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原生家庭工作的前两年里，我向家庭成员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关于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与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我特意避开我个人与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尽力避免对此类问题做出任何评论。例如，我绝对不会问一个家庭成员：“为什么你不能多爱我一些？”也不能在问题中隐含类似的意思，因为这样会让我的工作前功尽弃。对方会对我产生戒心，跟我的关系也会变得充满敌意。即使我不想表达类似的意思，如果我问了自己和对方关系的问题，也很容易被对方误解。我可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在和亲戚们做着一件跟以前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一点就足够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当时还没有准备好去做更多的工作，但我也不想过度关注我个人与其他家庭成员们之间关系，以免让他们产生不必要的焦虑。在这两年里，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亲疏舒适度。这为我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建立更加安全、相互尊重并且开诚布公的人际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项工作的目标之一是希望与每个家庭成员建立一种“一对一”的人际关系。这是工作的目标，而不是出发点。现在有太多的人涌进原生家庭这个工作领域，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要是关于他们自己与亲人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被询问的家庭成员常常会对其产生戒心，从而导致双方讨论终止，或者发生争吵。在人际关系交往中，只有安全感增强，人们才会变得越来越坦诚，并愿意向对方倾诉自己的心声。因此，在原生家庭方面的工作中，培养家庭成员之间的安全感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首要问题。例如，父母对成年子女的指责最为敏感，最害怕子女说他们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所以只有采访者与父母建立起了充满安全感的关系，他们的采访和讨论才能涉及更敏感的话题。当双方可以坦诚开放地讨论二人关系中的任何问题，并且愿意放下戒备，相互倾听对方的心声，才算是真正建立起了“一对一”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意味着双方意见必须一致，但双方的分歧不应该导致敌意，也不能疏远双方的关系。这样的坦诚交流只有当双方交往过程中的安全感增加、焦虑感减少时才能实现。
两年之后，我开始进一步加强自己与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希望与他们建立起更加坦诚开放的关系。我希望母亲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更关注我与她之间的关系。有一次，我对母亲说：“我知道你一直都是爱我的，但我觉得你对我的生活不怎么感兴趣。”这是我第一次把谈话的焦点集中在母子关系上，也是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向她诉说我对母子关系的感受。如果一开始我就对母亲说这样的话，她听了一定会放声痛哭，感到自己作为一个母亲，居然受到了子女的谴责。那样的话，我也许会退缩，也许会因为让她伤心而感到愧疚。此外，也许我们从此以后再也不会讨论此类话题了。
但是，当时我们母子关系中的安全感已经大大提升了。因此，当我对她说起这些时，她没有以为我在追问她，也没有认为我在谴责她没尽到做母亲的责任。她只是稍微有点吃惊，但似乎也很好奇。她问道：“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其实我一向对你的事情很关心。”我说：“也许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的生活吧。”听了我的话，她用手拍拍额头，恍然大悟般地说道：“哦！我现在告诉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母亲向我讲述了她与其继母之间的关系。母亲的两个哥哥姐姐还记得自己的生母，所以从来没把继母当作他们的母亲。因此，他们与继母之间的关系十分疏远，甚至有些敌意。相反，我的母亲与其继母之间的感情比较亲密。她们之间的感情更像是真正的母女关系。
母亲觉得她的继母占有欲太强，喜欢干涉她的生活。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继母总是反复问她：“你去哪儿了？跟谁在一块儿？干了点儿什么？”母亲十分讨厌这些问题，所以就对自己说：“将来我有了小孩，可不要像她这样。”后来，母亲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但是，她以前从未意识到，她不干涉子女生活的决定，与当初继母对她的干涉一样，都产生了负面效果。如果我不向她提起这件事，她还以为这是在尊重我的独立个性。
这个消息完全改变了我对母亲的看法。我从前以为她不关心我，所以接受了多年的心理治疗。但是现在看来这只不过是个误会罢了。多年的心理治疗都浪费在了我们母子之间的一个小小误会上。我现在认识到：她并不是真的不关心我，只不过不愿像她的继母那样过分干涉我的个人生活。她一方面关心我，一方面又强忍住不去干涉我。对于她来说，这是多么困难啊。我感到这是一种更伟大的爱的表现，我对她的某些感受也立即发生了变化。
终其一生，她都用这种方式处理母子之间的关系，很难做出改变。很多年后，她在弥留之际对我说：“我知道本来应该多问问你的生活，但我实在做不到。”我说道：“不用了，妈妈。我知道你是关心我的，这就够了。我已经把一切想说的都告诉你了，你用不着再问我了。”其实，这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我的表弟汤姆跟我一样，在家里也是独生子，但他的成长经历跟我大不相同。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姨妈）在原生家庭里是长女。姨妈教育子女的方式和我的母亲（家里最小的女儿）截然不同。她把孩子当作生活的中心，平时对汤姆十分严格，有时又保护过度。她总是想把汤姆关在家里，还喜欢过问汤姆的一切，干涉他的个人生活。
有一次，在我从事原生家庭领域的研究和工作许多年之后，我和母亲分别从各自的居住地乘飞机前往圣路易斯，参加家庭聚会。汤姆开车到机场接我们。途中，他指着路边的一栋建筑说：“那是我第一次被允许在外面过夜的地方。”我知道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于是问道：“你当时多大了？”他说他当时19岁。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很吃惊，回头对后座上的母亲说：“妈妈，你知道的，我不记得我们以前曾经讨论过我晚上必须什么时候回家的问题。”母亲说：“是的，那是因为你总是比我回来得早。”的确如此，无论在什么年纪，什么时候，母亲都没有要求过我必须在晚上几点之前回家。汤姆听了，嘴里似乎发出“哼”的一声。后来他告诉我，他一直嫉妒我和母亲之间那种比较宽松自由的关系。汤姆曾经是个“叛逆少年”，总喜欢与“独裁”的父母做斗争。他在学校里遇到了各种问题，在社会上也是四处碰壁。他把精力全都用在了阻止父母（或其他“权威人物）控制自己的生活上。因此，他没有时间思考和规划自己想要的人生。后来，他不到50岁就因为酗酒引起的问题去世了，他也从来没有开始自己想要的生活。直到去世之前，他仍然住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虽然他似乎很受女性的欢迎，却终生没有结婚。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母亲培育子女的方式越来越感到钦佩。
我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坦诚和开放了。我开始向她倾诉一些以前根本不会说的事情，甚至可以替她出谋划策，在某些方面给她帮助。有一次，她决定跟第4任丈夫分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立即飞到洛杉矶，帮她从家里搬出来，并且询问她事情的原委。在帮助母亲的同时，我尽力避免陷入母亲、她丈夫和我组成的三角关系之中。每当她谈起丈夫时，我也只是问几个跟她有关问题，偶尔也提出几个建议，但不会强制她接受我的意见。最后，她自己找到了和丈夫复合的方式。这对于他们双方来说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