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11年，阿拉伯帝国军队由北非渡海，灭掉了西哥特王国，占领了西班牙全境，接着，又多次入侵高卢南部的阿基坦。公元732年初，阿拉伯驻西班牙总督阿卜杜拉赫曼率5万大军，由西班牙再次入侵阿基坦，企图取道阿基坦攻取法兰克、意大利，然后进军君士坦丁堡。阿基坦公爵欧德阻挡不住阿拉伯大军的攻势，不得已向法兰克的查理亲王求援……
介于波瓦第尔与图尔之间的那片辽阔广袤的乡村原野，主要由连绵不断的高产牧场所组成，谢尔河、克勒兹河、维埃纳河、卡莱恩河、安德尔河以及卢瓦尔河的其他一些支流从这里流过，把这块土地浇灌得肥沃富饶。这片原野向四面八方延伸，风景如画。偶尔出现一片林地、一丛紫褐色的石楠、一连片的葡萄园，打破了这片一望无垠的牧场那种单调的景观。但这块土地的一般特征，还是属于那种绿草茵茵的平原，似乎天然就适合于千军万马在此施展身手，尤其是那些大队的骑兵，他们在罗马衰落后的数百年里主要决定了这些国家的命运，在巩固现代欧洲势力方面，也领先于他人。
不止一次著名战斗使得这一地区名扬天下，不过历史学家主要感兴趣的，还是因为这里是公元732年查理·马特大败撒拉逊人(1)的发生地点，这场胜利，决定性地阻挡了阿拉伯人在西欧的征服之路，把基督徒从伊斯兰教的手里营救了出来，重建了印欧语系对闪米特人的古老的优势地位。
罗马统治时期的高卢
西斯蒙迪(2)和米什莱低估了新月斗士和十字架信徒之间的这场战役的持久影响。不过，如果说法国人轻视了本民族英雄的丰功伟绩，那么查理·马特赢得的这次对撒拉逊人的胜利，倒是得到了英国和德国历史学家的充分欣赏。吉本在他那部伟大著作中用了几页的篇幅叙述图尔之战，讨论如果阿卜杜拉赫曼的计划没有被那位法兰克首领粉碎的话，这一仗可能导致的后果。(3)施莱格尔以强烈感激的言词谈及这次“巨大胜利”，他说：“查理·马特的大军保全并拯救了西方的基督教民族，使他们免遭摧毁一切的伊斯兰教的致命掌控。”(4)兰克则指出，作为“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新纪元之一，公元8世纪的开端，当时，一方面，穆斯林威胁要席卷意大利和高卢，而另一方面，撒克逊和弗里斯兰古老的偶像崇拜，将再一次强行越过了莱茵河。在基督教制度面临着这样一个危险的时刻，一位日耳曼民族年轻的王子查理·马特，作为这些制度的捍卫者出现了，以他全部的精神活力维护了它们，这种活力必定是因为自卫而产生的，最后把它们扩展到了新的地方”(5)。
阿诺德把查理·马特的胜利甚至放到了比阿米尼乌斯的胜利还要高的地位，放到了“影响人类福祉达数百年之久的重大解救中”(6)。事实上，我们越是检验它的重要性，就会导致我们对它的评价越高。而且，关于它的环境和它的主人公，虽然我们所占有的可信的详细材料很少，但追踪其一般特性就足以让我们饶有兴味地注视这场遭遇战，交战双方是江河日下的罗马帝国的两位互相竞争的征服者。罗马帝国这个老迈的古典世界，其历史占据了我们早期研究的绝大部分，到了公元8世纪，已经了无生气，被彻底颠覆。在德意志北方，在阿拉伯南部，人们正在瓜分她的行省。终于，掠夺者遭遇了掠夺者，彼此为了猎物的完全控制权而兵戎相见。他们的争斗，让吉本回想起了荷马的古老比喻，在荷马那里，赫克托耳和普特洛克勒斯为塞巴里奥斯的尸首所发生的冲突被比喻为“双狮之斗”：在憎恨和饥饿中，它们为了一只牡鹿的尸体而在山顶上展开搏斗。而撒拉逊势力对更强大的北方勇士的勉强屈服，大概不适合《伊利亚特》那本书中的诗行。在这些诗行中，普特洛克勒斯拜倒在赫克托耳手下，被比喻为一头气喘吁吁、筋疲力尽的野猪被迫屈服，它已经长时间与一头更高级的食肉兽进行猛烈的搏斗，为的是得到岩石间那一汪它们都急着想要喝的清泉。
