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里尔：在生态环境运动中，有一个流派认为，我们可能不应该住在城市，城市无法可持续发展，我们也许要回到土地，回到乡村……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扬：我个人认为，我们没得选。世界人口增长得非常迅速。我们已经有70亿人，很快就会达到90亿。想让所有人有房可住，最理智、最省钱、最具持续性的办法，就是住在经过精心设计的城市里，而不是分散于乡村或郊区。但我们应该让它们好过那些保持20世纪模式的恶劣城市。
席里尔：但我们不是应该限制居民人数吗？当2000万人挤在同一个城市……
扬：有时甚至是3000万……
席里尔：……这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比如食物供应、污染、与大自然脱节，以及单一化的问题……
扬：是的，我们能在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一些国家看到这些问题，以上国家的城市扩张迅速。我认为，关键在于细分。我们有必要建立自立自主的社区，居民在其中能找到他们需要的所有服务，能参加文化活动、接受教育和医疗，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在社区内出行只需要步行或骑自行车，社区内的暖气与水电消耗都更加合理，而不是独立供暖，还能共享所有设备（汽车、物件、家用电器等）。在这些社区，我们要重新引入大自然和农业，以及集会、交流和休息的空间。
席里尔：追根究底，我们为什么要住在城市？不仅仅是合理性的问题吧？
扬：人类聚集在一起并建造了城市，是为了能够充分地见面，并一起发展文化。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城市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我认为这将继续。城市是一个沸腾的、思想交锋的地方，也是接纳差异的地方。
当然，如今我们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在不见面的情况下进行交流。但是包含在见面中的各种肢体和人际关系的可能性，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基础作用。间接交流永远也代替不了面对面的话语交流。
席里尔：您认为，应该把城市还给人民，就像你的书的标题一样？
扬：完全正确。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两个重要的运动，它们毁坏了城市的内部生活。首先，是大量汽车进入城市，填满了所有空间，把居民逼退到人行道上。其次，是大规模的建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我们依照美国模式，在郊区修建了数不胜数的独幢楼房，而没有去修路和广场。所有的工程都是为汽车而建造。20年来，一个反对运动正在兴起，准备重夺城市。我们修建城市的目的，不是让汽车和城市规划师幸福，城市需要让它的居民幸福生活，我们必须为此而努力。
席里尔：用什么方法呢？
扬：首先，把公共空间还给居民。我的工作室已经做过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莫斯科、伦敦、马尔默……所有想要变得更有吸引力、更宜居、更持续的城市……多年来，我们和哥本哈根大学进行了多项研究，制定了最优战略。现在我们正在传播这些战略。我们把纽约时代广场的一部分变成了步行街。它就在百老汇附近。交通被切断的那一天，时代广场上到处是人！现在纽约大概有50个从汽车手里夺走并还给居民的广场。这些广场非常受欢迎，因为在现代社会，我们需要集会见面的地点。
席里尔：作为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你怎么设计一座人民的城市？
扬：我要向你揭露一件事。通过最近50年的研究，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修更多的路，就会有更多的交通。很难以置信吧？然而如果我们修更多的自行车道和自行车基础设施（自行车停车库、自行车上下楼专用轨道、火车里的自行车专区……），10年以后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自行车使用者。同时，如果还能整治道路、广场、运河河岸，在这些地方引入公共生活，人们就会像纽约人一样，重新适应道路。在城市整治中，我们面临以下选择：要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车还是更多的人？
席里尔：你揭露的事，确实很惊人！（笑）
扬：我还没说完！我们开始意识到现代城市规划对健康非常不利。每天坐在电脑、电视前或者车里，会导致很多病症。因此，就连大型健康组织都建议，城市的规划应当尽量鼓励人们步行或骑自行车。
席里尔：当然，走路或骑车比交医疗费要划算得多……
扬：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没有比建造基础设施，用以鼓励行人和自行车使用者更划算的项目了。地铁、有轨电车、公交车和汽车的基础设施成本非常昂贵。自行车和行人越多，成本就越低廉。另外，我们知道，这对于社会的包容性来说，也很重要。在这样的城市，我们会感到安全，可以相识、结伴，而不是待在自己家里，害怕他人。在家里看电视电影、煲电话粥是不够的。在城市里，我们可以接触多样性，利用我们的感官，更贴近万物，彼此学习。
波依的一部分，房子的风格各有千秋
这些整治带来的间接利益非常可观。城市会更加有生机、更持续、更安全、更健康……所以，我们在等什么呢？
席里尔：哥本哈根是不是把城市还给居民的好例子呢？
扬：当然是。值得称赞的是，这个趋势开始得很早。从1962年起，哥本哈根就开始把汽车赶出主要街道。当时所有人都说，这肯定行不通，我们又不是意大利人，说我们永远也不会对公共空间投资。然而，哥本哈根坚持下来了，第二年我们就变成了在咖啡厅露台上晒太阳、在步行道上闲逛的意大利人。很快，我们也想把其他街道变成步行街，渐渐地，哥本哈根转变了。越来越多的居民意识到，这变化给他们带来了高质量的生活，我们更爱自己的城市了。交通、噪音、气体……一切都适宜有度。席里尔：你觉得这能在全世界、在所有文化里运作吗？
