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者是什么人？
农耕者最重要的能量来源就是已经驯化的动植物。在第二章开头，我引用了凯瑟琳·潘特–布里克[1]对觅食者的定义，即“并未刻意改变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的人，并因此“生活在小群体里……四海为家”；与之相反，农耕者刻意改变了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生活在大型（往往非常大）的群体中，很少迁徙。觅食者的游群机动性高，规模很小，流离颠沛，却有同伴形影相随；而在农耕者定居的大型村落，世代更迭，山河依旧。
农耕的关键在于改变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通常将这一过程称为“驯化”。这里是指人类充分干预其他物种的繁殖以制造选择压力，导致这些物种进化成全新的物种，只有在持续的人工干预下才会继续繁殖。
驯化的小麦如今已是人类获取植物蛋白的首要来源，算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不过世界各地的其他动植物也经历了类似的遗传过程。野生小麦是一年生植物；成熟时它的花序轴（把每一个种子附在植物上的小梗）变软，种子会一颗接一颗落到地上，落地后种子的保护壳破碎，开始萌芽。每年，大概每一两百万株野生小麦中会有一株在一个单基因上发生加强花序轴的随机突变，也就是说它的种子成熟后不会落到地上，无法继续传递其基因。如此一来，这些变异的植物就从基因库里消失了（由下一世代里新的随机变异所替代）。但在人类觅食者开始通过收割植物和再种植部分种子来干预野生小麦的基因库后，至少某些变异植物会把它们的基因传递下去，而基因库中变异的比例会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增加。计算机模拟表明，变异性状在理论上只需区区数百年便可完全取代原始的野生植物物种，不过从考古学证据来看，这实际需要几千年的时间。随后，只有在人类继续收割和重新种植的情况下，被驯化的全新小麦物种才有可能繁殖下去，人类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的劳动（农耕）所生产的卡路里远胜觅食者通过采集野生小麦所获取的热量。驯化的动植物是最早的转基因生物。
“农耕”这一类别所包含的变体比“觅食”还要多，因而本章的篇幅远长于第二章。“农耕者”这一类别同样包含很多过渡型，导致其边界模糊不清。我在第二章里花了不少篇幅讨论所谓的“觅食系列”，既有非洲昆申人那样机动性高、无社会组织的小群体，也有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瓜基乌图人那样定居的、高度组织化的大型群体，以及中间很多过渡型。但为能恰如其分地讨论农业社会，与其把它想成一个系列，不如想成一个三芒星（图3.1）。
图3.1 农业三芒星
每一个点均代表了一种极端类型，从园耕者到贸易城邦或早期工业国，中心则代表理想类型的农耕者社会。
三芒星中的一个点是诸如南非的马奇根加人（我在第二章简单提到过）等微小规模的群体，他们有机会接触到驯化的动植物，但生活方式却更接近觅食者。人类学家通常将这样的社会称为“园耕者”（horticulturalists）社会或干脆称其为“食物培植者”（food cultivators）社会。第二个点主要包括公元18世纪的农业国，形态千差万别，如中国清朝、印度莫卧儿王朝、土耳其奥斯曼王朝，以及启蒙运动时期的西欧及其海外殖民地，其中一些国家已处在工业革命的边缘；第三个点则是包括古雅典、中世纪威尼斯，或中亚的某些绿洲在内的一些高度贸易化的小城邦，它们在某些方面与化石燃料社会和农业社会各有不少共同之处。三芒星的中央则是理想类型的农耕者社会。
人类学家非常重视园耕者与农耕者之间的区别，他们通常会将某个与众不同的统治精英的崛起视作二者的分野。“只有当培植者融入一个国家社会之后，”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2]在其影响广泛的著作《农民》中指出，“也就是说，当培植者必须遵从其社会阶层之外的有权之人的要求和约束时……我们才可以恰当地提及农民这个概念。”历史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至少同样重视农民和早期工业国属民之间的差别，但城邦居民与农民有何不同却乏人问津。
然而，和觅食者的情况一样，即使有各种例外和亚类别存在，也不该掩盖这样的事实，即一个理想类型抽象地表述了农耕者社会的核心特征。跨文化的相似性如此有力，以至于早在1954年，在力图比较三个农耕者社会（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19世纪的英格兰南部和20世纪30年代的墨西哥）的一次讲座上，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3]甚至颇有把握地提出：
假设一个农民来自这三个相距很远的社群中的任何一个，如果他能被某个带翼的精灵送到其他两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并掌握了所至村落的语言，他很快就会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舒服自在。这可能是因为生活的基本方向没有改变，他职业的罗盘还会继续指向同样的道德之北。
本章将用大部分篇幅讨论这些“生活的基本方向”。
图3.2 第三章中提到的地点和社会群体
和觅食一样，农耕也是在特定的时间出现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就农耕而言，它出现在考古学家所谓的“侧翼丘陵地区”（参见图3.2；基本上是一条弯曲向上穿过约旦河谷至土耳其边境，然后沿着伊拉克—伊朗边境折返向下的弧线），随后遍布世界的每个角落。但觅食者和农耕者的扩张在速度、规模和彻底性方面大相径庭。现代人类觅食者用了5万多年（从大约公元前70000~前15000年）才从非洲蔓延到人力可达的每一个适合生存的角落。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人口增长了大约60倍（从公元前70000年的大约5万人增长到公元前15000年的300万人），前人类彻底灭绝。反观农耕者，他们只用了区区11 000年（从大约公元前9500~公元1500年）便占据了人力可达的所有适合生存的角落，在此期间，世界人口增长了90倍，从大约500万增长到4.5亿。觅食者并没有灭绝，但他们占世界人口的比率从公元前9500年的约99%大幅下降到公元1800年的约1%。那时，农耕者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情况已经持续至少5 000年了。
普通农民的生活记录
农业社会的证据来源（考古学、历史文本、人类学）与觅食者社会大致相同，但各个类别的权重却大相径庭。因为所有的农业社会或迟或早都会发明或接受文字，所以大约从公元前3300年，在当今的伊拉克南部，就出现了大量关于农业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但在幸存至今的数以百万计的文本中，大多数都有同一个严重的问题：作者属于受过教育的精英小群体，其中男性占压倒性多数，这些文字通常是他们为同辈人，或为自己的目的所写。因此，关于占人口3/4或更多的实际从事农耕之人的生活，第一手历史资料能够告诉我们的少之又少。即使在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古代社会，如古希腊（公元前5~前4世纪）和其后的意大利共和国（公元前1世纪），或许也不过只有1/10的男性公民拥有基本的读写技能，受过教育的女性更是凤毛麟角。直到公元后第二个千年的初期，识字率才攀升至10%以上，即便到了那时，恐怕也只有在西欧和中国的城市才达到了这个比率。真正的大众教育，即逾半数人口能够阅读简单的句子，要到化石燃料时代才实现。
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想方设法探究普通农耕者的生活。第一手文本偶尔会留下一些吉光片羽，比如宗教审判官雅克·富尼耶[4]（后来的教宗本笃十二世）的记录，他记录了公元1294~1324年与法国南部蒙塔尤村农民的面谈；但大部分有关农耕经历的证据来自20世纪人类学家、农村社会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的考古和论述。农业社会生产的物质产品（其中有些还被饰以具象派艺术）的确让觅食者难以望其项背，因此实物记录至少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像所有考古证据一样，那些都是无声的证据，必须通过类比来加以诠释。因此，和关于觅食社会的研究一样，尽管社会学家就20世纪的农耕者生活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资料，但以此推断早期的农业社会仍然问题重重。
农业社会的生存方式与希腊奇迹
与觅食者的情况相同，农耕者养活自己和组织群体的很多方式也都取决于地理环境。起初，在最后一个冰川期的末期，唯一有可能成为农耕者的人群是住在侧翼丘陵地区及此类区域的人，那里的地理条件有利于有驯化潜力的大谷粒草种和大型哺乳动物的进化。又是和觅食者一样，住在这些有利位置的人只能因地制宜地驯化原本就生长在那里的动植物，这意味着当侧翼丘陵地区的第一批农耕者驯化了小麦、大麦、豆子、绵羊、山羊和牛的时候，东亚的农耕者驯化了小米、大米、猪和水牛；中美洲的农耕者驯化了南瓜和玉米；安第斯山脉的农耕者驯化了南瓜、花生、土豆、美洲驼和羊驼；而新几内亚的农耕者驯化了香蕉和芋头。每一个驯化的物种都能产出不同的营养元素，其所需的劳动模式也不尽相同。
