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情感的客观化，自然的主观化。
——苏珊·K.朗格（Susanne K.Langer）
我们能解决在科学中导致了极端还原论立场，在人文科学中导致了现象学、诠释学和傲慢的人文主义的问题吗？我们能弥合分歧吗？前面在讨论笛卡尔的立场时说过，弥合分歧的一个障碍就是无法将意识自然化。现在这已经有可能做到了，事实上神经科学有坚实证据表明我们的认知能力是自然界中进化的产物。显然，这种能力不是来自逻辑或计算，而是随着感知、记忆、运动控制、情感和意识本身等各种大脑功能的出现而涌现出来的。
大脑本身通过进化过程中一系列历史偶然事件涌现出来。由于人类大脑及其产物是在历史背景中发展出来的，人们可能会说研究其发展一定程度上必须用到历史学家研究社会变化或战争的同样方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是自然选择理论有分子遗传学和古生物学的支撑，对大脑进化的历史考量多少能比对和平及战争中的人类交流的大部分描述更加一致。
伯林在他的文章中明确提出，有很多理由让科学的历史观念站不住脚[1]。首先，不像科学，历史不能用普适规律描述。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就不依赖于普适命题。他们依赖于多重事实和经验的一般结构，通常涉及常识。不过，一般来说缺乏科学中习惯寻找的模型。此外，在科学中作为核心的逻辑和假说演绎方法在历史事件中通常不适用[2]。它们虽然在社会学和经济学这样的人文科学中有应用，但还是无法应用于大多数历史场合。如果说科学关注的是相似和定律，对于历史来说关注的就是独一无二的事件和差异，通常依赖于给定文化的信念、愿景和意图[3]。在考察人类事件时，研究者和诠释者必须将自己置于这些主张态度的结构之中。通常的历史是不同要素的混合物，可以在不同学科中进行研究，但是没有普适的定律。此外，历史叙述中还牵涉到与道德和审美相关的要素。这些问题纠缠着历史学家，他们经常还需要理解和诠释其他文化中发生的事件。
伯林提出科学和历史叙事代表了不同类型的知识。他用外部观察者和演员观点的对比来表述这种差异，一致和诠释之间的差异。有才华的历史学家必须能在许多维度上描述人的行为，而科学家则无法将他们的普适性与人类的通常经验相联系。在伯林看来，历史不是也不可能成为科学。
许多历史学家反复尝试过度概括历史解释。结果显得滑稽。举个例子，亨利·亚当斯的兄弟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在《文明和衰退的规律》（The Law of Civilization and Decay）一书中，试图用商业的增长和衰退解释历史，结果差强人意[4]。后来还有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和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重要尝试，两人都有失偏颇。甚至维柯在尝试描述文化阶段的历史以及商品、英雄和人的历史时也有些过度概括[5]。
并不是所有描述和解释过去事件的尝试都过于宏大和可笑。比如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就对历史学家所用的方法论有精彩论述[6]。他充分认识到历史事件的偶然、不完整和不可逆转的复杂性。在描述处理这些事件的方法时，他批判了许多社会科学家线性和过度简化的分析。他认为牛顿模型无法适用于历史的复杂性，他也否定了还原论作为历史分析手段的观念。但是他提出历史学家的分析接近科学家！他的根据是科学家们在复杂性理论、混沌、分形等领域的进展，他感到这些与历史学家的方法学有相同之处。
不幸的是，这个类比有些缺陷。首先，虽然复杂系统的分析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科学家还远没有对非平衡或不可逆过程有足够的认识。我们仍然缺乏应对复杂因果过程的有效手段，无法识别其中的独立变量。其次，对于具有混沌特性的确定性系统的测量仍然是物理测量。虽然这样的测量导致的微小初始误差会扩大成混沌，它们也仍然是定量测量。而历史几乎无法量化。虽然加迪斯坚持他的类比，不同意伯林的观点，但他精心总结的历史学方法仍然主要是定性的。
加迪斯辩称科学也具有历史的特性，包括宇宙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生态学和人类学。的确，这些领域的科学家必须考虑历史事件，而进化论和自然选择也必然要面对这些问题。（人们甚至能认为达尔文是历史学家！）而且，由于材料具有不可避免的复杂性和局限性，像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这样的领域，不得不面对不完整的记录。但是，存在有力的科学理论对这些领域进行约束——对宇宙学是天体物理学，对地质学是板块构造理论，对生物学是自然选择。对历史学没有这样的约束理论，除了与心理学扯得上点关系——弗洛伊德的分析、理性行为的社会经济学模型，诸如此类。与加迪斯提出的最接近的也许是生态学，在其中许多因素在复杂环境中交互影响。事实上，我们有一定理由将生态学看作软科学。但是，即便如此，生态学仍然具有一系列约束性的科学理论和历史学家所不具备的定量方法。
如果我们认可伯林而不是加迪斯的分析，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科学与历史分析的方法论和目标会不同。答案不难找到。历史事件具有偶然性，通常不可再现，并且经常是唯一的。它们涉及一些高层次问题，关系到文化、语言的模糊性以及特定的道德或审美局限。科学家也是人，必然也处于这样的环境中，但是他们的目标超越日常事件，不管研究什么科目，都是要得出具有普遍性的模型和定律。
