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中反常性行为并不常见，如果在性方面的宽容度和教育能有所改善，这类反常行为会更加少见。这是性研究中最重要，但也最有社会敏感度的领域。
——阿兰·迪克森[1]
如果女性的情欲弹性让她们得到自由，男人们会看到自己就像前面提到的公羊，被束缚在僵化的性反应能力中。男性的情欲倾向一旦形成，它的形状会维持一生，如灌注成型后的水泥。因此，根据情欲可塑性理论推论，有反常性行为（性欲和性行为怪诞）的男人要远远多过女人，因为该理论认为女人更有能力因应社会压力，或者能比较容易地放弃原来的欲望，或者能够克制住不体面的冲动。几乎所有的证据都支持这个推论。大多数研究人员和医疗专家同意下述看法：怀有反常性渴望的人几乎都是男性，而且表现出与童年生活印记的密切关系，而且，一旦小男孩儿的软蜡团变冷凝固，如果不是根本无法调整，至少是非常难以改变。
对性偏离和恋童癖的纯心理治疗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对恋童癖最有效的治疗大多都基于生物学方法（激素治疗，化学阉割）。一旦过了可塑的年纪，男性就被固定在他们被刻上的印记里，不论刻上去的是些什么，乳胶也罢皮革也罢，S也罢M也罢，山羊也罢绵羊也罢。如果在男孩子短短的“开发期”中间发生了扭曲和破坏，他在成人后，将带有不可逆转的、要向其他人重复同类模式的欲望。天主教教会里仪式化的、泛滥成灾的恋童癖（以及教会在几十年内试图完全漠视这个问题）显然称得上是这个过程的典范。还记得叔本华的那句名言吗：Mensch kann tun was er will; er kann aber nicht wollen was er will（人可以选择做什么，但无法选择想要什么）。我们都知道，欲望，特别是男性的性欲望，对宗教禁令、法律惩处、家庭压力、自我保护，甚至常识，一律不予反应。它只对一样东西起反应：睾丸素。
一位因荷尔蒙分泌失调，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没有睾丸激素的男人，匿名在电台采访中讲述了自己经历。他说，没有睾丸素，“所有让我能感觉到成为我的东西（都不存在了）。雄心，爱好，幽默感，甚至说话的音调……输入睾丸素让这一切都回来了”。问他没有睾丸素是否有任何正面的影响，他回答说：“我性格中有些挺讨厌的东西，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不见了。没有这些东西真是挺好的……我和人交往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谦卑。”但是，他还是很高兴睾丸素又回来了，因为“没有睾丸素，也就没有了（性）欲望”。
格里芬·汉斯伯里（Griffin Hansbury）出生的时候是女性，但在大学毕业后进行了换性，他对睾丸素的力量另有一番描述。他说：“世界换了一个样子。最强烈的感觉是力比多不可思议地增强，我观察女人的方式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改变。”在激素治疗之前，看见街上的漂亮女子，他会在心里絮叨：“她很有魅力。我会很高兴认识她。”但在激素注射后，他不再絮叨。他说，女人身上的每一个迷人的部位，“漂亮的脚踝或者其他什么地方”都能够“向我的脑子里灌注大量的色情图像，源源不断，一幅接着一幅……我看到的一切，摸到的一切都和性有关系。”格里芬总结说：“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魔怪。这让我一下子理解了男人，特别是青春期的男孩子。”[2]
其实不需要变性手术，我们也能理解为何那么多青少年对性专注到疯狂的程度。如果你曾经给学生上课，班上有几个半大的男孩子，或者你曾经养大一个，又或者你自己就能回想一下青少年时期暴风骤雨般的性欲——那么，你会知道“睾酮中毒”一词不全是开玩笑。对大部分青少年来说，生活通常就是（而且真的就是）暴力和狂野。