自从罗马的德意志征服者们横渡莱茵河以来，到查理·马特被召唤来击退撒拉逊人从南方席卷而来的险恶潮水的时候，已经过去整整300年了，再也不会有人渡过那条边境河流了，在那个国家再也没有建立起固定的制度或政府体系，没有把五花八门的种族融合为一个民族，没有统一的语言或习俗。高卢还不是法兰西。在那里，就像在西罗马帝国的其他行省一样，恺撒的统治早在公元5世纪就已经被彻底粉碎，野蛮的王国和公国在罗马势力的废墟上迅速崛起。但这些国家很少能持久存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其余所有的国家（或者相当数量的其余国家）统一为一个有凝聚力的、高度组织化的公民和政治社会。绝大部分人口依然是由被征服的外省人所组成，更确切地说，也就是那些长期在恺撒们统治下的已经罗马化的凯尔特人和高卢人，他们已经学得了（再加上罗马血脉不可小觑的浸淫）拉丁民族的语言、文学、法律和文化。在这些人当中，还有支配他们的那些人当中，漂泊或定居着那些德意志的胜利者：一些人几乎完全保持着他们原始民族性格中的野蛮未化，而另一些人，则由于文明生活的言行举止和习俗礼仪方面的训练，而变得温文尔雅。要记住，西罗马帝国并不是被任何突然爆发的大规模蛮族入侵所摧毁的。横渡莱茵河而来的德意志征服者，并非浩浩荡荡的大军，每次只不过是几千人的小股部队。一个行省的征服，往往是这种小股部队所发动的无数次局部侵袭的结果。得胜的勇士们，要么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奏凯而归，要么在占领区安营扎寨，为了军事的目的而小心翼翼地保持高度集中，不断准备发动新的突袭，或者是针对日耳曼竞争对手，或者是针对迄今尚未受到袭击的外省城市。不管用什么方法吧，征服者逐步获得了他们渴望已久的领土占有。他们多多少少失去了那种对新奇和冒险的永不安宁的渴望，最初，正是这种渴望，使得他们聚集在本部落最英勇无畏的首领的旗帜之下，离开他们本地的森林，在莱茵河左岸戎马倥偬，漂泊不定。他们皈依了基督教信仰，抛弃了他们大多粗鄙残忍的古老信条，这些信条，必定是由神话在古代北方勇士的灵魂中培育出来的，这些神话，向现世的勇士，许诺了天国里战斗和狂欢的永恒轮回，作为对他们勇敢精神的酬赏。
但是，尽管他们的信仰改变和其他文明教化的影响强有力地作用于高卢的日耳曼人，尽管法兰克人（他们最初是居住在莱茵河、缅因河与威悉河之间的日耳曼部落联盟）已经确立了对其他行省征服者以及被征服的外省人的明显优势，但这个国家依然保留着一种游离而狡诈的混沌因素。早期墨洛温王朝(7)的亲王们，通常都在忙于与其他亲王及其家族打仗，起因常常是法兰克君主国中的小块领土。他们当中最能干、最优秀的人，便竭尽全力地保卫莱茵河屏障，抵抗日耳曼异教徒的入侵，这些日耳曼人，一直千方百计要渡过莱茵河，从帝国的战利品中分一杯羹。
撒拉逊人在罗马东南各省完成的征服大业，远比日耳曼人在北方的动作要迅速得多。穆斯林所引入的新的社会组织，被迅速而统一地强制推行。从穆罕默德之死，到图尔之战爆发，之间正好过去了100年。这一个世纪中，先知的追随者们已经席卷了罗马帝国的半壁江山。除了征服波斯之外，撒拉逊人还以风卷残云、不可阻挡之势，横扫了叙利亚、埃及、非洲和西班牙。在公元8世纪初叶，穆斯林世界的辽阔区域，都臣服在哈里发的权杖之下，它们的每一个角落，从比利牛斯山脉到阿姆河，人们在祷告中都向穆罕默德的名字祈求，《可兰经》被当作“法律之书”而受到敬畏。
正是在他们一位最能干、最有声望的指挥官的领导之下，再加上一支能征善战的大军，以及在天时、地利、人和上的明显优势，撒拉逊人在征服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欧洲时大获成功。一路凯歌高奏的穆斯林，渴望获得更多的领土和财富，对他们的无敌大军充满了自信。
公元729年，当阿卜杜拉赫曼被哈里发重新任命执掌西班牙政权的时候，他们对新的战争的热切期待被刺激到了极点，这次任命，还给了他们一位在非洲和西班牙的征服中以其技能和威力而名扬天下的大将，他的勇气和慷慨使得他成了军队的偶像，他已经参加过几次对高卢的远征，因此对法兰克人的民族性格和战术策略了如指掌。他像每一个优秀的穆斯林一样，渴望为几支由忠实信徒所组成的特遣队报仇雪恨，当时，他们在比利牛斯山脉北麓被切断，因而惨死在敌人屠刀之下。
