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我想问丹青兄，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胡兰成等人的作品的？
陈丹青：1984年。
窦文涛：这么早啊。
陈丹青：1984年或者再晚一年，就是阿城到美国那年。好像朱天文送了他一本日本版的《今生今世》，他就留在我这儿，然后我就看，一口气看下来非常惊讶，怎么还有这么一个人？
窦文涛：惊为天人的感觉。
陈丹青：《今生今世》我看了三四遍。
窦文涛：有人说你受胡兰成影响挺大，我在你书里也注意到一个有点儿敏感的观点，就是说今天我们一方面允许读周作人、胡兰成的书，但另一方面也还认为他们是汉奸文人。你认为今天的人没有身处当时那个时代环境，骂起人来当然很容易。
陈丹青：对，非常轻佻。
要晓得张爱玲，只有读胡兰成。并非她是他的妻。多少恩爱一世的男女晚岁追记亡夫亡妇，也是读来乏味，以致不堪；而胡兰成与张爱玲相处不过数年，其间，其后，胡兰成即另有爱人，不止一位，都在回忆中详细交代着。可是胡兰成说他一生只给四个人“敬一炷香”，其中唯张爱玲是女子；也并不是因为她是他的妻，而是“爱玲开了我的聪明”。
是这样的，有才能的人，在有才能的人面前看见了自己的才能。
——陈丹青《多余的素材·胡兰成》
《敌后武工队》《金光大道》《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等书是当年流行的“红色经典”。
鲁迅不是神，周作人也不是鬼。周作人曾在早年说，自己心中有一个“绅士鬼”，一个“流氓鬼”，这是文学的说法，修辞的巧妙，我们就此说周作人是鬼，那是不懂修辞，不懂文学，别说当不成绅士，恐怕还不如流氓，中国从前的流氓，有性情，会说话，用词很别致。如果因为周作人当过汉奸，就说他是鬼，更不应该。你是陈独秀，是胡适，是周作人的同辈，你或许有资格骂他一句，贬他一贬，到了我们这一代，有什么资格呢？我不认为我有资格责难前辈，看不出我们有什么道德的高度可以遥远地责难一位五四时期的文人——那是多么轻佻的道德姿态。
——陈丹青《荒废集·民国的文人》
窦文涛：为什么用“轻佻”这个词？
陈丹青：因为漂亮话太好说了！我们祖父辈的人，在那个环境下作了一个选择或者说了一句什么话，但你不知道那个时代如何，你不在那个境况当中，你怎么能说三道四呢。
窦文涛：意思是，如果是他们同时代的人，比如胡适批评他们还可以理解，是吧。
陈丹青：对！我回国后看到一本书《周作人传》，蛮有意思。这个作者写周作人当年留在北京将要做汉奸的时候，风声传出去，左翼、右翼、中流的人全写信给他，在报上发表，最有名的是胡适从美国寄了首诗回来。他们用各种委婉的话告诉周作人，这件事情不能做，要警惕，不要跨过去。作者说，那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表态机会，每个人通过劝周作人不要做汉奸这个行为，证明自己在道德上的高度，他们的姿态别有意思在，不光针对老周，他们是为了他们自己……我觉得这个作者的角度很有意思，但从另一个层面说，当年有那么多人劝他，他就是不听，可见他有多反动、多顽固。
1946年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被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公权10年，没收全部财产。一审判决后周作人不服，上述“最高法院”。1947年年底，“最高法院”撤销原判决，改判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10年，没收全部财产。1949年1月，周作人从著名的南京老虎桥监狱提前释放，1967年病逝于北京。图为1946年，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
梁文道：而且都是公开信。
陈丹青：对，其实他们就是说，哥们儿，我表过这个态了（笑）！
1938年8月，身在英国伦敦的胡适写了一首诗寄给沦陷在北平城的好友周作人，劝他赶快南下，离开是非之地。诗的题目为《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
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萧一仗天南行。
天南碗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醒来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周作人的回信也是一首诗，诗中委婉但是明确地表示不肯离开北京，理由是家庭琐碎、已失颜面。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夜间想起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远方一封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只可惜我行脚不能做，
并不是出了家地特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少，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老僧始终只能是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1949年春，胡适到上海，周作人也在上海，两人却不曾见面。据周作人后来回忆，他听说胡适要逃去美国，还曾托人劝留胡适。然而，胡适也像他当年一样，心意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