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序世界重归混沌
在英国热衷于评论时事的知识阶层看来，《每日邮报》（Daily Mail）从来都不是他们的代言人（大约在1900年，一位英国首相曾讥讽这份报纸是“勤杂工写给勤杂工看的”）。不过，在100年前，《每日邮报》还是英国最畅销的大报，该报在巴黎的编辑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也拥有大量的读者。但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在1910年出版的《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一书会那么受欢迎。
安吉尔可是个不一般的人物。在17岁那年，他没有完成学业就离开了一所费用昂贵的瑞士寄宿学校，逃到了加利福尼亚。养猪、挖沟、放牛、送信，在那里他什么都干过，随后，他又回到了欧洲。此时的他，已经年近中年，变成了一个比康德本人还要康德的人。他结合20世纪的现实发展了《永久和平论》中的思想，提出了“怎样才能真的保证一个国家会对另一个国家做出良好的举动”这一问题。他自己的答案是：“只有当国家之间建立起复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不仅仅是在经济层面上，而是在各个层面上）时，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非法侵犯才会损害其自身的利益。”他总结道，战争就会自我终结。“靠武力去取得进步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宣称，从今以后，“将是靠思想进步的时代”。
安吉尔也成了为数众多的背时的预言家中的一员。1914年，那些赞扬过他的著作、参加过海牙和平会议的政治家们引发了“一战”。在接下来的4年中，他们造成了1 500万人的死亡。在其后4年中各地进行的内战里，又有2 000万人丧生。1939~1945年发生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大战则杀死了大约5 000万到1亿人。安吉尔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差劲的预言家。
不过……如果安吉尔能来到100年后的世界，他可能就会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预言家。在2010年，这个星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和平、更繁荣，暴力死亡的风险已经下降到了1%以下（在西欧则低于1/3 000）。人们的寿命增加了一倍，饮食水平提高，使得人们的平均身高提高了4英寸；他们的收入也是1910年他们曾祖辈收入的4倍。
20世纪是最好的时代，同时也是最坏的时代。它被伟大的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称为“极端的时代”，因为它既目睹了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战争，也经历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在出版了《大幻想》之后，安吉尔又写作了40年，但是一直未能解释这种矛盾的现象。
摆脱这一难题的最简单的方法（安吉尔本人有时候也确实会使用这种方法）就是坚持世界上在大趋势上是按照安吉尔（和康德）所说的方向发展的，只不过这一趋势有时会被坏运气干扰。看看“一战”爆发的方式，这种说法会显得特别站得住脚。“一战”的爆发就纯粹是一次坏运气的大雪崩。如果奥地利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没有选择在1914年6月28日前往萨拉热窝，他就不会被刺杀，奥地利就不会对塞尔维亚宣战，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也就不会彼此开战；或者，如果奥地利安保人员的首领没有在那天把大公在萨拉热窝的行动路线公布出去，或是没有让大公坐在以每小时10英里的速度行驶的敞篷车里，或是没有仅仅因为担心他们的制服不干净就不允许在附近演习的7万奥匈帝国军队参加安保，恐怖分子的阴谋肯定就不会得逞；如果安保负责人没有忘了告诉车队前两辆车的司机路线已经发生了变更，或是没有叫停那两辆开错路的车而因此让整个车队后退，那么车队就不会以那么缓慢的速度经过刺客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如果安保负责人让大公车旁的保安面朝人群，而不是面朝空空如也的街道；如果另一个塞尔维亚袭击者没有袭击那个在普林西普拔枪时抓住他的手的警察……上面说到的这些细节只要有一个发生了变化，就根本不会发生什么“七月危机”，八月的炮火也不会打响。到了12月，那100万年轻人还会活在世上。这些意外引发了太多的后果。
战争结束之后，那些把人们卷进战争的政客们十分热衷于这种说法，他们争先恐后地向读者们保证这场灾难的发生不是他们的错。“1914年，当这些国家滑向战争这口沸腾的大锅时，没有表现出一丝忧虑和沮丧。”英国战时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温斯顿·丘吉尔（1914年时他担任英国海军大臣）则更进一步，认为战争是一种自然的力量，不在任何人的掌控之中。他在1922年写道：
如果有人要审视那段时间里的国家间交往，就应当将这些国家视为蕴含着或活跃着或蛰伏着的力量的巨大组织。它们就像星体一样，当它们在空间靠近彼此时，必然会引发强烈的相互作用。如果它们靠得太近，就会擦出火花；一旦超过了某一个点，它们可能就会相互吸引着脱离原本的轨道……从而使得有序的世界变成一片混沌。
但政客们在1914年那个在劫难逃的夏天留下来的书信、日记和内阁会议备忘录中却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欧洲的领导者们并非不小心滑下了那场战争，或是被引力拉向那场战争。实际上，他们充分计算过战争的风险，纷纷冷酷而冷静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战争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即便在人们已经看清战争的代价之后，仍然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土耳其在1914年晚些时候参战，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在1915年参战，罗马尼亚在1916年参战，美国在1917年参战。而到了早已不存在任何幻想的1939年，政客们仍然把数以千万的人送上了死亡的道路。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此认为，所有这些政客们在接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积累了那么多年的经验之后，却仍然只是被非理性的恐惧和憎恨支配的傻瓜，完全看不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所在呢？很多历史学家们或许会给出肯定的答案，不信就看看有多少本书起了类似《愚蠢进行曲》（The March of Folly）这样的名字吧。但这种看法很浅薄，因为20世纪的领导者既不比其他时代的领袖们更聪明，也不比他们更愚笨，也不比我们在第一到四章中看到的那些人更倾向于使用武力解决问题。20世纪之所以那样夹杂着暴力、和平与繁荣，是因为此前500年的战争留给我们的遗产，要远比安吉尔和他以后的很多人所意识到的更复杂。
