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居异国他乡，常常想家，想那童年时乡下的家。一想家，夜里就做梦，一做梦就会出现那一片绿叶弥漫的红薯地。于是，那种感情复杂的乡愁油然而生。
我的童年，那个物质还很匮乏的时代，红薯控制了我的家乡，因红薯的产量高，能填饱肚子，遍地都种红薯。红薯挤走了几乎所有的庄稼，原本种麦子的地也改种春红薯，也有一些地，麦子收了还种红薯，叫麦茬红薯，这种麦茬红薯含淀粉少，不能晒成干，就藏在土窖里，过冬吃。那时候，一年四季，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红薯。实际上，红薯的含糖量太高不适宜做主食，但它却是我们唯一的主食。那时候的人只知道填饱肚子，通常早上红薯面的窝头，中午红薯面面条，晚上红薯汤。说实话，红薯的味道并不差，煮熟了的红薯如果偶尔吃一顿，香甜可口，冬天在城里也经常看到卖烤红薯的，远远地就能闻到它香甜的气味。但可怕的是天天吃、顿顿吃，又没有其他佐菜。
乡里人形象地说：“天天光屁股红芋就光屁股嘴，吃不消啊。”
红薯吃多了，胃里发烧，吐酸水，俗称“烧心”，我也烧过很多次的心，胃里火烧火燎的，燥杂翻腾，又酸又辣又苦的东西往上冒，很不是滋味。大部分的人都犯胃病，都说“十人九胃”，就是说十个人有九个都有胃病，大家都认为正常，没人去治疗，实在受不了，就抓一把芝麻嚼一嚼，说是有效果。
那时候，地上长的，屋里藏的，地窖里埋的都是红薯。红薯面做成的馒头又黑又硬，像秤砣，味酸，吃起来形象凄怆。
红薯面的面条，因为面里含蛋白质少，容易断，只有一寸长的样子，叫作“蝌蚪面”，口感很差，很多人就拼命地咬生的大蒜头，所以胃痛的人很多。记得小时候进城上学，不知谁知道了我是从乡下来的，就背后叫我“红薯面”，那是极大的侮辱，红薯和乡下人，和土老帽是相同的代号。看着城里人吃得喷香的大米饭、松软的白馒头，自卑得无地自容。
夏天，乡村被茂密的红薯秧包围，下饭的菜、喂猪的食物，都从红薯地来，到处是枝叶繁茂的红薯地。每天放午学回家，正是面条下锅的时候，奶奶总叫我到地里掐些红薯叶下面条，每次都嘱咐我：“顺便多掐些，猪也要吃的。”晚上吃红薯汤的时候，奶奶也总是说：“还要吃吗？不吃我就倒给猪吃了。”
我总觉得不是滋味，我是人啊，怎么总和猪吃一样的东西呢。
我最怕夏天，翻红薯秧总是在夏天里最热的那几天，因为红薯的生命力很强，最热天翻红薯秧是让翻开的红薯秧不会再扎根，不再与红薯的块根争营养。城里人，坐在电风扇下面，喝着冷饮还喊热，我们在毒辣辣的太阳下，拼命地拉那互相纠结的红薯秧，头上的太阳像烈火，潮湿的地面像蒸笼，单薄幼小的我只有八九岁，就在铺天盖地的红薯地里挥汗如雨，那份艰难蒸煮使我恨透了红薯，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这倒霉的红薯地。
但是，夏天里没有新鲜的红薯似乎生活更加艰难，早上的红薯粥变成了红薯干粥，没有了红薯的甜，多了红薯的酸苦，而且常常有一层小白虫漂在粥的上面。晚上的红薯汤变成了各种各样的野草、树叶，说是可以消暑，实在难以下咽。最多的是扁竹叶，最可怕的是蒲公英，特苦，加上天气酷热，孩子们都吃不下那一成不变的粗饭，说是“苦夏”。一个个面黄肌瘦的，所以又盼望秋天，秋天就有新鲜的红薯了。
