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美人 寄公度》
“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背飞双燕贴云寒。独向小楼东畔、倚阑看。 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什么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就是。这也是一位老兄在谪居中写的。
是一个秋水长天的时刻，黄昏渐渐苍茫，深深地把人笼罩，风光早已不再明媚，却别具花朝月夕所不能有的寥阔。这个人独自凭阑，手握酒杯，看寒气中低飞的双燕，心里面有一些忧伤，有一些对命运的不甘，但他伫望的身姿，并没有因此而显出一点点颓唐。
这样的时刻，面对湖山暮色，烟波浩渺，有灵魂的人，谁能不生出浮世中的虚妄感：“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是极尽沧桑的句子。回望长安，他的来路，只看见寒冷洁白的积雪，那是他意象里的京城，雪有多厚，那里的冰冷与残酷就有多深。但雪，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又是孤高而坚贞的，一如他对自己的期许——一个肝胆如冰雪的孤臣，被放逐的屈子。
然后，他仰望天空的眼眸里，就有了慢慢坚定下来的笑意。他希望，他相信，这首词的读者，那位亲切的故人，早晚会去那高台之上，折下最早开放的一枝梅花，把那江南的春色，寄来。
那枝傲雪开放的梅花，是故人的友情，是寒意里不灭的温暖，是终将到来的春天的讯息，更是他自己的信心。
你会由衷地觉得：这样一首词，多么豪迈清远，写下这首词的人，也该是多么高洁坦荡吧？千年之前，那个独自凭栏的人，传给后世读者们的信息，就是这样的。
一般来说，一个人在逆境中保持乐观，要么，源于对时局胸有成竹，要么，是他无愧于心，可以坦然面对所有磨折。“小人常戚戚”，小人是很少有开心时刻的，到了情况不妙的时候，他们会更加地咬牙切齿，哭天怨地。对于在北宋官场中打滚的人们，这个规律比较靠谱。虽然现在的我们，都打心眼里清楚，官场黑暗，好人珍稀如华南虎。可在那个特别重视名誉，特别在乎义与利、君子小人之别的朝代，于良知、于士大夫的责任，有执著与敬畏的人，还是存在一些的。
那么，这位胸襟不凡的仁兄是谁呢？他的大名叫舒亶。在群星璀璨的宋代词坛，他没什么名气。事实上，在历史中，他也只是个小人物。而能够得到被后世偶然关注的机会，也完全是因为，在某次著名事件中，他的名字，和名人牵连在一起，而且，是以极其不光彩的形象。
他就是在“乌台诗案”中，害得东坡先生差点一命呜呼的的家伙。他是这起文字狱的制造者之一，因为整人的手段最恶毒，攻击的姿态最无耻，而跃然抢镜，成功当上“当朝小人排行版”的头牌。
收集东坡的诗文，夙夜不息埋首其中，寻找每一处可以深文密织，穿凿附会的地方，然后，一顶顶的帽子扣过来，交结朋党，讥谤朝政，欺君罔上……在宽待文人的北宋，也快够杀头灭族了。他来势如此凶猛，几页纸就弄得朝堂之上人人自危，连宰相们，都小心地闭上了嘴。
这是他生平最斗志昂扬的时刻，每一步都走得急切而干脆，谁都看得出，与其说为维护皇帝的尊严，还不如说，这位御史大人，是在为进行中的“变法”运动扫除障碍，清除所有挡在路上的人，不管对方来头有多大，名声有多显赫。
他选择了拿苏轼开刀。为什么呢？首先，苏轼这个人大嘴巴，他当时远离中央，在地方上做太守。新法推行中的许多弊端，他亲眼看到，不敢明说，背地里和亲朋好友可真发了不少牢骚。他又擅长诗文，提笔一首一首，字里行间，少不得含沙射影。这一点尤其讨厌，因为他是名人，而名人说话的影响力，总是巨大的。
