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我成功的秘密吧，我的力量完全来自于我的坚忍不拔的毅力。
——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
路易斯·巴斯德是科学巨匠之一。他对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进步贡献巨大。他发明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灭菌法——巴斯德灭菌法。他描述了酿造葡萄酒和啤酒的科学原理。他探索过狂犬病、炭疽热、小鸡霍乱以及蚕病的奥秘并且对疫苗的最初发展也做出过贡献。
然而，与其他的科学家不同之处在于，在建立了一个新学科，驱动了医学的发展并且有一群天才研究者追随他左右后，路易斯·巴斯德想要建立一个基本宗旨为帮助他的研究团队实现他自己的想法的工作环境。
巴斯德研究所是一个非营利的私人机构，它在1888年11月14日举行落成典礼。巴斯德的狂犬病疫苗研制成功之后，得到了公众的捐助，这成为研究所创建时最初的资金来源。现在巴斯德已处于一个理想的环境中了，他可以扩展狂犬病的免疫接种，进行传染病的研究，或者传播他的知识。他在1895年的9月份去世，送葬队伍在穿过巴黎哀悼的人群后，把他的遗体最终安放在研究所的地穴里。
历史上很少有科学家像巴斯德有那样的自由、机会和特权去创建自己独立的研究所。感谢我对解读基因密码的坚持不懈的追求和好运气，我也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一个为基因组研究的独立研究所。我的动机简单明确：我想扩大基因学的规模，通过揭示我们的遗传秘密来实现表达序列标签（EST）方法的潜在应用，而不用把时间浪费在政府官僚机构的迟缓行动上或者忍受琐碎的科学规则。
就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的研究所而言，多数人更为熟悉大学、政府或工业实验室。基因组研究所（TIGR）诞生后，引起的争议是可想而知的。毕竟，为什么一个风险投资集团会资助我们这样的一个机构。甚至我从前的老板伯娜丁·希莉也曾提到我的新动作是把我的“明显的发现……推向美国的市场或私有工业”。在10多年后的今天，TIGR仍然常常被归类于一个生物技术公司，而且我们经常受到这类的咨询：怎样购买我们的股票。
TIGR建立在人类基因组科学（HGS）的旁边，而HGS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它资助我们的研究并把我们的发现市场化。我的一位批评者约翰·萨尔斯顿指责我想利用它名利双收：“以他的科学工作获得同行的承认和赞誉，同时又迎合了他的商业伙伴的保密需要，从而从中渔利。”[1]我请求宽恕，因为基于最后一点人性，我犯下了最为可憎的罪行：既拥有蛋糕又想吃掉它。我甚至想过在一开始当HGS还是纸上谈兵时，当沃利·斯坦伯格、艾伦·沃尔顿和我还只是它的创始人的时候，我就该远离它。这是艾伦和我希望的安排，也是我们希望保持有效的安排。但是，不久我们就清楚地知道沃利和健康保健投资公司有不同的想法。
现在我已经远远地逃离了国家卫生研究所（NIH）的掌握，我新得到的自由让我兴奋。然而同时我所面对的风险也是巨大的，比如我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理论上我可以把TIGR建在任何我愿意的一个地方，尽管我被告知东海岸是最适合的。我对安娜波利斯（Annapolis）情有独钟，那里是“航海之都”，我想我可以把我一生中的两份酷爱结合起来。我在海湾大桥附近的切萨皮克海湾的大码头旁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地点。在那里我可以在水边工作，在水上生活，甚至午餐休息时都可以驾船航行。