除了他主要的“武德”之外，在阿拉伯作家的笔下，阿卜杜拉赫曼还被描述为诚实和公正的楷模。在他第二次执掌西班牙政权的最初两年，他一直在忙于改革政府系统在前任治下所滋生的弊端，以及为征服高卢的计划作广泛的准备。除了从自己的辖区所征募的军队之外，他还从非洲得到了一大队精锐的巴伯骑兵，由熟练而英勇的阿拉伯人充任指挥官。
撒拉逊人在法兰克
撒拉逊人在法兰克
732年夏天，阿卜杜拉赫曼率领大军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脉，根据阿拉伯作家的估计，这支大军只有8万人，而一些基督徒编年史家，则把它的人数夸大到了数十万。阿拉伯人的估计，或许的确偏少，但在二者中恐怕更近于事实。面对这支令人生畏的大军，阿基坦(8)的欧德伯爵竭力要阻挡它的前进，结果没有奏效，许多城市在它的面前轰然陷落，半壁江山被横扫一空。正是从这样一支大军的手里，查理亲王用他有力的手臂最终把高卢人和基督徒营救了出来，在战斗中，他用自己的力量把对手砸得粉碎，从这样的力量中，他获得了一个祖先们所信奉的战神的姓氏—马特（意为“战锤”）。
在公元8世纪以前，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就已经沦为绝对的一钱不值，成了端坐在王位上的纯粹傀儡。查理·马特像他父亲一样，也是奥斯特拉西亚(9)的法兰克公爵，奥斯特拉西亚人是法兰克民族中最勇敢、最彻底日耳曼化的一部分，他以傀儡国王的名义行使着最高权力，那些狂暴专横的地方统治者也承认这一权力，他们或者是被说服，或者是被强迫。在持续不断的权力斗争中，他一直忙于应付那些竞争者，同时还要为了国家的安全而忙于更严重的斗争：抗击尚未皈依基督教的弗里斯兰人、巴伐利亚人、撒克逊人和图林根人的那些凶残部落，那年头，这些人以一种特有的凶残攻击莱茵河左岸那些已经皈依基督教的日耳曼人。查理·马特在自己天生的勇敢中添加进了久经历练的技能，他还在法兰克人当中组建了一支由老兵组成的民兵部队。在我们对查理·马特的图尔胜利大加赞赏的时候，哈勒姆(10)提出了他的怀疑：短时间内凭着这一事件我们是否能作出太多的判断，他冒险把法兰西的命运压在一场与侵略者之间的普通战斗上是不是有些轻率。但是，如果我们还记得查理并没有常规军队，记得那些追随他的法兰克勇士们的不受约束的精神，那么，似乎最有可能的是：要采用那种密切注视侵略者、用拖延战术耗尽其实力的谨慎政策，并非他力所能及。撒拉逊人的轻骑兵在高卢各地的劫掠，是如此可怕、如此广泛，以至于要对法兰克人义愤填膺的激情稍加抑制都绝无可能。而且，在撒拉逊人袭击更多城镇、夷平更多地区的时候，即使查理能够说服他的人冷眼旁观，他也不能在一场军事远征结束以后的平常时期保持一支大军的团结。的确，如果阿拉伯人对穆斯林军队混乱状况的报道正确无误的话，那么，就查理这一方来说，这场战斗的时机就恰到好处。
对于撒拉逊人的入侵所引发的恐惧，以及这次大搏斗的艰苦卓绝，一些修道士编年史家（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搜集关于这场著名战役的记叙）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据他们说，撒拉逊人，以及他们的国王，从西班牙出来，全都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当然还带上了他们的金银财宝，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没人能把他们估算清楚。他们随身携带着他们所有的盔甲，以及他们能带上的一切，仿佛他们从此永远离开西班牙，要在法兰西安家落户。
