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中词除《鹊踏枝》《菩萨蛮》十数阕最煊赫外，如《醉花间》之“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余谓韦苏州之“流萤度高阁”、孟襄阳之“疏雨滴梧桐”不能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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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延巳最出名的作品是《鹊踏枝》《菩萨蛮》词牌下的十几首词，王国维认为，非但这些主要作品很好，一些次要作品也属佳作，如《醉花间》有“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这样的绝妙好辞，不在唐代大诗人韦应物“流萤度高阁”与孟浩然“疏雨滴梧桐”这样的千古名句之下。冯延巳《醉花间》全文如下：
晴雪小园春未到。池边梅自早。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
山川风景好。自古金陵道。少年看却老。相逢莫厌醉金杯，别离多，欢会少。
上阕写冬末春初的好风景，下阕感叹人生聚少离多、年华易逝，劝人劝己及时行乐。王国维将“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两句标举出来，和唐代五言诗中的名句比较。这两句确实很有唐人五言诗的味道：上句一个“衔”字，以细小的“动”反衬出无边的“静”，而在高高的树梢上，在广袤的天空背景下，一只鹊儿衔枝筑巢显得如此渺小，一种淡淡的伤感的气氛一下子就传达出来了；下句一个“明”字，以斜月的微明反衬出四下的幽暗，何况月斜而草寒，给人空旷、萧条、落寞的感受。短短十个字，看似简单，其实很见技巧、功力与心思。
五言诗写景的手法，主要就是这种结构，在很平常的名词里边嵌入一个传神的动词。如谢灵运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就是这一结构的典范，一个“生”字看似平淡无奇，却使无数第一流的诗人为之倾倒，再也无法找出第二个动词来替代。韦应物的“流萤度高阁”和孟浩然的“疏雨滴梧桐”，同样属于这一类型。
王国维做这番比较还有一层深意，是要抬高词的地位，将词和诗抬到同等的高度。五言古体诗是诗歌最古雅的一种体裁，韦应物和孟浩然同是唐代的五言高手，所以不难想象，如果冯延巳的小词在艺术高度上并不逊色于韦孟二人的五言佳作，词又如何不能与诗歌比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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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应物出身于世代簪缨的关中望族，是最严格意义上的世家子弟。唐代制度，宫廷警卫分为亲卫、勋卫、翊卫，合称三卫，每卫置中郎将、郎将，皆由高官门荫子弟担任，韦应物年轻时便担任唐玄宗的卫队郎将，过的是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日子。倘若我们能见到当时的韦应物，一定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十足的恶少将来会成为一名以恬淡风格著称的诗人。韦应物晚年时偶遇一位杨姓故人，于是沧桑话旧，以一首《逢杨开府》道尽生平：
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
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23
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
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
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茕嫠24。
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坐客何由识，惟有故人知。
诗的大意是，自己年轻时侍奉唐玄宗，仗着皇帝的恩宠为非作歹：外出便横行一方，回家便窝藏亡命之徒，一早便去喝酒赌博，天晚时转去勾引邻家女子，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下来的，以作奸犯科为家常便饭，执法者有谁胆敢奈何皇帝的卫队长呢？工作便是陪皇帝郊游、射猎，所以也不耐烦读书识字，只是一味地饮酒作乐罢了。及至玄宗驾崩，自己失去了倚仗，沦为新贵们欺侮的对象。这时才想到读书，但无奈年纪太大，学学写诗也就算了。朝廷终于看重自己，先后安排出几个中央岗位，却不知招了谁的忌恨，又被外放到地方州县任职。如今与你杨开府偶遇，缅怀往事不禁涕泪交加，毕竟只有故人才懂得自己。
这就是韦应物，一个折节学诗的恶少，因任职苏州刺史，世人以韦苏州相称。
盛唐是律体诗的天下，而韦应物偏偏工于古体。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有议论说：诗律到沈佺期、宋之问以后，日渐华丽，诗人们雕章刻句，音韵婉谐，属对藻密，而闲雅平淡之气不复存在。只有韦应物发扬建安诗风，以清新深沉、雅正典丽自成一家之体，很受时人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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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萤度高阁”一语正是出自韦应物典型风格的《寺居独夜寄崔主簿》：
幽人寂不寐，木叶纷纷落。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
坐使青灯晓，还伤夏衣薄。宁知岁方晏，离居更萧索。
这首诗很像五言律诗，尤其有律诗风格的颔联与颈联的对仗，但它其实是一首古体诗，理由有二：一是押仄声韵（尽管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标准）；25二是不合律诗的平仄规则。或者可以这样说：韦应物是将当时流行的律体诗的风格引入了古体诗里。
“流萤度高阁”，究竟好在哪里？若以传统诗论的语言，我们可以称之为俊雅清逸。但在描写流萤的诗句里，这就是最好的吗？朱熹有称道说：杜甫写有“暗飞萤自照”，语只是巧，韦应物“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这般景色如在目前，更有一种自在而不做作的姿态。《国史补》记载韦应物的性情，说他“为人高洁，鲜食寡欲，所至之处，扫地焚香，闭阁而坐”，这样的人，这样的诗，气象几近于道，故而为我所深爱。（《朱子语类》）