然而，当我把我的憧憬告诉给在洛克维尔（Rockville）的组员时，我的航海-基因学美梦立刻破灭了。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噩梦。如果我们最终决定安家在安娜波利斯，多数事物需要重新部署，要不就得忍受每天几个小时的交通。父母们面临着要把他们的孩子们从蒙格马利镇（Montgomery）的优秀公立学校转学的麻烦。我很心烦很想不理睬他们的抱怨和怒吼，然而最终我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我意识到如果我实施了它，TIGR就会总是处于补充优秀员工的麻烦中了。
我的冒险基因
也许我热爱冒险的性格源于深入地编码于我DNA中的某种东西，是它让我倾向于莽撞行事。之所以这样猜测是因为当我面对危险时，产生的兴奋与一种在大脑中发现的名叫多巴胺的神经传递素有关。也许像我这样最喜欢追求兴奋刺激的人拥有不寻常的大量的多巴胺受体，它使人感到愉快。以色列的一个研究小组第一次把追求新奇与多巴胺受体4（DRD4）基因相联系起来。处于11号染色体的DRD4的确看起来像是影响着冒险行为。甚至出生两周的婴儿如果拥有“追求新奇”的DRD4编码变长，也会变得更为活泼和更具探索性。拥有这一编码的是一段有48对碱基的基因，这段基因会重复2～10次，重复越多的人的行为越像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孩子：蹬着他的三轮车向墙上撞只是为了体验那种感觉。
有长基因的人比短基因拥有者有更多的性伴侣。前者的受体似乎俘获多巴胺的效率较低，为了弥补这种较低的响应，他们被迫寻求更多的冒险以期得到同样多的多巴胺沉醉。我的基因编码中有4次DRD4片断的重复，这只是平均水平[2]。这说明我并不是一个喜欢追求新奇的人。从我所知道的和理解的来说，我的基因断定我不喜欢冒险。但事实上我喜欢一点小危险，所以除此之外一定还有其他追求兴奋的基因。还有什么更好的例子可以有力地证明宣称存在“人格基因”的说法的荒谬性呢？这么多的基因规划着我们的行为，那些通过人类改变基因从而设计性格的反乌托邦幻想太一厢情愿了。
就在我生平第一次有钱有势去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时，我意识到如果我想做一名有效率的领导我就不得不压制我自己的愿望多为别人的福利着想。我很快就把TIGR安家在马里兰州盖瑟斯堡市的克洛珀路的一座工厂里，这家工厂以前是一个陶器厂。作为一个额外的好处，这幢大楼配置有一套完善的空气处理设备，这正是我们的测序仪中的激光装置散热所需要的。
现实对我的再次打击发生在我同克莱尔第一次会见“我们的”律师的时候。一如既往，沃利·斯坦博格和健康保健投资公司雇用了华盛顿最大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霍金—豪森律师事务所，并签署了意向书，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被一打律师包围着，一律蓝西服配吊带裤。我们被告知，他们中的一些会代表TIGR和我，另一些代表HGS。我们联合在一起努力执行合同条款，合同不仅管理着资金和知识产权的流动，而且还有TIGR和HGS的运作。但是，那天上午后我就感到不自在，当清楚克莱尔也有同样的不安时，我的感觉更糟糕了，胃里简直翻江倒海一般。不管他们怎么花言巧语，这群西装们是站在沃利和保健投资基金的一边的。没有一个人会为我和TIGR的利益说话。
健康保健投资的哈尔·沃纳向我担保我可以独立雇有一名法律顾问，并且霍金豪森律师事务所为我们介绍了某些独立的律师和稍小的事务所。但当我回到家里时，我给丹福斯（Ted Danforth）打电话，他曾帮助寻找启动TIGR所需的资金，而且一定会加入我的理事会。特德打电话给华盛顿特区的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们，并且为我安排约会与他们面谈。他们都听说过我和那7000万美元的基金资助，所以都想赢得我们这个主顾。但很快我就感到厌烦和气馁，他们听起来看起来全都一个样。后来我们拜访了阿诺德—波特律师事务所，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年轻职员史蒂夫·帕克（Steve Parker），他并不像我们先前见到的那些一个模子扣出来的律师一样。我感到，我们之间有一些相同的东西，因为史蒂夫来自缅因州，他的家住在切萨皮克海湾上，从事造船业，他也喜欢航海。