未知的未知
“警区里派来任务啦，”吉尔伯特（Gilbert）与沙利文（Sullivan）合作的喜剧《潘赞斯的海盗》（The Pirates of Penzance）中的合唱部分有这么一句，“警察的活儿可不轻松呐。”当这部喜剧于1879年第一次登台时，观众发出阵阵哄笑，但世界体系的主宰者们或许就没那么开心了。
在过去的两代人的时间里，英国人（通常）乐于，也有能力充当“世界警察”。因为直到1860年，英国都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经济体。英国工厂生产出来的商品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更好、更便宜。只要自由贸易的海路还畅通，英国商品就总能够找到买主。随后，英国人可以用赚得的利润购买最好、最便宜的食物，而出售这些东西的农民又可以用赚到的钱购买更多的英国商品，使得英国人又能购买更多的食物……如是往复。英国人有足够的财力充当“世界警察”；而要继续赚钱，他们也需要继续充当“世界警察”。
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获得了利益，而英国人的收获最多。英国的GDP在1820~1870年几乎增加了两倍，占全世界GDP的比重也从5%上升到了9%（当今是3%）。用来维护海路通畅的船只和基地确实要耗费成本，但英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很快，因此这种成本并不算高——英国每创造出一英镑的财富，只需要花费6便士的成本——也就是不到GDP的3%。
不过，到了19世纪70年代，英国发现“警察”的工作不那么好干了。并不是因为英国人干得不好，而是因为英国人干得好过头儿了。随着英国的利润的积累，让英国变得繁荣的自由贸易也使得英国的资本家们可以将自己的富余财富投资到能带来最高回报的地方——这通常意味着投资于其他国家的工业革命。在1870年之后，一连串的国家都实现了工业化。它们都高度依赖英国的贷款，通常用英国的钱购买英国的机器，再生产出产品与英国的出口产品竞争。英国的老对手法国走上了这条道路，这一点儿也不让人感到惊奇。不过，美国（1861~1865年）和日本（1864~1868年）通过内战，德国通过统一战争（1864~1871年），也都形成了积极追求工业化的中央集权政府（见图5–1）。1880年，英国还贡献了全世界23%的生产和贸易，而这一比例到1913年已经下降到了14%。
图5–1撒旦的磨坊：1750年~1913年，5个主要经济体的人均工业产值（1900年英国的产值假定为100）
单纯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其实是有利于英国的，因为伴随着全世界的工业化进程，整个蛋糕都被做大了。1913年全球制造业和贸易总值的14%要远大于1870年全球制造业和贸易总值的23%。不仅如此，英国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也提高了。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从农业经济转型成为利润更丰厚的工业经济；而到了19世纪70年，英国又一次进行了转型：从投资于工业转为投资于回报更丰厚的服务业（尤其是银行业、航运业、保险业和对外贷款）。在1870~1913年，英国GDP的增长幅度超过了一倍。有了更多的财富，英国（以及其他的工业化国家）就可以更加积极地进行发展。德国率先在19世纪80年代创立了工人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制度；到了1913年，大部分工业化国家都已经学习了德国的做法。免费的小学教育、男性普选权以及女性最终争取到的选举权都成了工业化国家常见的事物。
但对英国来说，经济上的胜利在战略上却是灾难性的。这是因为，英国的战略，就像17个世纪之前那些古代帝国的战略一样，越过了它的拐点。1872年，美国的经济实力超过了英国；1901年，德国也超越了英国（见图5–2）。每一个富强起来的国家都开始打造一支彰显自身实力和威望的现代化舰队。在1880~1914年，英国的海军实力依然领先，其舰队规模和火力增加了三倍还多，但英国在全球海军中所占的比重却下降了（见图5–3）。英国这位“世界警察”仍然可以对付任意一种敌对的联盟，但是它已经不再具备同时对抗所有国家的实力。
图5–2 其他国家的崛起：1820~1913年，五大主要工业经济体的规模
图5–3 不开心的家伙们：1880~1914年，“世界警察”英国的海军实力相对德国、日本和美国下降
我们如果把英国比作世界上的警察，那么我们就不妨把新兴的工业强国比作城里的帮派成员。就像警察一样，“世界警察”也要考虑，究竟是直接对抗这些对手，还是与它们和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英国可以选择向这些对手发动贸易战争，也可以选择发动真的战争，也可以选择对它们做出让步。前两个选项可能会危及英国赖以致富的自由贸易，而第三个选项可能会让英国的对手变得更加强大，最终使得英国再也没有能力去充当“世界警察”。
英国先是与美国产生了矛盾。美国于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在理论上禁止了欧洲人插手美洲事务。但即便到了19世纪60年代，亚伯拉罕·林肯最担心的事情仍然是英国皇家海军干涉美国内战。不过，到了19世纪90年代，有一个事实已经十分清楚：英国已经不再有能力在保证履行其他义务的同时再去插手大西洋事务了。面对现实的英国人与美国达成了“伟大的和解”。这相当于英国这位“世界警察”自己找了一个副手，并且划给属于这位副手的势力范围。
在东方，英国收缩得更加厉害。在非西方的世界，日本是唯一一个成功地通过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应对欧洲人的进犯的国家。到了19世纪90年代，日本无疑已是东北亚地区最强的国家。然而，当时日本的舰队尚且还排不进全世界海军排行榜的前六名；而在1902年，考虑到英国与西太平洋地区的遥远距离，英国政府认为唯一能让自己在这个遥远的地区保持一定影响力的方法就是与其他国家达成一个正式的海军协议。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签订此类协议，而签约的对象就是日本。
整整100年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对记者说道：“有一种东西，叫作已知的未知，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同时，还有一种东西叫作未知的未知，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在19世纪，只要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地位稳固的“世界警察”，那么世界各国在战略上通常就会面对一个已知的未知。当俄国人于1853年威胁君士坦丁堡时，或是印度人于1857年发动叛乱时，或是南方在1861年朝萨姆特堡开火挑起美国南北战争，它们都不知道英国这位致力于保护世界体系的“世界警察”会做何反应，但是它们知道英国一定会做出某种反应。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未知的未知就越来越多了。人们越来越难以预知英国这位“世界警察”是不是干脆不会就某件事做出任何反应。不确定性增加了，各个国家无法预知其自身行动可能导致的后果。英国的战略家们清楚这一点，但由于英国没有更好的选择，因此只能让更多的国家获得“世界警察”的身份。1904年，英国人又达成了一个合约：他们与法国人签订了协约，将地中海事务交由法国人管理，从而使得英国人可以专心应对未知的未知中最具不确定性的德国。