随着这些农业核心地区人口数量的增长，人们带着这些核心地区驯化的动植物向外迁徙，寻找新的农田。一波又一波缓慢流动的移民潮把侧翼丘陵地区的初始农作物一路带到如今的法国，以及现代阿富汗境内的梅赫尔格尔[5]，另有移民把中国的农作物带到了日本和婆罗洲，最终横越了大洋洲。然而，把农业带到全新的环境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农耕者渐渐认识到，大江大河——特别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印度河以及黄河——可以用来灌溉、运输和交通往来。这把作物产量和经济整合推向新高。正是在这些江河流域，农耕者建造了第一批真正的城市，人口呈数十倍地增长，有时甚至达到成百上千倍。然而，如果说靠近大江大河对农耕有利，面朝大海则更是占足了地利。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后期，罗马帝国控制了整个地中海盆地，罗马城的居民人数接近100万。东亚没有酷似地中海的地理特征，但公元609年启用的大运河[6]功能颇像人工地中海，把盛产大米的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城市与军队联结起来。到公元700年，长安也有了100万居民。
随着每一个农业核心地区的增长，能量获取方式也经历了一个缓慢的爆炸过程。通过我在《文明的度量》[7]一书中所述的计算方法，一般的富裕觅食者在初步实现驯化的前夜（在侧翼丘陵地区大约是公元前10000年，东亚和南亚地区在公元前8000年，墨西哥和秘鲁在公元前7000年），每天大约能够获取5 000千卡的热量（千卡/人/天），其中有大约一半是食物，其余的则是燃料、衣物、房舍、制造业、运输和其他活动。大约两千年后，在从事园耕的村落建成之时（侧翼丘陵地区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东亚和南亚地区在公元前6000年，墨西哥和秘鲁在公元前5000年），能量获取上升到大约6 000千卡/人/天。接下来的3 000年间，能量获取更是提高到大约8 000千卡/人/天，因为早期的农耕者学会了如何越发有效地利用驯化的资源（侧翼丘陵地区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东亚和南亚地区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墨西哥和秘鲁在公元前2000年）。这些农耕者发现，头年在园中种植谷类，来年改种蛋白质丰富的豆类，不但土壤会恢复肥力，他们的膳食也更多样化。如果用粗糙的磨盘碾碎谷物，食物里会残留沙砾，磨损牙齿，因此，他们学会了筛出杂质，以新的方式处理谷物。与此同时，牧人们也认识到，与其在幼仔时就把驯化的动物统统杀掉吃肉，还不如养一些留着剪羊毛、挤奶，用它们的粪便给土地施肥。西南亚的大型驯化哺乳动物比其他地方都多，那里的人们甚至学会了给野兽套上挽具来拉车。此前搬运任何东西都要抬起来扛走，但耕牛的挽力可达人力的三倍。到公元前4000年，牛拉耕犁的发明实现了驯化动植物的聚合。
而那仅仅是开始。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公元前3000年的印度河谷，以及公元前2500年的黄河河谷，使用河水灌溉的农耕者获取的能量大约是10 000千卡/人/天，又过了4 000年左右（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某些地区，公元1100年的中国宋朝，印度莫卧儿王朝在公元1700年或许也是如此），能量获取又翻了两番。食物在消耗能量中的占比的确增加了，从农业肇始之时的2 000~2 500千卡/人/天增至约6 000~8 000千卡/人/天，但大部分增量来自以便宜的卡路里来替换昂贵的热量（肉、酒精、栽培的水果等）。在这一万年的历史长河中，大多数农耕者仍然身材矮小，营养不良。人均能量获取增加了6倍，达到大约30 000千卡/人/天，似乎已经达到了纯粹的有机经济（图3.3）所能达到的上限。
图3.3 峰值能量
公元前14000~前1年，世界人均能量获取的最高水平（数据引自莫里斯，2013）。
因为野生动植物所能提供的能量如此之少，觅食者必须颠沛流离，四处寻找其生计所需的资源，但单位面积土地的能量获取稳定增长，意味着大多数农耕者不必如此。诚然，农业社会也有些成员要不断迁徙：牧人赶着羊群往来于冬季和夏季牧场之间，而在贸易城邦，则有少数人（其数目无法量化，比例较大，但跟农耕者相比仍然是少数人）有时要在海上航行逾100英里[8]之远。某些人漫游的范围显然大胜从前；虽说觅食者不断迁徙，但他们大多只会逗留在方圆数十英里的区域，而到公元前5世纪，腓尼基水手大概已经环航了整个非洲。在公元纪元的头两个世纪，至少某些埃及和印度的水手会定期拜访彼此的故乡。公元2世纪葬在意大利瓦努里（Vagnari）的一个成年男子的DNA（脱氧核糖核酸）表明，他来自东亚，中国的史书似有记载，公元166年，罗马使节抵达过汉朝的都城雒阳。到公元1600年，几个欧洲人扬帆环游了整个世界，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贸易。另一方面，尽管这些环球旅行者不断刷新纪录，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农耕者的生活空间比大多数觅食者还要小得多，这些农耕者一生所到的最远处，距其出生的村落不过三四天脚程。对于在公元1368~1398年统治中国的洪武帝来说，20里路（大约7.5英里）是一个人离家所能抵达的最远距离，而13世纪的英格兰法律对于“邻里”（一个明理的人从其所在的村庄出行拜访他村的距离）一词划定的畛域也如出一辙，这大概并非巧合。
虽说来自农业社会的第一手资料里充斥着浪子、游吟诗人以及年轻人闯荡四海创造财富的传说，但实际上由于农业所释放出来的人均能量获取增长了6倍，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反而越来越不可行，因为社会规模的增长更为强劲。在觅食社会，每平方英里土地通常只需支撑不到一人的生存，如果环境恶劣，这一比例可能会降低到每十平方英里养活一个人。但是，农业社会的人口密度往往会超过每平方英里10人。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有5 000平方英里的领土，人口约35万，比典型的觅食社会高出两到三个量级，而在尼罗河谷、长江与恒河三角洲的灌溉农田，人口密度大概更高。
单个村落的规模增长得更快。冰河期的觅食者穷其一生，见过的最大人群估计也不过数百人，而那一般是在游群聚集的时候，一年也只有那么寥寥几天而已。然而时至公元前7000年，在当今土耳其境内的加泰土丘[9]常年定居的就有大约1 000人；公元前3500年之后不久，逾万人定居在伊拉克南部的乌鲁克[10]；到了公元前700年，伊拉克北部的尼尼微[11]容纳有10万居民；前文也曾提到，公元100年，有100万人住在罗马，这一数字大概比公元前20000年的世界人口总数还多；而到公元700年，中国长安的居民数量也达到了这一规模。罗马帝国和同时代的中国汉朝帝国各自有至少6 000万人；到公元1600年，中国的明朝有1.6亿人口。
每英亩农田的能量获取稳定增长，才有可能养活这数百万人口，但代价是承星履草、胝肩茧足的劳作。萨林斯的原始富裕社会中相对悠闲的觅食者与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所记述的操劳过度的农耕者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事稼穑，兀兀穷年”，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12]曾在诗中这样写道——他的《工作与时日》（作于公元前700年前后）是现存最古老的文献资料，旨在从农民的角度来描述生活。26个世纪后，意大利南部的一位神父断言：“农民每天就是为了吃饭而工作，为了有力气工作而吃饭；天黑了就睡。”发掘出土的骸骨表明，古代农耕者受到的重复性应力损伤往往比觅食者更多；他们的牙齿常常很糟糕，这是其饮食范围受限，摄入碳水化合物过多所致；他们的身高从农耕时代开始便稍有下降，直到20世纪前都没有明显增高，这是揭示整体营养水平的一个相当准确的指标。
农耕者需要多么艰辛的劳作才能果腹，不只取决于他所在的地域和拥有的财富，还取决于他的时代处于人口周期的哪一个阶段，人口爆炸与萎缩时期交替出现是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像觅食者一样，农耕者很少能与环境和谐相处。在欧洲这个学者们研究得最为深入的地区，考古学数据表明，公元前8000~前2000年，人口呈指数级增长，每16个世纪左右便翻一番，绘成图表更是跌宕起伏，每一个可怕的崩溃过后，总有突如其来的人口波峰（图3.4）。
到了公元后的第二个千年，更加丰富的证据让我们得以更精确地追踪这些模型。从大约公元900年开始，气候温暖潮湿，人口稳定增长，气候学家称这段时间为“中世纪暖期”。这迫使农耕者更加艰辛地劳作，因为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手更多了，抑或耕种的土地不似先前那般肥沃；但在1346~1400年，黑死病（导致这块大陆上的近半数人口死亡）大大降低了土地—劳动力比，使之转而有利于幸存者。非技术工人的真实收入在15世纪激升至前所未闻的水平，但随着人口数量的恢复，农耕者又必须以更加努力的劳作换取低廉的报酬（如后文图5.8所示）。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知识分子发现，农民们认为15世纪是黄金时代，悠闲度日，以蛋糕和麦芽酒为伴，与他们自己的悲惨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约翰·昆西·亚当斯[13]在记述1800年的故乡时说，当时的农民村落是“用泥浆和茅草盖成的破屋……里面住着衣衫褴褛、面色苍白的乞丐……房舍都住满了儿童，身上除了一件粗糙的衬衫外别无他物；更有的一丝不挂，身上满是寄生虫，看上去就像瘟疫横扫之后的埃及大地一样狼藉”。
