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我们常说的“市民文化”，港台那边叫“小市民”，这种小市民道德跟过去上海的小市民一脉贯通吗？
陈丹青：不太一样。最近我见到网上一篇文章，写得很有意思，说去过上海的人最受不了上海人一句话——“你们乡下人”。作者为这句话辩护，说上海是第一个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城市，也是第一个居民群体自愿摆脱古老的、农民式的价值观的地方；上海人说“你们乡下人”，不是因为你来自乡下，而是你的行为不文明。他举了很多不文明的例子，讲得蛮有道理。
窦文涛：过去说上海人“势利眼”，看来没错（笑）！
陈丹青：并不是说，你是乡下的，他是城里的。不是这意思，是文明问题。
窦文涛：就像有些西方人看到中国游客在那儿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会有些瞧不起。
陈丹青：这是一种礼。过去江南人家，哪怕是弄堂里的贫民，出门见人也会弄一弄头发、拉一拉衣服，不会这么直接出去见人的。这种礼古代就有，后来向西方礼仪靠拢。我记得小时候有些有钱同学的姨妈或者家里人都有一个英文名字，他们出门不讲，悄悄在家里讲。这是1949年以后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图保留的西化习惯，包括称呼上的。上海市民过去假想自己是伦敦或巴黎那样的居民，后来这个过程被中断了，跟大家一样被乡村化，但是有一些家庭还保留了这个。
我不觉得今天还有“江南水乡”这回事，剩下的只是碎片、残骸，像动物园一样保护起来的空间。
今日江南不是一个有机的现实，而是一个历史词语。不过这一词语变成商业招牌，还有开发价值，还能赚钱。
江南水乡没有了。我从国外回到上海，发现上海也没有了。
——陈丹青《退步集·古镇：衰败与沦亡》
窦文涛：我们中国人的老传统是人与人之间交往要温、良、恭、俭、让。礼的内在实质是尊重，庄静自强。
梁文道：但是今天人的火气好像都很大，许多知识分子开座谈会互相辩论的时候，都先把对方从立场上挖起，全盘否定，全盘推倒，说话自然没礼貌。最后大家都不按规矩来了，本来很好的一个辩论，最后变成“我让你的教授升不成”“我找人报复你”之类的。
窦文涛：我们发表一个观点时，说话的腔调、姿态往往超过内容本身，到最后变成吵架了，谁声音高，谁就能压倒谁；谁骂得损，谁就占上风！旁观者也在看戏。
梁文道：其实，说话越有道理姿态越低。我小时候在香港看电视，英国国会辩论得那么激烈，可是两个议员即使彼此开火，也总会说一句“我很可能是错的”“我这么说，您或许会不同意”。中国人看了，可能觉得这太虚伪了。
窦文涛：是啊，咱把这个叫“造势”。据说当年一帮人联名写信反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说如果我真是错的话，一个人就够了，一百个人有什么用呢？这就是科学家！科学家论是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陈丹青：没有数量的关系。
窦文涛：咱就是以多为胜。
陈丹青：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想往深了说是集体性对这个时代的不信任。在不信任里，他不安全，所以才会对任何跟他意见、话语不一样的人产生对抗。
窦文涛：不安全会产生受迫害妄想症，是吧（笑）？
陈丹青：美国人或英国人开座谈会，大家不会那么躁动，急着要说服别人。因为大家是在谈学问，不会牵涉其他事情，大家信任整个状况。而不信任指的是什么呢？现在学者、艺术家或经济学家聚在一块儿，其实他们心里还有另外一个算盘——我的观点出来后，我在这里面能得到什么好处？我会失去什么？他在想这个。这就是不信任，不安全。
梁文道：所以有些会上有人说“我不同意”，我都不敢断定他是不是真的不同意。
陈丹青：也许他真的不同意，但不同意的原因他却不能说出来。
窦文涛：现在很多人和事儿没法聊了，比如我有时候说话，一边说一边想，我是不是得罪他了？是不是伤害他的利益了？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进入了一个人琢磨人的状态，永无宁日！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有些东西是不言自明的，这就是常识！而现在我们的常识越来越乱七八糟，很危险。比如街上卖糖葫芦的，要是真没道德底线了，那你把钱递给他，他当时就可以说，你没给我钱啊！这就崩溃了。
陈丹青：这个东西失去以后再找回来会非常困难。一个规矩不能破，大家约定俗成的那些东西一旦没了真的很可怕。我们现在还是要面对60年代被彻底破坏掉的那些“四旧”：旧风俗、旧习惯、旧道德、旧文化。
窦文涛：你觉得没有希望立新了吗？
陈丹青：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不知道它会以什么样的形态恢复到当初那个状况。
梁文道：我稍微乐观一点儿，它可能会透过现实的互动产生一些变化，比如那些不言自明的规矩。人很聪明，规矩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自然而然、慢慢产生的，有时候环境的变化会让大家改变。今天大家都说香港在华人社会里很整洁、很文明、很有秩序，公务员奉公守法，不贪污。但我亲眼目睹了这个过程的发生，70年代它还不是这样。那时在香港坐小渡轮过海，船头有一块牌子，特别旧，上头写着“不准随地吐痰”，这说明香港人以前也是随地吐痰的。但短短十几二十年过后，就不再这样了。所以，要变的话会很快，十几年就可以。每次人家对我说，不文明、不礼貌是国人的劣根性，我都会说，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