使德国成为最难预知的国家的因素，是它的地理位置。就在英法签署协约的同一年，地理学家、探险家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首任院长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发表了一次非凡的公开演讲。他宣称，20世纪的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将是三块大区域之间的力量平衡。其中，最重要的区域被他称为“心脏地带”——“世界政治的核心区域，就是亚欧大陆上不通水路，但是在古代任由骑马的游牧民族驰骋的地带”。
麦金德解释说，在15世纪之前，来自草原心脏地带的袭击者们曾经控制了内新月地带富庶的文明——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在内新月地带之外，还有外新月地带，这一区域曾经无关紧要，直到1500年之后欧洲的船只将这个广阔的区域连接在一起为止。到18世纪，外新月地带的强国开始进入内新月地带，与心脏地带争夺这一地区的控制权。到19世纪，外新月地带的力量更加强大，最终渗入了心脏地带本身（就在麦金德发表这一演进的同时，英国军队正在向中国西藏进军）。一旦控制了外新月地带的海洋，就意味着可以控制内新月地带和心脏地带，从而也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英国的政治家们并不情愿与美国、日本和法国分享外新月地带，但他们只能去赌一把试试，寄希望于这些与英国一样同属外新月地带的国家有着与自己相似的思维方式。至于德国，则是另外一回事。德国属于内新月地带，这就使得德国可以直接进入心脏地带。在英国人看来，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工业化的德国，有可能会把心脏地带的资源用来对抗外新月地带。“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麦金德十分担忧，“它们就可以利用广袤大陆上的资源建造舰队，那样一来，帝国征服世界的前景就在眼前。”
但在圣彼得堡看来，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个更紧迫的麻烦——如果德国在与英法的对抗中占了上风，德国就可以动用外新月地带的资源来对付心脏地带。真正的危险并不是德国与俄国结盟，而是德国征服俄国。拿破仑曾经试图征服俄国，但是从外新月地带一直打到莫斯科实在是项太过艰巨的任务。然而，从内新月地带出征的德国可能会更有把握。
柏林的政治家们则看到了第三个维度。在他们看来，最大的危险并非德国征服外新月地带或是德国征服心脏地带，而是外新月地带和心脏地带联合起来夹击德国——这种情形自18世纪以来已经发生过数次。德国的领导者们认为，必须不计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正是这个很简单的战略态势造成了德国在20世纪的悲惨历史。
这三种关于德国的不同的前景将引发欧洲政治格局截然不同的走向。不过，最初，德国人让事情按照自己的想法发展着。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他或许是19世纪最不严谨，但最精明的外交家。俾斯麦认识到，德国人必须在19世纪60年代诉诸武力。经过与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三场短促而激烈的战争，杂乱而脆弱的德意志邦国组成了内新月地带最强大的民族国家。然而，在赢得了这些战争之后，俾斯麦又意识到德国人必须在19世纪70年代放弃武力。要避免被心脏地带和外新月地带双面夹击的厄运，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其他国家都处于两面摇摆的状态，即在东欧和中欧不断组建或打破联盟，安抚英国，孤立法国。
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还能把这种杂耍式的外交玩得很好。但随着英国地位的下降，未知的未知因素变得越来越多，因而杂耍的难度也越来越大。1890年，年轻的新君抛弃了这位年迈的帝国宰相，并且开始像世界各国的首脑一样开始思考，武力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国家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为了以防万一，他命令他的将军们制订先发制人的战争方案，而德国的政治家们则用战争的风险来分散选民的注意力，让他们不至于太过关注快速工业化导致的国内阶层矛盾。老板和工人或许会相互憎恨，但只要他们都更憎恨外国人，一切就都还好。
德国的领导者们开始做一些在俾斯麦时代会被视为疯狂的举动，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对非洲殖民地的争夺和打造战列舰的行为必然会激怒英国，但如果不这么做，德国似乎注定会被敌人孤立。在最好的情况下，德国的敌人可能会将德国隔绝于海外市场之外；在最坏的情况下，德国可能会面临两线作战。德国必须不择手段地打破这个包围，但德国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又让它的敌人们彼此走得更近了。未知的未知因素迅速增加，人们开始普遍担心战争的到来，因此，欧洲大陆上的强国开始购置更多的武器，征召更多的年轻人入伍，并且延长服役时间——而这一切又让对战争的担心更可能变成事实。
到1912年，德国皇帝和他的顾问们认为，极端手段已经是唯一的选项了。有时候，他们会探讨组建一个欧洲合众国，这个国家的领导者自然是德国；另外一些时候，就像1913年圣诞节那天维也纳的一家报纸上说的那样，他们设想建立“一个中欧关税同盟，西方国家不管对这个同盟喜欢与否，最终都会参与其中。这样一来，欧洲就将形成一个可以比肩美国，甚至超过美国的经济同盟”。在英国和美国看来，这听起来就像是宣战声明。
这些都没有让1914年的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弗朗茨·斐迪南本可以躲过6月28日的厄运，在那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冷静的头脑本也可以占据上风。实际上，大部分人认为，冷静的头脑已经占据了上风：一直到7月底之前，债券市场中的投资者都没表现出什么紧张情绪，政治家和将军们也都去度暑假了。如果运气稍微再好一点儿，人们对1914年的记忆可能就会停留在那年美妙的天气，而不是残酷的沙场。
