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我在牛津街头溜达，看见马路对面跌倒一个老太太，想也没想就跑过去扶她起来，让我大为惭愧的是，好事做到一半的时候脑海里竟然冒出一个念头：她会不会讹诈我呢？幸亏我反应得快：这是在番邦不是在天朝……
事后我很是自我批判了一下，小时候不是这样子的，看见解放军叔叔敬礼问好，遇见拉车的大叔推上一把，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虽然很傻很天真，但是我们70后的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有同为70后的朋友嘲笑我选择性记忆，说她的回忆和我恰好相反，充斥着“习惯性撒谎”的各种恶行恶状，比如明明没有扶老奶奶过街非要说扶了，把墨水奉献给全班同学是因为快要评三好学生了，从没去过老师家却要写老师呕心沥血改作业的身影映在深夜的窗前……
我不否认小时候做好事时常会有私字一闪念——至今仍然如此，“求求你表扬我”的心情也一直很迫切，可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荀子早就说过，“人性本恶，其善者伪”。装是文明开始的第一步，装啊装啊就信以为真了，就深入人心了，就大道通行了。所以装不是问题，装什么和怎么装才是大问题。
几个月前我到英国访学，左手护照、右手防疫卡老老实实过海关，边检人员一边和身边的女同事调情嬉笑，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例行的各种问题，磨蹭良久，正当我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之际，他合起护照，往手心一拍，突然很客气地来了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次日去牛津大学哲学系找办公室主任Tim Moore办理校园卡，问带没带照片，带了，“Thank you very much”；填表格，请填这里这里还有那里，“Thank you very much”；请坐，哦不坐，接着又是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
一来二去，我自以为明白了，这叫做礼多人不怪，总之习惯就好，千万别把英国人的客气当回事儿。然而待得时间越久，我就越发现自己的判断失之偏颇。没错，的确有一些英国人假模假式，温良恭俭让的背后隐藏着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但不可否认更多的人真的是发乎本心地与人为善。
更重要的是，他们只是在装“文明人”而不是在装“圣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人原本兼具神性和兽性。所谓“太上忘情，最下者不及情，情之所种，正是吾辈”，作为有着七情六欲的凡人，可以装文明人但不可以装圣人。我们以前并不是不装，而是装得太崇高，万众一心地装，泡泡吹得太大，一旦戳破就难以收拾。相比之下，我们现在装的动机太功利，总惦记着立竿见影的效果，明明是在商言商的生意人，却偏偏要在雷锋像前集体下跪宣誓做社会主义的螺丝钉，荒腔走板沐猴而冠。
人是环境的动物，走在牛津的路上，不知何时就会飘来一句“早上好”、“对不起”或者“谢谢你”，这逼迫我随时处于礼貌用语的待命状态，久而久之就很难总是摆出一张“烦着呢别理我”的臭脸，而是渐渐地学会走在路上目视陌生人，微笑，并道：“Have a nice day！”
老实说我对于这种文明人的做派到底能“装”多久毫无自信，除了卖光盘的和推销保险的，很难想象有人在熙熙攘攘的中关村街头随便和陌生人微笑打招呼。也正因为此，我才越发对翻译家戴乃迭女士感佩不已。戴乃迭女士是英国人，追随夫君杨宪益来到中国，历经各种政治风波，“文革”期间她不幸身陷囹圄，即便身处如此极端的环境，她依旧恪守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和操守，每当看守送饭给她时，总是答以“谢谢你”。
说到尊严二字，戴乃迭还为我们留下了另一则弥足珍贵的记忆。四十年代初她曾在兵荒马乱的贵阳乡下教书，后来在回忆录中戴乃迭充满感情地提到当地的农民，说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尊严”，称赞“中国农村的农民即使贫困、没文化，也总是一种古文明的后嗣”。
《易•贲卦》中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无论是学富五车的戴乃迭，还是大字不识的中国农民，他们身上所闪耀的人性尊严都是化性起伪、文明教化的结果，这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性情积淀和德行培养。
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这本小书中说：“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它是对心智的热衷，是对美的喜爱，是荣誉，是温文尔雅，是礼貌周到，是微妙的感情。如果那些我们无法准确衡量其影响的事物变成了头等重要的东西，那便是文明的最高境界。”
今天的中国，犬儒主义者装孙子，民族主义愤青装大爷，而在我看来，与其肆无忌惮地发泄心底里的戾气，不如抑制住对伪善的厌恶先装一装文明人。
（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