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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余光中散文典藏》下编 我看见风的去处 古堡与黑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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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游归来,在众多的记忆之中幢幢然有一座苍老的城堡,悬崖一样斜覆在我的梦上。巴黎的明艳,伦敦的典雅,都不像爱丁堡那样地祟人难忘。爱丁堡确是有一座堡,危踞在死火山遗下的玄武岩上,好一尊千年不寐的中世纪幽灵,俯临在那孤城所有的街上。它的故事,北海的风一直说到现在。衬在阴沉沉的天色上,它的轮廓露出城墙粗褐的皮肤,依山而斜,有一种苦涩而悲壮的韵律,莫可奈何地缭绕着全城。

从堡上走下山来,沿着最繁华的王侯街东行,就看到一座高傲的黑塔,唯我独尊地排开四周不相干的平庸建筑,在街的尽头召你去仰拜。那是一座嶙峋突兀的瘦塔,一簇又一簇锋芒毕露的小塔尖把主塔簇拥上天,很够气派。近前看时,塔楼底下,高高的拱门如龛,供着一尊白莹莹的大理石雕像,是一个长发垂眉的人披衣而坐,脚边踞着一头爱犬。原来那是苏格兰文豪司各特的纪念塔(Sir Walter Scott Monument)。

司各特死于一八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苏格兰人为了向他们热爱的文豪致敬,决定在他的出生地爱丁堡建一座堂皇的纪念塔,并在塔下供奉他的石像。建筑的经费由大众合捐,共为一万六千一百五十四镑。建塔者先后二人,为康普(George Meikle Kemp)与庞纳(William Bonnar)。雕像者为史悌尔(Sir John Steel)。一八四〇年八月十五日,也就是司各特六十九岁冥诞的那天,纪念塔举行奠基典礼,仪式十分隆重,并鸣礼炮七响。六年后的八月十五日,又行落成典礼,各地赶来观礼的苏格兰人,冒着风雨列队在街头,看官吏与工程人员游行而过,并听市长慷慨致词颂扬文豪,礼炮隆然九响。

司各特的坐像用名贵的卡拉拉大理石雕成,雕刻家的酬金为两千英镑,这在十九世纪中叶是够丰厚的了。甚至三十吨重的像座也是意大利运来的大理石,因为太重了,在来亨起运时竟掉进海里。纪念塔高达二百英尺又六英寸,四方的底基每一面都宽五十五英尺,这样的体魄难怪要气凌全城。塔的本身用林利斯高附近页岩采石场所出的宾尼石建造,据说这样的石料含有油质,可以耐久。塔外的回廊分为三层,攀到顶层要踏二百八十七级石阶。塔上高高低低有六十四个龛位,各供雕像一尊,以摹状司各特小说里繁多的人物。一个民族对自己作家的崇拜一至于此,真可谓仁至义尽了。莎翁在伦敦,雨果在巴黎,还没有这样的风光。西敏寺里的壁上也有司各特的一座半身像,却缩在一隅,半蔽在一个大女像的背后。

司各特不能算怎么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无论是早年的叙事诗或是后期的传奇小说,都未达到最伟大的作品所蕴含的深度。他的诗可以畅读,却不耐细品,所以在浪漫派的诗里终属二流。他的小说则天地广阔,人物众多,文体以气势生动见长。以《威夫利》为首的一套小说,纵则探讨苏格兰的历史与传统,横则刻画苏格兰社会各种阶层的人物,其广度与笔力论者常说差可追拟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司各特熟悉苏格兰的民俗,了解苏格兰的人物,善用苏格兰的方言与歌谣;这些长处,再加上一支流利而诙谐的文笔,使他的这一套小说当日风靡了英国,为浪漫小说开拓出一个新世界,而且流行于欧洲,启迪了大仲马和雨果。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类小说是“历史乡土”;司各特真正为自己的人民掘土寻根,当然苏格兰人要崇奉他为民族的文豪。

司各特后期的小说将时空移到他不太深知的范围,例如法国与中东,成就便不如写他本土的《威夫利》系列。不过他博闻强记,加以上下求索,穷寻苦搜,一生的作品十分丰盛。除了《拿破仑传》之外,他还编了德莱顿与斯威夫特的作品集,为十八世纪的小说家作序,并在《爱丁堡评论》及《评论季刊》上发表文章,足见这位小说大家也有其学者的一面。

在十九世纪,司各特名满全欧,小说的声誉不下于拜伦的诗。到二十世纪,文风大变,他的国际声誉也就盛极而衰。西印度大学的英文教授克勒特威尔(Patrick Cruttwell)说得好:司各特的心灵“幽默而世故,外向而清明”。熟读亨利·詹姆斯或乔伊斯的现代读者,大概不会迷上司各特。可是从六十年代以来,也有不少严谨的批评家重新肯定他写苏格兰风土的那些小说。戴维在他的《司各特之全盛时代》(Donald Davie:Heyday of Sir Walter Yscott)里,便推崇司各特为真正的浪漫作家,并非徒袭十八世纪新古典的遗风。