不过，有趣的是，这些定律本身并不产生科学。人们通过实验和假说得出定律。科学本身，最起码西方科学，产生自特定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从培根和伽利略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科学知识的实际历史涌现呢？
我相信我们能通过研究大脑的演化和运作得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前几章，我提到有证据证明大脑和心智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我下结论说人脑本身也是具备高度灵活回路的选择系统。这些回路的子集被选择出来与外部世界的复杂事件信号相匹配。在前面的章节，我提出大脑不是计算机，世界也不是编码好的数据。大脑必须在缺乏精确信号的情况下，在遗传的价值系统以及各种感知和记忆事件的约束下建立起行为规则。对于人类，这样的系统和事件必然涉及情感和偏见。
选择性的大脑本身表现出历史偶然性、不可逆性的特征以及非线性的运作过程。它们由极为复杂的冗余网络组成，嵌入各不相同的人体中。此外，人脑主要是基于模式识别而不是逻辑进行运作。他们对特定的模式有很强的辨别力，与此同时又不断犯错误。无论是感知图景还是高级信念都是这样。但是对学习的分析证明，适当的奖惩通常能校正错误。
在我们基于选择性的大脑思考思维模式时，模式识别和逻辑之间的一组关系具有对比性，起到加强效果[7]。早期的思维模型高度依赖于涉及隐喻的模式识别。隐喻反映出了极为复杂和冗余的大脑网络的广度和联想力。隐喻思维的产物能被理解但是不能像明喻或逻辑命题那样被证明。比如，如果我说“我已到了生命的黄昏”，这句话能被理解但是无法证明[8]。
语言本身反映了思维模式具有的建构性以及天生的模糊和不确定的一面。这些特点是必定具有冗余的选择系统在特异性和广度之间妥协的产物，我将在第十章处理这个主题。这种系统多样的能力不可能与它们必须识别的对象完美匹配。但是通过对一系列变化的选择，随着特异性的增加，它会越来越精巧。在这种情形下，可以应用逻辑和数学。可想而知，最初的冗余、模糊和复杂性是创造性思维强大的模式识别能力必然的产物。对于科学来说，随后观测、逻辑和数学的应用会产生出定律或较强的规则。而在历史分析的情形中，定性判断和解释通常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极限。
虽然所有的大脑功能和认知能力都受物理学的限制，并且可以理解为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但并不是所有这些能力都能用还原论成功地解释。作为弥合分歧的手段，威尔逊提出的协调观念是不可取的[9]。比如，他提出像道德和审美这样的常规系统可以用大脑的后天规则解释，这个思想与这些系统的本质以及选择性大脑的工作方式都不一致。就像休谟指出的，“应当”不是来自于“是”。这种观点陷足于摩尔（G.E.Moore）的自然主义谬误[10]。从大脑和思维的方面看，后天规则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大脑中冗余网络丰富的复杂性和个体经验。就像我们曾指出的，意识体验本身是对高层感质空间极为复杂的区分，并且每个个体的经验和脑事件场景都不一样。虽然有意向性和行为的特定规则，它们却是可变的，依赖于语言和文化并且极为丰富。主观性无法还原。
在基于大脑考虑知识的获取时，存在有趣的递归因素。要得到科学，我们需要选择性大脑的历史活动。最终，这允许特定物理和化学事件还原为普适定律。世界和宇宙的秩序遵循物理定律。余下的个体和历史事件必须也遵循这些定律，但是无法完全还原为这些定律[11]。不管是否可以还原，我们都能同意所有事件都是科学地建立在自然秩序的基础之上。大脑和意识思维的进化在物理学定律的框架内通过自然选择发生。因此，结果很明显：通过智人的进化，语言和高级意识的涌现使得经验科学在可证真理的帮助下成为可能。与语言相关的逻辑的应用、对世界的观测以及研究不变思维对象的数学，加速推进了这些发展。但是，这些发展发生在一个无法还原为它们或通过它们还原的特定历史场景中。此外，具有高级意识和模式识别能力的选择性大脑能在特定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创造出艺术、审美和道德体系并不矛盾。我们可以得知，在科学和人文之间逻辑上并不必然分离，只是对于将科学作为我们知识中基本但并不唯一的基础存在一点紧张的关系。
这幅图景作为基于大脑的方法论的起点，明显比以前的哲学家们对认识论问题的严格发展更为模糊。但是，其并不排除严格发展。相反，它将它们关联到自然和神经元群选择的最终起源上。与蒯因的自然化尝试比起来，基于脑的认识论没有停留在皮肤或感知器上[12]。它所包含的不仅是感知。事实上，它是在自然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对意识状态的分析。这些状态的神经基础使得人类知识成为可能。
虽然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基于我们的意识状态，这些状态对于学习却是必要又并不充分的。意识状态本身具有不可逆、偶然和易变的特性。它们是一个整体，但是变化得很快。它们具有很广泛的内容，并且提取存储的记忆和知识。它们受注意力的调整。总的来说，它们反映出主观感觉和感质体验。折返动态核心的涌现提供的进化优势，使得其主体具有大量对感知运动的区分。感质正是由这些不同内核状态产生的区分。它们能表现事实、幻想以及一切受神经价值系统约束的主题。
有了这幅与神经达尔文主义相一致的图景，毫不奇怪，丰富的个人经验和外部历史事件能同时拥有偶然和必然的特征。背后的历史过程具有的复杂性使得我们不可能将所有体验还原为科学描述。令人奇怪的事件仍然存在：这样的系统中思维居然产生了科学革命和科学定律的普适性。分歧并不是问题，这个过程使得我们既能理解科学也能理解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