回的100万欧元感兴趣。正因为如此，很多企业都只做短期计划。几天前，我和一位德国企业主管进行过讨论。我问他，他为自己的孩子做了多远的打算。他回答我：25年。我又问他，当他早上走进办公室时，做了多远的打算。他回答说两三个季度。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做，公司就会开除他，让其他这样做的人代替他。这个事实让人心寒。
第三个原因是，金钱有破坏社会结构的趋势。人们以为金钱是被动、中立的工具，只是被用来简化交易的。但这种想法大错特错。金钱是操纵器，有着一定的价值，尤其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当你买东西并付钱的时候，并没有和他人建立联系。
席里尔：你的意思是，使用货币交易，使我们避免了发生联系？
贝尔纳：完全正确，货币交易有取代人际关系、消除人际关系的趋势……如果，为了祝贺你夫人过生日，你给了她100欧元的钞票，而没有送她礼物，这是行不通的。社会组织是通过赠予创建的。当我为你免费做了某件事情或帮了你时，我们就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如果你为我的服务支付了费用，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发生联系，我们两清了。社群的进程，就是为恩惠被接受和赞美创造空间。我们创建的商务贸易越多，社会关系就会变得越不人性化，也越来越淡薄。
席里尔：这正是摧毁西方国家社群的因素之一？
贝尔纳：“最发达”的社会总是会向着商务贸易发展，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定义发展的：通过传统货币、银行货币实现的贸易总量的增长……在美国，有一项关于此现象的研究：仍然存在稳固团体的地方，是贫民窟，也就是金钱稀少的地方。我们也能从家庭层面看到同样的模式：在意大利南部，一个家庭，意味着七八十人……是由好几代人组成的家族。但在很多所谓的“发达”国家，我们却只有核心家庭。在美国，超过半数的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当爷爷需要向他的孩子支付房租才能住在孩子家时，家庭就不存在了。
席里尔：所以，我们不应该再用欧元或美元了？
贝尔纳：还是要用的！我并不反对货币本身，但是我反对货币垄断。对这种类型的货币而言，存在一个恰如其分的空间，那就是商贸空间，大型企业的全球空间。正是在这种空间里，货币功能得到最好的发挥，促进创新、发展就业、让“发达”国家的居民达到几个世纪前只有王室能想象的生活水平。如果没有银行债款，我们永远也无法创造和资助工业时代的经济爆发。但如今，我们已经走到工业时代的尽头，却还在使用同样的工具。我们的问题变了。只要所有人还被迫使用这种单一货币，我们就会继续面对这些问题。
席里尔：这种类型的货币不能解决哪些问题？
贝尔纳：人口老龄化、失业、货币不稳定、不平等现象升级、债务爆发……还有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这两项会在所有领域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史上第一次，人类正将整个生物圈带入险境。但是，我认为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决方法，这些方法我们非常了解，它们也证明了自己的有效性，但这些方案在传统体系中是无法获得资金支持的。它们的应用范围和发展速度还不成气候，因为我们宣称我们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例如能源，我们知道如何发展可再生能源，但谁会投资？在化石能源或核能中继续获取巨大收益的私营部门绝对不会投资，钱柜子空空如也（尤其由于他们沉重的债务）的政府也不会投资。所以我们就什么也不做，干等着……
席里尔：事实上，我们经常听到，国家负债严重，它们需要采取紧缩政策……然而，当我们观望世界经济，却看到大量的金钱流通，许多公司的收入惊人，我们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大量财富。那么，这些钱为什么不能用来投资这些如此重要的工程呢？
贝尔纳：传统货币系统（通过债务利息创造货币）产生的效应之一，就是金钱的集中。如果你有钱，那么你就更容易赚到钱。如果你没钱，那么赚钱则会越来越难。追根究底，利息是什么呢？利息就是手里钱不够多、需要借钱的人的钱，向钱已经多得用不了的人转移，因为后者可以借钱给你。利息就是一台自动吸取资源的机器，将所有资源都集中到社会顶层。它是精英阶层为保护既得财产而使用的一种足够合乎逻辑的手段。这也是3000年前，父系社会之初，苏美尔人创造这个系统时的目的所在。但其他社会很快就看到了这种系统的危险。我们所谓的“罪恶的高利贷”，400年前才在西方被合法化。在这之前，不管是在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国家，甚至在亚洲，利息都是不合法的。
席里尔：你觉得，这个货币系统和父系社会是并驾齐驱的吗？
贝尔纳：对。我们在研究历史上所有父系社会时，发现它们全都做了我们现在仍在做的事情：带有利息的货币垄断。反之，所有的母系社会（女性价值受到推崇的社会）却倾向于创造货币生态系统：社会中同时存在好几种不同的货币。一种货币和父系社会的货币相同，我们可以积累并获取利息；另一种货币，如果积累会受到刑罚；还有一种是纯交易货币，每个人都能获得。
席里尔：我们怎么辨认母系社会呢？这种类型的社会什么时候存在过？