然后，在朝在野，苏轼都有极好的人脉，连新党中都有他很多好友。尤其，他和蛰伏于洛阳的旧党领袖司马光交情深，明里暗里，为司马光被罢免鸣了好多不平。所以，在新党眼里，苏轼这块拦路石，简直比司马光还碍事。
舒亶并不是单独跳出来的，他的同伴，还有他御史台的一批同仁：李定，何正臣等等，大都是变法运动中，经王安石选拔而倔起的政坛新秀——苏轼曾在诗文中讽刺地称他们为“新进”，深示不屑。作为大宋第一才子，偶像级人物，苏轼这种态度，对“新进”们来说，还真是挺伤人的。好在，现在他们不用再忍气吞声了。
于公于私，苏轼都必须被除掉。这是新旧两党关键一战。
王安石此时正隐退金陵，接过变法大旗的是吕惠卿，野心勃勃、深沉精明的“福建子”。吕惠卿的风格比其导师可强悍多了。他一上台，新党党众都干劲十足了。
舒亶身在御史台，这是攻击政敌的天然好位置。御史台的人，理论上严禁参与党争，严禁与大臣们私交，但，会被严禁的事，就说明永远不会禁得住。何况，御史也是人，也有思想自由的好不，谁能管得住一个小小御史，在私下里，在内心深处，是个坚定的新法拥戴者呢？
舒亶就此被推上了前台，于聚光灯下兴风作浪。他干得很好，瞬间弄倒苏轼，司马光以下的旧党主力，几乎一网打尽。
用现代语言来形容，舒亶就是一根矫健的“棍子”，这样的棍子手，在中国的政治斗争史中从来不缺，他们的伎俩谈不上多高明，可以倚仗的，是当权者对下属的警惕，是大人们的互相倾轧，而最重要的，他们很懂得人的私欲是怎么回事，并且擅长利用它，所以出手往往稳准狠，令人很难招架。
“乌台诗案”，在文祸稀少的北宋政坛上，可谓一朵奇葩，诱人之处，连向来八面玲珑的副相王珪，都忍不住抛下了他的赌注。他受舒亶的启发，拿着苏轼的一首诗，跑到皇帝面前告状。诗是咏桧树的：“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这个话太毒了，陛下您看，苏轼他根本不认您当皇上，他这是谋逆啊！
不幸，皇帝没上这个套，宋神宗冷冷地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本来苏轼的事已经够烦了，朝堂乱成一团，后宫内，曹太后抱病求情，远在金陵的王安石也驰书进谏……焦头烂额之际，突然跳出个蹩脚的马屁精，企图侮辱皇帝的智商，宋神宗气不打一处来。
王珪身为副相，三朝元老，在北宋政坛上也算很有特色。其为官宗旨就是明哲保身，无过即为有功。新旧两党打得炮火满天，他一直作岿然无视状。此刻竟亲自来打小报告，实在有失相公体统，碰一鼻子灰也是活该。由此也可见，能让这等老奸巨滑出手，可见“乌台诗案”，于东坡和旧党，形势多么恶劣。
“乌台诗案”，最终有了一个两党都不太满意的结局，但于苏轼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他只是被贬到黄州，由地方看管。相关涉案人员，驸马王诜身为皇亲，第一时间给犯人报信，被免官。王定国，老爱跟在苏轼后面喝酒鬼混，被发配岭南宾州。弟弟苏辙降职外调。其他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人，都被重金罚款。
舒亶很不满意，连上奏章，痛加陈词，要求将司马光、苏轼等人处死——读史至此，也不禁愤怒了，你有完没完啊！用得着赶尽杀绝么？
舒亶后来名列《宋史》“奸臣传”， 同时代名臣大儒，在纸页里光芒四射，越发显得他这个小角色，像苍蝇一样可厌了。
不过，若平心静气，从事件背后潜下去，把这“小人”的一生摊开来，从头阅读，也许会发现，事情还有更多看点。
舒亶来自浙江慈溪的普通农家，求学于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于英宗时代考中进士，礼部考试中名列第一，此时年仅二十四岁。那是北宋英才竞出的时代，能够脱颖而出，可见其才华绝非泛泛。据说是：博闻强记，挥笔成文，加上身材高大，眼神坚定，一眼望去，毫无疑问是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人。
