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车是广东人的说法。北方叫自行车，车子。其实北方也叫单车，王维就写过“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的句子，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出自同一首诗。但你无法想象王维骑一辆破自行车，在大漠中狂奔。
想到这些，是因为我的单车坏了。北京已是深秋，下了班，天全黑了，我推着爆了胎的单车往家走。
小区保安是有学问的。我得向他们请教修车技术哪家好，单车。我所有从书本上、工作中得来的知识，全然没有在晚八点时在人声鼎沸的闹市找到一家单车修理铺来得更急迫——如夏日午后的一场急雨那么重要。
此刻我明白，小区门口的保安，清扫大街的环卫工人，乃至从垃圾桶中翻出塑料瓶的拾荒者，都比我有学问。他们懂得怎样扎扎实实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夜晚生存。《围城》里褚慎明说，承蒙罗素不弃向他请教过一些问题，其实罗素只是问过他早餐吃什么。但不能说这些不重要，衣食住行就是学问。有个哈佛的汉学家，在凭借中国学拿到博士学位后，还不太分得清堂兄和表兄的区别。
哪怕你读过许多本书，拿了很高的学位，在这个晚上，搞不清楚这条街上哪家馆子好吃，馆子里哪道菜是招牌，你就算不上有学问。学问是日用常行的东西。哪怕你能引用一百句古人的话，只要解决不了单车修理的问题，你就得扛着自行车回家。
有一本书叫《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单听名字就不得不佩服作者脑洞怎么可以开得比开裆裤还大。这本由罗伯特·梅纳德·波西格写作的书，曾和霍金的《时间简史》一样风行，如今更是程序猿的必读书，而非禅修者和汽修工。真正抡圆了膀子干活的人，从来就鄙视耍嘴炮的。
我问了一条街道上三个小区的保安。只有一个保安准确地告诉了我哪里有修单车的，还说了两处。同样是在一条街混，有人对这条街了如指掌，有人一无所知。这并不稀奇。同在一个公司工作，有人对各人的品行、八卦、背景摸得门清。有人待了两年还认不全人。世事洞明皆学问，在你夜晚需要修理单车的时候，就能分辨出一条街上所有保安的学问高下了。
我循着指引，找到了修车铺。这是我第一次在帝都修车。三年多来，我随时都有一条车（之所以用“条”是因为用“辆”不谦逊），现在才第一次修是因为前几条都还没来得及出毛病就丢了。我因此明白，在中国，智能单车普及的最大瓶颈在于如何解决被偷的问题。
修车的是个女师傅。四十岁左右吧。路灯虽然明亮，但树影打下来，看不清她真正的容颜。这也恰好遮住了她满手满身的油垢，远远看去，在夜的遮蔽下，似乎也整洁素雅。她告诉我，补胎三块。我很惊奇。十多年前，我上高中时，在县城补胎就是这价钱。十年了，这里一碗牛肉面的价钱是当年的十倍，但修理单车还是这个价。
也许是单车对我嫌太便宜了的报复，检查表明，内胎爆到无法修补的地步，外胎也是。都得换，女师傅说。换吧，我说。价钱也不贵，才四十五块。她娴熟地把后轮挂在三脚架上，抡起扳子开始卸螺丝。我说我先去吃饭吧，她说不用，很快，十分钟的事。
但车后轮上左边的螺丝有着王小波一样的倔强，她使出顾大嫂的力气都无法把它卸下来。她只好把卸下的右边螺丝又拧上，固定好以便借劲儿。这让我觉得费这么大的力气，再刨掉材料，只挣这么少的钱真的很辛苦。但我同时又觉得干这种体力活很兴奋。你调动全身的力气，在熙攘往来的大街上如此挥舞，却不会有一个人感到异样。你汗流浃背但不会想到什么烦心事，不用疲劳自己的大脑、双眼还有颈椎。你靠自己的力气吃饭，抡圆了膀子干活，活得很痛快没有任何负担。再看那些每天花几个小时上妆卸妆，又神情慵懒愁苦，带着对生活的无尽厌倦感叹自己一身毛病的女人，你会明白乐与苦的分际。
我问女师傅修单车多少年了，她说十年。十年前，这里还没有繁盛的灯火，谁那时候在这里买一块地，今天就暴发了。她十年前在另一个地方修车，后来搬到这里，干的是同样的活计，挣的是同样的钱。烧饼从五毛钱一个变成四块钱一个，她补一条轮胎的价钱还是三块。岁月日复一日地从树影中逗露，流走，就像昏黄的街灯洒在充满油渍和泥污的地上。
换完了内外胎，她拧上螺丝，我很担心在这么暗淡的光线下，会不会有零件被遗忘在地上，或是沿着柏油马路滚走。这样它们就不能再驮着我迎接每天的朝阳奔跑在望京的大道上了。我低头去看，看不清。她好像看出了我的疑虑，又抡起扳子把两段螺丝拧得更紧一些，更倔强一些。这样，下一个单车修理工就会在异时异地和它们较一番劲，这是两个师傅之间的一场无需见面的对话和比武。
十多年前的深秋，我有个小学妹，伏在教学楼二楼的栏杆上哭，小胸脯一起一伏，哭得很伤心，她的单车丢了。那是辆新单车，花了三百块钱买的。她伤心了好几天。十年后的今天，她开着自己的名车上班，常在堵车的时候发朋友圈抱怨这个城市差劲的交通，偶尔也会电话里和男友怄气。她再也不会为丢一辆单车伤心那么久了吧。而这位女师傅依然同十年前一样，在马路边的树荫下修单车。我看了一下表，果然只过去了十分钟。这十分钟的静谧时光如同十年那样漫长。而我回顾这十年的过往，又如同十分钟那样匆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