贝尔纳：其中一种辨认的好方法，就是看神像。如果是一位有胡子的先生，没有女伴在旁，独自创造了一切，你可能就在父系社会（笑）。严肃些来讲，历史上有3个非常有趣的时期：伊西斯形象统治下，公元前1000年的埃及；圣母玛利亚形象统治下，中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我们也称之为“大教堂时代”；8世纪到10世纪的中国唐朝，这个时期有一位女人成了皇帝。这3个时代里，巨大的成就成为可能，人民生活水平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优越。比如，在埃及，那个时候连奴隶都有钱。所有人都有能力购买或交易。
席里尔：但没有人谈论这个。我也学了几年经济，却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贝尔纳：单一货币是我们所有经济理论的基础。我甚至会说，学经济，就是被洗脑，让人们相信，我们需要使用唯一一种货币去做所有事，因为这样更有效率。我并不反对单一货币更有效率，但它也脆弱得多。它没有我们需要的韧性。
席里尔：和我们会面的人中，很多都持有“韧性”这个观点。是不是说货币多样性能在经济系统中创造韧性，就像生物多样性能在生物生态系统中创造韧性一样？
贝尔纳：肯定的。生物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之间的对应性，是我和我的同事保罗·乌拉诺维茨在美国进行的一项极其深入的研究，他是定量生态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穷尽一生，年复一年地去衡量迥然不同的生态系统里发生的一分一毫的变化，如亚马逊丛林、塞伦盖蒂平原或后院里的小水洼……只要是有生命迹象的地方，他都会去考察。我们当时向自己提的问题是：这些极度不同的系统有什么共同点呢？我们发现，它们当中任何一个系统都不允许单一种植。它们需要多样性。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系统地学习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并将其直接运用到经济中，尽管面对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体系。然而，我们已经建立了货币在全世界的单一“种植”。原苏联或中国的系统也以同样的概念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带有利息的银行债务，创造单一货币。世界上所有的货币都属于同一种类型。这样的世界就像一片松树林，有的松树高一些，有的松树矮一些，但它们都是松树。实际上，这意味着什么呢？绝不能丢烟头……只要里面出现了小小的问题，一切就会消失殆尽……这并不是隐喻，而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
席里尔：确切地说，如果我们在货币的松树林里扔了一根烟头，会发生什么事呢？
贝尔纳：这是我们在2007～2008年差点就遇到的状况，我们离系统性大崩溃只有咫尺之遥。很多人认为如今我们又处在同类性质的情况中。我们还是常常提起这场危机，因为它对我们影响重大，但并不是唯一的危机。只要我们有垄断，有单一种植，我们的系统就会经常性崩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70～2010年间，全世界共发生了425场系统危机和208场货币危机。你可以去问拉丁美洲人、俄罗斯人、亚洲人……危机发生的频率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很多。一个系统需要多样化和内部联系才能持久，这是所有复杂流通系统的法则，而经济或货币系统就属于这种系统……因此，我们需要实行这一法则。
席里尔：据说如今，金融比政党或政府的权力还要大。这是否是货币创造机制引起的？
贝尔纳：从历史角度来说，银行是为了满足国家资助战争的需求，而建立了货币创造机制。另外，英国的中央银行也源自英国和法国于1694年的一场战争。而协议的条款每次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也就是在政府权力最小的时候，被商议而成。这一现象始于英国，它让英国赢得了一场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并开始了工业化，然后建立了大英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发生了一样的事情。美国取代英国，创建了货币新规则，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些协议又是在政府最无能为力的时候被敲定的。当时的重点问题是生存，是找到用来打仗和资助国家重建的必要资源。直到现在，这些协议仍然有效。我们给予了它们正式地位。让欧元在欧洲范围内成为垄断货币的条约，就是同样现象更加现代的版本。它造成了我们现在所遭遇的情况：政府不再有权利从中央银行获得资金，而是需要向私有银行借高利息款项[3] （它们以前不用支付利息，即使有利息，利率也甚低）。理所当然，它们的债务危机爆发了[4] 。
席里尔：那么，如果想建立货币多样性，让国家重新掌有行动权，我们需要做什么？
贝尔纳：我们尤其需要废除一定数量的阻止人们做事的规则。很简单。我不明白为什么城市就不能发行自己的货币，同时接受用这种货币缴税，而它又能解决当地问题。我也不明白企业为什么不能创造自己的货币，用来支持自己的经营活动。另外，这种系统已经在某些地方存在了。想要解决就业问题，就要从此处着手。在国家范围内也是一样。让我们以希腊为例，为什么希腊人就不能把自己的旅游和出口业务继续留在欧元区，但又同时使用国家或地方货币来买橄榄呢？……如果一个希腊人想买一辆德国车，那就要用欧元买。我们可以同时保有这两种货币。当别人告诉我这根本不可能或事情很复杂时，我只能说英国人在欧元一出现时就这么做了。如果你是一家英国公司，而你的客户和供货商又都在欧元区时，你完全可以用欧元做账和缴税。中央银行每一个季度都会公布英镑和欧元间的总兑换数值。货币垄断、单一“种植”是一种思想体系，因为它给予那些想保留单一货币的人以控制权。但在技术层面，这并不必要。