图3.4
根据13 658个公开发表的放射性碳日期（数据来自申南等，2013）测定，欧洲人口在公元前8000~前2000年之间呈指数级增长。在一系列崩溃与繁荣之间，长期趋势是人口每1 600年左右翻一番。（所有日期均在整个研究区域内，样本N = 13 658；二项分布N = 6 497。）
在每一个来自化石燃料世界的访客看来，就算在人口周期中最幸福的时段，农民的生活也是污秽、粗野和贫穷的。安东·契诃夫于1897年发表的一篇反映严峻现实的短篇小说《农民》（Peasant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小说里的反英雄主角尼古拉·奇基利杰耶夫是一位生活在莫斯科的贫穷仆役，后来因为疾病被迫回到了祖先的村庄，但契诃夫说，就连这样一个简朴的人也“早已被这经常不断的叫骂、饥饿、煤烟和臭气弄得筋疲力尽，他已经痛恨鄙视这种贫穷的生活，而且在妻子、女儿面前常常为自己的爹娘感到羞愧”。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怀疑契诃夫对农民悲惨生活的精准理解，但应该记住，那至少不像觅食者的生活那样恶劣。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14]估计，古代和中世纪农民养活自己的收入一般相当于每天1.50~2.20美元——这当然不算多，但比觅食者的每天1.10美元好多了。根据我本人关于能量获取的估计，差距很可能更大，像罗马帝国或中国宋朝这样真正繁荣的农业社会，农民的收入水平比最繁荣的觅食者要高5~6倍。就算契诃夫笔下不幸的奇基利杰耶夫也有个小农舍，房子里有俄式茶壶，壶里有茶，还有烧开茶水的炉子。
农业社会比觅食者社会更加繁荣，但等级也森严得多。我们在第二章看到，在某些条件下（像是18世纪太平洋西北地区，或是史前的日本或波罗的海地区普遍存在的情况），觅食社会的财富分配可能很不均衡，但其程度远不及农业社会。目前有实际统计数字的最古老的例子是罗马帝国，那里颇有些人腰缠万贯、富甲一方。有位C·凯基利乌斯·伊西多鲁斯（C. Caecilius Isidorus）在公元前8年去世时留下的遗产包括3 600对牛、257 000只其他动物、4 116个奴隶，还有6 000万塞斯特斯[15]的现金（足以供50万人吃上一年）。与此同时，一位名叫L·塔留斯·鲁弗斯（L. Tarius Rufus）的高级军官单单一次地产交易失败就损失了一亿塞斯特斯的巨资，历史学家克里斯·威克姆[16]认为，到公元4世纪，顶级豪门——阿尼奇家族（Anicii），彼得罗尼家族（Petronii）和凯奥尼家族（Caeonii）——“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私人土地主”。
以最好的情况估计，在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基尼财富系数在0.42和0.44之间，以当时罗马的科技和生产力水平，这意味着罗马的精英阶层（大约占人口总数的10%）从其他罗马人那里榨取了大约80%的理论最大剥削率。这一基尼系数比觅食者的平均系数（第二章提到过），即0.25，要高得多（图3.5），但罗马的不平等情况似乎在农业社会相当典型。另外一项研究比较了13个农业国，计算得出的平均基尼系数为0.45，而计算出觅食群体的低系数的那一组人类学家发现，在他们的样本中，8个小规模农耕者社群的平均基尼系数是0.48。（这个研究小组还研究了4个园耕者群体，发现其平均系数为0.27，仅比觅食者的系数略高，这倒是在意料之中。）
这类社会——比觅食者社会更加拥挤和繁荣，但更不平等——成为现实的唯一充分必要条件，是劳动分工复杂度的一次大飞跃。这种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便是规模远胜家庭的经济组织的出现，我随后会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在研究如此大规模的组织之前，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和觅食社会一样，家庭仍然是农业社会经济体的基本单位，但家庭内部结构已经面目全非了。
图3.5 贫富不均的衡量
史密斯等人（2010）计算得出的觅食者（0.25）、园耕者（0.27）和农耕者（0.48）的平均贫富基尼系数。罗马帝国的系数大约在0.42~0.44之间；公元1800年前后，英格兰和法国的系数为0.59。
这种变化主要由两股力量促成。一是劳动本身的性质。在觅食社会，女人通常承担大部分的植物采集工作，而男人承担大部分狩猎工作。这种劳动性别分工在园耕社会中通常没有多大改变，狩猎和采集仍很重要，田间劳动相当轻微。在很多地方都有大片可以用作庭园的土地，而劳动力相对稀缺，园耕者在大片土地上从事着清闲的工作，男人和女人共同锄地除草。但随着人口的增长，相对于劳动力而言，土地越来越稀缺，人们在土地上更加精耕细作，通过犁地、施肥，甚至灌溉等重体力劳动，期望从每一寸土地上榨出更高的产量。一个社会在这个方向上走得越远，男人的上肢力量在田间劳动中发挥的作用越大，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将户外活动看成是男人的工作。
这种长期转变一定是把女人驱离田间的重要助推力，而第二个因素——人口因素，可能是一股更大的牵引力，把女人拉回家舍。在农耕出现之前，人口平均每一万年才翻一番，而农业开始之后，不到两千年就会翻一番。和女性觅食者相比，农妇们生的孩子多得多，某些史前史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为“新石器时代的人口结构转型”。一般而言，农业社会中的每个妇女会分娩7个婴儿，其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怀孕或照顾小孩，由于从事犁地劳动的女人很难再肩负这样的重任，人口和劳动模式协力造成了男性（户外）和女性（户内）的分工。
因为，（1）与觅食者带回家的食物相比，农耕者生产的食物往往需要进一步加工（脱粒、筛选、磨碎、烘焙等）；（2）与觅食者的临时窝棚相比，农耕者建造的越来越耐久的房舍需要更多维护和清扫工作；以及（3）这些活动可以由在家里看孩子的女人完成，于是农业的逻辑指向劳动力和空间的一种全新性别分工。显而易见，世界各地的农耕者得出的结论是，男人应该在田间劳动，而女人应该待在家里操持家务。事实上其道理如此浅显易懂，以至于从园耕发展而来的农业社会无一例外地做出了同一决策。
对在叙利亚阿布胡赖拉[17]出土的162具骸骨的研究表明，在公元前7000年的侧翼丘陵地区，劳动的性别重组已经如火如荼。男女两性上背部的脊椎都有所增大，这大概是用头部携带重物所致，但只有女人有明显的关节炎症，这大概是在磨碎谷物时，长时间跪着以及用脚趾作为发力点而导致的。
阿布胡赖拉是个非常简单的农业社会，但即使在罗马帝国，情况也没什么不同——考虑到它可能是最复杂的前工业化经济体，这着实出人意料。地理学者老普林尼[18]说，时至公元前160年代，罗马城里也没有商业化的面包房，因为面包都是女人在家里烤制的。公元后头两个世纪的文字记录表明，家庭之外的受薪工人中，只有1/7是女性，招募女性的职业只有35个，而招募男性的有225个。古典学者苏珊·特雷贾里[19]断言：“女人看来都集中在‘服务型’工作上（餐饮、青楼）；经营小生意，特别是贩售食品；在店里侍候客人；某些手工业，尤其是布料和服装生产业；诸如制作金箔或美发等‘费工’的工作；以及某些奢侈品行当，如香料店等。”
在20世纪工业化之前的农业社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发现，农业劳作的强度，继承的重要性，以及男性对于女性贞节的迷恋之间存在着强相关。这似乎也是农业逻辑顺理成章的归结。觅食者与年轻一辈分享知识，教他们如何寻找成熟的植物、野味和安全的营地，但农耕者则有实在得多的东西传给下一代：财产。为了在农业世界繁荣兴旺，人们需要房舍、田地和成群的牛羊，更不用提水井、院墙和工具，以及除草、灌溉、修筑梯田和搬移石块等改良工作。毫不夸张地说，从上一代那里继承遗产乃是生死攸关之事，利害得失重大，农民当然希继承他遗产的孩子都是他的亲生骨肉。觅食者对于性事较为随意的态度消失了，代之以严厉监管女儿们的婚前贞操（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南部的一位人类学家称之为“象征中的象征”）以及对妻子的婚外情严防死守。男人们往往会在30岁上下获得遗产之后结婚，而女人通常15岁左右就嫁了人，此前她们根本没多少时间在情场上厮混。
我们无法确定这些模式是否在农业社会初期就已存在，但确有证据暗示如此。很多早期农业社会似乎很痴迷祖先，甚至把祖先当作神灵来祭祀。侧翼丘陵地区的若干个地点显然有祖先崇拜（诡异的半地下房间里供着无颚的人类头骨）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回溯到公元前10000年，正是驯化开始的时间。到公元前7000年，杰里科[20]、加泰土丘以及无数其他地方的居民把祖先埋葬在房子下面，并把祖先的头颅割下来妥善保存，往往会在头骨上涂上染了色的石膏，世代相传。当时，侧翼丘陵地区女孩的生活大概已经不再像昆申觅食者尼萨那样。相反，她们在父权之下长大成人，还在少女时代就被转交给几乎与父亲同龄的丈夫来行使夫权。