但在那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即便在1914年避免了战争，英国的“世界警察”地位也无法复原。英国的成功使得工业革命继续向全世界蔓延，而这反过来让英国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稳固。未知的未知因素会进一步增多。在1914年的危机之后，新的危机还会接踵而至。在1914年巴尔干危机之前，还曾经发生过1905年和1911年的摩洛哥危机以及1912~1913年的另外一场巴尔干危机。如果20世纪的每一位欧洲外交家都是重生的俾斯麦，那么他们可能能够不停地化解紧急状况。但这不是现实，这一时期的欧洲外交家的平均水平既不比以前的外交家们更优秀，也不比他们更差。每发生一次危机都好像扔一次骰子，早晚有一天（如果不发生在20世纪10年代，也肯定会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会有某一位国王或首相认定战争是解决他所面对的问题的最不坏的解决方案。
因此，在普林西普刺杀弗朗茨·斐迪南一个月之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在此之前，德国皇帝向奥匈帝国许诺，德国已经“考虑过俄国干涉的问题，并且准备好了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不管怎么说，德国宰相曾开玩笑说，其他的选项“形同自宫”。一个星期之后，大部分欧洲国家都进入了战争状态。它们并非不经意地滑向了战争的边缘，也并非仿佛脱离轨道的行星，它们只是生存于一个“世界警察”失去了对世界的掌控的世界之中。
风暴来临
“战争的总体目标，”在战争爆发一个月之后，德国宰相起草的一份文件中写道，“是在西线和东线永久保证德意志帝国的安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削弱法国，使其永远不可能再恢复为一个强国；与此同时，要将俄国尽可能远地推离德国的东部边境，并且解除俄国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奴役”。德国随后要吞并比利时和法国，并且将俄国的省份变为德国的卫星国。英国的商品将从法国市场中被逐出。德国的目标是进行一次反建设性的战争，将环绕德国的巨大联盟拆散，并且给予“世界警察”猛烈甚至是致命的一击。
我们并不知道，德国究竟是在战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还是在经历了战争最初几个星期惨重的伤亡之后才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但无论如何，德国人都冒了巨大的风险。俾斯麦所设想的最坏的情境在1914年变成了现实，德国不得不面对来自心脏地带和外新月地带的全力夹击。德国总参谋部认为，德国唯一的希望是利用其位于两敌之间的位置和强大的工业化组织能力，在俄国完成动员之前就击败法国。
德国的官员们完成了一次管理层面的壮举，他们征用了8 000辆火车，将160万人和50万匹马运送到了西线。德国人在西线席卷了中立的比利时，并且不停歇地行军作战。到9月7日，德军的前锋已经跨越了马恩河，距离巴黎仅有20英里。从地图上看，法军已经被包围，并被阻隔在其首都之外，德国似乎即将赢得战争。然而，德军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很快就会发现现代战争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他的祖国，这个20世纪的利维坦纠集了一支数百万人的军队，分布在100英里的战线上，但毛奇却只能用19世纪的通信手段联系他的军队。无线电的配备很少，而且很不可靠；电话更糟；完全没有侦察飞机可用。
在1914年的9月，毛奇并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报告都要花上几天时间才能送到他的手上。一份报告可能会告诉他，法国人正在崩溃；而下一份报告可能又会告诉他，法国人正在进行反击。别无他法的毛奇派了一位参谋乘车前往前线。一位德国军官后来悲叹道，“如果这位悲观的亨奇中校在他9月8日的旅途中撞了树，或是被掉队的法国士兵干掉，我们可能在两个星期之后就能停火讲和，并且能够让我们随意地开出任何条件”。然而，亨奇最终抵达了前线，他被前线部队面临的风险吓坏了，并且说服部队开始撤退。
即便在一个世纪之后，今天的我们也不比1914年的毛奇更清楚亨奇究竟是把一场即将到手的胜利变成了失败，还是将德国人从灾难中挽救了出来。但对那些认为胜利唾手可得的人来说，撤退的命令让人感到非常沮丧。这个命令“就像是晴天霹雳”，133预备役步兵团的指挥官说道：“我看到很多人在哭泣，泪水从他们的脸颊上滚落。其他人则感到很惊讶。”毛奇精神崩溃了。
德国的豪赌失败了，而且它也没有准备后备方案。不过，德国的对手也好不到哪儿去。协约国的第一方案就像德国人预计的那样，是法国和俄国从两边同时进攻德国，将其击溃。然而，到10月，俄国人已经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而法国人却全凭运气才没有彻底战败。英法俄三个协约国倒是有一个后备方案，即用英国强大的舰队将德国的战列舰封锁在港口之中，对德国形成海上封锁，然后吞并德国的海外殖民地。除了东非之外（在那儿，有一位出色的德国上校将游击战争坚持到了欧洲战事结束），这个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但很不幸，这个后备方案只能一点点儿地让德国人和德国工业“饿死”，因此要取得最终胜利会耗时很久。
负责海军的丘吉尔力主将海上优势更好地发挥出来。海军将领们拒绝了风险过大的入侵德国北部的计划，但丘吉尔坚持认为两栖作战可以在中欧国家柔软的腹部撕开一个口子。英国人无视希腊的中立地位，在萨洛尼卡登陆，但行动一无所获；在伊拉克登陆的部队最终充满耻辱地举手投降了；而在加里波利的第三次登陆更是一次灾难，丘吉尔的职业生涯险些就此终结。到1915年，就连最奉行海军至上主义的人也认识到，战争的胜败将取决于陆战。
但要如何赢得陆战呢？有一种说法是，将军们总是会重演上一次战争。但在战争初期，欧洲的军人们要更落后于时代。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已经证明，军队无法在开阔地上承受现代火力的打击；而在更早的时候—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末期的战事就已经表明，挖掘堑壕的部队几乎是不可撼动的。然而，到了1914年，军队开始像拿破仑时期那样挥舞着旗帜，一拥而上地进行冲锋。他们的格言是“全力进攻”。
战争刚刚开始了三个星期，比利时前线就有一位名叫夏尔·戴高乐的法军中尉在率领一次冲锋时被击中。“敌人的火力精准而集中，”他后来写道，“子弹越来越密，炮声越来越响。还活着的人趴在地上，周遭都是尖叫着的伤员和倒下的尸体。故作镇静的军官们站直了身子，结果是自寻死路……而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只需要一瞬间就能看清楚这个事实：全世界的勇气加在一块儿也冲不过这样的炮火。”在德军中服役的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展现了与戴高乐一样奋不顾身的勇气。他后来把戴高乐经历过的这种炮火完美地形容为“钢铁风暴”，并以此作为他的战争回忆录的标题（在我看来，这是迄今最好的战争回忆录）。
战争结束后，人们经常形容戴高乐和荣格这样的人是“被驴指挥的狮子”——那些狂喝香槟酒、对前线的恐怖既毫无了解也毫不关心的蠢货们却派英雄们步入坟冢。但实际上，领导者们像历代的领导者一样迅速地发觉了自己的错误，并且马上进行调整。在法国，到1914年10月，已经有上百万人挤在300英里宽的前线上，因此修筑从瑞士延伸到北海的堑壕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当战争双方都完成了堑壕的修筑时，最重要的问题就变成了怎样突破这些堑壕。