席里尔：因此以上所有货币应该共同运作起来？
贝尔纳：我认为，我们需要欧元，甚至需要一种世界货币，但它不是任何国家货币，我们还需要自己的社区货币。这才是生态系统的真谛。不会有人说生态系统里不需要松树，但它还需要其他物种。不然，哪天某种疾病暴发，就会毁灭整个森林。相反，如果我们有橡树、山毛榉、千金榆和桦树，那么其中某些物种就会比其他物种更有抵抗力，我们的生态系统也会更加有韧性。
席里尔：我们首先要采取什么措施，或者我们首先需要取消什么禁令？
贝尔纳：我觉得应该引入一个允许进行为期5年的实验的规则。当然，需要对这些实验进行审查，需要对实验期间产生的贸易进行征税……但我们会中止所有禁令。德国立法里，已经有这条规则：你可以有特殊实验性地位，但是作为条件，你必须公布自己的成果。你拥有这种地位期间，为保持旧系统而建立的规则就会被中断。
席里尔：是什么阻止我们这么做呢？
贝尔纳：说实话，在商务领域，我们已经在这么做了！现有一些非常有效率的辅助货币网络，但其存在的领域，并不涉及当前的社会问题。航空公司推出的“里程数”绝非微不足道：世界上流通的“里程数”达到150亿。这个实验表明两件事情：首先，我们可以在很大范围内，以低廉的成本做事；其次，它在一定意义上鼓励人们行动。客户确实会再次选择同样的航空公司，来积累自己的“里程数”。相关企业由此获益颇丰，而我们也能运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生态、社会、就业、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这一切都是可行的。例如就业，我们应当创造一种就业货币，帮助中小型企业（在经济体系中创造最多就业机会的机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科技在生产中继续大量减少人类活动的时代。中国加速了这一进程，但这并不是症结所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办法不是走回头路。让欧洲重新工业化，这是个美好的空想，但恐怕不能给所有人带来就业机会。再加上科技背道而驰，让家里或小作坊里的3D打印机取代了重工业。我们不仅需要就业货币，还需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的个人兴趣能够成为保证自己生存的活动。既是人们想要做的、又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无穷无尽，但千万不要相信有人会给我们支付欧元，让我们去做这些事！在家里阳台上种生菜的我，永远也不会比拥有10公顷地、用机器耕种的人有竞争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创造一种能够保障这种活动的经济，但这种经济中不能有货币垄断，因为到那个时候，这里的生菜和那里的生菜，就没有任何区别了。
席里尔：所以政府需要走出第一步？
贝尔纳：我认为政府不应该自己改变事态，但当人们已经准备好改变时，政府需要允许他们改变。我不相信革命。人类历史告诉我，革命者最后很可能变成镇压者。我觉得，我们需要给创新让出空间。在信息时代，我们还在使用5000年前建立的标准，这是不是有点疯狂呢……货币首先就是信息……
席里尔：所以货币需要流动……
贝尔纳：还要实现自己的功能！你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火星人降落在地球上，看到了事情的经过，也看到人们有能力解决已有的问题，最后他会问：“为什么你们不去做呢？！”人们会回答他：“我们没钱……”“钱是什么？我们火星上没有钱。钱是怎么运作的？”“货币的真实定义，是某一社会群体，为了使用一种标准化工具作为交换手段而达成的契约。”“所以你们在等……这个东西？”火星人会一边喃喃自语“这个地方没有智慧生物”，一边离开地球。
席里尔：如果我们不行动，如果经济危机真的爆发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贝尔纳：过去3个世纪里，每次我们处于与现在相同的情形时，就会爆发战争。1929年经济危机的解决办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本人就说过：“我实行的不是新政，而是在为让世界走出危机的战争做准备。”我还是幼稚地希望，我们不会走到这一步……
WIR银行：6万家中小型企业创立了他们自己的银行
我还记得，当我们从12层楼下来时，罗兰、安东尼和亚历山大的眼神。他们脸上的紧张不安，在白炽灯的映照下，显得更加严峻。我从电梯里的镜子中观察着挤在摄影设备箱之间的他们。我们一言不发，脚步有些踉跄地走向小卡车。当我们再开口时，话语就像水流喷涌而出。仿佛我们到现在为止的所见所闻突然有了更全面的意义。货币创造机制带来的不只是金融世界大权在握，还使得能源过渡缺少经费并造成种种不平等……贝尔纳·列塔艾的话，让我们旅途中的大部分见闻有了理论依据：所有体系都需要多样性才能保有韧性，不论是生物体系还是由人类组织的体系。这一点也正是贝克－艾路安朴门永续农业所表明的，是底特律的毁灭所讲述的，是多种来源的能源混合所揭示的……这一切都是合理可行的，至少在思想层面。因此我们请这位辅助货币专家向我们介绍几个具体的例子，证明多样化货币比单一货币更有效。他认为，其中最有成效的经验，在瑞士这个银行之国，代表城市是巴塞尔，辅助货币的实验地几乎就在BRI（国际清算银行，银行中的银行，所有银行间的国际规则都在此制定）的对面。