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时刻，一年的口粮都靠这时的收成，青青的红薯叶子连根割掉，紫红的红薯一嘟噜一嘟噜从地里刨出来，很快满地里堆满小山似的红薯，挖出来的红薯要转移到干爽的地里削成片晒成干。搬运是从红薯地搬到刚播种好的麦子地，全靠肩挑手提，我也尽可能帮忙，提一篮子红薯，走不了几步，臂弯压出深深的紫印，有时也把红薯装在布袋里背在背上，幼小的背弯成一棵豆芽菜，那种负重的艰辛早已尝过。
在干爽的空地里，母亲用特殊的刀子把一堆堆的红薯哗啦啦切成一堆薄片，奶奶像撒网那样把红薯片撒开，我专门把叠在一起的分开，保证每一片都不会重叠或相压。红薯片要在晴朗的太阳下晒三天才干。最揪心的事情是，这三天里，如果下雨，切开后的红薯淋到雨，几天内就会全部霉烂，一年的收成就全完了。这时候，当家的人是夜不能寐的，全家人处于战备状态，夜里常被叫醒去地里抢拾红薯干。其实抢回来也没用，眼睁睁看着烂掉。母亲不断地唉声叹气。若正常晒干，一大片地白花花硬邦邦的，像一地白银，一家人一边聊着天一边收获，大筐子、小篮子，拾满了，就倒进粗粗的麻袋里。一家人欢声笑语倒进床前的大囤里。
我的床前就是一个装红薯干的大囤子，每天伴着，有一股甜丝丝的苦味，饿时也会咬上几口。夜里，也会有老鼠过来偷吃。我听到后，从来不赶它们走，因为奶奶总是说：“吃剩的红薯给猪吃，吃剩的红薯叶给羊吃。”老鼠很可怜，让它们偷着吃点吧。
每隔十天半月，奶奶都要去十几里路外的县城把红薯打成面，去时是用粗麻袋装着的红薯干，回来时是用细棉布装着的面口袋。我一个人在家害怕就跟着奶奶一起去，常常是天不亮就去了，踏着月色回来。冬天的夜里，西北风呼呼地刮，冷风透过棉袄，直透肌骨，最可怜的是手和脸，没处躲藏，空旷的土路上，一轮寒月如水如霜，常常会有夜行的狐狸出现。我问奶奶狐狸吃什么？奶奶说：“狐狸吃鸡。”
我很羡慕，就问奶奶：“那人吃什么？”
“人吃红薯。”奶奶回答。我想不通，就问：“为什么？狐狸吃鸡，人还不如狐狸？”
“上天早就定好的，狐狸吃鸡，猫吃老鼠，大鱼吃小鱼，小鱼吃麻虾，麻虾吃泥土，你看，蛇很厉害吧，鹰一口就能咬死它，天下事就这样，一物降一物，改变不了的。”奶奶的脸在月光下肃穆而神秘。我觉得自己吃红薯的命运看来似乎难以动摇，有一种说不出的无奈和伤感。
其实，红薯也有美好的时候，奶奶疼我，每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奶奶就烤一个热腾腾的红薯送到我的被窝里。做完饭后，总埋一个红薯在草木灰里，午饭前，我玩饿了，就扒开灶下的草灰，一定有一只焙的喷香的红薯卧在里面。太阳好的时候，奶奶挑一些个子小的红薯，放在房顶上晒，晒到皮皱发软的时候，取下来放在蒸笼里蒸熟，又香又甜，赛过现在的冰激凌。
过年时，母亲选最大最甜的红心的红薯，扒了皮放在高压的大锅里，加上麦芽煮成黏稠的糖稀，爆一大篓的米花，放上糖稀和炒熟的花生米，平铺在案板上，切成方方块块，或用竹筒压成浑圆的形状，做成米花糖，吃起来又香又甜。
很多年过去了，红薯的酸苦已渐渐远去，红薯的香甜却越来越清晰，现在我的家乡，红薯早已经远离了餐桌，红薯的味道也只剩下了甜美。那一片青青的红薯地，在我的梦里永远地茂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