朱熹点出了这一句诗自在而近道的特点，这是文学家的眼光，也是道学家的眼光。愈质朴便愈近于道，这是古人的共识，所以清人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列举三例：一，韦应物“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二，元诗四大家之一范梈“雨止修竹间，流萤夜深至”；三，清代康熙朝诗坛盟主王士祯“萤火出深碧，池荷闻暗香”。潘德舆认为这三者有工巧与朴拙之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时代之远近。
也就是说，同样是描摹流萤的诗句，从韦应物到范梈，再到王士祯，可以看出由朴拙到工巧的风格流变。潘德舆是推崇儒家诗教的人，《养一斋诗话》推原风雅，以《诗经》为最高典范，评价标准自然是扬朴拙而抑工巧的。但文人每每各有见解，咸丰朝著名的官僚学者方浚师趁着休病假的时间，辗转托人取到潘德舆的文集，以十卷《养一斋诗话》消磨秋宵，写出若干条商榷意见，其中很不服气潘德舆对韦应物“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的高度推崇。
方浚师的商榷意见收载于《蕉轩随录》，认为除范梈、王士祯的两联之外，再如南朝梁人刘孝威“栖禽动夜竹，流萤出暗墙”，唐人王勃“复此凉飙至，空山飞夜萤”，所有这些诗句，笔致皆在韦应物“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之上。尤其是王士祯“萤火出深碧，池荷闻暗香”，妙在一个“出”字，而且一联之中，起句写视觉感受，收句写嗅觉感受，境最高，律最细。
潘德舆与方浚师的文学趣味可谓大相径庭，仅举一例：方浚师最推崇的诗人是袁枚，他还广罗资料，编撰了一部《袁枚年谱》，而潘德舆于袁枚恰恰最是鄙薄，《养一斋诗话》论及近世诗话，说这些著作虽然不尽触及诗歌本质，但至少不会将学人引入歧途，独有袁枚《随园诗话》是真正一部误人子弟的书。
标准不同，见地便相应不同，提倡诗教的潘德舆自然不会与鼓吹性灵的袁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袁枚、方浚师的诗歌主张却与王国维颇有几分接近。《蕉轩随录》与《养一斋诗话》所列举的摹写流萤的诗句，虽然可以做工拙优劣的比较，但既然同台竞技，至少说明它们同样具有第一流的水准。那么，冯延巳“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如果列入其中，比任何一句可有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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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是襄阳人，世人称之孟襄阳。他是唐人公认的第一风流客，即便是眼高于顶的诗仙李白也对孟浩然极尽仰慕之情，于《赠孟浩然》一诗开篇便道：“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这是夸赞孟浩然的风流天下知名，说他在年轻时便超然物外，对仕途毫不挂心，等到了白发苍苍的年纪，悠然归隐田园，与旧松、白云为邻，这是何等的潇洒。
李白为人耿直，所以我们不必怀疑这样的吹捧是否发自肺腑，只不过孟浩然本心绝不想要这样的风流。倘若风流可以换来一官半职，他一定不会有半点的犹豫。
孟浩然永远是一副世外高人的做派，以此来掩饰自己无法晋身仕途的不得意。其实他在仕途上并不缺乏机会，只是造化弄人，又或者他把清高演得太逼真，所以机会总是一次次浩荡而来，又一次次无声溜走。他终于发觉自己在权力和财富上注定无法与别人相比，便也只有在道德修养上做文章了。
孟浩然以五言古体诗名噪天下，写出过“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的名句。在诗歌史上，他的“疏雨滴梧桐”远比韦应物的“流萤度高阁”地位更高。但这句诗并不出自孟浩然的具体某一首诗，而是一次联句活动的产物：孟浩然是个隐士，在鹿门山隐居，不惑之年出游京师，和当时的一干名士在秘书省联句。所谓联句，即参与者就一个主题、一个韵脚，集体创作一首诗，按顺序每人一句或两句，最为大家熟悉的联句应该是《红楼梦》里海棠诗社搞的活动，还有林黛玉和史湘云的联句“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云云，诗越联越长，蔚为壮观。但孟浩然参加的这次联句却半途而废了，原因是轮到孟浩然的时候，他吟出了一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满座惊佩，谁都知道若再联下去只能是狗尾续貂，自取其辱，于是一场联句就此作罢，孟浩然的身价也因此而暴涨。
如此精彩的两句诗竟然只是断章，并无完璧，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憾事。
明代嘉靖朝文坛盟主、“后七子”代表人物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深叹此事，还举出其他两个唐人断句，杨汝士“昔日兰亭无艳质，此时金谷有高人”，尉迟匡“夜夜月为青冢镜，年年雪作黑山花”，可惜不成完璧。后人虽有勉强为之补足者，但终是不能相称。
清人王士祯《香祖笔记》列举一些最受激赏的五言名句，除“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之外，还有王湾“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柳恽“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马戴“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司空图“曲塘春尽雨，方响夜深船”。王士祯认为，学诗者若认真玩味这几句诗，便可悟五言三昧。
无论如何，“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在当时与后世皆被公认为五言诗的极致。“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这两句若单独摘出，与“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掺杂一处，萧疏姿态异曲同工，如何分得出孰高孰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