接下来与沃利律师团的遭遇是纯粹戏剧性的，充满尴尬又针锋相对的争吵，还常常令人迷惑。史蒂夫·帕克一直认定我夸大了与霍金—豪森的首次遭遇，可以想象，当我们走进会议室看到的确有12个律师面对着我们时，他是多么的震惊。当他被正式介绍时，霍金—豪森的领队只好与他的同事们协商然后给沃利打电话讨主意。他打电话回来时显得很不高兴，因为沃利责备他不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过沃利说他们只好忍受这些了。接下来的冲突只是进一步使我确信：由于引进了一个专业的律师事务所，才使得我在谈判桌上恢复了一点平衡。
在刚签署完条款清单后，沃利决定不采取强硬态度处理出现的争执。虽然他是一个街头混混，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我们握手言和不再提起这次争议。但是这都是我造成的：我本应该在有一个确定的合同以后再从NIH辞职，而不是只凭条款清单。我已经失去了我最有力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了，如果我现在不做这笔交易我的事业也就毁了。
情况进一步明显，尽管霍金—豪森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自己很乐意同时代理我们和健康保健投资，还有HGS，并且一点也不认为有什么潜在的抵触，却厚颜无耻地争辩说如果阿诺德—波特律师事务所既代理我又代理TIGR是相抵触的，我的代理律师答复说，TIGR和文特尔联系非常紧密。我们研究解决条款和先行条件。甚至就这样商议后，沃利还想要最后发言权，这就意味着，在沃利总部——健康保健投资公司新泽西埃迪逊办事处——装修豪华的会议室里将进行一场面对面的斗争。
我坐在沃利的助手们前，有他的高级合伙人哈尔·沃纳，当然也有蒂德·布莱尔（Deeda Blair），尽管除了主战人员其他人都没说什么话。沃利正在迎合他的听众，但是的确看起来像是要说服我。另一方面，我却有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只要我处于关键时刻就会来临，不论在一个激烈的会议上做主题演讲还是在岘港的伤员接收区：我感到我能置身事外超然地观察整个过程，好像一个旁观者而不是当局者。当我发言时我可以倾听我自己并且评价我所说的。
一个遗留的关键问题是，在TIGR以科学文献的方式自由发表它所发现的基因数据之前，HGS可以独自使用这些数据多长时间。虽然我主要关心的是科学，但我的确希望HGS可以取得成功。尽管一些科学家鄙视商业化，我只是高兴我的研究结果可以转化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这也意味着它有可能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一些好处。
在我们面对这个问题之前，沃利在基因专利权的问题上给我的信号是模棱两可的。吉娜·柯拉塔在《纽约时报》撰文把沃利描述为“他有意担负起社会责任，从而投资文特尔博士的科研工作。他说他将会把文特尔揭示出的遗传信息毫无保留地尽快公布，而且他会和其他公司以及NIH坦诚合作”。文章还写道，“像其他的生物技术产业一样，斯坦博格先生说，如果专利局否定了基因专利他将会非常高兴。”[3]
但是另外一篇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提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估计。沃利曾经对这家报纸说对于人类基因科学，健康保健投资公司还没有一个确定的专利政策：“‘我们将会假定旧的规则依然适用，也就是说基因的作用应该被视为是可以申请专利的，’他说，‘但是我不是一个专利代理人并且这件事是很复杂的。’”它的确是复杂的。