最初，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很明显。“要突破敌人的防线，主要依靠高爆弹药的使用，”1915年1月，一名英军指挥官总结道，“只要使用了足够的弹药，就能在敌人的防线上炸出一道口子。如果没能成功……那么我们就需要更多的火炮，或者提高每门火炮所配备的弹药数量。”
这样一来，战争的关键点就在大后方了。哪一方能够更有效地将自身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更多的枪炮弹药，似乎哪一方就能赢得战争。政府开始接管一切，不管是军备、交通，还是食物和工资。每个国家的生产量都在迅速增长。男人被征召入伍，政府只好劝女人走出家门，到农田和工厂中接替男人；政府对食物采取了配给制度；生产也被调整，以使得军队能够获得所需的一切。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更多的官员、更多的税收和更多的规定。利维坦迅速膨胀。
但在做了所有这些努力之后，仍然没有哪一方能够取得决定性的突破。红桃皇后效应似乎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军队的进攻能力迅速增强。各国生产出数以百万计的炮弹；为了把这些炮弹运送到前线，各国又征调了上千万匹马（单是德国就在一战期间损失了100万匹马，其中死于劳累过度和饥饿的马匹远多于死于炮火的马匹）；炮兵们越来越有技巧，他们交替着进行短暂而猛烈的炮击和旷日持久的长时间炮击，还会使用徐进弹幕射击，即让炮火一直覆盖在己方向前推进的步兵前方不远处。然而，攻击方每做出一点儿改进，防御方总能找到相应对策。他们挖掘出纵深达4~5英里的多道堑壕，在前沿阵地只部署少量的部队，并且不断地让部队在前线轮换以保持战斗力。大部分部队躲在敌军的炮火射程之外，坐等敌人占领前沿阵地，然后在敌人超出了火力掩护射程之外后再发动反击。
在1915年，就有些将军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是毛奇曾经遇到过的那种困难。一旦战斗打响，指挥官们就失去了对手下军队的控制。当己方的部队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时，总部可能要在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得知这一消息，结果错过了派遣增援和利用这一突破口的时机。“将军们就仿佛一群既没有眼睛和耳朵，也说不出话的人。”历史学家约翰·基根说道。
在这个科学至上的时代，双方都试图寻找新的技术击败红桃皇后。德国人在这一方面走在前列。1915年1月，德国人在波兰使用了催泪瓦斯。不过，这次行动并不成功：由于天气太冷，气体凝结了。然而，他们于3个月后在西线使用了氯气，取得了惊人的效果。一阵轻风将一阵有毒的绿色云雾吹向了敌人的阵地，那里挤满了毫无防备的法国士兵和非洲士兵。氯气杀人的方式十分可怕：它会灼伤人的肺部，刺激肺部产生过多的液体，最终让中毒的人窒息而死。这种气体仅仅杀死了大约200人（按照“一战”的血腥标准，这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正如一位德军军官看到的那样，它让数以千计的敌人“像一群羊一样逃走了”。这场溃败留下了一个宽度近5英里的缺口。但不幸的是，德国人也没有预料到这种气体会如此有效，因此错失了突破这一缺口的机会。到了第二天，这种武器就失去了出其不意的效果。由于氯气是可溶于水的，填补了这段阵地的加拿大士兵只需要在脸上围一条湿布就能化解氯气的危害。
毒气成了人们对“一战”记忆的一部分。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曾描述道：“听啊，随着每一次颤抖，鲜血/从满是泡沫的肺中涌出/像癌症一样可憎，像呕吐一样痛苦/在舌头上留下无法消弭的痛楚。”但对于有所准备的军队来说，毒气只能算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却远远不能改变战局。死于毒气的人数还不到战争中死亡总人数的1/80，每100个领取战争津贴的人里才有一个受了毒气的伤害。
英国尝试了另外一种技术改进：坦克。早在1903年，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就写过一篇名为“陆战铁甲”（The Land Ironclads）的短篇故事。到了1914年12月，工程师们就已经在探讨制造一种带有装甲和履带的车辆了。当时，内燃机还在起步阶段，要让几吨重的钢铁翻越堑壕和弹坑还是艰巨的技术挑战。不过，到了1916年9月，已经有将近50辆坦克可以投入实战了。在战斗打响前，就有13辆坦克坏掉了，但德国人一看到那些尚能使用的坦克，就立刻逃走了——虽然这些坦克在出故障前也仅仅推进了2英里。到了1917年末，英军在康布雷5英里的前线上部署了324辆坦克，它们向前推进了4英里（按照“一战”的标准，这已经算是壮举）之后才出故障。英国的教堂钟声为了庆贺这一胜利而敲响，但德国人的战线仍然没有被突破。
其他一些进步更不起眼，但或许更加重要。在战争开始时，炮兵们对那些试图引入太多科学元素的技术人员非常缺乏耐心。“小子，这是打仗，是动真格的！”一位中尉曾经被人这么告诫，“忘了你在别处学到的那些废话吧！天气冷的时候，把炮管升高一点！”不过，到了1917年，射击控制得到了巨大的改进，这主要得感谢另一项伟大的技术进步——航空。直到1903年，飞机才被发明出来；到1911年，才有飞机被应用于军事上；到了1918年，已经有2 000架飞机出现在西线的上空。它们既校正炮火，也向敌人的步兵开火，甚至开始相互射击。
不过，在战场上仍然没有出现重大的突破。1916年，绝望的将军们开始把杀人本身当成战争的目标。当德国人在2月发动对凡尔登的进攻时，他们的目标不再是突破敌人的防线，而是让法国人在这里把血流尽。在接下来的9个月中，有70万人死在了这片不过几平方英里的泥泞中。同年7月，英国人在索姆河发动进攻时，也没有指望能够真的突破敌军防线，他们的目标仅仅是把德国人从凡尔登引开。在发动进攻的第一个上午，就有2万名英国士兵丧生；在随后的4个月中，又有30万英国人阵亡。
德国人在这场消耗战中的表现更好。比起自己损失的人数，他们杀死的敌人更多，而且他们作战的性价比也更高。英国、法国、俄国和（后来参战的）美国每花费36 485.48美元才能杀死一名敌军士兵，而德国及其盟友只需要花费11 344.77美元。然而，德国人在战略方面却没有什么效率可言。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德国人没有准备好后备方案，但他们很快就有了太多的后备方案。一些将军认为，德国应当集中力量，先击败俄国。他们指出，东线的问题不是如何取得突破，因为那里有足够大的回旋余地，因此突破防线是常事，东线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缺少铁路和公路的情况下保持攻势。他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要比在法国的堑壕中杀出一条血路要容易得多。然而，另外一些将领则认为，俄国前线是次要的，要赢得战争就必须打败英国人和法国人，到时候俄国也会跟着屈服。
