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龙说，中国人在孔夫子的教导下，学会了只去关注对现实有意义的事情，而远离那些被他们认为是无用的想法和事。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不知道是否也有这个原因。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中国人成了最实际、最现实的民族。直到现在，长辈们教育小辈最常用的一句话还是“别太理想化了，不要脱离现实……”
黑格尔说过，艺术的本质就是无用的。在重视实际的民族，应该是没有艺术太大的空间的。但是，又恰恰是这个最重视现实的国度，诞生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诗歌的时代，诞生了让千年以后的中国人都为之自豪和骄傲的一代代诗人，他们就像一座在一千多年前建好的桥梁，直到现在，还能让分散在这个星球上各个角落的中国人，通过这座桥梁聚集在一起，用各国口音的中文，或者各个地方的方言，吟诵同样一首诗，感受同一种纯净而神圣的激动，这不能不说是奇迹。
从读书时知道初唐四杰的名字开始到现在，我经常在思考两个问题：在诗人如群星璀璨的唐朝，为什么他们被称为“杰”？在风格如豹纹斑斓的唐代，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开启一代新风的人物？这些问题，直到最近，我才有了一个略微明确的答案。
中国诗歌，曾经走过了先秦的蒹葭苍苍，走过了汉代的皎皎织女，走过了魏晋的东篱黄菊，先人们将诗歌作为爱情的信物时，诗歌就回报先人以爱情；当他们将诗歌作为幻想的工具时，诗歌就回报他们以幻想；当他们把诗歌作为志向的载体时，诗歌成为他们志向的坚强依靠。但是，当人们把诗歌当成宫廷的玩物，或者作为献媚的秋波，甚至作为猥亵的手段时，诗歌就沦落风尘，诗人也就陷入猥琐。
简文帝有句名言：“为人宜严谨，文章宜放荡。”这可以作为齐梁诗风的一个最好注脚，或者说，也可以作为诗人人格分裂的一个最好依据。诗人固然不可能是完人，甚至很多诗人自身就有很多问题，宋之问之卖友，王勃之狂傲，杨炯之残忍，卢照邻之悲观，骆宾王之孤注一掷，放在任何人身上，这些都是有可能使人陷入不复之境的人格缺陷，事实上，他们也用自己的人生为这些缺陷埋了单。但是，他们更用自己的诗歌，为所有人的所有缺陷埋了单。如果诗人的人格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为人放荡，文章严谨”也许比“为人严谨，文章放荡”要好一些，因为，他们即使自己是丑陋的，但是至少可以用自己的诗歌使更多的人完美。
从四杰开始，诗歌摆脱了齐梁时期的卑微和猥琐，摆脱了臣妾式的献媚和调笑，成为精神的载体，思考的翅膀。长久以来覆盖在诗歌身上浓浓的脂粉气终于开始淡去，一种逐渐靠近上苍和大地的诗歌开始出现。四杰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遭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幸，他们是天才的诗人，但是同时又是苦命的诗人。尼采说，诗人写诗就跟母鸡下蛋一样，都是痛苦使然，但是，四杰的痛苦摆脱了以前诗人嗜痂吮痈的阴暗，走出了顾影自怜的狭隘，而进入了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宏伟的境界。他们的人生都很悲剧，但是正由于这种悲剧，使我们在吟咏他们的诗歌时，更能体会到生命澎湃的涌起，感受到灵魂无处不在的思索。他们有虚伪，但是，教会我们真诚；他们有苦难，但是教会我们珍惜；他们有失意，但是教会我们乐观；他们有卑微，但是交给我们尊严。
于是，这些名字，不再属于他们自己，不再具有实在的户籍上的意义，而成为一个个符号，一个个象征，一个个图腾。在唐代的诗歌史上，他们开启了一扇大门，这扇大门后面，不仅是宏伟壮观的诗歌的宫阙，更是一个超越了庸俗和卑微以及猥琐的境界，这个境界的关键词很多，但是我们也许能够想到几个，比如：自信、骄傲、尊严、同情、潇洒、乐观……因此，他们用诗歌装点了一个时代，也用诗歌记录了一个时代，其实也是用诗歌创造了一个时代。更是用诗歌挽救了被南朝的轻佻和阴暗毒化了的唐代人，于是也挽救了我们。
关于四杰，唐代的争论远比后代要多得多，甚至连李商隐都觉得，四杰不过是诗歌的对仗使用得比较好罢了。但是，杜甫却在著名的《戏为六绝句》里说：
王杨卢骆当时体，
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王国维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作诗如此，做人，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