年轻人初入仕途，任临海县尉，主管地方治安。上任不久，去抓一个喝多了殴打后妈的犯人，醉鬼嘛，看见官兵来了还耍横，县尉大人大怒，亲身上前，一刀斩之。
往好里说，这叫嫉恶如仇，往坏里想，是草菅人命。舒亶自己也情知不像话，写了请罪表，主动辞职滚回家了。王安石听说后，很赏识他，变法正需此等猛人，遂调来京城。不久被派出使西夏，谈判疆界事宜。西夏跟宋朝刚打完战呢，这家伙单枪匹马就去了，被人家拿刀架在脖子上，仍大模大样，慷慨陈词，把人家弄得没办法。
这些日子里，舒亶成了新党的坚定拥护者——先别管出于投机，还是真诚的理想，总之，为了维护变法，他连干了几件得意事，包括郑侠“流民图”一案，相应的，官职越来越高。
他办事的特点，是严苛冷酷，板着脸坐在堂上，一副铁面无情的样子，俨然正义女神的仆人。所以后来，他就被派到御史台去了。
在御史台，除了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舒亶还有件被人戳脊梁骨的事。同属新党，并曾对舒亶有举荐之恩的张商英大人，有次写信来，附寄女婿的文章，说请指点一二。舒亶倒好，把信和文章都送到皇帝那去了，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干扰谏官工作，这个罪名不小，正好踩到皇帝痛脚上，张商英立刻被免职。
真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啊！人们骂道。不过呢，想象一下，皇帝也不是瞎子和白痴，龙案上现放着张商英的信，如果只是普通的文字交往，至于龙颜大怒么？
《宋史》是元朝人编写的，成书仓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于史料常少甄别，随意采用笔记野史。关于舒亶的记载，多数取自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邵先生那是铁杠旧党啊，一本笔记，硬生生写成“新党罪行录”。所以，我很怀疑，关于张商英的事，其中还有隐情。
与邵同时代的魏泰笔下，《东轩笔记》里，情况则是这样的：原来，张商英的女婿今年要参加科举，所以老丈人才来找舒亶，暗示帮下忙，没料到，老交情，敌不过舒大人的正义感，活活地倒了个大霉。
很让人无语的事情。过往恩情就算了，大家好歹同一个阵营，扳倒张商英，于公于私，一点好处都没有。干这种事，他到底怎么想的！
要解释清楚，有必要回过头来，先把“御史台”的部门职能说一下。
从秦汉时起，“御史”就是专门的监察性官职，号为“治官之官”， 首要功能是替皇帝监察百官。西汉时的御史府内，有很多柏树，几千只乌鸦，每天黄昏，黑压压一片群鸦归，慰为奇观，御史府因此又被称为“乌府”、“乌台”，这也是“乌台诗案”名字的由来。
栖身“乌台”的御史们，在其他官员眼里，也活像群乌鸦，衣着土气，面有菜色，神情阴沉，出现在哪，哪就准没好事。上下朝时，大臣们扎堆聊个天，唯独御史身边方圆十米之内，荒无人烟——御史们自己都懒得互相搭理。更别说人情往来了，谁活腻了，才想到御史家拜个年，给御史家小孩塞红包？
宋朝皇帝加强君权与中央集权，御史台的职能也强化了，集监察、弹劾、审判于一体。御史们对宰相、宦官、军事机构和皇亲贵戚都有监察权，还能参议朝政，荐举官员。最重要的是，言官无罪的传统发扬光大，明明御史在瞎弹劾，你还怪不得他，只能自认倒霉喝凉水塞牙。
御史们的原则呢，通常是“有杀错勿放过”，管你三七二十一，风吹草动就扑上来，小到妻妾吵架，大到预谋叛逆，都要奏你几本再说，等你好容易洗净这一身骚，早已在御史台的大狱里，脱下好几层皮了。