无数的研究证明，睾丸素和相关男性性能力的激素在男性青春期到25岁前后之间达到高峰。我们又看到一个社会禁令和生理需要严重抵触的情况。当年轻男子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喊叫“我要性交”的时候，社会则在坚持要他克制身体里涌动的欲求，将能量转向其他目标——从体育运动到军事冒险。[3]
男孩子有无法忽视的生理欲求，在所有要阻挡它的努力中，自杀是一场延续百年的灾难。睾丸素的水平和年轻男子（或女子）陷入困境的可能性高度相关。[4]在美国，青春期男性的自杀率是同龄女性的五倍。一项政府研究发现，同性恋青年男子的自杀率是同龄异性恋男性的两倍。[5]在15岁到25岁的美国人中，自杀是第三大死亡原因，十几岁男孩子的自杀率比其他年龄组的自杀率高一倍。
那些用意良好的网站和演讲，鲜少提到这些让人痛苦、来源模糊的性挫折是导致自杀——这种青春期破坏性行为的可能原因。虽然大楼上和汽车站旁亮晃晃的广告牌上站满了半裸的、身体尚未发育成熟的时装模特，但美国社会绝大部分人仍然坚定地反对修改法律，拒绝承认在法律认可之前能开始任何性活动。[6]
2003年，一位17岁的优秀学生——学生舞会的国王杰纳尔洛·威尔森（Genarlow Wilson），在与女朋友进行自愿口交的时候被发现，女孩子当时不到16岁。威尔森被判犯有儿童性骚扰罪，他至少要在乔治亚州的监狱被关押十年，同时被登记为终生性犯罪者。如果威尔森和女友搞的是一场老式性交，而不是口交，他们的“罪行”将是“行为不检”的轻罪，最高刑期是一年监禁，而且不必进行性犯罪者登记。[7]
在前一年，托德·桑德斯（Todd Senters）拍摄了他和女友性交的录像，女友的年纪已经超过了能够决定发生性关系的法定年纪。没有问题了吧，是不是？不是。根据内布拉斯加州法律，虽然性交本身完全合法，但录制性交犯有“制作儿童色情罪”。17岁的年纪可以合法地发生性交，但她干这事儿时的图像是非法的。你们自己去琢磨吧。
在美国这个国家里，每个角落里的青少年们都在互相发送色情短信（sexting）：用手机拍张自己的荒唐图片，然后发给朋友们。结果呢，在很多州里，这些孩子都有可能被送进监狱（而监狱是性虐待最泛滥的地方），理由是他们拍摄了自己的身体（制作儿童色情）和分享了这些图片（传播儿童色情）。他们还会被迫登记为性犯罪分子，虽然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受害人。[8]
说啥呢？
2005年对12000名青少年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立誓要在婚前守贞的年轻人比其他人更经常地进行口交和肛交，更少使用避孕套，感染性病的水平和其他那些没羞没臊不守贞的同龄人一样。这项研究的作者发现，88%立誓婚前守贞的人没有遵守誓言。[9]
如果我们扭曲的人类性关系造成了这些挫折、迷惑和无知，那些性观念没有这样矫情的社会，应该能够从反面证实因果关系。发育神经心理学家詹姆斯·普莱斯格特（James Prescott）发现，身体的快乐和暴力之间有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一种存在抑制另一种的发生。1975年，普莱斯格特发表论文说：“发育成型期内的某些特定感官体验，让人产生神经心理学上的倾向性，它决定了人在后来生活中的行为是暴力驱动还是快乐驱动。”在个体发育的层次上，这个发现似乎很容易证明：虐待孩子的成人，自己小时候几乎都是虐童的受害者；垃圾场的主人们都知道，如果你想养一只凶狠的恶狗，那就在它是崽崽的时候狠狠地揍它。
