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678—740年），一名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七岁开始写文章，十三岁时，广州刺史王方庆见到他的文章，大为激赏：此子“是必致远！”武后神功元年，张九龄乡试名列前茅，长安二年，擢进士。
长安三年，当时的名臣张说因忤旨流配岭南，见到张九龄，对他十分器重，称之为“后出词人之冠”。中宗神龙三年，张九龄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官职，此年他三十岁。后来又迁左拾遗。张九龄为人清廉公正，在担任左补阙期间，负责吏部试选及应举者，被称为“详正公允”。开元四年，张九龄回家侍奉老母，他见当地交通阻塞，便献书朝廷，请求开凿大庾岭。是年冬，他亲自指挥，开通了大庾岭路。
开元十年，张说为宰相，与张九龄叙为本家，擢九龄为中书舍人内供奉，封曲杠县男。张说罢相之后，张九龄受牵连，被贬为冀州刺史。经过近十年的贬谪生涯，张九龄的宦途终于渐渐走向高峰。开元十九年春，他奉诏回朝，担任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副知院事，之后一路升迁，终于在开元二十一年，拜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就任中书令。
唐代为避免大臣专权，并没有专设宰相一职，而是由三省长官，即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门下侍中、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尚书省长官本是尚书令，由于唐太宗即位前曾经担任尚书令，因此后代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职，便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共议国政，他们其实都是宰相。为了分权，唐代还经常让不是三省长官的官员参与宰相政务，一般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衔以示区分。因此，张九龄其实是在担任中书侍郎的时候就成了大唐帝国的实际宰相，而次年担任中书令，更成了名副其实的宰相。
张九龄为相贤明正直，敢于谏诤。曾上“事监”十章，论前古兴亡之道。开元二十二年，范阳节度使张守珪派安禄山讨伐契丹，大败。安禄山被押解至京城治罪。张九龄对玄宗说：从安禄山的面相看，这人以后一定会造反，最好趁此机会杀掉他。可是玄宗却动了恻隐之心，说：当年王衍听了石勒一声长啸，说他以后一定是叛党，虽然事实证明王衍是正确的，但是安禄山应该不是石勒吧。于是放走了安禄山。如果当时玄宗听取了张九龄的意见，那么唐朝的历史必将被改写。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到蜀地，此时才想起张九龄的劝谏，叹息道：“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如之。”张九龄去世后，玄宗追思其功，派人到曲江祭奠张九龄。
张九龄担任宰相的时候，正是开元盛世的顶峰，玄宗对张九龄十分敬重，说他“风威秀整”，气质迥异于常人，还说：我每次早朝时看到张九龄，都感到精神为之一振。世人也将张九龄的风度誉为“曲江风度”。
开元盛世的出现，跟唐玄宗初期的励精图治和姚崇、宋璟以及张九龄等大臣勤于政事是分不开的。可是，唐朝走到历史的顶峰之后，不可避免地滑向了低谷。晚年的玄宗耽于享乐，不理政事，任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相，对张九龄也日渐疏远。李林甫与惠妃勾结，屡次在玄宗面前进谗，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被罢相，次年，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
张九龄被贬荆州之后，忧愤交集。“每读韩非《孤愤》，泣涕沾襟”。荆州是屈原的故乡，张九龄想起了屈原表明自己忠贞的《橘颂》诗，他在《感遇》诗中写道：“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他想，自己也就是那柑橘吧，想将自己的才华奉献给朝廷，但怎奈奸臣当政，闭塞了皇帝的视听。（“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下，人生的起伏进退，也许只能归因于命运的安排吧。（“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
开元二十八年春，张九龄告假南归，五月去世。此时的张九龄未必知道，他已经被选中，成为大唐盛世结束的标志吧。从他离开政坛的那一刻起，开元盛世已经走向没落，大唐的繁华也随着他的背影徐徐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