讨足皇帝欢心自会有前程，比如宋代宰执，就有从御史中丞升上去的。御史们都憋着劲，想办大案要案，最好能扳倒某显赫政要、皇帝国戚，以当政治资本。舒亶攻击张商英，有可能就是这个动机。不过以当时形势看，他这个时机又选得很不好，代价大而收益小，所以，我也有点怀疑，他说不定，就是被身为言官的强烈责任心给刺激得抽风了。
剖析动机，总生出无限可能性，诛他人之心，最终暴露的总是自己的心。这个就存疑，不讨论了。
百官都讨厌御史，但皇帝喜欢。在皇帝眼里，这就是一群永远跟在百官尤其是两府宰执身后，咆哮警惕着的皇家忠犬——可是，话说回来，这么好用的走狗，谁不想拥有几只呢？排除异己，打击政敌，对付皇帝的猜忌……御史台能有自己的人，那可真是必须的。这就是舒亶能够突然之间异军突起，兴风作浪的原因。
但御史，也不是好当的。要顶得住孤独，接受被人们当“瘟神”的命运；要当好道德标兵，以免被人置疑为御史的资格；由于不敢捞外财，御史通常都很穷；心理压力也大，盯着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正盯着你，只等你露出破绽……
他们气焰熏天，其实又势单力薄，唯一的依靠，是皇帝的信任，成功与失败，都只能依赖于此。可这信任，并不是永不动摇的。
通常，会从年轻的底层官员中，挑出御史人选。年轻才有锐气，才敢说话；最好是出身平民，家境普通，贫寒最好，富人家的孩子好逸恶劳，舍不得吃苦；官宦世家也不行，牵枝带蔓的关系太多，很难公正做事。
最重要的还是品质：要求对朝廷绝对的忠诚，以及为人的正直无私。而偏执、严苛、孤僻……这些毛病倒无所谓，甚至更有助于做一个合格的御史。
能干好御史这个差使，人格上肯定跟正常人有区别。咱们找好的来说，“关节不到，唯有闫罗包老”，包拯包青天大人，就是从御史干过来的。
至于舒亶呢，六亲不认，大胆妄为，简直天生就是当御史的料！而几纸奏折就能打动宋神宗，凭的可不就是那对皇帝的赤胆忠心，对社稷江山的无限热爱，对奸臣逆党的痛心疾首么！
他的数据又这么详实：“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皇帝再爱东坡的才华，也不禁愤怒了；东坡呢，“这回捉将官里去，差点断送老头皮。”舒亶，也就以陷害东坡先生而遗臭万年了。
且慢，真的完全是陷害么？东坡自己也直承不讳：大部分被指摘的诗文，他就是这意思，就是觉得新法有问题。所以，我们也不能责怪舒亶无中生有啊，他最多是上纲上线。
但上纲上线，不正是中国政治斗争的传统？打击敌手，最有效的办法是道德上抹黑，儒家体系环卫着的君权下，最不道德的是什么？是三纲五常的触逆，是违背君臣大义。只要从这儿下手，不管你多劳苦功高，私德多无瑕，你都再无辨白余地，从此万劫不复……
舒亶想消灭东坡及东坡身后的旧党，他就得这么干，目的最重要，手段可以抛至一边。绝非正人君子。
但是，再回头来，假设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如果他是真的，坚信不疑地认为：为了大宋社稷，苏轼该死呢？
他是新党，新党的共同信念是，唯变法才是强国之道，不变法，则国衰亡无日矣。谁反对新法，谁就是故意误国误民，是大宋朝的罪人。
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当然片面偏执。可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旧党也一样，他们坚决地认定：新法祸国殃民，新党都是想要升官发财不择手段的奸险小人，不除新党，国将不国。
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可中国的政治斗争模式，永远是东风与西风，成王败寇，没有求同存异，异见合作的半点可能。北宋百年间，出了多少豪英，却沉陷于内斗，不论新党旧党，都抱着汉贼不两立的态度，一边自我标榜爱国爱民，一边从根本上妖魔化对方的动机，互相打击与报复，加上君主制下，总是政随人息，一朝天子一朝臣，于是，一轮轮越来越残酷的政治迫害……