这两种观点各自占了一段时间的上风，结果分散了德国的精力。更糟的是，另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主张在欧洲之外的地方赢得战争。“我国在土耳其和印度的公使，”德国皇帝在1914年写道，“必须让整个伊斯兰世界都起来反抗英国这个可憎的、满口谎言的、毫无原则的，由小店主组成的国家。”这场伊斯兰圣战并没有能够实现。不过，在1915年，德国海军又开始推行另一项全球战略。德国的海军将领们认为，既然英国比德国更依赖进口，那么为什么不使用潜艇封锁英国的贸易路线呢？
在策略几经摇摆之后，1917年2月，德国人决定击沉一切出现在他们视野中的商船，不管这些商船究竟挂的是哪个国家的旗帜。德国的领导者们知道，这很可能让美国加入战争。但是在他们看来，美国实际上已经参战了。在“一战”爆发前，英国依靠资本输出和工业制品输出控制着整个世界体系；而现在，英国每个月要从美国进口价值2.5亿美元的战争物资。更糟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资金是英国从纽约市场上借来的。根据德国经济学家的计算，如果德国能切断这条大西洋生命线，那么英国只能再坚持战斗七八个月。他们指出，虽然激怒美国可能会导致德国输掉战争，但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就等同于坐以待毙。不过，为了对冲风险，德国人想出了一个糟糕透顶的主意：资助墨西哥进攻美国。这成了最后一根稻草。1917年4月，美国向德国宣战。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就在消耗战和对东线的侧重开始让天平向德国人倾斜时，美国人站在了英国和法国一边。到1917年初，已经有300万俄国人在战争中丧生（其中1/3是平民），俄国军队也正在土崩瓦解。3月，一场叛乱推翻了沙皇（由于事发于俄历二月，因此被称为“二月革命”），而在其后发生的“十月革命”（发生在公历11月）中，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俄国人随即开始投身于内战，而德国则迫使新生的苏俄放弃了非俄罗斯人居住的领土。
此时的苏俄边界与1991年苏联解体时的俄罗斯边界十分相像。只不过，在1918年，独立了的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三国接纳了各色各样的德国贵族为统治者。“德国的尊严，”埃里希·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德军总指挥官，当时相当于实际上的独裁者——说道，“要求德国不仅要用强有力的手保护德国公民，更要保护所有的德意志人。”他所说的德意志人，也包括奥匈帝国中的德意志人，而此时的奥匈帝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德国的卫星国。如果鲁登道夫赢得战争，就可能会建立起一个疆域从英吉利海峡延伸到顿河盆地的大德意志国家，而这肯定会终结英国“世界警察”的身份。
俄国的崩溃使得德国可以抽出50万人赶在美军抵达前投身西线战场。更重要的是，在俄国的战斗让他们看到了怎样解决那个最根本的问题——指挥和控制。
我已经几次提及军事历史学家维克托·戴维斯·汉森关于西方的战争方式的理论。他认为这种战争方式从古希腊一直绵延到现代的欧洲和美国，通过“简单的、大规模的步兵碰撞”赢得战争。不过，在1917年，德国人发明了一种被战略家史蒂芬·比德尔（Stephen Biddle）称作“现代战争体系”的作战方式。在这种作战方式中，士兵们做出的选择与所谓西方式的战争正好相反，他们不会大规模地交锋，而是“减少暴露在敌方火力下的机会”；他们不追求部队的集中行动和惊吓敌人，而是追求“掩护、隐蔽和分散”。
这种现代战争方式再一次使军事出现了革命性的发展。现在，士官和普通士兵（德国人称之为突击队）都获得了战争的主动性，从而调动起人民战争的能量。经过适当的训练，士官和士兵们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而不需要军官跟在身边驱使他们向前。战斗小组可以偷偷穿越无人带，然后利用弹坑、树桩和一切尚存的掩护物冲过火线（见图5–4）。
图5–4 冲向前方的绿野：1918年5月27日的法国，德军突击队渗透进被破坏的蓬塔尔西村
资料来源：版权所有©帝国战争博物馆（Q 55010）。
突击队可以携带轻便而威力巨大的武器——最早期型号的冲锋枪和火焰喷射器。不过，现代的战争方式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出其不意。进攻方不再使用猛烈的炮击泄露自己的进攻意图，转而在进攻开始时先短暂释放足以制造混乱、让防守方忙于佩戴防毒面具的毒气（“毒气！毒气！快，小伙子们！一阵手忙脚乱，总算及时理顺了面具和笨重的钢盔”），而这段时间的长度却不足以让敌人做好进行防御的准备。突击队接着会潜入堑壕，穿过那些组织得井井有条的守军，直插指挥部和炮兵所在地，猛烈地袭击他们。这样一来，敌人就变得群龙无首，陷入混乱之中。对于大多数守军来说，他们直到从自己身后射来子弹，才意识到有了麻烦。
到这时，第二波德军已经开始攻击那些被第一波德军留在身后的据点。不过，如果一切顺利，连这样的攻击都是不必要的。在被包围之后，得不到命令、不知道主要战斗究竟在哪儿打响的军队通常会逃跑或是投降。一位曾经领教过德国人新战术的英国军官称之为“战略瘫痪”：“摧毁一支军队的神经，并由此摧毁其指挥官的意志，比把他们的肉体炸成碎片更有成效。”
1917年9月，德国人在里加第一次尝试了突击队战术，导致对面的俄军阵线完全崩溃。6个星期之后，在意大利的卡波雷托，意大利人经历了更大的恐慌［被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永远记录了下来］。一名德军中尉——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只带了5个人就抓获了1 500名意大利战俘。最终，一共有25万意大利人投降，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则向前推进了60英里。
但这些还只能算是演练。到1917年底，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太多的美国军人抵达前突破西线。鲁登道夫别无选择，只能孤注一掷地试图突破英军的防线，从而使“世界警察”的部队退回英吉利海峡的港口，进而迫使法国人走向谈判桌。1918年3月，鲁登道夫最后赌了一次。
进攻刚刚开始了两天，英国第五军就被击败了。上千人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在他们的身后，丢下了上千具的尸体，永远地留在了那里（见图5–5）。为了庆贺这一胜利，德国皇帝给德国的学生放了假。但与里加和卡波雷托的情形不同，防守方的指挥部仍在，并且把预备队迅速投进缺口。在德军的突进被遏止了之后，鲁登道夫又挑了一段防线展开进攻。到5月初，英国人的形势再度岌岌可危。“我们陷入了绝境，”英军的命令中说道，“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每个人都要奋战到最后一刻……绝无退路可言。”
图5–5 那异域的一个角落，永远属于英格兰：1918年3月，在隆格瓦勒[1]阵亡的英国人
资料来源：版权所有©帝国战争博物馆（Q 42245）。
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人找到了退路，但英国人又一次迟滞了德军的攻势。鲁登道夫再一次发动了进攻，法国人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得不让刚刚漂洋过海而来的美国人投入战斗。撤退的法军建议美国海军陆战队跟他们一起后撤，结果得到了那句著名的回答：“撤退？去你的吧，我们才刚到这儿。”美国人守住了阵地。鲁登道夫失败了。