扬：我认为，一种文化越不发达，就越需要照顾城市居民，制定便利穷人出行的政策。短期内，穷人买不起车，但他们可以有和火车站联通的良好的公共交通、良好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席里尔：在像中国这样的汽车数量飙升的国家，应该怎么办？
扬：中国也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近几十年，随着经济增长，上海和北京曾试图禁止自行车在市区行驶，认为它们阻止了进步，与此同时，汽车大量涌入城市，产生的结果，大家心知肚明。但如今，趋势反过来了，自行车重回潮流。我的公司参与了上海市中心的重新规划，市政府希望在市中心修建秀美的公共区域、小而窄的街道和自行车道……
席里尔：是我们看待进步的方式变了吗？
扬：昨天，进步就是汽车、高楼大厦。今天，我们更多考虑的是幸福、健康……质量代替了数量。一旦即时需求被满足，人们就会开始自问什么才是“美好生活”。当我们再看看迈阿密和洛杉矶的城市旧模式，那种充斥着汽车交通的模式，我们可以试着自问：“这真的是人类可以做出的最好的东西吗？”
席里尔：在城市居民幸福指数榜上，哥本哈根和温哥华名列前茅，你的战略好像已经成功了……
扬：是的，这50年来，我起床的时候都觉得，城市每天都在变得更好，我的孩子们将生活在比我所了解的城市更美好的地方，这样的感觉很棒。有那么多城市，情况却正好相反。
席里尔：所以，你付出了这么多心血，是为了你的孩子们和住在这里的人们的未来？
扬：当然。我是建筑师。对我来说，建筑存在的目的就是改善世界。先是我们塑造了楼房、城市，然后它们再塑造我们。我们建造的东西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很大的责任。看看我们在20世纪60、70和80年代的郊区造出来的水泥堆引起的后果。如果建造出一些像美国很多地方一样的城市，人们根本摆脱不了汽车，那么所有人都会使用汽车，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城市里满是汽车、噪音和污染，人们就会更烦躁。反之，如果在街角修建歌剧院，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去听歌剧；如果建公园，那所有人就会跑到公园里去，其他情况也是一样。我们要自问，我们想要子孙们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成长……
现在是凌晨1点，我结束了一天繁重的拍摄工作，刚刚吃完迟来的晚饭。我们又一次没能经受住诱惑（至少是我们中的某些人），一边喝啤酒，一边谈天说地，而明早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我回到自己的标间，里面有我的标准床位，我把自己的标准门卡插进墙上的小缝里取电，一瞬间，电从六七个源头喷射而出：天花板上、床头柜上、浴室里、小书桌上……我栽倒在床，把鞋子踢到角落，打开电脑查看信息。2014年4月，当发现众筹进展良好，而且很多国家的拍摄期是2014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头脑一热，就决定出发。我们想在2015年年底，也就是巴黎世界气候峰会COP21的时候发布纪录片。况且，11月份的农业，也不是很适合拍摄……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每天晚上花很多时间来为下一段旅程做准备：确认地点、准备会面、制定路线、和当地的联络人确定日程安排……同时，我也在“脸书”上传自己当天拍摄的片场照片，以便资助者们了解行程。那天晚上，在浏览信息的时候，我看到《卫报》2008年发表的一篇詹姆斯·拉伍洛克的文章（他是生态学的权威之一，气候变暖的预言者，盖亚理论之父，该理论把地球看作有生命的生物体，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免疫系统）。一位在旧金山的朋友转发了这篇文章。
我最初只是泛泛而读，接着便被深深吸引。老狮子（如今96岁，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90岁）没了信心，放弃了竞赛。按照他的说法，我们早就无可救药地超过了气候变暖的临界点。如今大势已去，做什么都于事无补。2020年，极端气候现象将会变得很普遍。2040年，欧洲气候将会一团糟。英国的一部分会被海水淹没，而欧洲南部情况将更恶劣。我们将接收数百万气候难民。装风力发电机没有任何用处，我们需要为生存做准备。这和我们刚刚经历的一天有着天壤之别。那么多男男女女兢兢业业地工作，想要改变这个星球的未来，可能根本就没有去想他们的努力会不会白费。当然，拉伍洛克并非圣贤。他甚至说过一些蠢话（在我看来），他为核能辩护，认为它是及时制止气候变暖的必要元素。不过，鉴于他在20世纪70年代的那些预言大部分都已成为现实，我们不禁相信他所说的，赞成他说的某些要点。尽管怀着诚挚之心，我们还是成了自己舒适生活和无意识行为的囚犯。我甚至能在所谓的“最积极”的环保人士身上看到这一点：非政府生态组织主席去新西兰潜水或钓鱼；人们眼中的那些热衷于环保事业的斗士，经常吃美味的牛排（或者一个大汉堡，比如在我成为完全的素食主义者之前，我们就多次在拍摄过程中吃汉堡）；很多朋友在最新版苹果手机发布之后，就马上买了，然后跑来道歉（因为他们觉得，你是环保人士，向你道歉会显得有礼貌）；我自己也经常一边买李维斯牛仔裤或苹果电脑，一边批判帝国主义跨国企业，还给自己找借口买一些在世界另一端生产的没用衣服。在骑自行车就很方便的情况下，我还是会开车去跑那几公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太简单、太具诱惑力。浮华让我们迷失自我。几年前，我非常喜欢贝赫唐·梅厄斯特的一本书《逆喻政治》[1] ，书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逾越的主要障碍，就是舒适生活的压力。今晚，我决定关上电脑，在这个毫无生气的房间里，躺在那张确实非常舒服的双人床上，重新思考一番。直到晨曦初现，天空好似被我们的下一个主角照亮。
[1] La Découverte,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