这时，阿卜杜拉赫曼看见遍地都是他浩浩荡荡的大军，他们穿越莽莽群山，踩过崎岖不平的地面，一路劫掠，进入法兰克人的领地，用手中的剑毁灭一切，结果，当欧德在加隆河畔与他们展开厮杀并溃败而逃的时候，只有上帝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被杀。接着，阿卜杜拉赫曼开始追击欧德伯爵，就在他们一路上劫掠焚烧图尔的神殿的时候，与奥斯特拉西亚—法兰克人的首领查理不期而遇，此人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是个能征善战之辈，欧德已经向他发出了警告。在那里，他们激烈战斗了7天，最后，他们排成了战斗队形。那些北方民族的战士们坚定地站在那儿，就像一堵墙，像一条冰带一样难以逾越，他们用利剑将撒拉逊人杀了个片甲不留。(11)
欧洲作家在谈及这场战斗的时候，全都同意阿卜杜拉赫曼的阵亡是撒拉逊人溃败的主要原因。据一位作者说，他们在发现自己的领袖被杀以后，一夜之间作鸟兽散，基督徒们一觉醒来不由得喜出望外，他们本指望第二天早晨能看见撒拉逊人从他们的帐篷里走出来，重新开始厮杀。一位修道士编年史家记录撒拉逊人损兵折将375000人，据他说，基督徒只有1007人阵亡—他觉得，这样悬殊的伤亡人数，必定是有天意的特别关照。我翻译了这些作家笔下那些最生动饱满的段落，但是，要想从他们那里搜集关于这场伟大战役本身、或者关于这之前或之后的军事行动的全面而可信的记述，几无可能。
然而，尽管我们或许有理由对这些记述的贫乏和可疑而扼腕叹憾，但我们也有巨大的优势，可以比较双方国家的作家各自对阿卜杜拉赫曼的这场远征所作的报道。对于探索这样一次所能获得的古代文献是如此稀少的历史事件的研究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个好处，以至于在图尔之战这个实例中，我们所占有的事实使得我们认为：关于这次伟大事件的历史证词，比许多别的实例中的证词，更真实可靠、更令人满意。在其他的实例中，我们虽然拥有关于军事功绩的丰富材料，但传到我们手里的这些材料，都只是来自一个国家的编年史家。因此，我们并没有防止夸张、扭曲和虚构的措施，而这些，正是民族的虚荣心常常以伪装的面目、以历史的名义所产生出来的。那些记录他们的同胞在西班牙的征服和战争的阿拉伯作家，也记述过他们伟大的酋长对高卢的远征，以及他在图尔附近与查理所率领的法兰克大军作战时的溃败和阵亡。
阿拉伯的编年史家告诉我们，法兰克边境上的那位伯爵与穆斯林之间是如何交战的，而伯爵又是怎样把他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怀着胜算不大的心理暂且一战。
阿卜杜拉赫曼击退了他们，他的人因为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而志得意满，对他们的酋长在战争中的勇敢和谋略充满信心。就这样，穆斯林重创了他们的敌人，渡过了加隆河，摧毁了这个国家，抓获的战俘数不胜数。所过之处，一片焦土。这里的繁荣使得穆斯林战士们变得志得意满。在通过加隆河的时候，阿卜杜拉赫曼击溃了伯爵，伯爵撤回了他的要塞，穆斯林开始攻打要塞，夺门而入，杀死了伯爵。一切都在为他们的弯刀让路。在这支可怕的大军面前，所有法兰克人都瑟瑟发抖，他们让法兰克人去告诉他们的国王查理，说这些浩劫是穆斯林骑兵干的，他们的铁骑将踏遍纳博讷、图卢兹和波尔多的每一寸土地，告诉他，他们的伯爵已经死了。随后，国王鼓励他们振作起来，答应倾兵相助。114年（伊斯兰历），他骑上战马，领着尽其所能召集的大队人马，去抵抗穆斯林。他在伟大的图尔城遇上了穆斯林大军。阿卜杜拉赫曼与其他几位处事审慎的骑士，认识到满载战利品的穆斯林大军的混乱无序，但是，如果命令士兵们除了武器和战马把其余所有东西都扔掉，就会惹怒他们，他们不敢冒这样的险。阿卜杜拉赫曼相信他的士兵们的英勇，相信他们的好运，曾经，这样的好运一直关照着他们。但是，纪律方面的这种缺点对军队来说一直都是致命的。就这样，阿卜杜拉赫曼和他的人马开始攻打图尔城，以获得更多的战利品，他们的进攻是如此猛烈，以至于几乎就在前来拯救这座城市的军队的眼皮底下攻破了图尔城，穆斯林对这座城市居民的狂暴就像狂怒的老虎。很显然，神的惩罚必将随着这样的暴行接踵而至，而幸运也因此会离穆斯林而去。