普莱斯格特将他的逻辑运用到跨文化研究上。他用以前搜集的有关婴儿得到的爱抚量的资料（哺乳的时间，与母亲直接接触的时间，被大人搂抱和一起玩耍的时间）和对青春期性行为的宽容度进行了荟萃分析（meta-analysis）。在将这些资料与一个社会内部和不同社会之间的暴力水平进行比较之后，他总结说，在全部有资料的文化中，除了一个例外（49个样本中有48个），都显示“在人的一生中压制身体的欢乐——在婴儿、儿童和青春发育期尤为明显——与战争和个人暴力的水平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在不干预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身体接触，或者不禁止青春期性欲表达的文化中，暴力水平——个人暴力和社会暴力都要低得多。[10]
当美国社会把自己拧巴到一个姿势上——没有任何瑜伽师能够做得到［布兰妮·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在电视上既是骄傲的处女，又是身着比基尼的钢管舞舞者］，另一些社会却在忙着仪式化和寻求构建青春期的性感。（太平洋上的）曼格亚人鼓励青年人互相发生性关系，特别强调年轻男子要学习控制自己，并以能够取悦女子为自豪。印度中部的穆里亚人（Muria）为年轻人建造宿舍，称为“古图尔”（ghotuls），青少年远离父母，在宿舍里自由地睡在一起。穆里亚人鼓励青年们在宿舍里尝试不同的对象，他们认为，年轻人在生命的这个阶段太专注于一个伴侣是很不明智的做法。[11]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是，而且一直在为我们高度性感的生活而优化自己，那么，青春期的男孩子处在行动的盛年，我们却阻挠他们的原始冲动，当他们的挫折感发生破坏性的爆发时，我们又何必感到惊讶呢？
凯洛格的虐童指引
1879年，马克·吐温在一次演说中讲到了他的观察：“在所有的性交形式中，（手淫）是最不受待见的。把它当娱乐吧，它一溜烟就不见了；当工作呢，它挺累人；当众展览它呢，它又挣不来一个小钱。”[12]马克·吐温真是个很好玩的人。但是，他的幽默中又有些很严肃，也很勇敢的东西。正如他所说，大部分西方文化发动了一场历时数百年之久的战争，要毫不留情地彻底消灭儿童性行为，包括手淫。
西方抗击人类“罪恶的”性渴望的斗争是一场持久战，对手淫的无情战斗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已经谈论过将所谓的女巫活活烧死，仅仅是因为她们坚持了，甚至只是表示了一下她们的情欲；而艾萨克·贝克·布朗这样的医生能够将野蛮、危险的手术作为治疗年轻花痴的手段。马克·吐温知道，这些不是例外。按照一些著名“专家”——比如约翰·哈维·凯洛格（John Harvey Kellogg）的意见，马克·吐温时代的很多父母只要看见任何性行为的萌芽，便对孩子施加严酷的体罚和精神折磨。另一些即便有些困惑也还不失理性的人们，也坚信手淫是“摧毁文明社会的因素”（《新奥尔良医学和外科杂志》上的用语）。
凯洛格骄傲地宣称，在他四十多年的婚姻中，他从来没有和妻子发生过性关系。但是，他每天早上都要求一位英俊男子给他做灌肠——按说，他以钟爱高纤维早餐出名，这套服务应该没有必要。约翰·莫尼（John Money）在他研究伪科学反性十字军战士的著作《毁灭天使》（The Destroying Angel）中解释说，凯洛格在今天可能被诊断为灌肠控。灌肠控是“一种性和情欲功能异常，根源可能追溯到童年，有此症的人用灌肠代替正常的性交。对灌肠性欲倒错者而言，将阴茎放入阴道是件很艰难、危险和令人生厌的工作”。
作为医生，凯洛格声称，在给予儿童适当的性教育方面，他有指导父母的道德权威。你们可能不熟悉凯洛格和他那一代权威的文字，他们对人类最本底的情欲所怀有的幸灾乐祸的蔑视是冰冷而明确的。1888年，他在没有性生活的蜜月里写作了畅销书《老幼应知的简单事实》（Plain Facts for Old and Young），在书中向父母提供各种指导，比如处理他们的儿子自我解决天然性欲的章节题为“治疗自虐及其影响”。他写道：“治疗小男孩的验方是包皮环割。”他规定说：“外科医生进行手术的时候不使用麻药，手术期间短暂的疼痛对大脑产生有利影响，特别是在具有惩罚目的的时候……”（本书作者加斜体以示着重）