到达目的地，我们面前是一座黑色的现代高楼，楼身上有“WIR[5] 银行”的金色标识。在底楼的环形落地窗边，我们看见两个在柜台后全神贯注工作的人员。男人打着领带，女人穿着小西装，他们看起来整洁干练。从外表看，世界上最稳固的辅助货币银行和其他任何银行没有什么两样。贝尔纳·列塔艾推荐我们和艾尔维·杜布瓦见面。艾尔维担任银行宣传经理一职近20年。几个月前，他刚刚退休。那天他起得很早，因为从他住的山里到以前的工作地点，有几百公里的路。他穿着皮衣，衬衫开至第二颗扣子，领口印有金色十字架。他的墨镜、大胡子和卷发，让他看起来不像个瑞士银行家（我们更喜欢这个身份！），反而更像70年代纽约黑帮的中间人。然而，听到他讲话，我们就不再有疑虑。他就是在过去20年间，捍卫WIR的最佳人选：杜布瓦优秀、开朗、质朴而又十分谦逊。
和其他一些创举一样，WIR产生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在瑞士和其他地方，企业家们遭遇了经济的全面崩盘。那时几乎没有投资，没有银行贷款，企业衰退严重。正是在这个时候，自1920年起就居住在纳沙泰尔的德国－阿根廷籍经济学家和商人西尔沃·格赛尔，决定将自己在19世纪末创立的关于自由经济的理论付诸实践。从这个时期开始，格赛尔就预见到利息是社会的毒药，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他的想法引起了一个名叫沃纳·齐默尔曼的人的兴趣，后者联合了14位企业家朋友一起行动。他们共同创建了WIR，一种没有利息的货币，企业家可以在他们的群体内互相交换使用，以支持各自的经营活动。艾尔维说：“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无非是想让世界变得更好一些。在这个更好的世界里，孩子们能有机会活得舒适，人们也不用依靠资产才能有所作为、获得理想生活。另外，这只是反映他们思维方式的众多想法之一。他们还在瑞士发明了住房合作社……”
当所有人都视这两位先锋为疯子的时候，这个想法在企业家间大受欢迎，其他数千家中小型企业纷纷加入。1年之后，共有3000家企业使用WIR。失业严重，经济异常困难，很多企业家都走上了这条非传统形式的道路。WIR获得空前成功，促使贷款安全性的问题引起重视。瑞士当局开始认真对待WIR，而没有约束或禁止这一创举，1年之后它让WIR合法化，并给WIR颁发了银行执照。但是，艾尔维·杜布瓦强调说：“这并不是因为当局喜欢WIR，而是因为WIR有了银行执照，就必须遵守金融机构的法律条约，也就是接受联邦政府审查。”这种审查更鼓励了WIR的创始人去深入改革他们的系统，使其更安全、更持久。80年后，6万家瑞士中小型企业，也就是该国20%的企业在使用WIR，它们的货币总量接近10亿瑞士法郎。
这个系统很简单：一种只能在WIR网络中流通的购买力（1WIR法郎=1瑞士法郎）。艾尔维明确表示：“这个系统原则上的动力，就是互相为对方考虑。”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向我们举了一个实例：“假设有一位想买到特殊锯子的木工。他加入WIR，然后尝试着找到也使用WIR货币的生产商。他需要把自己的WIR花出去。他可能会向自己家300公里开外的一位他完全不认识的生产商订购自己需要的锯子，因为他可以用WIR支付50%的费用。现在是1月，木锯生产商决定去滑雪，于是他去了自己常去的滑雪度假村，在那里他会看看自己可以在哪些酒店用WIR支付房费和餐饮费。他肯定很容易就找到了合适的酒店，因为到处都有这样的酒店……这些酒店允许他用WIR支付50%或80%的费用，有的甚至是100%的费用。在旺季过后，酒店管理者想要重新装修酒店的房间，他们就会去找收WIR的油漆匠，而油漆匠又会去WIR网中寻找制作油漆的专业人士，而不会去DIY[6] 那里购买油漆（因为DIY门店不接受WIR，他们完全不想让WIR在其系统中存在）。有的商家也会把WIR作为市场营销的工具。例如在淡季，有大量空闲房间的酒店，会打出100%接受WIR的宣传，以度过低迷的月份。酒店在WIR的6万参与者中，肯定能找到对此感兴趣的对象，他们可以使用WIR，从而避免使用瑞士法郎，这样他们就能在需要时将瑞士法郎用于向国外或向WIR网之外转账。这些企业互相都有商务往来，而如果没有WIR，它们根本不可能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互相为对方考虑’的原则。WIR不产生储蓄利息，所以所有人都想快速花掉自己的WIR。用WIR投资是没有意义的。由于通货膨胀，WIR甚至会贬值。这也是消费的主要动力之一。人们想让WIR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流通、被再次使用。整个系统的活力，也来自于这种快速的流通。”
WIR与传统经济的运行方式正好相反，传统经济中，正如贝尔纳·列塔艾所说，金钱趋于集中化和背离经济（由于投资、避税港等）。在正常时期，WIR系统帮助企业运行，让企业增加自己的经营活动，而在危机时期，系统的支持力度更大。为此进行了3项研究，一项是贝尔纳·列塔艾做的，另两项是詹姆斯·斯托德做的，它们均表明公司抵御经济和金融冲击的能力增强了。艾尔维认为，“我们的系统对周期性经济危机具备足够的抵抗力：经济越是萧条，我们的系统就越有活力。反之，经济形势越有利，我们的系统就越缺少活力。”每次经济危机中，都有数百家中小型企业得益于WIR生存了下来。使用WIR的企业数量，除了在2008～2009年期间有轻微上涨外，20年来都保持稳定，因为瑞士经济运行良好。但是，和贝尔纳·列塔艾一样，艾尔维·杜布瓦相信，这个系统在危机时期能带来巨大的韧性，尤其是对他所说的“脆弱经济体”而言。“我想到了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甚至意大利……这将是一种让整个地区稳定的方法。在撒丁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其灵感来源于WIR。几年前，一些年轻人来我们这儿咨询，到了2010年，他们就创造了‘撒丁克斯’。如今，撒丁岛大约1.5万家中小型企业依赖该系统生存。事实上，撒丁岛属于经济落后地区，在罗马没有什么存在感。所以‘撒丁克斯’有点像没有办法的办法，不然企业无法存活。而自创立‘撒丁克斯’以来，众多中小型企业形势好转，岛上经济也更强盛。”