现在，轮到德国人承受消耗战的压力了。在1918年春，战争双方都损失了约50万人，而一种可怕的新敌人——西班牙流感——则在双方军中肆虐（这种H1N1病毒可能在1917~1918年的军营中演化，最终在1919年底之前夺取了5 000万至1亿人的生命）。但已经有70万美国人抵达了法国，还有两倍于此的美国人在前往法国的途中，因此协约国一方可以补充他们的兵员。德国则做不到这点。英法美联军计划在1919年发动宏大攻势，包括动用伞兵空投到德军战线的大后方，并且使用上千辆坦克进行突破（不过，1919年的飞机和坦克究竟能否承担此重任，还要画上一个问号）。不过，协约国最终选择了英国人的老后备方案——让敌人因饥饿而屈服，而不是这些浮夸的计划。1918年秋，德国发生了饥荒。士兵和水兵们哗变了。布尔什维克占领了城市。内战开始了。
在前线，德军士兵们开始大批大批地投降。美军曾在一天里接纳了13 251名战俘。1918年4~10月间，德军人数减少了100万。9月底，鲁登道夫垮台了。在被德国皇帝撤职之后，鲁登道夫流亡国外。最终，在11月11日，西线停火。“在今天上午11时，”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对议会说，“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可怕的战争结束了。我希望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上午，所有的战争都就此告终。”
没有胜利者的和平
为什么劳合·乔治错得这么离谱？有人责怪说，是《凡尔赛和约》太过严苛，使得德国人寻求复仇。也有人认为《凡尔赛和约》太过仁慈，让德国保持完整，而没有让它倒退回1871年统一之前的状态。也有人责怪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和约，或是责备英法图谋利用和约。但事实比这些都要简单得多。真正的和平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世界警察”。
德国没有能完成它想要的那种反建设性的战争——打破欧洲反德联盟，并且破除英国作为“世界警察”的地位；而英国也没能完成它想要的建设性的战争，因此未能重塑它在1870年以前的突出地位。英国本土在战争中确实没中一枪、一弹、一炮，在经济上仅次于美国，仍然保有全世界最大的舰队；而且，在夺取了德国形形色色的殖民地之后，大英帝国统治着整个地球的约1/4。但胜利的代价是毁灭性的。佩皮斯说出“由于缺乏资金，所有事情，尤其是海军，都乱了套”，已经是至少1/3个千年之前的事情了，但是这句话在1919年仍然是真理，甚至比1661年的时候还贴近现实。英国的债务已经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这一债务水平确实比拿破仑战争时的水平低，但是1815年的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经济体，而1919年的英国不是。19世纪，英国的GDP在迅速增长，因此它可以稳步地还清债务；而到了20世纪，再想要依靠减少开支、增加税收的方法做到这一点，只会导致经济衰退。
到1921年，英国的失业率超过了11%，通货膨胀率则突破了21%，罢工导致英国损失了8 600万个工作日，经济水平则自战争结束以来萎缩了近1/4（见图5–6），已经低于1906年的水平。开支的大幅度削减让英国参谋总长绝望地说，“我们在所有的地区都兵力不足——不论是爱尔兰、英格兰、莱茵地区、君士坦丁堡、巴统、埃及、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波斯，还是印度”。由于缺乏供养舰队的财力，英国在1922年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海军军备条约》，与美国保持同等的海军实力。这就意味着，英国要主动报废一批军舰，而其主动报废的军舰数量超过了英国皇家海军在任何一场战斗中损失掉的军舰数量。保守党领袖承认道：“我们无法独自充当‘世界警察’。”
图5–6未知的未知之形状：1913~1939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疯狂之旅（1928年以前的苏联数据不甚可靠）
而美国在国防开支上只投入了其GDP的1%，就足以供养其庞大的舰队。这是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当其他经济体都挣扎在繁荣与萧条的循环之中时，美国的产值却一直在稳步增长。到1929年，美国的对外投资已经几乎可以与英国在1913年时的峰值媲美，而美国的全球贸易额则比英国的峰值还高出至少50%。1926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金融编辑曾写道：“自1914年以来美国国际地位的改变，或许是经济史上最为剧烈的一次变革。”
美国似乎已经准备好了取代英国“世界警察”的地位，但大多数美国人对此并不关心。有些美国人坚持托马斯·杰斐逊的观点，即“与各国均保持和平、发展贸易和诚挚的友谊，但不与任何国家结盟”；有些美国人则担心这样的地位会导致更多的开销；还有包括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在内的一些人怀有截然不同的梦想。
1917年1月，威尔逊对参议院表示，战争的目标必须是“没有胜利者的和平”，因为“有人取胜，就意味着失败者将被迫接受和平，而胜利者就可以把自己的要求强加给战败者”。在威尔逊看来，“只有势均力敌的两方之间的和平可以持久”，这就意味着“各国不能在条约中规定或暗示哪些是大国、哪些是小国，哪些是强国、哪些是弱国”。与一个由单一强国充当“世界警察”的世界相反，威尔逊提议建立一个国家联盟，“由各国组成的单一而强大的集体，只有它才能保证世界的和平”。
从表面上看，这没有什么新鲜的。康德就曾提到过与之相类似的事物。而在威尔逊发表这一通讲话的前几年，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也曾建议用某种群体的“世界警察”来取代旧式的“世界警察”。他认为，“那些高效的文明国家——它们在战争和和平时期都很高效——应当加入一个世界联盟保障正义的和平……将它们的军事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那些冥顽不化的国家”。甚至有人曾设想，应当组建一支国际空军，把那些侵略者轰炸到谈判桌旁。
然而，当国际联盟在1919年成立时，它却并非如之前的设想一般。国际联盟没有强制力。国际联盟可以安排难民返回家园，稳定货币，搜集数据，但没有能力弥补英国留下的“世界警察”的真空。很多批评家怀疑，国际联盟真正的核心内容就是不要与英国竞争。他们指出，劳合·乔治曾经说过，“我赞同成立国际联盟”，他接着补充道，“实际上……大英帝国就是一个国际联盟”。国际联盟的章程基本按照英国的意思起草，而这个机构成立之初的动作之一就是授权英国和法国“托管”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实际上就是将其变成殖民地。