有关纺织、金属加工、陶器生产和其他活动的20世纪人种学、史学资料和考古遗迹表明，在大多数农业社会，大部分物质产品都是在家庭内部生产的。古希腊的农民诗人赫西俄德认为，农民基本上可以在家里实现一切物质产品的自产自用，而无须在外购买、易货或借用。他在《工作与时日》中描述了一个带有强烈性别色彩的手工业体系，女人最重要的责任是纺织布料，而男人在农闲时制造工具（他还就如何制造手推车和耕犁给出了相当具体的建议）。
虽然赫西俄德致力于自给自足，但他也认识到农民家庭不可能包办一切，并且随着带有性别色彩的家庭劳动分工日益加剧，家庭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也渐成趋势。赫西俄德理所当然地认为村里应该有个铁匠铺（那是传播流言蜚语的中心，当远远避开才好），每个家庭都有其擅长的手艺，大家在集市上交换货品，彼此竞争。“陶匠互憎，工匠相轻”，他的名句如此写道，甚至“乞丐相妒，诗人亦然”。考古学认为，农业社会甫一开始，专业人士（特别是高质量石质工具和武器的制造者）就变得很重要了。
某些家庭的特长是提供服务。宗教人士的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农耕时代早期；考古发掘者令人信服地认为，公元前10000年左右葬于以色列的希拉松塔奇提特[21]的一位跛足老妇是个萨满女巫，据信可以穿越于现实世界与超自然疆界之间，其陪葬品包括50个龟壳，猎杀分块后的一头野猪、一只鹰、一头牛、一只豹子（局部），有点儿恶心的是，还有另一个人的一只脚。在农业社会，祭司的家是公共场所，但关于提供其他各种服务的家庭也都有详尽记录。公元前19世纪产自当今土耳其境内卡内什（Kanesh）的泥板上展示了经营长途贸易网络的亚述人家族企业，在公元前6~4世纪的巴比伦，穆拉疏斯（Murashûs）和埃吉比斯（Egibis）等家族也有庞大的商业运作，留下了浩瀚的相关档案。1 500年后，在开罗、热那亚和中国杭州，也有非常相似的家族企业进行着更加复杂的金融和贸易运作。
不过，既然复杂程度更高的劳动分工是农业社会生产规模的充分必要条件，以家庭为单位的分工只是为日后的规模经济开了个头而已。在大型农业社会，许多必要的工作远远超出了家庭级别组织的处理能力。显然，如果只有建筑师的兄弟和堂兄弟们到场，埃及人不可能建起金字塔，也不可能有通往罗马的条条大路。这种级别的工作需要超家庭级别的大型组织，在组织构成和永久性上早已远非肖松尼人猎兔手们可比。
农业社会找到了很多方式来组织超家庭级别的工作。某些农业社会组织起规模比家庭更大的亲属群体，提供大规模的工作人口来满足宗教仪式的义务，某些最为雄伟的史前纪念物，包括巨石阵在内，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建造的。然而，作为给大规模的永久性组织配备人员的体系，亲属关系似乎太过受限，那些留下书面记录的农业社会似乎更加依赖另外两个机制。
第一个是市场，工人通过市场出售劳力，换取钱币或类似形式的工资。赫西俄德似乎提到过他的农场雇用的帮手，但受薪劳工的历史要长得多。在公元前2200~前2000年前后统治了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分地区的乌尔[22]第三王朝，向在国有作坊和面包房工作的劳工支付工钱（通常翻译为“配给”）。在这些作坊中，一个位于拉格什[23]城的纺织作坊有6 000名雇员。在两千年后的罗马，建造了华美绚丽的大理石建筑，为供应罗马城百万居民的生活之需而装卸粮船的（更不用提35万罗马士兵了），多是成千上万的雇佣劳工，在中世纪和近代，从英格兰到日本再到世界各地，要想调动超出家庭级别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一直是最普遍、最常见的机制。
尽管如此，农业社会的企业家（无论乡下的还是城里的）总是在抱怨单纯靠工资很难把可靠的劳动力吸引到市场中去。他们发现，总的来说，任何人，只要其拥有的土地足以支撑家庭需要，都会更偏爱以耕种土地为生，而不是出卖劳力。经济史学家加文·赖特[24]对最发达的农业经济之一——19世纪初期的美国南部的描述，大概与早期的农业社会更加贴合：
家庭农场是一个实质性的保障措施，可以对抗饥饿、失业或贫困终老。在高风险金融机构不发达的时代，家庭农场是一种以相当安全的方式积累财富的手段——这笔财富大半来自家庭内部的劳动力清理场地、修建篱笆和排水系统等，自行耕作有助于确保这笔财富的所得源源不断且不致旁落。
基本问题在于，近代农场工人的低产出意味着劳动的边际产量，即雇主聘用一个额外的工人所获得的收益，往往过低，无法支付有吸引力的工资，只要还有其他的谋生之路，人们就不会选择受雇。这促使人们转而选择亲属关系之外的第二个方案，即强迫劳动，来调动家庭所无法提供的更多劳动力。使用暴力压低劳动成本，直到雇主获得的边际产量大于零，奴隶制和农奴制遂成为解决劳动力市场失效问题的显而易见的答案。
在觅食社会，强迫劳动几乎闻所未闻。园耕者常常会在袭击和战争中劫掠奴隶，但这些俘虏（特别是女人）一般很快就会被并入掳掠者的亲属结构，而在很多更为发达的农业社会，奴隶是终身制的，永远是征服者世界的局外人。农业社会之所以转向强迫劳动力，似乎纯属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亲属关系和市场均无法产生足够的劳动力来建造船只、港口、道路、神殿和石碑，没有这些设施，他们（相对）庞大的人口就无法养活自己或维持社会的运营。古代史学家摩西·芬利[25]在其发表于1959年的一篇经典论文中问道：“希腊文明是建立在奴隶劳动上的吗？”他总结的答案是肯定的，并且如果我们把问题扩展，把所有类型的强迫劳动考虑在内，芬利的答案就会（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所有的农业社会。在极端情况下——古雅典就是其中一例，多达1/3的人是动产奴隶[26]，没有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农业社会凤毛麟角。对能量获取高于10 000千卡/人/天的农业社会而言，强迫劳动像父权制一样，是一项必要的功能。
然而劳动分工日益细化的光明面是精神生活的专业化，这大大拓展了知识的存量。20世纪考古学的最大成就之一，便是展示了文字出现之前觅食者的精神生活有多复杂，但农业社会的文化精英们所取得的成就则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文化素养，而文化素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管理日趋专业化的副产品。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都有最完整的考古记录，在驯化的最早期阶段（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公元前6250年的中国），少数人似乎已经开始使用符号来记录家庭账目，但还要五六千年后，才会出现更专业的官僚机制，把这些符号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书写体系。
在中美洲，还没有发现与驯化有关的原始文字，但第一个专属的文字系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大致是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建立最古老的完整农耕系统的时间前后。然而，新世界[27]的知识精英文化的发展落后于旧世界[28]，埃及、黎凡特[29]和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000年，印度和中国在公元前1000年都完成了相似的发展。关于文字的使用是否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人类学家长年争论不休，但旧世界在农业时代取得了非凡的学术进步，其所倚恃的是专业化的教育体系以及巨额的人力资源投资，没有文字则全然不可能达成。
农业社会越来越精密的劳动分工最终取决于另一类专业人士：暴力大师，他们把杀戮的相对优势转变为对政治权力的掌控。在农业发明之后的每一个地区，在长达三四千年的时间里似乎都没有垄断合法暴力的政府，但当能量获取上升到10 000千卡/人/天以上，并且城镇人口数超过10 000人时，少数人就冒出来管事了，所有地区都不谋而合地经历了这一过程，只是发生的具体时间不同，在美索不达米亚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印度河谷在公元前2500年前，中国北方在公元前1900年，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则晚至公元前100年。
基本定式是，这一新精英阶层的某一位成员自封为王，但为了保住王座，他一定会组织更广泛的联盟，把潜在的对手变成支持者。为罗致势均力敌的同侪，统治者一般会任命后者为贵族，使其可以合法拥有巨额财产，而为了让统治者离不开他们，这些贵族一般会将自己重新包装为有用的专业人士，精通宗教、法律、文化或战争等领域。这些不同领域的精英彼此协作，通过提高税赋、执行法律、举行祭祀、征战邻国、镇压起义等政府活动来协调大型社会的种种活动，这些也是古代和中世纪编年史的全部内容。
图3.6是人类学家兼哲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30]绘制的一张有关总产出的概略图，高度抽象但非常有用。盖尔纳把这种理想型的农业社会称为“阿格拉里亚”，并指出，在这一虚构的典型社会中，“统治阶级占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与直接从事农业的生产者，或称农民，界限分明地隔离开来”。图中的复线标注了这一明显的大众—精英分界线，而单线标注了统治阶级内部军事、行政、神职等工作的分工，以及他们自身的等级排序和法律定义的边界。
图3.6 阿格拉里亚