至于希腊，艾尔维和贝尔纳·列塔艾一样，认为像WIR这样的创举能够帮助这个国家走出困境。“希腊完全可以建立一个与WIR类似又有所不同的辅助系统。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小型企业身上，而他们完全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地区，让地区中的每个人都参与到系统中：公民、企业家、社会群体……我们就以希腊为例。创造一个希腊WIR，他们就能重振经济，因为这种货币将不能在瑞士、美国或伦敦使用，尤其不能在股市中使用……而假如向上述地方转移数十亿欧元，只会让这些钱在48小时内从国内蒸发，落到欧洲和美洲大股市的投机商手中，这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在脆弱经济中永久流通的货币，一种能让生产出的财富留在国内的货币。这是此系统的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是，其中的钱是免费的[7] ，不存在于国际货币市场。也就是说国家不会为了发行这种货币而继续高筑债台。希腊人可以自由组织，保留适合他们经济的货币总量。在系统建立初期，他们可以通过政府或议会法令来操作，例如规定用希腊WIR支付公务员50%的工资或前公务员（希腊多的是前公务员……）50%的退休金。然后用另一项法令来强制所有希腊公司接受希腊WIR作为支付手段。这样，他们很快就能让这个人人都可以享受益处的系统运转起来。”同时，如贝尔纳·列塔艾指出的那样，欧元会继续用于国际交易，尤其是旅游业。
WIR的例子与众不同，因为和所有其他全球倡议相反，WIR银行拥有执照，WIR是由ISO认证的一种官方货币，受世界银行承认。如今，我们肯定无法复制这种情况，总之在法国是不会有的，因为法国银行执照极难获得。然而，WIR银行的地位让它得以积极参与国家经济。和传统银行一样，WIR银行发行货币，货币仅为电子货币形式，并通过贷款利率来控制流通货币总量。[8] 因为如今，WIR贷款也收取微小的利息（少于1%）。但WIR仍然不产生储蓄利息。为了优化系统，WIR银行自1990年以来，也提供瑞士法郎贷款。“尤其是混合贷款，”艾尔维·杜布瓦强调道，“用来资助一些你不能100%用WIR支付的项目。例如房子、公司办公场所、工厂……我们瑞士法郎的贷款利率和其他银行一样，但WIR的利率却非常低。最终，人们要偿还的利息就少了很多。这让那些本来没有足够资金的企业得以完成自己的项目……”另外，WIR系统能向在传统银行系统中处于劣势的经济领域贷款。“某些领域，例如旅游业、酒店业，很难获得贷款。因为对于传统银行来说，其中的风险巨大，而对于像WIR这样的中小型企业合作银行来说，风险并不能成为理由：只要企业的经营活动有机会存活下去，那么企业家就一定能获得WIR贷款。”这正是贝尔纳·列塔艾口中称赞的货币多样性产生的多样记账方式所带来的好处。WIR的持有者完全明白这一点。“WIR并不是一种替代瑞士法郎的系统，而是一种辅助。如果某天它成为某一系统的替代，它也就不会再有现在这些优势了。它必须保持辅助地位，让所有货币投机无法实现。”
布里斯托：市长的薪酬用地方货币支付
对于货币过渡的专家们来说，创造一种辅助货币就意味着“一个群体的人有了一种群体利益”。在WIR案例中，这个群体就是瑞士的中小型企业，它们的利益就是在瑞士以及它们各自的领域保持更有韧性的经济。我们还有另一种形式的辅助货币，这种货币更出名，其受益群体由地理界定：地方货币。贝尔纳·列塔艾向我们推荐了一些已经在使用地方货币的城市，我们选择了布里斯托。这座城市位于伦敦西部，距离伦敦有一小时的车程。我们敢说，布里斯托比巴塞尔更有摇滚精神。这是一座有着Portishead乐队和波莉吉恩·哈维等艺术家的城市，很多人认为它媲美西雅图——垃圾摇滚的摇篮，出过涅槃乐队和珍珠果酱乐队。而且，和西雅图（绿色食品商店毗邻合作公寓及其他共享型居民区）一样，布里斯托也有着某种抗议和社会创新的文化。所以，欧洲最先进的地方货币系统之一诞生于这座城市，绝非偶然。
跟托德莫登的情况一样，布里斯托的创新源于两个参加了一场讲座的朋友。这次是经济论坛。纳斯和希亚朗进行了一场关于现代经济缺陷的激烈讨论：避税港，银行的疯狂投机，金融泡沫，以及处在经济链条末端的失业、贫困……他们思考能够支持“当地小商业”的方法，正是它们在本地创造了最多的就业机会。为此，他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小组中有几名成员和“过渡城市运动”（原名为“过渡网络”）有着联系，在这个团体中，地方货币的想法非常普遍。英国的首批地方货币产生于托特尼斯，“布里斯托英镑”的灵魂人物之一马克就住在那里。