在欧瓦河（大概是卢瓦尔河）附近，两支说着不同语言、信仰不同教义的大军开始列阵相对。阿卜杜拉赫曼、他的指挥官们以及他的所有士兵，心里都充满了愤怒和骄傲，他们首先开始进攻。穆斯林骑兵向法兰克人的阵地发动了猛烈而持续的冲锋，法兰克人顽强抵抗，直到太阳落山，双方都伤亡惨重。夜幕降临，两军才分开。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穆斯林就返回阵地，继续战斗。他们的骑兵很快就杀开一条血路，进入基督徒大军的中心。但是，许多穆斯林都为他们留在帐篷里的战利品的安全而提心吊胆，当一些敌人正在劫掠他们营地的时候，穆斯林的队伍里一片哭嚎。因此，几队骑兵策马返身而回，要保护他们的帐篷。而这看上去仿佛是他们要逃跑，顿时全军大乱。就在阿卜杜拉赫曼努力阻止他们骚乱，希望率领他们重返战斗的时候，法兰克的战士们一拥而上，把他团团围住，他的身体被无数的长矛刺穿了，就这样，他阵亡了。接着，整个大军在敌人面前四散奔逃，许多人在逃跑的过程中被杀死。穆斯林的这次溃败，以及他们的伟大首领和优秀骑士阿卜杜拉赫曼的阵亡，就发生在115年（伊斯兰历）。
图尔之战
从对手那里，关于他们的彻底溃败，很难指望得到比阿拉伯人在这里所给出的更为真实的记录了。这里，他们的叙述与基督徒们的叙述有几点不同之处：关于战斗持续了多少天，关于那座受到攻击的城市是否得到了营救，以及诸如此类，对此稍作比较就会承认一个重要事实：这是法兰克人和撒拉逊人之间一场决定性的实力检验，检验中，前者胜了。在穆斯林的眼里，图尔之战的永久价值，不仅被阿拉伯作家在提及它的时候所使用的措辞（“殊死之战”、“可耻的颠覆”之类）所证明，而且也被下面的事实所证实：撒拉逊人从此没有进一步尝试征服较比利牛斯山更远的地区了。查理·马特，以及他的子孙们，得以有时间巩固、扩张他们的势力。由查理曼大帝的天才所缔造、并以他的钢铁意志给过去的信念和种族的无序状态带来和平的基督教西罗马帝国，在它伟大的统治者去世之后，的确没有保持它的完整。新的麻烦困扰着整个欧洲，但是，基督徒虽然四分五裂，然而却是安全的。现代欧洲文明的进步，以及国家和政府的发展，从那时开始，前进的步伐虽然也并非从未间断，但归根结底，前进的道路却是坚定不移的。
--------------------
(1)撒拉逊人，中世纪基督教用语，指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阿拉伯人、突厥人等）。
(2)西斯蒙迪（1773～1842），瑞士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3)原注：参见《罗马帝国衰亡史》卷7。吉本评论道：如果撒拉逊人的征服当时没有被阻止的话，“或许，牛津的学校里如今就该讲授《可兰经》的解释，而她的讲坛上则可能就要论证穆罕默德启示的真理了”。
(4)原注：参见施莱格尔《历史哲学》。译注：施莱格尔（1772～1829），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奠基人。
(5)原注：参见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卷1。
(6)原注：参见阿诺德《晚期罗马共和国史》卷2。
(7)墨洛温王朝，法兰克人的王朝（476～750），传统上被认为是法兰西国王的“最初家系”。在克洛维一世时期达到鼎盛阶段。
(8)阿基坦，法国西南部历史地区，大致相当历史上阿基坦地区西半部。
(9)奥斯特拉西亚，公元6～8世纪法兰克王国东部的一个地区，包括法国东北部、德国西部及中部。
(10)亨利·哈勒姆（1777～1859），英国历史学家，著有《中世纪的欧洲》。
(11)原注：参见《手稿·传奇·法兰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