美国国会认为国际联盟不过是又一个纠缠不清的盟约，因此拒绝加入其中。未来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则在英国人的监狱中写道：“国际联盟……不过是想让那些大国永远地控制超出它们帝国疆域的世界”；列宁则斥责国际联盟为“一具发臭的尸体”和“全世界匪帮的联盟”。苏联人在1919年宣称，唯一能够真正取代“世界警察”的就是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将“摧毁资本的统治，终结战争，废除国界，并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协作的整体”。
在1919年3月，也就是列宁将国际联盟称作发臭的尸体的时候，在新生的苏联，超过500万人正在进行着一场异常恐怖的内战。在这场内战中死亡的苏联人的数量超过了被德国人杀死的数量（如果算上因饥荒和疾病而死的人数，大约有800万苏联人丧生）。早在1918年5月，英国和法国就认定它们需要对此进行干涉，并且在11月11日正式投入战斗——而这也恰恰是西线停战的那天。在1919年，一共有25万外国军队踏上了苏联的土地，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捷克人、日本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也有波兰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爱沙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意大利人、希腊人。
事实上，由于缺乏一个“世界警察”来统领行动，对苏联内战的干涉行动在混乱中失败了。到1920年年中，除了日军之外的外国军队都已经撤退，而苏军正在迫近华沙。苏俄计划在吞并波兰之后，再到刚刚镇压了本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德国去。在1920年夏的几个星期里，列宁用红旗抹去国界的设想似乎就要成为现实。但红军随后耗尽了补给，波兰人借此机会发动反击，将红军赶了回去。到8月底，波兰骑兵甚至在卡莫罗赢得了欧洲历史上最后一次骑兵大战。25 000名骑兵挥舞着战刀争相冲锋，就像此前2 000年的骑手们做的一样。只不过，这一次他们的周围是横飞的机枪子弹和飞溅的炮弹弹片。
在随后的几年里，苏俄逐渐不再提起他们的世界革命了。虽然为了争夺“一战”中覆亡的帝国的领土，不时还会有一些战争发生，但是有那么一小段时间，这个没有了“世界警察”的世界似乎也能良好地运转。国际贸易复苏了。到1924年，大部分国家的收入水平都恢复到了它们1914年的水平。世界终于开始遗忘战争的恐怖了。在1921~1927年，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上涨了3倍；在1927~1929年，该指数几乎又上涨了一倍，在1929年9月3日达到了381.17点的高点。
而就在整整10年之后，英国和法国再一次对德国宣战。
“世界警察”之死
在1929年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19世纪的世界体系终于瓦解了。
在经过85年的争论之后，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1929年的危机真的非常让人好奇，”金融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说道，“因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的后果（‘大萧条’，甚至“二战”），但是我们找不到其发生的明确原因。”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在10月23日，这个星期三，华尔街的交易员们都慌了神。价值4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530亿美元）的财富蒸发了。到了星期四中午，又有90亿美元消失了。接着，银行家们联合起来，开始购买那些没人要的股票，这让市场出现了反弹。可是到了下个星期一，又是一泻千里。到星期二的下午，道琼斯指数已经下跌了1/4。如果你在1929年9月3日的高点买了1美元的股票，那么到1932年夏，它只值11美分了。
1929年9月3日至1939年9月3日的这10年，全球金融崩溃，而这彻底扫光了那些还让19世纪的世界体系继续发挥作用的东西。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经常扮演最终贷款人的角色，相当于它认同“世界警察”的一部分职责就是维护世界信贷联盟。但是现在，再也没有“世界警察”了，每一个政府都各自为政。各国政府一个接着一个地开始保护自己的经济，筑起壁垒防范外来竞争和金融传染。单是美国就新设了21 000项关税排斥进口。到了1932年年底，国际贸易水平萎缩到了1929年水平的1/3。
英国也不再扮演自负的“世界警察”了。像其他国家一样，伦敦也躲在关税的高墙之内。国防开支下降得更加厉害。到1932年，参谋部认为，英国海军已经不再有能力保卫大英帝国苏伊士以东的领土了。他们承认，战争“将在不可估量的时期内让英国的领地和属地（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置于毁灭的危险之中”。很自然地，这些暴露在危险之中的领地和属地对此不会做出良好的反应。那些由白人定居的领地清楚地告诉英国，如果再有战争爆发，英国政府不应当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领地会支援英国。而长期作为英国的世界体系的支柱的印度，也开始自行其是。1930年，英国开始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展开谈判；1935年，英国向印度的政党做出了巨大让步。
20世纪30年代的衰败从根本上动摇了英国的统治阶层。1913年，剑桥大学的一位导师曾经写道：“英国人从不怀疑，这是英国人的美德。”可是，在接下来的20年中，这种美德迅速地消失了。即便在英国的统治者看来，“世界警察”的地位似乎也开始变得没有意义。最雄辩的质疑者无疑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毕业于伊顿公学的奥威尔在缅甸当了5年的皇家警察，而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成了对英国最激烈的批评者。他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印度各地，”他写道，“都有英国人私下里对这个体系感到厌恶，尽管他们自己就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有一次坐晚上的火车，他与一位在印度教育部门工作的英国人在一个隔间里。“天气太热了，根本睡不着，”他写道，“于是我们就聊了一晚上。我们先是小心翼翼地相互问了半个小时的问题，才确信可以放心大胆地跟对方说话。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列车穿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中，我们则手握着啤酒，坐在自己的铺位上，一同咒骂大英帝国——我们都是大英帝国内部的人，既有学识，也对大英帝国非常熟悉，大英帝国待我们都不薄。但是……当火车缓缓驶入曼德勒之时，我们就像两个偷情的人一样满怀羞愧地彼此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