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的《南方周末》有两则关于死亡的报道：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余虹，一个是生在抚顺死在巴黎的下岗女工刘春兰。
都是知天命的年龄，在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有知识的人选择像飞鸟一样跃出窗户，没有知识的人为了躲避法国警察的遣返而不慎失足跌死。一个不愿苟且偷生地活所以选择有意义的死，另一个努力苟且偷生地活最终却没有意义地死。两个人都没有赢得与命运的赛跑。前者让我哀伤，后者让我悲伤。
谈及一个人的生死抉择，我总倾向于不可能仅仅只有形而上的焦虑，一如不可能仅仅只有形而下的困顿。在最隐秘的根本问题上，我们能够拿出来与人分享的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细节或者大而化之的话语。就此而言，我不愿轻易揣度自杀者赴死的理由。
在《一个人的百年》中，余虹说：“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3个月前的余虹在写下这段文字时，有没有预见到3个月后这么多的人在为他的死赋予更多的意义？
“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像一片落叶？抑或一只飞鸟？”——这是朋友的解读。而在官方的说法中，余虹的死因被判定为“因胃病引起的抑郁症”。形而上的理由为死者开脱，形而下的原因为生者开脱。但这都已经与死者没有关系了，哈姆雷特说，谁知道那死亡之地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死比生更糟，谁知道呢？
所以我不愿揣测更不愿渲染余虹死的意义和价值，这终究是一个个人的选择。生存还是死亡，面对这类终极性问题的逼问，必须要由个体的践履来给出答案，任何理论上的澄清和文学上的抒怀说到底都只是旁敲侧击和隔靴搔痒。
在一次私人聚会中，同为海德格尔专家的陈嘉映问：我们需要治愈屈原吗？这个问题让我长久思考。我相信，任何一个时代，无论最好还是最坏，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治愈屈原，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治愈余虹——总有人会选择有意义的死。但是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治愈一个时代就可以治愈他们。
3年前，刘春兰48岁，一个下岗女工，干过缝纫店的裁缝工，护理过老人，给饭店洗过碗，月收入最多时不过500元，最少时只有100多，就是这样一个在现代社会完全丧失竞争能力、被历史脚步甩出队伍的中年妇女，“为了给儿子一个体面的婚礼，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出国。”
感谢《南方周末》的记者选择“体面”这个词作为刘春兰活下去的动力。为了给儿子一个体面的婚礼，刘春兰要“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可是我相信，在失足跌落的刹那，刘春兰想到的依然是生，哪怕这个制度带给她的只是羞辱和不体面。
在《正派社会》（The Decent Society）这本书中，政治哲学家马格利特指出，荣誉和羞辱在人类生活中占据核心的位置。前者是一种善，后者是一种恶，由于在铲除恶与增进善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关系，消除令人痛苦的恶要远比创造让人愉悦的善更为紧迫。所以消除羞辱应该优先于给予尊敬。马格利特说，这个时代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建立一个“制度上不羞辱任何人”的社会，这些羞辱包括贫困、无家可归、剥削、恶劣工作环境、得不到教育和健康保障等等。而只有那种在制度上做到不羞辱任何人的社会才可以被称作是“Decent”，也即正派，或者，体面！
没有人了解这三年刘春兰是怎样过来的，即便是家人，也只知道一个最为抽象的大概：“借了7万元钱，来了；还完了7万元钱，死了。”
12月的人大校园，可以看见很空旷的天空，冬日微弱的阳光不温暖，但晃眼。歌德临终前大声说：“光明！光明！更多的光明！”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后来听说了这句话，反驳道：“不，温暖，温暖，更多的温暖！因为我们是死于寒冷，而不是死于黑暗。让人致命的不是夜晚，而是严寒。”光明与温暖不是理应同在的吗？为什么会有光明但寒冷的地方，或者黑暗但温暖的所在呢？
我坐在人文楼的办公室里敲打这些文字，余虹的办公室应该就在楼下的某一间，但我想得更多的是那个死在巴黎的女人。
12月13日实在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70年前的这一天，日本人占领了南京城，30万条生命从此成为玄武湖畔的冤魂。70年后的这一天，一个不愿苟且活着所以自愿赴死的教授的追思会正在举行。与此同时，人们知道了一个女人为了体面地活着而在巴黎死去。
（200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