哲学家兼人类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的理想型农业社会模式（引自盖尔纳，1983）。
“在顶部水平分层的少数人之下，”盖尔纳解释道，“是另外一个世界，是由社会的世俗成员所组成的侧向隔离的小规模社群”——也就是农民村落。盖尔纳将这些小社群描述为“侧向隔离的”，因为农民很少外出；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多数农民活动的范围仅限于距其诞生之地步行可及的方圆数十里。在阿格拉里亚，每个小辖区的农民往往都有自己的方言、宗教仪式和传统——盖尔纳说，他们过着一种“向内的生活”。图中纵向的虚线象征着农民世界的碎片化，这与其统治者生活的大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在罗马版的阿格拉里亚，一位皇帝、元老院议员或待遇优厚的教授可以从不列颠远行到叙利亚，一路吃着雀舌，喝着法勒那斯酒[31]，用希腊语和拉丁语闲谈，在路过的每一个村庄显摆同一套关于荷马和维吉尔的诙谐典故。而住在东家土地上的农民走出二三十英里便有身处异乡之感了。盖尔纳说：“国家关心的是榨取税赋、维持和平，此外无他，国家并不关心如何改善其属民社群的侧向交流。”一个又一个农业贵族承认了如下事实：“我们对于图拉[32]乡下的了解，”俄国的李沃夫大公[33]说（他在图拉度过了19世纪90年代），“并不比对中非的了解多多少。”
社会学家约翰·霍尔[34]在其《权力和自由》一书中表示，帝制中国、印度莫卧儿王朝，以及中世纪的伊斯兰和天主教社会都可以很容易地套入盖尔纳的模式，但盖尔纳自己也认识到，仍有一些实例很难与图3.6完美匹配。“阿格拉里亚时代，”他指出，“本质上是一个停滞、压抑和迷信的时期，”然而，他又补充说，“例外确实会发生，古希腊就是一例，但我们都倾向于称之为‘奇迹’。”
正如盖尔纳所说，这些奇迹般的例外大多是城邦。在史前后期的农业社会，这样的城邦组成的网络可能很常见：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与恒河河谷、黄河河谷、秘鲁、尤卡坦[35]以及墨西哥谷，似乎都能见到城邦网络繁盛一时，直到其中一个城邦成长的速度超过其他，进而征服和吞并它们，形成一个更大的阿格拉里亚。而在某些例子中，特别是欧洲和地中海（古腓尼基、希腊和意大利；中世纪意大利、佛兰德以及波罗的海地区），以及中亚和撒哈拉的各个绿洲，城邦体系得以幸存，甚至有时还会在大帝国的周围欣欣向荣，历史文献对这些时期颇有记述。
几乎所有这些文本记录的城邦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其倾向于商业，通常是海上贸易。这个特点缓和了其他社会由于农业能量获取的局限而受到的约束。例如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利用其地处庞大的贸易网络中心的地理优势，进口大部分所需食物，大大提高了人均获得的能量。这不仅使得本章前文提及的高人口密度成为可能，而且维持了经济增长（公元前800~前300年，人均消费可能翻了一番），以致实际收入大幅增加，在化石燃料时期到来之前，无人能望其项背。识字率同样非常高，雅典经历了一次文化大爆炸，“古典”的标签便是由此得来。
古雅典、中世纪的威尼斯以及若干其他城邦在很多方面似乎要比农业社会更具现代性。图3.7（我本人将古雅典套入盖尔纳模式的尝试，或曰失败的尝试）和图3.6之间的反差很强烈。和大多数其他繁荣的海上贸易城邦一样，雅典也缺乏阿格拉里亚那个高度分层的、与农民大众严格隔离的精英小团体。相反，它只有一个弱分层的上层阶级，其与同样是弱侧向隔离的各个同胞群体之间的区隔是以财富来界定，而不是法律强制的。在雅典和其他数十个希腊的实例中，分层非常弱，以至于国家的管理者不有国王，甚至不只有商业寡头，还有希腊人所谓的“民众权力”，一种由全体男性公民所组成的民主制度。不出意料，财富等级不甚分明。我的计算表明，公元前4世纪雅典占有土地的基尼系数仅为0.38~0.39，而古代历史学家乔赛亚·奥伯[36]估计，公元前4世纪末，雅典人（包括奴隶在内的全体居民人口）的总体收入不均系数为0.40~0.45——明显低于史密斯等人计算的农业社会收入不均系数的平均值0.48。与觅食社会不同，在这里，拥有财富一般都被看作好事。以希腊的标准来看，某些雅典人确实非常富有，但平均的真实收入也确实很高，发掘出土的房舍遗迹表明，古希腊人的生活条件远胜于农业社会的大多数人。
图3.7 希腊奇迹
贸易城邦如何重建阿格拉里亚的一种情形（引自莫里斯，1997）。
即使如此，雅典与阿格拉里亚仍有很多共同之处。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中，雅典公民属于社会顶级的群体，在弱分层且弱侧向隔离的公民之下则是另一个世界，正如前文所述，在公元前4世纪，高度侧向隔离的动产奴隶大概占全部人口的1/3。虽然地中海贸易带来了能量繁荣，但对于雅典和所有其他希腊城邦来说，强迫劳动仍是必要的社会功能。实际上根据史料记载，雅典拥有最严格的奴隶制度，奴隶获释率极低，每次赋予获释奴隶以公民权，都必须在国家顶级决策组织（公民大会）进行一次投票表决。雅典还有古代社会中最不合理的性别差异体系。在古希腊的城市中，女人绝无获得公民权的机会。
城邦之所以堪称奇迹，原因之一是它扩大了精英阶层，而不是取消了阿格拉里亚内部的分界。古雅典可能是最极端的例子，大约有1/3的居民（自由成年男性公民加上他们的儿子）属于这一统治精英集团。根据各自的具体问题，历史学家们既可以选择关注这一非凡的成就（被乔赛亚·奥伯称为“杯子半满”的视角），也可以关注非精英雅典人所面临的掠夺和压迫（“杯子半空”的视角）。
就本书提出的问题而言，或许我们应该将雅典和其他城邦看作大型农业社会模式的一个例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证实而非证伪了图3.6的模型，正如太平洋西北地区、史前波罗的海和日本海那些定居、富裕和复杂的狩猎—采集者社会证实而非证伪了本书第二章提出的觅食者社会模型。一方面，瓜基乌图人和雅典人都找到了把能量获取提高到远超标准水平的方法，并创立了不同寻常的社会体系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而另一方面，定居觅食者和贸易城邦只有在非常特殊的生态区才能繁荣昌盛——对前者而言，是海产资源丰富的海岸带，诸如史前波罗的海和日本海，或是史上著名的北美西海岸；对后者而言，则是为大型帝国运送补给的贸易路线两侧的地理位置（通常指海上，有时也包括沿河地区，偶尔也包括陆路地区）。
归根结底，定居觅食者无法摆脱狩猎和采集的制约，而贸易城邦也同样受到耕种土地的限制。尽管定居觅食人口的规模和密度远超机动性强的觅食群体的正常水平，但没有一个能够突破到农业社会的正常水平，同样，尽管贸易城邦支撑着以农业社会的标准来看规模更大、密度更高的人口数量，也没有一个可以突破到化石燃料社会的正常水平。在雅典的例子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人口的增加使得这个城市越来越像阿格拉里亚。在公元前5世纪，随着雅典将其他希腊城市纳入其管辖，雅典公民大会开始像图3.6中的分层精英群体那样行使职责，而此前类似图3.7情形的那些属城，在接受雅典统治后，变得更像是图3.6中的那些侧向隔离的社群了。我们在第四章就会看到，摆脱阿格拉里亚的唯一方法便是进行一场工业革命。
阿格拉利亚与因达斯特里亚
在18世纪60年代中的几年里，一个名叫雅各布·古杰尔（Jakob Gujer）的瑞士农民［通常称呼他的绰号克莱因乔戈（Kleinjogg），就是英语里的“小杰克”（Little Jake）］一时间成为举世闻名的农民。医生兼社会改革家J·K·希尔茨尔（J. K. Hirtzel）发现了这位口齿伶俐、雄心勃勃的农民，宣称他是“乡村苏格拉底”。卢梭曾为他高唱赞歌，歌德也曾前往苏黎世乡下拜访过他，克莱因乔戈动用他淳朴的乡人智慧，足以温暖任何启蒙贵族的心灵。“如果咱们俩都做了自己分内的事，结果对咱们都好，”1765年，克莱因乔戈对符腾堡的路德维希·欧根（Ludwig Eugen）公爵如是说，“你们王公贵族必须命令我们农民做事，因为你们有时间决定怎样做对国家最有利，至于我们农民，就应该服从你们，兢兢业业、忠心耿耿。”
我们可以把克莱因乔戈拥护的关系称为“旧政”，是工业时代的“新政”实施之前，农业世界普遍遵行的社会契约。它的道理很简单：大自然和众神要求某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服从他们，只要每一个人都尽忠职守，便皆大欢喜。
早在克莱因乔戈与路德维希·欧根公爵对话的两千年前，在5 000英里之外的东方中国，就有人为“旧政”书写了最响亮有力的宣言。写于公元前4世纪的《礼记》宣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赫西俄德对此也一清二楚：“当［贵族］做出直截了当的评判，”他解释道，“而且没有偏离公正，城市就会繁荣，人民就会富强。和平，这孩童的保姆，会留在他们这片大地，全知全能的宙斯永不会带给他们战争……土地上结出丰足的食粮。山上橡树林立，顶上结满橡子，蜜蜂翩翩飞舞。毛茸茸的绵羊肥美成群。女人带着孩子，他们的相貌与父母大同小异。”赫西俄德在另一首诗中告诉我们，这样的贵族是宙斯送给人类的礼物。“每一个受神眷顾的贵族在出生时，都得到了伟大宙斯的女儿们赐予的无上光荣，她们把甘霖倾倒在他的舌尖，感恩之言从他的双唇流淌出来。他用睿智明断解决纷争，万民都仰仗着他的威望”，而当普通人看到这样的贵族时，“他们像对待神灵一样，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令他在人群中超拔脱俗。这就是缪斯送给人类的神圣礼物”。