沃利想要这些数据的两年的专营权，然后再将它发表；我表示反对，因为由联邦基金支持的科学家可以保留他们的数据6个月，最近NIH也做出了同样的规定。这只是一个理论期限，至少我没有说明实际上这个规定的执行一团混乱。NIH之所以引入这个规则是因为一些研究小组会把他们的数据保存几年之久才发表。在人类遗传学方面，科学家们尤其残酷，都竭力不让他们的竞争对手得到关键数据。他们关心的不是解开人类患病之谜从而尽快地帮助患者恢复而是作为第一个发现者，他们可以获得名望。为了结束这种滥用公众基金的无耻下流行为，NIH建立了这个半年规则。问题是永远都不会清楚这个半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的。到底是从数据开始收集之日算起，还是在决定性的实验结束几个月后或几年后？
沃利争辩说：半年时间对于发展一个产品来说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连准备一个完整的寻求必要知识产权所必需的资料的时间都不够。为了迎合他的自负，我说当然他是对的，但是，我接着说，像沃利这样聪明的人，半年的时间就足够找到可行的项目，在这些项目上HGS可以有较多的时间去运作。不管怎样，我的团队将会发现几万个基因，而HGS所能把它们开发成为治疗应用的只是少数而已。
最终我提出了一个三段走的方案：HGS将会有半年的时间选择看起来可能成为治疗方案的基因。这些被选择的基因会再经过半年然后发表。但是如果有任何迹象表明，如果涉及的是像胰岛素和红细胞生成素产品类的有望成为生物技术巨头的基因数据，那么HGS将会有额外的18个月的时间去充分开发它们。剩下的为数众多的基因，TIGR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发表。在我们的会议上，没有讨论HGS想将我们科研成果申请专利的要求。
我们的谈判即将达成一项协议，这个协议由帕克将其整理成为一份文件，就剩议程的最后一项条款了，我知道它将会被证明是重要的。因为沃利只是HGS的一个代理CEO，很多的事情将要取决于新的全权负责这项工作的人的品质。尽管沃利向我保证，在选择CEO方面我有最终的否决权，但是帕克没有把这一个细节记录下来，并且也从来没有把它写进合同书里。这个忽略将会让我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的实验室有6台自动DNA测序机，曾经是世界上最具规模的测序操作。在TIGR，我向应用生物系统公司提交了20台机器的订单，这也是他们到目前为止接到的最大的订单了。当这些机器到位后，每年TIGR将可以测序数10万个复制品，大约是10亿个DNA编码碱基对，在当时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规模，尽管以现在的标准看来平淡无奇。（J·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联合科技中心，现在一天就可以完成当时一年的工作量的两倍。）
TIGR最让人满意的一个方面是我可以不用考虑传统实验室必须遵守的很多惯例、程序和规则。当我们的仪器被安装在前陶器厂时，我们决定把连接这些仪器的通风管和电线都暴露在外边。这使得我的实验室有一种超现实的外貌，使我不由得想起巴黎的蓬皮杜中心，这座建筑在20世纪70年代备受非难，因为它把作为服务设施建筑的内脏全安装在建筑的外部，让其作为大厦的外骨骼，这些设施包括套在透明的塑料护套里的红色的升降电梯和扶梯以及色彩缤纷的管线——蓝色的通风管、绿色的水管和黄色的电线。我的DNA解码设备的外观给予我的研究小组灵感就如同巴黎的蓬皮杜给艺术家和建筑师灵感一样。
我可以抛弃任何我讨厌的学术制度。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这里不会有终生职位，一个人不可能永久占据一个职位而无需周期性的评估或者合同的更新。终生职位对现在还保留着这种过时的制度的组织下了双重的诅咒。在终生职位环境中混得如鱼得水的二流人才，当他身边的人都是平庸之辈时他最高兴，当某人可能是优秀的而且揭露了这种弊端时，他就会将其排挤出去。在NIH的9年里，我感到单位内部的规则在性质上发生了一个变化，从一个天才可以冒险和茁壮成长的保护性的环境变成了人们可以混日子的地方，科学研究也永远不会活跃，如果它不得不为外部的基金而竞争的话。
