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于认定，在韩国清州发现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印刷于公元1377年）为世界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刷品。2005年9月，由韩国政府资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清州为《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
最近几年，关于韩国试图夺取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发明权的争议，十分热闹。虽然从根本上说，中国人在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上的发明权都是不可动摇的，但是近年韩国学界和官方不遗余力的宣传活动，确实也在世界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些活动激起了一些中国人士的愤怒，争论中（尤其是网上的争论）难免有意气用事甚至带有民族沙文主义色彩的言论。
与其义愤填膺地争论，何如心平气和地考察？让我们静下心来，看看这场争夺战的来龙去脉。
先看雕版印刷术。大唐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印造了雕版印刷《金刚经》，该经卷末尾印有年份和印造人姓名，原件现藏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这很长时间一直被公认为中国人拥有雕版印刷发明优先权的实物证据，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定论。这卷《金刚经》当然只是中国人至迟在868年已经使用雕版印刷术的证据，按照常识推论，中国人也完全有可能在此之前已经使用雕版印刷术。
刻印于唐咸通九年的《金刚经》（局部）
风波起于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舍利塔内，发现了一件雕版印刷品《陀罗尼经咒》，原件上没有年份。但是其中几个特殊的汉字是武则天在位期间（680—704年）创制使用的。此件的印刷年份可以这样推测：不早于704年（这年该经才译成汉语），不晚于751年（这年藏有该经卷的舍利塔完工）。韩国学者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他们宣称：既然《陀罗尼经咒》印刷于704—751年间，那它就比王玠印造的雕版印刷《金刚经》早了百余年，于是得出这卷《陀罗尼经咒》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以及“韩国发明印刷术”的结论。
但问题在于，这卷《陀罗尼经咒》究竟是在哪里印刷的？它使用了武则天在位期间的特殊汉字，而且“严格符合中国印刷的模式和方法”，它很可能是庆州佛国寺建成时从中国带来的贺礼——众所周知，唐代中国的佛经、书籍等，经常是朝鲜半岛上层社会热衷于搜寻和购买的珍品。事实上，许多中外学者都认为，这卷《陀罗尼经咒》就是在中国印造的。富路德（L．C．Goodrich）在1967年的论文中就断言：“每件事都指出，印刷术是在中国发明的，并由中国传播到国外。”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该分册由钱存训著，1985年）也郑重采纳了这一结论。
回想1966年的中国，正处在“文革”的动乱中，人们无暇顾及遥远的朝鲜半岛东南部一个佛寺舍利塔中发现的小小经卷，更没有注意到韩国人借此开始打造“韩国发明印刷术”现代神话的努力。等到改革开放多年之后，中国学者睁眼看世界，才发现韩国人持续不懈打造多年的神话，居然已经在西方和日本广泛流传了！
再看活字印刷术。争议的情况更为复杂。
北宋沈括的著名笔记《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中，有一段早已被中外著作反复引用了无数次的记载，其要点如下：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布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他用泥做成活字字模，然后用火烧结使之坚硬。用“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加热熔化冷却后作为固定黏合材料（可反复使用）。这是世界上关于活字印刷术的最早记载，这一点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韩国学者也无异议。
尽管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也记述了许多在今天看来难以置信的“怪、力、乱、神”事物（这一点以往几乎所有论及《梦溪笔谈》的著作都避而不谈），但从他对毕昇活字印刷术记载的大量细节来看，这段记载应该是非常可信的。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研究室，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单位的协助下，曾进行了泥活字印刷术的模拟实验，证明《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毕昇泥活字印刷术是完全可以实际操作使用的，而不是如某些韩国学者所宣称的，沈括记载的毕昇泥活字印刷术“只是一个想法”。
从中国人用了好几百年的雕版印刷，发展到活字印刷，其间并无不可跨越的鸿沟。但是“活字印刷”即使仅仅作为一个想法，也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想法。在这个想法的指引下，继毕昇的泥活字之后，很自然地会出现木活字、金属（主要是铜，也有过其他金属）活字的尝试。
从《梦溪笔谈》对毕昇泥活字印刷术的记载中推测，在毕昇之前已经有人尝试过木活字的印刷，但因木活字的种种缺点而放弃了。300年后木活字的想法才重新复活，元代王祯于1297—1298年间创制了第一套木活字，并用它印制过《旌德县志》（他担任过六年旌德县的县尹）。木活字最大规模的应用是在清代，1773年，乾隆下令刻了一套木活字，共253500个字（许多常用字要刻多个复本——这一点毕昇就知道了），并用它印刷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4种共2300余卷。
木活字的缺点是对木料的要求极高（否则受热、受潮、受挤压都可能变形），而且印刷多次之后木字就会磨损。泥活字固然没有这些缺点，但金属活字岂不更好？15世纪后期，铜活字在中国江南开始流行。然而，对比各种情况来看，铜活字在中国的境遇并不太好。
华燧（1439—1513年）是尝试铜活字印刷术商业化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按照钱存训的看法，他是那些发了财之后想要用刻书来博取声誉的富人中的一员，“他狂热地沉湎于书本”，但20年间，他家族办的“出版公司”——“会通馆”——用铜活字印制的书，也只是“至少有15种，共约1000卷以上”而已。
到了清朝，朝廷倒是造了25万枚铜活字，并在1728年用这些铜活字印刷了巨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然而这套铜活字却在16年后被熔化用来铸造钱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