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上帝到了。我在5点15分的火车上接到了他。”1929年1月18日，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一封家信中写道。
“上帝”的名字叫做维特根斯坦，这一年他40岁，刚刚结束长达十年的自我放逐，准备重返剑桥重拾哲学。此时的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已经是一个传奇，所有人都在谈论他和他的《逻辑哲学论》。
凯恩斯对于这个天才小心翼翼、关怀备至。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敌对国公民，他给身为奥地利士兵的维特根斯坦去信，第一句话就是：“我希望你已经成为了战俘”，这当然不是出于对大英帝国的忠诚，而是出于对维特根斯坦个人天赋的保护，因为只有成为战俘，才有可能避免死亡，才有机会重新思考哲学问题。显然，对于凯恩斯来说，在战争与国家荣誉之上，还有更加永恒的价值。
当维特根斯坦终于决定返回剑桥，凯恩斯很清楚需要怎样保护他，在一封信中他这样提到：“我明白，疲劳将是摧毁性的。我一定不能让他每天跟我谈话超过二三小时。”
但是不幸的是，维特根斯坦本人却是一个习惯于让自己和他人都疲惫不已的人。作为一个对话者，他绝对是一个灾难，哪怕面对的是一个孩子。
“下午我们在争论中度过——他是个十分讨厌的人，每次你说什么，他都说‘不不，那不是要点。’那可能不是他的要点，但那是我们的要点。听他话太累人。”这是一个14岁男孩的日记，里面的那个“他”正是维特根斯坦。有时候你不得不感慨，孩子的直觉要比最天才的哲学家更有穿透力，一语道破“理解”之难以及“误解”何以发生。
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这种讨厌的人，你跟他讲人道的时候他跟你讲法律，你跟他讲法律的时候他跟你讲政策，你跟他讲政策的时候他跟你讲党纪，你跟他讲党纪的时候他跟你讲人性，你跟他讲人性的时候他跟你讲奇迹。总之每次你说什么话，他都能把要点转到另一处，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诡辩家”。
作为一个对话者，维特根斯坦的确相当让人讨厌，不过他不是诡辩家，而是哲学家。哲学家与诡辩家的最大差异在于，诡辩家通过转换要点来逃避理解，而哲学家则试图通过统领要点来达成理解。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举过一个“兔鸭头”的例子：
“设想我给一个孩子看这张图。他说：‘这是一只鸭子’，然后突然说‘哦，它是一只兔子’。于是他认出它是一只兔子——这是一种辨认的经验。”
这种辨认的经验的秘诀在于——面相的转换，你可以从这个面相看出一只鸭子，也可以从那个面相看出一只兔子。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改变看特定事物时的面相，是达成理解的关键所在。
有一个实际发生在维特根斯坦身上的例子值得一提。一战期间，维特根斯坦以志愿兵的身份参战，被迫与来自底层的士兵共处，因为背景的巨大差异，他发现自己“几乎总是被恨我的人包围着”。这些人“恶毒”又“无情”，“几乎不可能在他们中找到一丝人性的痕迹”。作为应激性的反应，维特根斯坦也不由自主地开始恨他们，但是很快他就开始催促自己“一旦你觉得自己在恨他们，就转而努力去理解他们”，而当他发现这么做很费劲的时候，他给出了另外一个结论：“与其说我周围的人是低劣的，不如说他们狭隘得吓人。……因为他们总是误解。这些人不是愚蠢，而是狭隘。在他们的领域里他们足够聪明。但他们缺乏品质，从而缺乏宽度。”
这是一个通过转换面相达成理解的成功案例，当然，“理解”不等于“接受”，维特根斯坦仍然“厌恶”他们，只是不再“恨”他们，而已。
终其一生，维特根斯坦都感觉自己在跟——他自己的和别人的——肤浅和迟钝作斗争。但凡领教过维特根斯坦这一斗志的人，都会心有余悸。有好事者甚至为此写了一首诗：
……谁曾在哪个议题上，见到过
路德维希忍住不颁布法则？
无论到谁那里，都大声把我们喝止，
打断我们的话，结结巴巴说起他的句子；
永不停息的争辩，刺耳、恼怒和喧闹，
他当然正确，为他的正确而骄傲……
这首诗在年轻的剑桥人中间广为流传，人们读了纷纷开怀大笑，但这不意味着维特根斯坦在他们的心里是个小丑，恰恰相反，正如其中的一个围观群众所说：“它释放了累积起来的紧张、怨恨，甚至恐惧。因为从未有人能在维特根斯坦面前扭转局势，以牙还牙地报以颜色。”
有人曾经评论维特根斯坦的回归是“剑桥的灾难”，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没能力进行讨论的人”。我完全不认同这样的观点，维特根斯坦在剑桥之所以不容于很多人，更多是因为“英格兰人特有的、自觉‘有教养’的唯美主义与维特根斯坦的严酷的苦行意识和有时不留情面的诚实之间的冲突”。
面相的转换也许可以缓解这一冲突，但是这更像是一种和解而非理解，因为所谓理解不仅需要双方梳着偏分、打着领带、彬彬有礼地互相打招呼，更需要把各自的表述嵌置到同一条生活之流之中，而这或许也正是理解之难的根本所在吧。
（201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