我一面攀登高峻的纪念塔,一面记起在大学时代念过的《护身符》(Talisman)。在我少年的印象里,司各特是一把金钥匙,只要一旋,就可以开启历史的铁门,里面不是杳无人踪的青苔满地,而是呜咽叱咤的动乱时代。他的小说可以说是历史的戏剧化:历史像是被人点了穴道,僵在那里,他一伸手,就都解活了过来。曾几何时,他自己也已加入了历史。我从伦敦一路开车北上,探豪斯曼的勒德洛古城,华兹华斯的烟雨湖区,怀古之情已经愈陷愈深。而一进了苏格兰的青青牧野,车行一溪独流的荒谷之间,两侧嫩绿的草坡上缀着点点乳白的羊群,一直点洒到天边。这里的隐秘与安静,和外面世界的劫机新闻不能联想。于是彭斯的歌韵共溪声起伏,而路侧的乱石背后,会随时闪出司各特的英雄或者乞丐。一到了爱丁堡,司各特的故乡,那疑真疑幻的气氛就更浓了。城中那一座傲立不屈的古堡,司各特生前曾徘徊而凭吊过的,现在,轮到我来凭吊,而司各特自己,立像建塔,也成为他人凭吊的古迹了。

在一条扁石铺地的迂回古巷里,我找到一座似堡非堡的老屋,厚实的墙壁用青白间杂的糙石砌成,古朴重拙之中有亲切之感。墙上钉着一方门牌,正是“斯黛儿夫人博物馆”(lady Stair’sHouse)。馆中陈列的画像、雕像、手稿、遗物等等,分属苏格兰的三大作家:彭斯、司各特、史蒂文森。楼下的展览厅居然有一只残旧脱漆的小木马,据说是司各特儿时所骑。隔着玻璃柜子,我看见他生前常用的手杖,杖头有节有叉,上面覆盖着深蓝色的便帽,帽顶有一簇亮滑的丝穗。名人的遗物是历史之门无意间漏开的一条缝,最惹人遐想。一根微弯的手杖笃笃点地而来,刹那间你看见那人手起脚落,牵着爱犬,散步而去的神态。正冥想间,忽然觉得眼角闪来一痕银白的光。走近了端详,原来邻柜蜷着一绺白发,弯弯地,有五六英寸长,那偃伏的姿态有若饱经沧桑,不胜疲倦。旁边的卡片说明,这是司各特重病出国的前夕,某某夫人所剪存。一年之后,他便死了。只留下那一弯银发,见证当日在它的覆盖之下,忙碌的头颅啊曾经闪动过多少故事,多少江湖风霜,多少历史性的伟大场面。

司各特的小说令人神往,我却觉得他的生平更令我感动。他那高贵品格所表现的大仁大勇,不逊于出生入死的英雄。在五十五岁那年,他和朋友合股的印刷厂和出版社因周转不灵而倒闭,顿时陷他于十一万七千镑的债务。那时英镑值钱,他的重债相当于当日的五十多万美金。司各特原可宣布破产或接受朋友的援助,却毅然一肩承担下来,决意清偿自己全部的债务。他说:“我不愿拖累朋友,管他是穷是阔;要偿债,就用自己的右手。”

他立刻卖掉爱丁堡城里的房子,搬回郊外三十五英里的别墅阿波慈福(Abbotsford);本来他连阿波慈福也要拿来抵债,可是债主们不忍心接受。司各特夫人原已有病,迁下乡后几星期就死了。在双重的打击下,他奋力写书还债,完成了九卷的巨著《拿破仑传》。两年后他竟偿还了约值二十万美金的债,其中一半即为《拿破仑传》的收入。事变之初,他的身体本已不适,这时更渐渐不支,却依然努力不懈。事变后四年,正值他五十九岁,他忽然中风。翌年又发了一次。他勉力挣扎,以口述的方式继续写作。他的日记上这样记道:“这打击只怕已令人麻木,因为我浑似不觉。说来也奇怪,我竟然不怎么张皇失措,好像有法可施,但是天晓得我是在暗夜中航行,而船已漏水。”

英王威廉四世听到这件事,更听说地中海的阳光有益病人,就派了一艘叫“巴伦号”(HMS Barham)的快舰,专程把司各特送去马耳他岛,后来又驶去那波利和罗马。这样的照顾虽然比杜甫的“老病有孤舟”要周到得多,司各特的病情却无起色。他的心仍念着苏格兰。这时传来歌德的死讯,他叹道:“唉,至少他死在家里!”在回程的海上,他因脑溢血而瘫痪。回到阿波慈福后,重见苏格兰的青山流水,听到自己家里的狗叫,他迸出了去国后的第一声欢呼。几星期后,他死在自己甘心的阿波慈福,时为一八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他的遗体葬在朱艾波罗寺的族人公墓,和亡妻并卧在一起。

