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做一个梦。梦到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他念叨着复杂性，嘀咕着圣母和发电机。除此之外梦里没有其他内容。醒来后回想起一些梦的细节时，我联想到《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一书中著名的一章[1]。那一章中，亚当斯提到在1900年巴黎博览会上他的工程师朋友兰利（Langley）向他展示四十英寸发电机时他体会到的无力感。亚当斯将这类机器的复杂性与祈祷圣母玛利亚的宗教的简单性作了对比。这个主题以及亚当斯对他所处时代的不安感贯穿《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全书。
亚当斯，溯至约翰·亚当斯的伟大家族的一员，成就斐然的历史学家。他的焦虑值得深思。仅仅是抑郁症的表现吗？与导致他妻子自杀的环境有关，还是反映了从科学立场和人文立场看待世界的方式之间的鸿沟呢？
我们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科学与人文之间，以及所谓的硬科学（例如物理）与人文学科（例如社会学）之间，存在着脱节。也许我反复梦到亨利·亚当斯就是因为我一直以来对这个脱节的根源感兴趣。
我一直对科学解释与日常经验之间的鸿沟感到困惑，不管是从个人角度还是历史来看。科学与人文的脱节不可避免吗？人文学科与硬科学能否相互调和？
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五花八门，甚至有人可能会说不值得为之费心。然而正如此书所表明的，我认为恰恰相反，理解我们如何获得知识——不管是通过科学研究、推理还是偶然事件——是非常重要的。固执己见、极端还原论（reductionism）或是漠不关心都会对人类福祉产生长远的不良影响。
这本书采用的是我称之为基于脑的认识论（brain based epistemology）的思维路线。这个术语是指把知识理论建立在理解大脑如何运作的基础之上的尝试。它是哲学家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提出的自然化认识论（naturalized epistemology）概念的扩展[2]。
我的论证路线与他的不同，可以说他停留在皮肤和感官层面。而我是通过考虑范围更广泛的交互——大脑、身体和环境之间的互动——来处理这个问题。我相信不管如何，理解意识的基础是极为重要的。蒯因用他惯常的嘲讽语调说道：
有人指责我否定意识，但我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样做过。意识对我来说是一种神秘之物，而不是要抛弃的东西。我们知道意识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不知道如何科学地描述它。能够肯定的是，意识是身体的一种状态，是神经的一种状态。
与公众的普遍看法类似，我所主张的路线不是否定意识。由于种种原因，这条路线经常被称为对心的批判（repudiation of mind）。它对那种作为高于身体之上的第二本体的心进行批判。可以不那么刺耳地把这种批判描述为把思维与身体的某些官能、状态以及活动视为同一。思维的状态和事件是人或动物身体的状态和事件的特殊子类[3]。
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消除神秘的时候。书中我将展现这些涉及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如何发现和创造以及我们对真理的探索的思想。我追随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脚步，他指出意识是以认识为功能的过程[4]。
自然和人类本性如何相互影响？我所选择的标题反映了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一语双关。术语“习性”（second nature）通常指一种自发的行为，不用费心也不用学习。我使用这个词时包含这个意思，同时也是为了提醒读者注意到我们的意识通常漂浮在我们对自然的实在论描述之上。它们是“习得之性”。我希望在这里解释自然与这种习性如何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