“旧政”可以一路回溯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文档，拉格什的乌鲁伊尼木基那王[37]制定的法典，这些法典在公元前24世纪60年代撰写于当今的伊拉克南部。乌鲁伊尼木基那宣称他“让拉格什的居民摆脱了高利贷、苛捐杂税、饥饿、盗窃、谋杀和强取豪夺。他创造了自由。寡妇和孤儿不再仰仗当权者的怜悯：正是为了他们，乌鲁伊尼木基那和［神灵］宁吉尔苏[38]订下盟约”。国王作为全体臣民的大总管，代表他们直接与神界交易，保护他们免受掠夺，这一意象是大多数农业社会政治哲学的主题。在世界各地，政治等级往往都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上，即位于上层的男性（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是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如神一般庄严，并且在诸如法老时期的埃及等极端例子中，统治者实际上就是神。
“旧政”本质上是一种循环论证，将政治和经济不平等捆绑在一起并替二者辩护。道德与权力首尾相随：因为神灵偏爱统治者，所以统治者很富有，而统治者很富有本身就表明神灵偏爱他们。赫西俄德沿用他一贯的直白：“道德和声望听从财富的差遣……耻辱伴随着贫穷，信心伴随着富有。”公元5世纪，距离赫西俄德的时代1 000多年，圣奥古斯丁[39]理所当然地认为，如今突尼斯的穷人并不希望废除不平等制度，而只是想要加入富裕阶层。“当穷人看到”上层阶级，他说，“他们低语、呻吟、赞扬、妒忌，希望与之匹敌，因无法达成心愿而郁郁寡欢。在赞美富人时，他们说：‘这些是唯一重要的人物；只有这些人才知道该怎么生活。’”
在克莱因乔戈的时代，经济上的不平等在大多数人看来仍是顺乎天意的。1789年，当法国农民终于有机会向国王递交概述其不满的陈情书时，有关贫富不均的抱怨却少得惊人；当改革家走进农庄，他们也没听到多少重新分配财产的诉求。相反，他们深感意外地发现，大多数农民认为大众就应该贫穷，富有的本该是少数人。
盖尔纳认为，阿格拉里亚“夸大而非掩饰了阶级的不平等和统治阶层的隔离程度”。农业社会似乎常常痴迷于等级的象征，把自身细分为法定的阶序，每一个阶序都有明确的标志。“在贵族中，纯粹的绅士用头盔环绕其盾形纹章，［而］骑士则使用马刺和镀金盔甲，”一位17世纪的法国律师如是说，“在平民中，医生、持照经营者和低等爵士各自穿不同样式的斗篷。”早期的现代法国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但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一个19世纪的英国人注意到，在缅甸，“几乎每一件用品和饰物，特别是用在服装上的东西，都彰显着物主的等级”。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在大部分时间，人们所用的语言本身也巩固了“旧政”。富人和当权者是政治精英、贵族和绅士；穷人和被统治者是下人、庶民和农奴。20世纪，当人类学家有机会与农业社会成员对谈时，他们经常发现，对于权威有合理的尊重——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是受访者自认为好人的一个关键。例如，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40]谈到，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天，他在文莱和一群年轻的马来人坐在一条长凳上聊天。因为坐久了身体僵直，他决定坐到地上，想着那样更舒坦些，没想到他的同伴们立即跳下长凳，为的是不要坐得高过这位受人尊敬的外国人。布朗请他们坐回长凳上：毕竟当时周围没有其他人，而他本人作为一个工业国家的好公民，不在乎什么等级阶序。而他们的回答却不容辩驳：“他们说那样看起来不好。”
人类学家发现，虽然现代农民时常抱怨运气不佳，但他们的抱怨颇带着些矛盾心理。村民们往往一面憎恨城里的精英，一面又尊敬他们，恐惧与仰慕等量交加。为了正常运作，在盖尔纳的图中位于复线之下的侧向隔离的农民不得不忙于应付全国的精英成员。农民需要钱购买自己无法生产的商品，还要缴税，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农产品，虽然他们往往很清楚人脉广泛的商人在剥削他们。“我们知道他们在笑话我们，”20世纪20年代，印度北部卡里姆普尔[41]某村的一个农民告诉人类学家，“但我们需要布料，而且下一个店主也会跟前一个一样坏。”说此话者怒形于色，但他对教育和精英知识不情不愿的尊敬也显而易见，“你要不是个庄农，就不会知道别人是怎么吓唬我们，占我们便宜的。你们［人类学家］或者城里的老油条不管去哪里都会要人伺候，还真有人伺候你们。我们傻头傻脑的，一看就怕事，所以他们就欺负我们。”
大众与精英的互相依赖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研究农民的人类学先驱之一艾尔弗雷德·克罗伯[42]总结说：“农民……构成了具有部分文化的部分社会。”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更加犀利，他说农民是“旧文明里的乡下人……他们敬仰生活方式与其相似但更加文明的绅士阶级或城里人，并受到这些文明人的影响……农村的精神生活，往往还包括道德生活，永远是不完整的”。他这样总结，因为“鲁莽的多数人的渺小传统”要仰仗“反省的少数人的伟大传统”的领导，“……远在他乡的教师、神父或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农民阶级，或许也反过来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旧政”恰恰处在这伟大和渺小的传统之互动关系的核心，它是双向运作的，为所有相关方设定了责任和权利，因而不出所料，对立双方中任一方的人对另一方的看法往往都十分复杂。例如在中世纪欧洲，贵族创造了历史学家保罗·弗里德曼所谓的“一种杂糅的话语，一种文法，农民可以借此被认为既是堕落之人又是道德模范，既理应处于附属地位，又无限接近上帝”。同样，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指出，农民价值观的“隐性脚本”（斯科特称其为“隐性”，是因为它们隐藏在精英阶层的“官方”脚本背后，很难译解）是建构在十足的精英世界观之上的，而不是对后者的否决。“无论其是否相信这些规则，”斯科特断言，“利用这些唾手可得的意识形态资源好处多多，只有傻瓜才不坐享其成。”
觅食者嘲弄、排斥，并最终使用暴力来惩罚那些拒绝分享和轮流负责义务的逞能者，和他们一样，如果农民们认定的卓越阶层看似无视“旧政”，变成了暴君，他们也保留其反抗甚至推翻精英阶层的权利。平权的愤怒浪潮周期性地爆发，贯穿农业社会的始终，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抗议的目标鲜有针对不平等的：大多数时候，怒火只是局限在当前掌权群体中的具体个人，因为他的邪恶行径违反了“旧政”。
如果抗议和威胁无法改变精英的行为，农民们有时会采取直接行动，但在这类行动中，他们一般会坚称自己只攻击地方当局，而非拥有最高权威的国王、皇帝或教皇。他们断定，遥不可及的统治者仍然道德高尚，只是他的手下背叛了他（有一句俄罗斯谚语：“沙皇是好的，贵族是坏的”）。农民抵抗运动打击这些邪恶的宠臣，其背后的逻辑是，反叛实际上是帮助国王维持“旧政”。
例如，公元1380年，一个名叫理查德·德莱斯特（Richard de Leycestre）的英格兰人“穿过整个伊利[43]镇，命令各个阶层的所有男人参加暴动，随他一起去消灭若干个叛国者，他以国王理查二世和忠诚的平民的名义宣判他们为叛国者”。德莱斯特和他的追随者们随后袭击、抢劫、审判和斩首了一个地方法官，把他的头夹在示众枷上。德莱斯特在被捕时拒绝承认对他的指控，坚称自己有“国王授予的庇护令，保护他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治安法官不为所动。“对于上述审判，事实清楚明白，理查德［·德莱斯特］犯下了上述所有重罪和煽动暴乱罪，”他们记录道，“经上述法官慎重考虑，于上述日期将其处以绞刑。”
人们普遍对昭然若揭的贫富不均持接受态度，这成了一个基本模式，与之相伴的，则是对权贵者的牢骚不满和偶然爆发的平权怒火。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以致反抗者认为统治者本人违反了“旧政”，政权就变得无路可退，唯有武力镇压，这样一来国家就前途渺茫了。1907年，一个俄罗斯农民在被问到两年前的和平抗议者遭到屠杀如何改变了他对国家的看法时，他回答说：“5年前，大家［对于沙皇］既信仰又恐惧。现在信仰全没了，只剩下了恐惧。”10年之后，沙皇也没了。
早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糟糕统治之前3 000年，中国黄河河谷的周部落的首领们就已经有了这一观念，并开始称之为“天命”。他们认为，很久以前，至高的神灵把君权授给商朝的王，但当世君王们的昏庸暴虐表明他们丧失了天命。因此，周王有正当理由反抗商朝，公元前1046年推翻了商朝，证明天命如今传给了他们。
其他农业社会也都形成了有几分相似的观念。就在天命从商朝传到周朝的短短几个世代之后，一些犹太人——惊骇于扫罗王的乖戾行为——推断上帝的慈爱已经转向他人。对此《希伯来圣经》是这样记录的：“耶和华对［先知］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角，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44]撒母耳立即给大卫施涂油礼，在一场艰苦的内战之后，大卫推翻了扫罗。