不愿损害他人,是为大仁;不惜牺牲自身,是为大勇。这样的道德勇气何逊于司各特小说中的英雄豪侠。今日的富商巨贾,一旦事败,莫不携款远飞,哪里管小民的死活。这种人在司各特面前,应当愧死。司各特不愧为文苑之豪侠。这一点,加上他笔下的阳刚之气,江湖之风,是召引我从伦敦冒着风雨,北征爱丁堡的一大原因。而现在,我终于攀他的纪念塔而上,怀着远客进香的心情。

八十年前,林琴南译罢《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在序中推崇作者为“西国文章大佬”,又称他文章之隽妙“可侪吾国之史迁”。林老夫子不懂英文,“而年已五十有四,不能抱书从学生之后,请业于西师之门……虽欲私淑,亦莫得所从”。但是他把司各特比拟司马迁,却有见地。太史公的至文在他的列传,写的虽然也是历史,但其中人物嬉笑怒骂,事事如在眼前,也真是历史的戏剧化。况且在人格上,两人的巨著都是在常人难忍的心灵重压之下,努力完成。后面这一点林琴南大概不很知道,不过此刻,如果他能够偕我同登这“西国史迁”之塔,一定会非常兴奋。

顺着扇形的回旋石梯盘蜿攀升,一手必须拉住左面壁环上串挂如蟒的粗索,每一步都像是踏在扇骨上,每一步都高了一级,也转了二十级弧度的方向。哥特式尖塔的幽深回肠里,登塔者不小心一声咳嗽,就激起满塔夸张的共鸣。如果一位胖客回旋地自天而降,狭路相逢,这一边就得紧贴着墙做壁虎,那一边只好绕着无柱之柱的扇心,踮着扇骨的锐角,步步为营,半跌半溜地落下梯去。爱丁堡,你怎么愈来愈矮了呢?每转一个弯,窄长的窗外就换一框街景。司各特的小说人物,狮心理查、沙拉丁、艾文霍、大红侠、查理王子、芭萝丝、丽碧佳、奇女子基妮·定思、最后的江湖歌手……六十四个雕像,在各自的长石龛里,走马灯一般地闪现又逝隐。梯洞愈尖愈窄,回旋梯变成了天梯,每一步,似乎都半踩在虚空,若在塔外,忽然,已经无可再登。下面的人把你挤出了梯口,你已经危靠在最高层回廊的栏杆上,背贴着塔尖,面对着爱丁堡阴阴的天色。

到了这样的高度,爱丁堡一排排一列列的街屋,柔灰而带浅褐的石砌建筑,平均六七层楼的那种,就都驯驯地蜷伏在脚底了。跟上来的,只有在半空中此呼彼应的几个塔尖,瘦影纤纤,在时间之外挺着哥特式的寂寞。虽然是七月底了,海湾的劲风迎面扑来,厚实的毛衣都灌满了寒气,飘飘然像一件单衫。迎风的人微微晃动,幻觉是塔在晃动,幻觉自己是站在舰桥上,顶着海风。

东望高屯山,轮廓黑硬触目的是形若单筒望远镜的纳尔逊纪念塔,下面石柱成排,是为拿破仑之战告终而建的神殿。北望是行人接踵车潮汹涌的王侯街,威夫利旅馆就在对街,以司各特的名著为名。斜对着它的是威夫利桥,桥下铁轨纵横,是威夫利车站。爱丁堡的人不忘司各特,处处都是庞大的物证。

西望就是那中世纪的古城堡了,一大堆灰扑扑暗沉沉的石墙上,顽固而孤傲地耸峙着堡屋与城楼,四方的雉堞状如古王冠,有一面旗在上面飘动,成为风景的焦点。建筑的外貌,从长方形到三角形到四边形,迎光的灰褐,背光的深黛,正正反反的几何美引动了多少远目。我不禁想起,那里面镇着的正是苏格兰的国魂和武魄:皇冠室里供着的皇冠,红绫金框,上面顶着十字架,周围嵌着红宝石,下面镶着白绒边;皇冠旁边放着教皇赐赠的权杖和剑。三物合称苏格兰王权的标帜(the Scottish Regalia),苏格兰并入英格兰后均告失踪,百多年后,官方派遣司各特领队搜寻,终于在一只锁住的箱子里找到。司各特掀开箱盖的一刹那,他的女儿在场,竟因兴奋而晕倒。苦命的玛丽女王曾住在堡上,正殿的剑戟和甲胄,排列得寒光森然。国殇堂上,两次大战阵亡的英魂都刻下了名字,而武库里,更有从古到今的戎装和兵器,号鼓和旌旗,包括中世纪攻城的巨炮,深入堡底的古井……当我想起这一切,想起多么阳刚的武魄,阴魂不散正绕着那堡城,扑面的寒风就觉得有些悲壮。

堡在山上,塔在脚底,这两样才是爱丁堡的主人,那些兴亡匆匆的现代建筑,建了又拆,来了又去,只能算过客罢了。如果此刻从堡上传来一阵号声,忽地把司各特惊醒,这主客之比他一定含笑赞成。然而古堡寂寂,号已无声,只留下黄昏和我在黑塔尖上,犹自抵挡七月的风寒。

一九八五年八月于沙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