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风折射的其实是世风。明确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暖风熏得游人醉”的齐梁只能诞生娘娘腔的永明体诗歌了。大唐帝国建立之后，唐太宗几乎是凭借本能指出，全新的帝国需要全新的诗歌为之增光添彩：“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帝京篇》）他认为要改变齐梁颓废绮靡的诗风，把诗歌由靡靡之音变为雅音正声。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太宗自己，写出的诗也经常是“结伴戏方塘，携手上雕航。船移分细浪，风散动浮香”。这种诗与南朝那些跟着皇帝起哄的诗人所作，几乎毫无区别。（《唐之韵》）而他手下的大臣们，高贵的地位限制了他们真实感情的流露，再加上上之所好，下必从之，于是其诗作大多也秉承了齐梁之风，因此，唐初的诗风仍然是轻薄婉媚的。这种诗风的代表人物就是上官仪，即后来权倾天下的风云人物上官婉儿的祖父，他的诗歌“以绮错婉媚为体”，由于他位高权重，一时成为当时诗风的领军人物，这种诗风也就被称为“上官体”。
面对遍及全社会的下半身写作，真正的智者，需要的不仅是清醒的头脑，更是过人的胆略，因为凭一己之力与整个社会抗衡，下场可能是很悲惨的，但是，这又是成为智者的必由之路，因为智者首先是觉者。
陈子昂就是这样的智者。当人们都还沉浸在齐梁的颓废绮靡中的时候，他在一篇文章里面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诗歌主张，这篇文章如战场上的第一声鼓声，为整个战役奠定了宏伟的基调，又如天空中的一道闪电，划开了颓废的阴霾，露出湛蓝的天空。这篇文章就是《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在这篇文章里，陈子昂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兴寄和风骨。兴寄就是诗歌应该有所寄托，而不能无病呻吟，更不能堕入下流庸俗的泥淖；而风骨则是直指当时诗歌的娘娘腔风气，并且把汉魏时的建安风骨拿来作为诗歌的榜样。的确，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潇洒和曹植“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豪迈，也许才是医治当时“人人眼角都是淫荡，人人心里都有鬼胎”（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诗风最好的良药。
傅雷先生在《〈贝多芬传〉重译本序》里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对读者该有更深刻的意义。
我相信，当陈子昂写《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的时候，心中怀着的是和傅雷先生同样的信念。他不惮于前驱，一意孤行，愿以呐喊来扫清五百年来诗歌的积弊，在这个矮小的四川汉子的身上，凝聚的是超越了凡俗的勇气和精神。于是，杨炯旗帜鲜明地批驳当时的诗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而陈子昂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奉为偶像的齐梁诗风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英雄们互相呼应，终于宣告了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
多年以后，诗圣杜甫在拜谒陈子昂故居时说：“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杨马后，名与日月悬。”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元稹更是感慨地说：我刚学写诗的时候，感觉无从下手，正好有人给我看了陈子昂的《感遇诗》，我激动地反复吟诵，当天就仿照写了《寄思玄子诗》二十首，拿给亲友看，令他们“深相骇异”。
就这样，一个觉悟的智者，开启了一个时代，带领着后代的无数智者走进了一个辉煌的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