我想为TIGR雇佣最好的和最有才能的科学家，而不是为那些与研究所有不同日程的人，或者最为糟糕的，为那些二流的、平庸的、呆板的和缺乏动力的人提供保证。有动力、有想法的人是不需要终生职位的。在我做了这样的决定10多年后，我甚至更强烈地感觉到它是对的，因此我从来也没有遇到优秀人才流失的问题。
另外一个我急于想废除的学术界的怪癖是，认为每个科研工作者必须有他自己的空间和设备，尽管有些空间和设备很少使用。在多数机构中，一个研究员的地位可以由分配给他的空间的平米数或在他实验室里工作的人数来衡量。我在这种游戏中总是胜出，不管在纽约州立大学，在罗斯威尔·帕克癌症研究所还是在NIH，我的实验室不管面积还是人数都是最大、最多的之一。但是在TIGR我想采取一种不同的做法，因为毕竟在这里整个组织的核心是一个巨大的测序和计算设备。每一个科研人员从学生到诺贝尔奖获得者，都会有一个适当大小的办公室或者配置一个工作台大小的小书房，都共享一个世界上装备一流的实验室。如果他（她）需要一个特别的装置的话，我也愿意提供，但是在TIGR，这些增建的装置最终的受益者是整个组织而不是某个人。
后来在TIGR所经历的文化冲突被一个初期外来的新成员比作一只被浸在液体里的老鼠，如同1989年詹姆士·卡梅伦拍的电影《深渊》中显示的戏剧性的“液体呼吸”场景一般。海豹特战队使用这种被惊吓的啮齿动物来示范安全吸入两肺的富氧流体是可行的——尽管古老的本能让我们对这样的想法惊恐不已。（利兰·克拉克在20世纪60年代就显示一只老鼠的确可以浸入到一大杯氧化碳氟化合物液体中存活。）
在我需要招募的关键人物中，有个应聘者是由沃利推荐来的，沃利让我考虑让生物科技产业的老手卢·舒斯特（Lew Shuster）坐行政副主管的位子，这样他就可以监督开支并且帮着安置HGS。我接见了卢·舒斯特并且同意他可以承担这个工作。接踵而来的要求是为舒斯特、他的助手以及健康保健公司访问人员设置办公室。我表示反对，这意味着对TIGR的非营利圣洁性的侵犯，而且如果HGS和我们同居在一起，会混淆TIGR的目标。我确信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安排，尽管沃利当然想在TIGR安插一个眼线看我们在做些什么。我和舒斯特的关系从他进入他的办公室那天起就变得很尴尬了。
对于行政主管，我认为我找到了最佳的候选人，他是史克必成公司的乔治·波斯特（George Poste），我们在纽约的罗斯威尔癌症研究所做同事时就认识了。我曾和乔治讨论过EST方法和基因学，他是为数不多的真正懂得EST方法和基因学的潜能的人之一。乔治虽然固执但是他是个充满魅力、为人风趣、和蔼可亲的人，我想我可以和他既友好又有建设性地一起工作。
当乔治参观TIGR时，很明显他对有这样的机会感到兴奋。尽管原则上沃利赞同把乔治拉上船的主意，但是在事情真正实行时他又忧心忡忡。他的问题在于我明显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尽管他用尽浑身解数，我还是守住了我要TIGR去做重大的科学项目而且发表我们的数据的底线。沃利意识到乔治也是一个意志坚强独立自主的人物，有一个就够他受的了。和我见到的很多极度自我中心的人一样，沃利打击我与其说是为了让自己成功还不如说是为了控制我。当然他确信如果完全控制了我，他的成功就唾手可得了。
沃利不止一次见过乔治，但是明显他心里已经有另一个HGS的人选了，即威廉·黑塞尔廷（William Haseltine），他是波士顿的达纳—法贝尔癌症研究所的艾滋病研究者，他曾和沃利一起创办过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最近娶了乔治香水的合作创新者盖尔·希曼（Gale Hayman），黑塞尔廷穿着昂贵时装，浑身透着贵气，他的黑色稀疏的头发也梳成油光可鉴的背头，以期吸引更多公司的注意。一开始黑塞尔廷仅仅被安排为一个顾问，对此我是不反对的，因为看起来计划里没有多少人适合他的层次。在我继续游说乔治的同时，沃利背着我去招揽黑塞尔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