统治者失其天命的主张还可以加以拓展，涵盖整个精英阶层，一个例子就是公元前8世纪先知弥迦推断以色列的法庭“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但弥迦警告他们说，上帝看得见一切；如果他们执意腐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45]赫西俄德也有类似的诗句，他被“吃光了赐予的贵族们”骗走了遗产，怒而警告后者，除非他们改过自新，否则“整个城市就会为一个坏人的罪行付出代价……［宙斯］会给人民降下巨大的灾难，饥荒和瘟疫并行；男人死去。他们的女人无法怀孕，房屋稀少……［宙斯］会消灭他们的大军，摧毁他们的城墙，或者让他们的海船沉入万顷骇浪”。
农业社会的叛乱往往采纳一种“美好旧时光”的形式，坚称其目的只是将“旧政”恢复到先人的标准。关于名声不佳的王，标准的圣经式批评是“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46]，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有教养的精英能够精准地指出他们认定的道德沦丧是在哪一个时间节点发生的。对于罗马贵族政治家萨卢斯特[47]（他本人因行为不检而在公元前50年被驱逐出元老院）而言，美好的旧时光在公元前146年罗马消灭迦太基时就终止了。“命运却开始变得残酷起来，把我们的全部事务搅得天翻地覆。”他写道，“在他们身上，首先是对金钱，然后是对权力的渴望加强了。应当说，这些正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为贪欲消灭了诚实、正直和所有其他的高贵品质，却使横傲、残忍取代了它们，它要人们蔑视诸神，使得一切事物都可以用金钱买到。”
人类学报告表明，较为贫穷的农民至少在某些时候有同样的感受。例如，20世纪70年代曾在斯里兰卡工作过的一位人类学家发现，“当代兰格马/德维代尼耶[48]的老住户声称，虽然过去不平等和歧视非常普遍［现在也是一样］，但富人和穷人，当权者和无权者，高种姓和低种姓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现在这样充满敌意、仇恨和对抗。”甚至在契诃夫《农民》的悲惨世界里，老头子奥西普也声称：“当年在东家手下，日子要好过些……干活，吃饭，睡觉，都按部就班的……可是规矩也大些。”
所有这些挑战权威的事件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真实的问题并不是政治或经济上的不平等，而是邪恶之人不遵循“旧政”的为所欲为。正如奥古斯丁所说：“摒除骄傲，富人就不会为害。”
在有书面证据记录的最早期的农业社会——公元前3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公元前2000年末期的中国，以及公元第一个千年早期的中美洲——“旧政”似乎主要依恃着王的神性，就算在我们没有文字记载的早期复杂社会里，如公元前3000年的印度河谷或公元前1000年的安第斯山脉，艺术和建筑证据似乎能够证明同样的原则。通过神职人员、贵族和天神一样的国王从中调停，有一条伟大的存在之链把最渺小卑微的农民与至高无上的神灵联系在一起，保证了政治和经济等级的基本公正。国王和神职人员之间就如何定义和控制这种观念可能一直冲突不断，在某些例子中——具体而言，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帝国[49]，以及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埃及古王国崩溃之后，这种观念似乎全盘瓦解了。然而，直到公元前1000年，新思想才开始严肃质疑神圣王权是否应该作为道德秩序的基础，即使到了那时，这种情况也只发生于欧亚大陆。
我会在第五章再次谈及公元前1000年的这些质疑为何会发生在斯时斯地，但现在我希望用一两页纸的篇幅来讨论对于“旧政”而言，这些新思想意味着什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思想史学家常常将其描述为“轴心时代”，得名自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发出的预言：“历史的轴心当存在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当时］我们现在知道的大人物应运而生。”雅斯贝尔斯认为，那一时期，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印度的佛教徒和耆那教[50]教徒，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51]教徒，以色列的犹太教徒，以及希腊苏格拉底时代以前的哲学家都开始提出有关人类境况的新问题，在其后的1 000年里，这些问题不断以各种形式被反复提出，成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基础。
我们很难准确界定这些新思潮是靠什么联合起来的，但古典学者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52]的陈述无疑很有影响：“处处都能发现有人在尝试引入更纯粹、更公正、更完美的观念，他们试图以更普适的原则来解释万事万物”。从中国到地中海，“轴心时代”的著述成为“经典”，作为永恒的道德名篇，在接下来的两千年为无数人确定生活的意义提供指导。
很多重要的轴心时代思想家（包括苏格拉底、佛陀、琐罗亚斯德和耶稣）基本都没有什么著作，这让我们难以知晓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所为，不过就实践的一般原则而言，他们似乎是一致的：面对这个被玷污的世界，人需要超越贫穷、堕落和无常，达到一种超脱现世的至纯至善。这一声言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似乎是普遍丧失了信心，都不再相信那个古老的传说：什么伟大的存在之链以神性的王权至臻大美，足以支撑整个世界的道德秩序。
从中国到希腊，轴心时代理论家们一般认为，现世之外的超然境界——佛教所云之涅槃（字面意义为“吹熄”，系指此界的情感像蜡烛一样被吹灭的思想状态），儒家的“仁”（往往解释为“仁慈”），柏拉图学派的“美”，基督教的“天国”，以及道家的“道”——从根本上说是无法定义的，但这些思想虽然在终极目标上含糊其辞，但在关于如何到达那个他方世界这一点上，它们却显现出惊人的一致。这些新批评家们认为，天神一般的王和为其服务的神职人员都无法让人超越现世，因而无以稳固道德秩序。超越必须仰仗自我塑造，也就是个人发自内心的向善追求。每一个轴心时代的传统均推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特定方法（佛教徒的冥想，苏格拉底学派的谈话，犹太教的学习，儒家的治学崇礼），所有这些方法——其他方法也一样——均引导信徒走向相同的终点：遵行礼义、清心寡欲、逆来顺受、推己及人。
轴心思想中有很多激进和反主流文化的内容，威胁到了阿格拉里亚的现状。轴心思想家们（以及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出现的后继者们）往往来自精英阶层的中下层（苏格拉底、孔子、穆罕默德以及大多数希伯来先知均符合这一条件），甚或来自精英阶层之外（如耶稣）。他们还来自大帝国的地理边缘——像孔子的家乡鲁国，佛陀的释迦族，或是以色列、希腊、阿拉伯等周边地区——而不是出自强有力的大国，如中国的魏和赵，印度的摩揭陀[53]，或是亚述、波斯和埃及。他们中至少有一些人怀疑穷人对富人，卑微者对出身高贵者，甚至女人对男人是否一定要服从。道家和佛教徒往往无视政治等级；儒家、苏格拉底学派和耶稣则谴责统治者的道德缺陷；《希伯来圣经》中的先知书也明确批评了国王们。农业社会的精英阶层时常还以颜色，迫害、放逐，甚至杀害轴心思想家。但总体而言，所有古代大帝国最终都与批评者合作，给轴心思想修枝剔叶，让信徒中聪明的年轻人归顺体制。
在印度，好战的国王阿育王就表现出这方面的超群技能。公元前3世纪50年代，在消灭了敌国羯陵伽[54]后，他宣布从此遵循“法”（显然是他自己对于佛教的特殊理解）。一方面，这需要他声明放弃战争，但另一方面，这给了他一个稳固的新支柱来支撑“旧政”。他在整个孔雀王朝设置了“‘法’官”，赋权让他们执行一系列新法。阿育王断言，结果是“现世人间的邪恶减少了。人们已经不再饱受其折磨，世上如今只剩下欢乐与和平”。
公元前206年一统中国的汉朝更高一筹，成功地把轴心批判转变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用财富和声名奖励儒家信徒，鼓励他们宣扬那些强调责任和服从权威，而非直指独立和批评的典籍。王座与儒家官僚的甜蜜关系间或被政变和清洗打断，但总的来说，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公元1911年清王朝灭亡。
而最辉煌的成功案例当属罗马帝国。公元前2世纪，希腊哲学引起了罗马统治阶级内部的持续冲突，但在接下来的100年左右，国家把斯多葛主义[55]转变为像儒家一样的公共意识形态。但这一转变完成之后不久，基督教这种更加有力的批评就出现了——罗马还是以镇压应对。“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56]这是耶稣对其弟子所说的名言，但到了公元前400年，罗马帝国的巨富阶层已经完全占据了教堂等级的上层，以至于历史学家彼得·布朗[57]承认：“我想把这个时期叫作‘骆驼时代’。”