你们的儿子在挣扎，已经紧张得要死，不施麻药给他割包皮，做父母的可能下不了这个决心，没有关系，凯洛格还有其他建议：“用银丝按下述方式缝一针或几针可以防止勃起。将包皮拽向前方，包住龟头，用针将银丝穿过两端包皮的边缘。银丝穿过之后，将两头拧住，切掉多余的丝头。这样就不可能再发生勃起……”父母可以放心，用包皮缝上儿子的阴茎，“是一种最有力的手段，将（手淫）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13]
环割在美国一直相当流行，虽然不同地区情况不一样。在西部的几个州，有40%的新生儿做环割，在东北部各州，这个数字达到80%。[14]这个相当普遍的手术很少有医学上的需要，其根源还是凯洛格和其他一些评论家们的反手淫宣传。莫尼解释说：“新生儿包皮环切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美国产房的流行操作，既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宗教原因，也不是健康或卫生原因，而是为了孩子长大后，防止会导致孩子手淫的皮肤发炎。”[15]
你千万不要认为凯洛格只对虐待男童有兴趣，在同一本书中，他很清醒地告诫家长，在小女孩的阴蒂上涂抹石灰酸，以此教育她们不要触摸自己。凯洛格之流告诉我们，用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嘲弄精神分析学的话来说，性压制是“把自己当成药剂的病菌”。
凯洛格在折磨儿童上的洋洋自得令人震惊和不安，但他的这种“对孩子也不放手”的政策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上面提到的那些反手淫措施出版于1888年，过了80多年之后，美国医学学会在1972年才宣布，“手淫是青春期性发育的正常行为，不需要进行医治”。但是，战争仍在继续。甚至直到1994年，儿科医生约瑟琳·艾尔德斯（Joycelyn Elders）被迫离开她担任的美国军医总监的职位，仅仅因为她坚持认为手淫是“人类性行为的一部分”。几个世纪的反手淫战争所造成的痛苦不计其数。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痛苦，完完全全都是浪费。绝对的浪费。
约翰·哈维·凯洛格、安东尼·康姆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西尔维斯特·格雷厄姆（Sylvester Graham）（格雷厄姆饼干的发明人——和脆玉米片一样，发明这些食品的目的是要减少手淫）[16]虽然在反对未经核准的情欲上非常极端，但在他们那个时代却绝不算怪异。达尔文在还差一个月就30岁的时候与表姐结婚，在那之前，他几乎没有过任何个人性经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世纪性理论的另一个巨人——在1886年结婚的时候，笃定还是位30岁的处男。不怪弗洛伊德在性生活上犹犹豫豫。据他的传记作者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说，弗洛伊德小时候，他的父亲曾经威胁说，如果他不停止没完没了的自慰，就切掉他的小鸡鸡。[17]
卡尔文·柯立芝的诅咒
上一次我试图和老婆做爱时，怎么也搞不成。所以我对她说：“怎么回事，你也想不出什么人了吗？”
——罗德尼·丹泽菲尔德（Rodney Dangerfield）
男人们不在意电视上有些什么。他们只关心电视上还有些什么。
——杰瑞·宋飞（Jerry Seinfeld）
每个演化心理学家都能把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和养鸡场的掌故从头背到尾。故事这样说：20世纪20年代，总统和太太访问一家商品化养鸡场，参观中，第一夫人问农场主，他只有几只公鸡，怎么能生产那么多的受精蛋？农场主骄傲地解释说，他的公鸡们每天能幸福地执行几十次任务。第一夫人回答说：“也许你可以跟总统提一下这个情况。”总统在旁边听到对话，问农场主：“每只公鸡每次都是向同一只母鸡提供服务吗？”“啊，不，”农场主回答说，“它总是从一只跳到另一只上。”“明白了，”总统说，“也许你可以向柯立芝夫人说明一下。”
