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只能度过一生，这事可真叫人沮丧。但好在我还有刘天昭。
就像上帝造了大米这种东西，有时候人们用它来蒸饭，有时候人们用它来煮粥，我想上帝在造我和刘天昭的时候，原料是相近的，但是后来一个被蒸了饭，而一个被煮了粥。于是大米的一种命运得以窥视大米的另一种命运。
但是她比我决绝。我说刘天昭“决绝”，是因为她真舍得放弃。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她放弃了建筑师的前途，独自在一个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待着”，“脱离社会”好几年。后来她回归社会，在南方某著名报纸写社论写得“风生水起”，但不久前又放弃了工作，转移到另一个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待着”。
待着待着，就待出了新书《出神》。
《出神》甚至不能说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书。它是刘天昭这些年的博客和随笔选集，篇目内容都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语气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按说写书出书是与世界建立联系的一种努力，但是天昭连这种努力都心不在焉：我就是要自言自语，我只需要自言自语，因为自言自语是唯一真诚的说话方式。
“脱离社会”可以理解成厌世——深入社会就意味着深入某种角色，而角色意味着条条框框，意味着表演，意味着累。但是刘天昭不厌世。岂止不厌世，我简直想说她是最热爱生活的人——一个不热爱生活的人，怎么可能注意到一个卖菜老太太的表情、一根蛛丝的动静、一滴水与另一滴水之间的时间间距以及各种形状的风？她简直就是出于对生活不分青红皂白的爱，才需要“脱离社会”——在她这里，出走与其说是一种逃避，不如说是一种收缩。更少地生活以便于更好地生活，减少与生活的接触面有利于在有限的面积上精耕细作。
在她笔下，万事万物都值得书写，神在每一个事物中留下足迹。“大作家”习惯于写政治的肮脏、历史的沉重、人性的救赎、社会的狡诈，作为女作家，最起码也要写写爱情的颠沛流离或者性生活的压抑与解放，但是刘天昭不。她写一个小女孩擦玻璃的神情，写帆布椅子上坐着的一个无所事事的老太太，写窗外三三两两的人群，写前任房客掉到床底下的储蓄本，写一只灰喜鹊在天空中划过的轨迹，写夜半大街的光线……总之她写一切貌似轻微、无关和混沌的时刻和人物。她简直是故意通过描写这些“无关紧要”的事物来暗暗颠覆这个世界的权力结构和等级秩序。谁说政治局委员的命运就比远亲里某个“破鞋”的命运更惊心动魄？又或者，凭什么一个“破鞋”的命运一定比窗前一只乌鸦起落的声音更值得书写？在被时间击败、被时间席卷、被时间吞噬方面，万物皆平等，因而都值得在颤抖中被文字拥抱。
在这个意义上，刘天昭貌似散乱的文字里也许隐藏着比其他作家更大的雄心。她绕过故事、情节、结构、主题等等写作的“格式”，通过感受的碎片，直接书写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人与时间的关系。正是因为人与时间的紧张关系，她迫切地观察与描写每一个微小事物，在它被时间碾碎之前聆听它无声的尖叫，并伸出手去打捞它在时间漩涡里越来越小的身影。“昨天晴暖，在树林里碰见两个画油画的，好像迎面看见了宁静，流沙里摸到两枚鹅卵石。”“睡了轻又假的一觉，几乎醒着。真是辜负了雨夜。”“一个女人穿多了，坐在人行道上看报纸。一点阴影也没有地晒着，小冷风吹着她额头的小乱发。显得天更晴了些。”“听见小学生在上课铃响之前的大片喧哗。想这喧哗之上总有许多叶子茂密的树枝，绿悠悠地爱护着。”“门口的那盆小花儿，也还是快死了。剩下芯儿里几只新叶，嫩得黄软，不太健康，像是家道陡变幸存的孤儿，孱弱，受不起希望。”……树林里画油画的，偶然的雨夜，看报纸的女人，远处小学生的喧哗，门口的小花儿，这些情景随处可见，但极少有人留意它们、感受它们，更不会因之而遭遇内心的“咯噔”一声。在别人活得若无其事的地方，刘天昭活得惊心动魄。
所以别人的写作是向前推进故事，而刘天昭的写作是向下潜沉。对她来说，似乎她所见到的每一个事物，都是一扇通向上帝的虚掩的门。当别人朝着前方行进，她忍不住去敲每一扇门。又或者说，她是通过文字给一个个貌似无意义的事物做人工呼吸，唤起它们的温度和心跳。
这也正是刘天昭令人担心之处。别人有两只眼睛，她有一千只。别人有两只耳朵，她有一千只。一个宁静的下午在别人那里是一个宁静的下午，在她那里却是一场交响乐演出。一片树叶在别人那里是一片树叶，在她那里却有森林的茂密。“脑子里那些噪音，像是阳光下的尘土，貌似在落，永远落不下来”。作为她的朋友，我时常为她不加节制的观察欲和聆听欲感到担忧——她花那样少的力气去生活，却花那样多的力气去俯瞰生活，我担心她本末倒置，因此错过人生的很多乐趣，又生恐她被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奔波累得气喘吁吁。但是很可能这样的担心是自作多情，万事万物的深处都有熊熊火光，也许刘天昭正为自己能窥见这别人看不到的光而狂喜，而我，另一个版本的她，被“社会”绑架的我，应该为那个可能的自己所靠近的火光感到温暖且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