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境迁，岁月流播，历史好像成了先人们对后来者的恶作剧。因为他们不可能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方便，仿佛那样就太便宜了我们。这是我写《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一书所获得的最核心而无奈的感受。
我深知自己对蒙昧无知的童年，怎样地没有记忆。顺理而推，我便主动放弃了一些无谓的努力，即想通过本书全方位地再现先人们生生不息的生活全景。哪怕他是一位标榜客观的历史学家，也只好在邈远的时光隧道面前投降，空有一腔无所畏惧的抱负，是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功的。相反，对自己蒙昧无知的童年，如果不是特别不幸，我们倒有自己历史的活见证。比如母亲或父亲，或者家族的其他长辈。正是从这种角度看，我们对历史的传说，对故老的轶闻，对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应有特别的观照。因为我们还能从这些一星半点的蛛丝马迹里，寻出历史的初步轮廓来，我希望在运用这些传闻、笔记、笑话、民间故事、私家史乘、方志谱牒时，能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因为我对专制制度下的官家正史，尤其是对那些大言玄玄的旌表文章，虽也不得不批判地利用，但却对它们保持了较多的警惕，间或有某种程度的厌倦。这是我个人不可改易的毛病。
三年前，因为研究中国告密史与专制制度的勾结，开始了读廿四史的日课，现已读过泰半，就所收罗的资料来说，自然是不少的。但就阅读感受来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阴谋太多，岂止是“吃人”，制度之残酷及其无所不在的缺陷，几乎使人窒息而气绝。中国的史书，看上去抱负宏大，颇成规模，其实不外乎是帝王起居注和断烂朝报。好像除了官方那些所谓的大事，其他便付诸阙如，自然民众的喜好和个体的生活便没有位置。我们一贯对个人的地位、利益及其相应的价值之忽略，于斯可见一斑。看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所写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其资料来源似乎仅限于《东京梦华录》《癸辛杂识》等少数几种，我真的理解他写作该书时的艰辛与无奈。这就说明中国官方的正史总是不给史家提供分析世俗生活和个人生存状况的方便，此种尴尬，也绝不会放过像谢和耐这样的汉学大家，最终弄得他这本书取名为“蒙元入侵前夜杭州人的部分生活”更为恰切。而中国的史学研究者，似乎根本就不屑去关心民众的生活，而只对帝王将相有着不懈的热情，甚至变相肉麻地讴歌。如果要我点出自己所喜爱的史学著作，我将毫不掩饰对布罗代尔的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布尔斯廷的巨著《美国人》三部曲，威廉·曼彻斯特的巨著《光荣与梦想》等书的由衷喜欢和赞赏称许之情。他们所记载的民众生活是如此的鲜活，而分析又是令人叹服的透彻，有趣成了他们著作不可缺少的特质，这一切挽救了史学著作在读者中的声誉。而我们，唉，真是不说也罢。
建筑师埃利尔·萨里南说：“城市犹如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其抱负和目标。”我希望自己能揭示一点成都这座城市生长的年轮，过往人民的生存状况，他们的悲伤和欢乐是怎样延续到我们身上的，借琐细的面貌，使之得到某种意义上的复活。但不管怎么说，我只能告诉你一个我认为的成都“历史”，而不敢以客观自命。我把本书的写作，当作自己学习写作历史著作的一个训练过程，并希望在将要进行的更为漫长而艰苦的，关于《中国告密史》的写作里，做得更好一些。
1999年7月20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