2010年，探险正式开始。对希亚朗·穆迪（组织的主任）而言，绝不能只是发起一个小小的替代性创新，而对当地经济没有任何真实的影响。紧接着，有着100万居民的整个大区被选作实验地点。他们和英格兰银行以及金融权威机构进行了多次会谈。似乎没有任何现行法律阻碍这种以惊人速度发展的创新。自2012年起，有好几百位企业家加入到地方货币的进程中来。希亚朗认为所有人都能创造自己的货币，但是，“为了让地方货币产生成效，需要锁定足够大的实行范围，这个范围里要有我们生活所需的所有产业和服务：食物、电力、交通……我们还需要一个由值得信任同时信任系统的人组成的群体。”希亚朗和贝尔纳·列塔艾、艾尔维·杜布瓦一样，认为金钱首先是信任问题。为了优化这个信任问题，“布里斯托英镑”团队选择让地方政府及早介入，首先介入的就是市长：乔治·菲尔古森。作为前当地企业家，他特别重视自己城市中小型企业的成功。他在这种创新中看到了一种极为有用的经济和交流工具。他甚至决定，在不久之后，自己的政治津贴（5.1万英镑）将全数由地方货币支付。这个决定在世界上独一无二。除了市长，其他人也很快地加入进来。希亚朗认为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人们很难不同意地方货币的观点。它支持地区企业，阻碍跨国公司将钱藏在避税港，阻碍工业向国外迁移，它还能减少供给链，在生产商、分销商和消费者之间创建更便捷的通道，它也限制了二氧化碳的排放，让我们的经济更有韧性……何乐而不为呢？”另外，在两年间，希亚朗、马克、凯蒂、纳斯和整个团队在城市中奔忙，以求和当地企业家交流。他们没有首先独自启动这个项目，然后再让企业家们加入，而是问这些企业家：“如果真的有布里斯托英镑，你希望它如何运作？它应该优先服务于什么？这些纸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收集企业家的意见，竭力建立起最适合企业家们的运作方式。
和WIR一样，他们决定简单行事，建立地方货币和英镑之间的完全等价关系。他们在市内的商店或信用合作社[9] 中成立了好几十个兑换点。当一些英镑不再参与货币流通时，它们就会被存储在信用合作社，用作弱势人群申请的低利率贷款的保证金。之后，布里斯托英镑可以在800家参与运动的商户和企业中间使用，以纸币或电子货币的形式流通。这正是其他货币实验所严重欠缺的创新点。当地企业联络负责人凯蒂·芬尼根－克拉克说：“当我们发起布里斯托货币运动时，我们研究了英国其他地方的货币实验，如：托特尼斯、刘易斯、布利克斯顿……我们想知道它们有哪些可取之处和不可取之处。需要去兑换点兑换这一事实，对于地方货币使用者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障碍。”而如今，在有“txt2pay”[10] 标记的商店里，我们可以用一条简单的短信进行支付。这样一来，有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让商家在他们的供货商那里，或者购买生活必需品时，能直接使用布里斯托英镑。要想让书店用布里斯托英镑支付员工工资，那么书店员工就应该能用布里斯托英镑支付一部分电费，购买食物、服装、家用电器或电子设备，去咖啡厅或餐馆……这就是布里斯托货币主要的成功之处。如今，当地经济大部分部门都在使用布里斯托英镑。从2015年6月开始，人们甚至可以用布里斯托英镑向100%可再生能源供货商“好能源”支付能源费用。“好能源”创始人朱丽叶·达文波特认为，这是世界首创[11] 。甚至有很多大学都开始研究这一案例，许多来自伦敦的专家也在评估布里斯托英镑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从我们咨询的好几位商家口中，我们得知，布里斯托英镑体系一开始发展缓慢，现在却占据了这些商家20%～25%的交易。
“布里斯托英镑”团队的办公室大门
目前，他们的目标是实现金融交易总额的增长。如今的交易总额为70万英镑（发行总额为100万英镑）。因此，团队的首要发展对象是医院和市政府。“我们市每年支出为5亿英镑，其中2亿用来支持中小型企业。如果市政府接受英镑和布里斯托英镑之间的兑换，即使是部分兑换，我们就能从根本上提升影响范围。”希亚朗如是说道。如今，组织的收入来自现金兑换或电子货币兑换金额2%的手续费。将来，他们还会依照WIR的模式，进行低利率贷款。“我们的根本目的，”希亚朗继续说，“就是把权力和对经济的控制交回公民手中。如果我们想建立一种更加民主的经济，想让民众能够清楚地了解经济的运行，那就需要让人们感觉到自己是经济的主人。大型跨国企业基本上不会对它们所在的地方感兴趣，我们也不可能知道这些企业内部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把钱给了这些企业，却看不见它们产生的影响。它们的权力和它们保持良好社会、健康社会的意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
我们在有棚市场中穿行，这里大部分商户都接受布里斯托英镑，我问希亚朗，是什么激励他投身于地方货币的运动中。他的回答非常让人信服：“我的原始专业是生态学和农学。我主要研究土地生物和传统农业对土地可能带来的影响。我在研究中总是会遇到同样的难题：土地越来越贫瘠、鱼类逐渐灭绝、树木被滥砍滥伐的原因，就是经济。所以我自问：我们能控制这种经济吗？这一切会停止吗？而这些问题的答案通常是：money does what money does[12] 。大部分人意识不到经济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所能带来的影响。小块小块切割大自然，杀害数千物种，为的却是让人们购买他们不需要的东西；向人们销售这些产品，让他们以为，如果自己不拥有这些物品，自己在社会中就没有地位。这种事不会持续太久。于是，我决定停止关于保护环境的研究，把精力集中到一个会有真正影响的主题上：商业和经济。”我问了凯蒂同样的问题，她认为关键在于发起一场真正但积极的革命：“我在伦敦参加过规模浩大的游行。游行人群情绪激动，我们真诚地认为自己将改变世界。而第二天，当我们再次回到游行地点，一切如故。而我们用布里斯托英镑建立了坚固的系统，它不会一夜之间就消失。这是一场安静的革命进程。它既彻底又振奋人心，但从表面上看，它风平浪静。