事实证明，“旧政”的适应力极强。尽管佛教、儒家和基督教文本始终不遗余力地批判不平等，轴心时代后的政治和经济等级与轴心时代之前一样牢不可破（公元14世纪，一位教皇甚至企图禁止基督徒说耶稣本是穷人）。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的初期，农业时代的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中东的安萨里[58]，中国的朱熹（1130—1200），欧洲的托马斯·阿奎那[59]——集前人思想之大成，将神灵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与现世生活的等级要求论证成为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真正读过他们的著述，但启迪他们的原则却一代代地传承下来。
我在前文提到，当18世纪的欧洲改革家们到城市之外的乡下去寻求支持时，他们往往会大吃一惊，农民并没有抱怨不平等或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相反，他们大半认为大多数人贫弱而少数人富强是理所当然的。
某些改革家据此总结说，他们遇到的农民饱受贫困的折磨，根本无法想象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境况极为悲惨”，1763年，一位丹麦改革家写道：“以至于他们很容易相信，只需一定程度的愚蠢和迟钝便可让生活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而一旦开始思考，一旦丧失了无知和酒精这两大慰藉，农民的快乐——如果他还能享受到任何快乐的话——将立即烟消云散。”半个世纪之后，一位前往摩尔多瓦考察的英国观察家得出了同样居高临下的结论：“［农民们］习惯了他人可能无法忍受的奴役状态，已经无法希冀更好的境遇；他们的习惯性消沉变成了一种天然的麻木和冷漠。”20世纪50年代，社会史学家斯坦利·埃尔金斯[60]响亮地秉承这一论调，声称19世纪的美国南部奴隶已经习惯了被奴役，于是接受了奴隶主关于他们是软弱、懒惰、幼稚的“黑鬼”[61]之类的陈词滥调，从而引发了一场学术风暴。
然而，这场关于麻木的辩论，其问题在于它并不符合前文图3.3所示的情形。觅食者中很少有人能获取超过5 000千卡/人/天的能量，自冰河期最后阶段在公元前9600年结束，其后数千年中，没有一个园耕者的日均能量获取超过10 000千卡。说起来这些觅食者和农耕者一定比任何18世纪的丹麦人或摩尔多瓦人都穷，但他们一般都会拒绝不平等和奴役。另一方面，在公元前4000~前1年，能量获取翻了两番，但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却日益根深蒂固。
究其原因，仍然是每一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在没有化石燃料的情况下，要想让能量获取远超10 000千卡/人/天，唯一的方式便是发展到阿格拉里亚阶段，其经济和政治不平等是结构上所必需的，而在必要性面前，人会调整自己的价值观。道德体系要满足能量获取的要求，而对于能量获取介于10 000~30 000千卡/人/天之间的社会，最重要的要求之一便是接受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
只有当这些要求发生改变，且大规模海上贸易体系把某些农业社会推离阿格拉里亚的中心，走向图3.1中的城邦或早期现代社会，人们的态度才会发生转变。例如，在公元前6~前5世纪的希腊，对腐败无能的统治者的怒火使人们已经不能满足于改朝换代，而日益转向对政治不平等的广泛批评。男人从平等已逐渐成为极强的观念，越来越多的城市启动了关键决策过程，探索所有自由男性公民一人一票的做法。既有才干又有积极性的小群体到处演讲并设计了大部分政策，但即使像伯里克利[62]和德摩斯梯尼[63]这样出色的领袖，也必须表现出接受自己与其他任何公民别无二致的观念。在公元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富裕的希腊人避免修建奢侈的房屋或坟墓，以免有人指控他们炫富，最富有的人坚称自己实际上也就是普通人。雅典人开始将金融和贸易说成是不道德的“看不见的经济”，富人纷纷藏起自己的不义之财，避免公众的监督。
关于在早期现代西欧兴起的大规模海上贸易，在本书第四章还会有详细的介绍。这里只讨论到17世纪，当能量获取攀升到超过30 000千卡/人/天，旧世界的东西两端都开始看到全面废除政治和经济不平等的强大需求，仅仅在体制内重新分配人们的位置已难以为继。最著名的平等主义者都出现在英格兰，例如一个名叫理查德·朗博尔德[64]的人在1685年坚称：“没有谁一出世背上就配着鞍子，也没有谁天生就穿着靴子上着靴刺来驾驭别人。”1649年——他的同胞正是在这一年砍掉了国王的头颅，并决定他们不再需要新国王了，阿比泽·库珀[65]把上帝本人称为“万能的平等主义者”。但是，这些英格兰的激进分子并非17世纪40年代绝无仅有的平等主义者；在中国，根据1644年提交的一份官方报告，愤怒的农民：
销锄为刃，皆僭号铲平王，谓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命主跪而酌酒，批其颊数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66]
这种平权的怒火超越了阿格拉里亚主流社会的一切现实，但仍有明显的局限。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从幸存至今的资料中看到，几乎没有人认真考虑过性别平权的可能性。诚然，在20世纪社会学家开始与农妇对话之前，几乎没有人撰写过有关妇女如何看待父权制的只言片语，而男性作者关于女人应该如何思考当然有的是话要说。“夫者天也，”一位佚名的中国作者在公元9世纪的《女孝经》[67]中如是说，“可不务乎？”
对大多数男性作者而言，这个问题根本无须回答。如果“妻子和丈夫拥有同样的自由，”公元前51年，罗马演说家和政治家西塞罗开玩笑说，“犬、马、驴都会因为拥有了这样的自由而东奔西跑，那时男人就必须为它们让路了。”古雅典人虽极为反对男性公民社会内部的等级制度，但他们觉得阿里斯托芬有关女人拥有政治权力的喜剧简直滑稽透顶。
女人挑战父权价值观的证据乏善可陈，这并不能证明就没有这种观念，而我们也的确偶尔会在资料中瞥见不同的思考方式。例如，公元前550年左右，一位名叫岑诺尔（Tsenhor）的埃及妇女不仅本人经商，还执意要求儿女继承等份的遗产。但尽管如此，在横跨四大陆、纵横五千年的史料中，对父权制度的质疑近乎完全缺席，这一事实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欧洲，从柏拉图在《理想国》（Republic，约公元前380）中关于性别平等的讨论，到薄伽丘的《名媛》（On Famous Women，约1360），足足过去了1 500多年。甚至克里斯蒂娜·德·皮桑[68]的《淑女之城》（Treasury of the City of Ladies，1405）虽说直言批判了中世纪憎恶女性的风气，也不过是提议精英女性应该和男人受到一样的教育。针对父权制，最接近于近代的批评看来就是所谓的“女人问题论战”（Querelle des femmes）了。1524~1632年，这场著书立说的论战在意大利各城市产生了至少50本书籍，此外还有法国的畅销书和来自英格兰的投稿，然而整理主要论战文献的一位现代编辑指出，整套文献资料所揭示的最惊人的事实，是“为女性辩护的文艺复兴时期和早期现代传统与19和20世纪的政治女权主义传统之间，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某些学者甚至怀疑，“女人问题论战”更像是一场文字游戏，而不是对父权制的严肃挑战。
据我所知，还没有人费事来统计它们的数量，但我怀疑，与反对（无论有多温和）父权的农业社会文本相比，强调女人本来就比男人卑微的文本在数量上要多出几十倍。几乎所有的此类文献都是男人写的，而当人种学家在20世纪初期开始就此向女人征询意见时，他们发现很多人接受了性别不平等的基本正当性。20世纪第一个10年里，社会学家威廉·托马斯[69]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70]在波兰村庄看到的人们的态度——“妻子尊重丈夫的规范包括服从、忠贞、照料丈夫的起居和健康；丈夫对妻子的规范则是善待、忠贞，以及非万不得已，不让妻子去做雇工”——完全可以推广到大多数阿格拉里亚。
在通过农耕获取能量的社会，父权价值观是合理的。压制女性的男权在农业革命之后抬头，不是因为男性农民比男性猎手更加粗野，而是因为这是农民社会中组织劳动的最高效方式。在一个持续争夺有限资源的世界，在最高效的社会取代了效率较低的社会的数千年进程中，因为父权制的运作如此成功，男人和女人都接受了父权制的价值观，视之为公正合理的。如果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不适用，历史和人类学记录中至少会找到一些例子，说明农业社会可以沿着不同的路线而组织，并表达一些不同价值观。
如同对政治和经济等级制度的批判一样，对性别不平等的批判往往更多的是在清算那些违反了父权制契约条款的男女，而很少拒绝不平等。“总体而言，”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在波兰指出，“丈夫和妻子都不应该有任何行为导致对方的社会地位降低，因为这将导致对方家庭的社会地位降低。”于是乎，保护农业价值观就成了一个群体行动。“女孩的大多数知识都是由母亲教给她的，”历史学家迈克尔·米特劳尔（Michael Mitterauer）和赖因哈德·西德尔（Reinhard Sieder）在谈论典型的欧洲农民女孩时如是说，“在幼年时期，从她的［妈妈］那里她还学会了服从和依靠的态度，这有利于她未来在父权家庭中担任妻子和母亲等角色。”如同觅食者游群集体嘲弄逞能者，整个村落也彼此协作，嘲弄那些给妻子太多自由的丈夫，或者惩罚那些过于主观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