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界为尺度，从霍布斯以降的现代政治哲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因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从未在世界坐标内消失，不仅如此，身处“诸神竞争”的时代，世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代表现代政治制度的民族/国家不但没有缓和国际间的自然状态，反而是激化自然状态的罪魁祸首和始作俑者。如果全球化的到来是一个硬邦邦的事实，那么超越民族/国家限制、建立全球政治秩序究竟有无可能？
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帝国》，对上述问题给出了西方学者的一个回答。这部被捷克左翼知识分子齐泽克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党宣言》”的著作由两位作者合力写就，其中哈特写书时年仅41岁，是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副教授，内格瑞68岁，是意大利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曾因在思想上“启发”了意大利红色旅而被判入狱13年，据说至今仍对意大利反资本主义青年充满“魔”力。这部厚近500页、以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主要理论资源的著作甫一问世，便风靡全球，迄今为止已有十几种不同文字的版本发行，Google搜索服务器上相关的消息多达33 400条。
《帝国》开宗明义，劈头就是一句时代的诊断报告：“我们正眼睁睁看着帝国正在成为现实。”佐证这一“现实”的两个理据是：第一，民族/国家的主权正在逐步衰落；第二，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诞生，这种新的全球主权形式就是——帝国。
中国语境里，帝国主义一直是个臭名昭著的字眼，初读《帝国》极易产生望文生义的误读。不过此“帝国”非彼“帝国主义”，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后果，它的政治基石是民族/国家的主权超出自身疆界的扩张；而帝国则是后现代语境中的产物，它不建立权力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是无中心、无疆界、身份混合、等级模糊、多元交流的统治机器。
帝国虽然不是帝国主义的后裔，但也绝非天外飞仙，而是其来有自：根据作者的观点，它可以上溯到古罗马帝国时期，在那时，帝国境内天下太平，众生都能得到公正。而为了维护社会太平以及伦理真理，必要时帝国的唯一握权者就可以发动“正义战争”。根据这一判准，作者认为眼下已经可以确认出一些帝国概念复活的迹象，比如说“正义战争”观念的复兴。简单说，作者认为帝国的应运而生正是为了解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国际冲突，只有解决既有冲突的国际共识已经形成，并且帝国已经嵌入这种共识之链中，帝国才会形成，才会在法律上获得合法性。
帝国要想进行“正义战争”，就必须拥有“干涉的权利”以及“普遍的价值观”。但是只要仍旧处在民族/国家的架构之下，正义战争，干涉（无论道德的、法律的还是军事的），普遍价值这些概念就必定是改头换面的地方性策略或者说“伪普适主义”。作者认为，帝国之所以不同于此前所有的超国家权威结构，乃是因为帝国拥有“控制社会”和“生态权力”（bio-power）这两个核心特征。这是援引自福柯的两个概念，所谓控制社会，是相对规训社会而言，其特点在于规训的规范化手段的强化和普遍化，在这种社会中，控制实现于灵活、多变的网络系统之中，从而使它的效力范围远超出由各种社会机构构成的架构严整的场所，完全内化进个体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而所谓生态权力，强调的则是权力已经伸展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神经末梢，潜入到个体的意识和身体之中。
从现代性的“规训社会”到后现代性的“控制社会”和“生态权力”，权力的作用方式从“有招”变“无招”，效果则更为隐蔽而全面。随着通讯交往工业产生的语言系统，全球化的生态权力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不断消解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历史，建立起去中心和反疆界的生态权力结构。这样一来，现代性背景下曾经是你死我活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帝国背景下转化成一场自我生成、自我调控、动态平衡、无足轻重的游戏。
从帝国主义到帝国，世界历史虽然有所进步，但绝非已臻完善，作者承认，在许多方面，新权力关系甚至比已被摧毁的旧权力关系更加野蛮，因此要想避免帝国腐败与异化，就必须诉诸“民众”力量加以反抗和制衡。
如一位评论家所言，除了在表述上好用规定式的和断言式的口吻，《帝国》其实是一本冒着极大的理论不确定性的著作。比如，“民族/国家已经逐步衰落”便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事实描述”；此外，帝国的哲学基础仍旧植根于西方文化的脉络之中，在精神基因上极易指认出文化普适主义和基督教帝国的影子；而作者心目中的帝国抵制力量“民众”则像是《黑客帝国》中的尼奥——身份不明，行踪难觅。
简言之，割了“主义”这条尾巴的“帝国”不仅成分复杂，而且问题多多。如果这就是我们必须投身的未来世界，实在是忧大于喜。基于此，中国学者赵汀阳提出了“天下”模式作为回应。在《“天下”概念与世界制度的哲学分析》（以下简称《天下》）等文章中，赵汀阳指出，在中文语境中，与“帝国”遥相呼应的概念是“天下”，但“天下”表达的与其说是帝国的概念，不如说是关于帝国的理念，也即“关于帝国的一种理想或完美概念”的观点。通过对“无外”原则和“礼不往教”原则等传统中国思想资源的分析，赵汀阳力图证明，天下理论虽然在古代中国没有获得充分发展，但其潜力极大，而且天下模式在思考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的基本原则上具有哲学和伦理学的优势。
表面上看，《帝国》与《天下》的最大区别在于，《帝国》的作者自认为是对一个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的事实描述，而《天下》的作者却从不否认自己只是对一个可能世界的理论构想，但究其根本，无论帝国，还是天下，都是对于现存世界秩序的一种超越性想象，因为一个让所有人都不满意的世界需要的正是想象力。
（200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