然而，它却要将金融系统推翻到底朝天，只不过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希亚朗肯定地说：“我们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今大家都知晓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经济无限增长的问题。如果你积累财产是为了将财产存进银行、让银行为你工作，如果你希望自己的投资很快有回报，那么你就需要经济不断增长，而不去管后果如何。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你得启动债务和利息这台发动机。但是，金钱不必非得由这种方式创造。我们可以在不强制经济无尽增长的情况下，进行资产交易。我们不想要无限增长的经济，我们想要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经济。”
正如托特尼斯（英国第一个启动地方货币的地方）过渡城市运动创始人罗伯·霍普金斯向我们解释的那样：“我们若想让经济更有韧性，就需要让货币尽可能多地流通。你在本地经济中每花费1英镑，就能产生2.5英镑的经济活动。而在大型超市里每花费1英镑只能产生1.4英镑的经济活动。因为金钱从当地流出。地方货币是留住部分金钱的十分有用的韧性工具，能阻止钱财被大型国际公司卷走、被资本化，阻止需要资金支持的经济领域日渐萧条。托特尼斯英镑在邻近的城市中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在本地使用，没有其他选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再使用英镑，托特尼斯英镑只是一种辅助货币，和英镑相辅相成。”
罗伯向我们展示世界各地的货币
在托特尼斯，过渡运动的发起者们印制了一张面值为21托特尼斯英镑的纸币。这种纯粹的英式幽默让我们忍俊不禁。“既然有可能，为什么不去做呢？”罗伯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挂着孩子般的笑容。对于持有者来说，这种地方货币不仅是对货币制度之严苛和国际金融之所谓严谨的挑衅，更是颂扬地方特色、文化和多样性的机会。在布利克斯顿（伦敦的一个街区）英镑的纸币上，我们能看到在那里出生的名人的肖像，如大卫·鲍威（“印他的头像可比印女王的头像要酷多了。”罗伯悄悄说），或者在那里居住过的名人肖像，如文森特·梵高。在托特尼斯，有幸登上10英镑纸币的是世界著名歌手同时也是本地人的本·霍华德。
在首批托特尼斯英镑被印制的时候，没有任何地方货币在英国流通。于是项目组决定聚集一群“杰出的替代经济学专家”来评判这个创举的合法性。罗伯提起这段回忆时，总是颇有兴味：“当我们问他们，我们有没有权利印刷1托尼斯特英镑的纸币，并宣称它值1英镑时，他们面面相觑，最后告诉我们：不知道！你们可以试试，然后我们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直到布里斯托在拥有100万居民的大区内实行这种货币制度时，英格兰银行才决定和这些货币制造艺术家们进行小小的对谈。之后，他们发布了关于地方货币及其合法性的官方批文。地方货币从此享有抵用券或忠诚度积分的地位，就像餐饮券或者航空公司的“里程”一样。这是释放创造性的第一步。
对于辅助货币的持有者来说，地方范围内的韧性对保持世界经济整体坚挺有着重要作用。不同经济体间想要完全平等地交易而不损害各自的主权完整，首先就需要保持自身经济的良好运行。这就像身体的细胞一样。同时也要注意保持对等形式。罗伯认为：“当两种经济体进行互动时，如果双方都依赖于从世界各地进口物品和服务，自身不再制造任何东西，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和那些在当地种植食物、生产能源、管理水资源，拥有坚固韧性的地方之间结成的关系迥然不同。我认为，如果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不懂得如何种植我们的食物、修理我们的机器、维护我们的经济，那么我们就会变得脆弱，也丢失了我们自身的一部分。”
这一看法可能会引起某些国家的思考，比如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75%的食物需要进口，或者法国，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法国91%的能源依赖进口。2008年，饥荒暴动和这两种现象直接相关。由于过度的投机，石油价格上涨，很多发达国家开始生产大量的生物燃料，丢弃粮食种植。2008年，30%的玉米产量用于车辆运转，而不是用作人类或动物的食物[13] 。谷物储备减少，价格在4个月间增长了84%。埃及、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等国深受其害。农业不去供给当地需求，而是大量转向出口，食物在这些国家占据了70%（有时高达90%）的家庭预算。食物价格居高不下。同样地，当一个城市或地区广泛依赖跨国工业向居民提供就业的时候，在公司行政管理委员会的决议面前，这个城市或地区拥有的权力就会极为微小。法国经历了数次这样的情况：当弗罗兰日的钢铁企业安塞乐米塔尔或亚棉的轮胎企业固特异决定，为了让集团获取更多盈利，它们只在其他国家进行廉价生产的时候，便是如此。法国政府的全力劝阻和工会的游行都徒劳无功，什么都没改变。
布里斯托人抵制乐购超市落户当地的遗迹