不论故事的历史真实性如何，性伴侣的喜新厌旧的刺激效应从此被称为“柯立芝效应”。当然，没有人怀疑，某些灵长类物种（包括我们人类）的雌性也着迷于性新异，但其背后的机理却很不相同。所以，柯立芝效应一般是指雄性哺乳动物，因为人们已经在这类物种中有了很多该效应的记录。[18]
不过，这不是说女性的性动机全然是理性的，如有些人所坚持的那样。心理学家乔伊·斯普拉格（Joey Sprague）和戴维·古阿达格诺（David Quadagno）对年龄在22岁至57岁的女性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在35岁以下的女性中，61%的人说她们的性动机主要是情感，而不是生理。但在35岁以上的女性中，只有38%的人称她们的情感动机强过生理欲望。[19]从表面上看，调查结果说明女性的性动机随年纪的变化而改变。人们也可以说，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脸皮变厚了。
第一次去伊斯坦布尔、巴厘岛、冈比亚、泰国和牙买加旅行的人，在那些地方看到成千上万的欧美中年女性成群结队地寻找没有附带条件的性生活，也许会感到惊讶。估计每年有8万名女性飞到牙买加，“租个拉斯塔（Rasta）”。[20]1990年时，前往泰国海岛旅游胜地旅游的日本女性游客有4000人，四年后，人数增加了10倍，远远超过日本男游客的人数。每个星期——如果不是每一天的话，都有包机将坐满机舱的日本女性在曼谷落地。
简妮特·贝利瓦（Jeannette Belliveau）在《路上的浪漫》（Romance on the Road）一书中列出了几十个这些女性经常造访的地点。这些女性的所作所为，在美国年轻女性为心理学教授填写的问卷上是不可置信的污点，这种反差既是对女性性行为科学无知和社会盲目的结果，也是这种无知和盲目继续存在的原因。
当然，在泰国各处的海滩上，有大量的男人在寻找性刺激，但标准叙事将他们的行为视为一种佐证，除此没有多少好说的了。轮到女性，他们却要换说法了。
那只老虎没有发疯；那只老虎不过是干了老虎该干的事情！你知道它什么时候是发疯吗？它带着希特勒的头盔骑独轮车的时候才是发疯呢！
——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谈论马戏团的老虎攻击驯兽员
从性情上讲，很多男人都是色鬼，一有机会，不能克制地要动邪念，这是真正的天条；然而，也有很多男人，从性情上看，如果女人不是那么迷人的话，他们本来也可以放手，守住自己的纯洁。
——马克·吐温，《来自地球的信》
一位我们认识的男人——我们叫他菲尔(1)——可以说是男性成就的活标兵。他刚刚40岁出头，相貌英俊，和太太海伦结婚将近20年；海伦是位快活的、很有成就的医生。他们有三个优秀美丽的女儿。菲尔20多岁时和朋友一起开办了一家软件公司，15年后，两个人都发了财，钱多的怎么花也花不完。直到最近，菲尔一直住在山顶上漂亮的大房子里，窗外是郁郁葱葱的山谷。但菲尔的生活，如他自己所说，“正面临一场灾难”。
灾难终于发生了，海伦发现菲尔和他的一位同事有私情。她当然感到菲尔背叛了自己，愤怒之下她将菲尔锁在门外，甚至不许他和孩子见面，最后，还是劳动律师结束了他们的婚姻。菲尔看来完美的生活彻底崩塌了。
戏剧家克里斯·洛克说过：“男人本质上和他得到的机会一样忠实。”菲尔的成就、相貌、讨人喜欢的性格给他创造了源源不断的机会。我们的男性读者们也许会想：“他当然会和另外一个——或者两个女人睡觉！算了吧！”但是，如果你是女人，你也许会想：“他太太和孩子当然要把这头猪猡赶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