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说到炫富，我这个土鳖，郭美美说的那个车的牌子——什么玛莎拉蒂，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广美，你可是过过富贵日子的人，你有什么感觉？
孟广美：我跟陈老师一样也没什么感觉。这个年纪的小女孩，手拿爱马仕包拍照，其实是在说爱马仕比她自己更重要！她虽然在玛莎拉蒂前面摆Pose，但她并不知道这车珍贵在哪儿。我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奋斗了半辈子的富豪可能都买不起一部这样的车子，二十岁的小女孩开这种车很光荣吗？我觉得无聊。
陈丹青：长期贫困，忽然暴富，到了小孩子那儿，可能有报复心。几代人自卑，压抑惯了，一朝发迹，要最快地证明自己，当然凭借物质。这个风气是西方带坏的，西方自消费社会以后出现了“名牌”这一说。19世纪的时尚还不是这样子，不是一套衣服、一个包就能怎样。
孟广美：西方人一辈子买奢侈品可能仅仅就几回，咱们现在是一个月一回，甚至一个月几回，价值观已经偏差了！
陈丹青：西方最早输出了这种价值观，当然西方人普遍教养水准比咱们高很多，不会做出如此疯狂之举。但这个概念确实是西方输出的，消费和时尚概念到了亚洲也走形。这种虚荣最初从日本人开始——集体买名牌，然后慢慢向中国香港、南洋、中东移动，现在终于轮到内地了。这是“二战”后起来的一种消费文化，它跟传播、交通、旅游业以及全球市场的发达是分不开的，这是一整套话语，哲学家的分析很多，但他们没有预见今天这种情况。一切都跟传播有关，这个魔鬼一出来，你不知道它将来的形态会怎样，尤其是那些被带坏的国家的文明会作出怎样的反应。我很期待中国的文化研究学者来研究这个问题。虚荣于人类是不会变的，围观是不会变的，恶意是不会变的，这是老花样；但传播是新花样，电子媒介是新花样，媒体固然进入了新时代，大家的沟通方式两样了，但我还是坚持每个国家原来的文化形态会起作用。一个新工具出现的时候，它的形态会变，但有一种价值观始终不变，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底线。如果我们的交往规则，人跟人之间的诚意、信誉、自由度、约束度本来就有问题，忽然出现个新工具，也会被乱用。
互联网当然是决定性的改变：在传统媒体外拓展一大片空间。但不要误解这就是真的言说空间——正剧不能演，只能弄点滑稽戏。它给你造成误解，以为挺热闹，其实不是这样的，真正的言说空间不是这样的。互联网只是舞台，不是节目。
——陈丹青《荒废集·访谈杂录》
可是蚁民为什么爱围观，直接地说，就是缺少社会参与感……如今，临事围观，议论纷纷，“人民群众”多少得以享受几分参与感。而知情的愿望，公议的热情，集体的义愤，问责的自觉，更是日益可观的好现象，然而参与和参与感，究竟两回事。
——陈丹青《为什么我想起四十年前的群众》
窦文涛：没错儿！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明星，为什么他说靠出名挣钱是贱民呢，因为他非但没享受到出名的好处，反而体会到了坏处。比如飞机延误两小时，全国各地的朋友都给他打电话。一问，原来坐他后座的人给他拍了照传微博上了。他说，要这么着，还敢活着吗？！
孟广美：我在飞机上也接过一条微博短信：“孟老师，我坐在你后面，你护手霜的味道好香啊。”我感觉，衣服背后的拉链被人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