为了反抗这种情况，让经济权力重回公民手中，本土化运动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壮大。在法国、英国、瑞士、印度和美国都有这样的运动，尤其在美国，分散于全国80个不同系统的3.5万家企业联合在一起已逾12年。这就是BALLE（地方生活经济商务联盟），它的目标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创造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互相联通的地方经济全球网络，以寻求全人类的健康、繁荣和快乐。”我们在奥克兰遇见了聚集在年度大会上的几百位BALLE成员。被所有人称作“BALLE之母”的朱迪·威克斯，是这个组织的联合创始人。她的故事又一次告诉我们，大部分运动都产生于普通人的尝试：某人在某天决定，他不能继续在这样支离破碎的体系中生存下去，他要走向这个体系价值的反面。
70年代初，朱迪刚在费城老区安家，便得知自己社区的一部分将被拆迁，用来建造新的商业中心。她很喜欢这个地方，决定加入已经被动员起来的居民当中，阻止商业中心工程。在几个月的斗争过后，他们的努力获得了回报。在这种新势头的推动下，朱迪更加关注邻里关系。1983年，她在自己住房底楼开了一家小咖啡厅：白狗。由于朱迪的人格魅力，这家咖啡厅很快生意兴隆，在几年间，咖啡厅延展到毗连的楼里去了。6年以后，咖啡厅变成了能容纳200人的餐厅。朱迪对于生态问题非常敏感，对白狗进行了整改，不久，白狗成为宾夕法尼亚州首家100%风力发电的餐厅。朱迪在这里实施了回收和制造复合肥料的项目，并安装了一台太阳能热水器，用来洗刷餐具。但BALLE的星星之火并不是由此而诞生的。她跟所有餐厅经营者一样，需要关注餐厅的食材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她最关心的是养殖者饲养动物的方式。1998年，她决定不再购买不能行走、见不到日光、只能被锁在拥挤的笼子里、用转基因产品喂食、被灌满抗生素的圈养牲畜的肉。她开始在当地寻找绿色养殖者，寻找在户外生活、饮食健康的鸡、猪、牛。她最后找到了能给她提供餐厅所需所有肉类和奶制品的供货商。这个经历又鼓励她去寻找水果、蔬菜、谷类的绿色种植者。几年间，她的餐厅95%的新鲜食材都来自于方圆80公里以内的当地农庄。但朱迪想要走得更远，想要影响整个地区的生产者。为此，她创建了白狗社区公司，这个非营利组织的目标是在生产者和餐饮工作者之间建立联系。为了保证这个组织的良好运行，朱迪向其转入了自己公司20%的收入。在几个月间，一个农场、餐厅和食品店之间的地区网络建成。朱迪于是思索如何通过在网络中加入其他活动来扩大这个网络。她开始会见地区内的企业家，2001年，“SBN Philly（大费城可持续商务网络）”诞生。如今，SBN Philly有400位成员，分别来自可持续农业、可再生能源、生态建筑、回收、生态清洁、制造、独立媒体、零售业等领域。然后，朱迪认识了劳里·哈梅尔，后者自1988年就成立了新英格兰企业社会责任协会，他们俩的经历如出一辙。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各自的网络共同建立一个可能会吸引数千企业家的国家性项目。在一个夏天，他们邀请了十几位企业家来思考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其中包括两位积极关注重新本土化问题的经济学家：大卫·科腾和迈克尔·舒曼。会议一结束，他们就决定建立BALLE。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和费城网络模式相同的网络在全国发展起来。其中最活跃的网络之一在贝灵汉，我们在那里见到了贝灵汉网络的联合创始人德瑞克·朗以及他的前妻，这个运动如今的总指挥米歇尔。
[1] https://lccn.loc.gov/74130275。
[2] https://fr.wikipedia.org/wiki/Effet_multiplicateur_du_crédit.
[3] 《里斯本条约》第123条规定：“禁止欧洲中央银行，以及欧盟国家成员中央银行（后文称为‘国家中央银行’）向欧盟组织、机关、机构、中央行政部门、区域或地方当局、其他公共权威机构、欧盟国家成员其他公共机构或公共企业批准透支资金或其他形式的贷款。同时也禁止欧洲中央银行或国家中央银行向它们直接获取债权证券。”《里斯本条约》第123条采用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104条以及《欧洲宪法条约》第181条规定。
[4] 法国的公共债务在2015年达到2万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95%。所得税的总和都不够偿付债务利息……每一秒，法国产生2665欧元新的债务。
[5] WIR是德语Wirtschaft的缩写，指“经济”，wir在德语里也有“我们”的意思。
[6] 装修材料超市。
[7] 指钱仅被用作一种流通工具，不产生高利贷。
[8] 传统经济中，中央银行的角色。
[9] 无盈利合作银行，为客户所有。信用合作社提供廉价银行服务，让低收入人群也能拥有银行账户，银行的存款不用于投资金融市场，也不会流入避税港。这与大部分私有银行相反。银行存款受到完全的保护，以抵御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10] Text to pay:短信支付。
[11] 2015年6月16日《卫报》上的宣言（www.theguardian.com/ uk-news/2015/jun/16/bristol-pound-powered-renewables-goodenergy-signs-up）。
[12] 钱做了钱该做的事。
[13] www.liberation.fr/economie/2008/10/10/les-emeutes-de-la-faimen-afrique-prelude-a-la-debacle-114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