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先生曾说：“文艺站在道德和哲学旁边能并立而无愧。它的根基却深深植在时代的技术阶段和社会政治的意识上面，它要有土腥气，要有时代的血肉，纵然它的头须伸进精神的光明的高超的天空，指示着生命的真谛，宇宙的奥境。”（《美学散步》）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政治意义上的盛唐随着安史之乱的钲鼓戛然而止，唐代开始走入中唐的漫漫长路时，唐诗也从内容和风格上为之一变了。安史之乱像一记重拳，将唐人从风驰电掣的骏马上打下，重重摔在八世纪下半叶的泥泞和衰草间。饱受战乱之苦的帝国从此又患上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三大顽症，如一个青春已逝，但末日尚未到来的老人，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但是，诗人没有闭上自己明亮的眼睛，虽然眼前已经有了太多的哀号和惨状，他们更没有停止自己的歌唱，虽然，此时的曲调已经由初唐的雄心万丈、盛唐的豪迈高蹈，转入了深深的忧虑和悲哀。诗歌未朽，诗人不朽。
公元八世纪下半时，即大历、贞元年间的这批诗人，都是在盛唐时期度过青少年的。正当他们乐观自信，洋溢着豪迈的气概走向生活时，却突然之间天崩地裂，日月无光。时代绷出一脸的严峻，从社会的各个缝隙里再也找不到迎接他们的微笑了。于是他们不得不背负着沉重的失落感，在冷漠的人情世态中，无可奈何地去寻求自己无从把握的归宿。
——《唐之韵》
于是，一群号称“大历诗人”的歌者登上了历史舞台。大历是唐代宗李豫的年号，这一时期有所谓的“大历十才子”之说。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同属中唐的姚合。他在《极玄集》里把当时在台阁相互交往、唱和的十个诗人：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和夏侯审称为大历十才子。这一说法后人有些异议，而大历诗人实在不限于此，还有刘长卿、李嘉祐、戴叔伦、韦应物等人也应入大历诗人之列，加在一起，有十多个人。这些诗人，以王朝中兴为己任，但却只手难挽残局，更不能忘却人生的痛苦，因此他们往往以写景委婉地表现凄凉的人生。
紧随着大历诗人的河流之后，后来成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和孟郊一起，率领着韩孟诗派，高举着奇崛险怪的旗帜，从中唐的荒野奔流而来。跟在他们后面的，是贾岛、卢仝、李贺等苦吟诗人，他们想挥起诗歌的利剑，砍断中唐萎靡的荆棘，开出一条通往雄奇豪壮的诗歌圣殿的金光大道。
于是，两个曾同年中举，又是生活上的密友的诗人，携手登上了中唐的舞台。元稹和白居易在唐宪宗李纯年间经常互相写诗，彼此相诫、相勉、相慰和相娱，时人仿效，竟成一时之风气，于是成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被人称为“元和体”。而另一方面，白居易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倡导新乐府运动，于是，宣城为了给太守织红线毯而忍饥挨饿的织女穿过发黄的卷轴向我们走来，衣衫单薄却“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翁赶着牛车向我们走来，继诗圣杜甫之后，中国文人悲天悯人、关怀世事的品格又一次被发挥到极致，于是，元白诗风的河流滚滚奔流，千载之下，余音犹震人耳鼓。
中唐的第四条河流，在一次短命的革新失败之后，顺着诗人贬谪的足迹，向我们滚滚流来。柳宗元、刘禹锡，这两个仕途上的伙伴，逆境中的难兄难弟，在贬谪生涯中却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柳宗元遭贬之后一直沉郁悲凉，最后竟死在贬所；而有唐代“最倔强诗人”之称的刘禹锡竟然顽强地度过了生命中这段最黑暗的日子，等到了走出山林，重归政坛的一天。但是，他们都将那段最黑暗的岁月，化作了最灿烂的华章，照耀着中唐乃至整个唐朝的诗坛，“刘柳”成为又一个闪耀的双子星座，在诗神的天空中熠熠发光。
古人曾说：“国家不幸诗家幸”，但是，盛唐的辉煌造就了“倚天拔剑观沧海，斜插芙蓉醉瑶台”的宏大乐章，中唐的逐渐衰弱，而唐诗的江山仍然薪尽火传，四条长河，流过盛唐的深山巨谷，穿过中唐的莽苍荒原，为晚唐乃至后代所有的中国人提供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滋养，实在是唐诗之幸，诗歌之幸，中华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