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鼻梁凸起？因为要用来支眼镜架。为什么婴儿会啼哭？一定是他在做肺部运动。为什么我们都在接近100岁时一定死去？那是为了给下一代人腾出生活的空间。
仅仅凭借常识你就能认定上述答案近似脑筋急转弯而与科学无关。很多时候，我们的确可以替每一个“为什么”配备一些似是而非的答案，倘若没有客观的标准，寻求一个说法总是容易的。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思辨哲学在今天如此不招人待见的原因所在——左右都是一个说法，好坏也能成就一种理论，只要前后逻辑一致并对智性有所启迪，即使褊狭那也是深刻的褊狭，即使荒谬那也是深刻的荒谬。
显然，除了缺少严谨的实验方法和充分的科学证据，问题的症结可能还出在提问方式上。被《纽约时报》誉为“20世纪达尔文”的著名进化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在论及本学科的发展时，曾经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最重要的也许是生物学家终于能受人尊重地提出为什么的问题而不致被怀疑为目的论者。”
从“为什么”（why）入手，常常逼迫人们不得不打破沙锅问到底，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可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原因之链和目的之链不可能无限进行下去，为了避免恶的无限，人们只有诉诸第一原理或者终极原因，要么上帝要么无极，总之是些貌似一劳永逸实则不明所以的答案。反之，以“如何”（how）或者“什么”（what）发问，就可以干净利落地把问题从形而上降到形而下，只需在工具理性的层面上处理一些技术性难题。
以“我们为什么生病？”这个问题为例，现代医学选择从“近因”的思路去回答它，其实就是在转换提问方式，因为所谓“近因”解答的是我们生了“什么”病以及我们“如何”生的病。而真正意义的我们“为什么”生病则被放逐给达尔文医学去回答。
尽管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已有150年的历史，达尔文医学却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问，而且一直以来它都在努力摆脱思辨哲学以及目的论这样的“非科学”帽子。原因仍旧出在这个“为什么”上。达尔文医学试图从进化论的角度去解释疾病的起源和功能，可是一来关于身体器官的功能存在不止一种的正确答案，二来无法通过做实验来检验一种疾病的进化史，所以提出的假说稍不留神就偏离轨道，要么往思辨哲学的形而上方向跑，要么往脑筋急转弯的形而下方向跑。
某种意义上，达尔文医学和神学面对的问题有重叠之处，在惊叹人体器官精妙绝伦的同时，它们也都对人体许多难以置信的纰漏和疏忽困惑不已。借用《我们为什么生病》的作者R.M.尼斯以及G.C.威廉斯的话说，这好像是宇宙间上帝麾下的那些最高明的设计师手艺做到一半，突然甩手把活儿交给了一个马虎草率专门会把饭烧煳的徒弟——此处的“上帝”显然不是实指，因为达尔文医学并不准备代替神学回答全善全能的上帝为什么要让好人生病的问题。
对于人体的诸般疏漏，达尔文医学没有用“自然选择不是万能的”这种大而无当的话来搪塞过关，他们至少提出了五种可能的思路，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我们之所以生病，可能是因为身体的防御机制不如传染病的病原体进化得更快。打个形象的比方，人类就像是行走在高速公路上的石器时代人，外在世界的文明已经来到21世纪，而身体机能却还停留在1万年前。人类社会的很多问题都源自于这种时空上的错位：全世界的普适人权就是一个石器时代不曾有过的新观念。事实上当柏拉图要求包括雅典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要为希腊着想的时候，也曾遭到许多非议。再比如说，为什么男女之间的性高潮如此地不协调，而且几乎一定是男人比女人更快到高潮？根据达尔文医学的观点，这种“不人道”的现象恰恰体现出自然选择的最根本原理——它以基因复制是否成功为宗旨而不在乎个体的快乐。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原始社会的环境中，一个“有幸”拥有持久性高潮的男子将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他可能会使性伙伴更愉快，但也可能在精液到达子宫之前就已经被别的男人或者野兽杀死，所以在恶劣条件下短平快的性生活不仅对男性更加合适，也更符合自然选择的目的。
思想史上总有一些广为人知的伟大理论因为几句口号式的宣传而被根深蒂固地误解，进化论也不例外。“适者生存”曾被广泛认为是对自然选择过程的高度概括，但事实上这种提法却会引起一些误解：首先“生存”本身并不重要，在自然选择过程中，那些带有能够增加生命期中繁殖力的基因会被选择和保留下来，即使生物体本身的寿命会缩短；其次对于“适者”的理解也有诸多混淆，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最具有适应性的个体并不是乔丹、格林或者霍利菲尔德，而是那些儿孙满堂的人。
尼斯和威廉斯认为，从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看待医学使疾病失去了神学的意义但却得到了科学的意义——这句话目前为止只应验了前半句，因为所谓科学的意义还在争取的过程中。关于什么样的假说才是有意义的，他们有过解释，虽然不那么科学却非常有洞见：“有意义的假说，是那些重要的及合理的，但不是很明显很容易地可以看出是对还是错的假说。”
（200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