并不想替舒亶翻案。只是，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简单的善与恶，人性，也不仅是黑与白。如果对于历史人物，仅限于痛诟与赞美，今天的我们，还会沦陷于相同的误区。
舒亶一直做到御史中丞，主管御史台，关于他的工作成绩，《宋史》中，有这样的评价：“举劾多私，气焰熏灼，见者侧目。”
《宋史》的修撰思想，尊循程朱理学，而这两位理学先生，对于王安石变法及新党深恶痛绝。虽然修史讲究公允，但词藻上的褒贬偏向还是肯定会有的。这段评述，抛开感情色彩，至少有一点，能够确信：舒亶，真是已经让百官们恨透了！他本是皇帝的忠犬，但现在这过于热衷咬人的劲头，人们怀疑，他是不是有点疯了……
终于在一次弹劾官员的过程中，舒亶被抓到了小辫子，以微罪，被皇帝顺应民心地免职了。估计神宗也受不了这个偏执狂了。直到十一年后，哲宗继位，才重新回到官场，后来以边功重受重用，六十二岁病死于军中。
灰溜溜回家时，他四十二岁，给自己的房子起名“懒堂”，以示心灰意懒。《虞美人》一词，就是这段时间写的，可看不出他有多沮丧。
“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如果按照舒亶当御史时咬人的逻辑，完全可以理解为贼心不死，呼朋引类，企图卷土重来。
当然，这样也是不无可能的。但我决定，不作如是想。因为，我不想对不起那样美好的词境，那样清澈的句子。冰天雪地里的一枝梅，我们知道那洁白冰雪下面，可能隐藏着垃圾，但又怎么样呢？至少，梅花在那里。
这个世界，才不会像诗词中那样好。可是，美好干净的词句，能够帮助我们抵挡黑暗与肮脏，保有希望与梦想。
舒亶其实文才极好，写的小词，笔力清新刚健，思致委婉动人，被评论为“词亦不减秦、黄”，只是，为名声所累。
《菩萨蛮》
“画船捶鼓催君去，高楼把酒留君住。去住若为情，西江潮欲平。
江潮容易得，只是人南北。今日此樽空，知君何日同？”
人人都写离别与相思，有一往情深者，有缠绵悱恻者，有欲说还休者，他却另辟蹊径，写出了这情怀里的左右为难。世事沧桑，催行与留恋，人的想法不说，连潮水都如若有情了。然后是景物与人心，怀念与别离，又一重重的矛盾——谁说他是无情之人？最难得的是，如此深情，下笔却又明朗，于诚挚中，自有种高远。
论家也多称赞此词，却少不得带上对人的鄙夷，有人说：“此等语乃出渠辈之手，岂不可惜。”还有人更干脆，说这个词啊，思致细密，所以呢，作者也肯定是个格局小的人——就差直接说是小人之词了。
翻看舒亶留下的词集，发现有一点，他是个颇能够自我宽解的人。对于人生的无常，人情的无奈，有种坦然接受。
他说：“且尽红裙歌一曲，莫辞白酒饮千钟。人生半在别离中。”（《浣溪沙·劝酒》）
他说：”人生闲亦好。双鬓催人老。莫惜醉中归。醒来思醉时。”（《菩萨蛮》）
他说：“相见争如初不见。短鬓潘郎，斗觉年华换。”（《蝶恋花》）
而最能代表此人一生心性的，应该是这首词：
《浣溪沙·和仲闻对棋》
黑白纷纷小战争。几人心手斗纵横。谁知胜处本无情。
谢傅老来思别墅，杜郎闲去忆鏖兵。何妨谈笑下辽城。
又是一篇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小词，还透着种杀伐气，战争，棋盘上，边境上，政坛上，他从来直面，没有文人的畏惧与犹豫，更没有事关正义的怀疑，他知道战争的本质：无情。
胜败存亡，战场容不得半丝软弱，半点妇人之仁。他愿意继续战斗，不会像谢安那样，老来思归，也不像杜牧那样，闲来怀想。他要做的是实务，是有朝一日，为国出征，谈笑下辽城——辽国，被占据的燕云十六州，那属于北宋君臣心底永远的痛，永远的梦。
不能简单地看作文人的意淫，长期处理军中事务的舒亶，说这种话，也算本色当行了。我想，本质上，舒亶根本是个武人，他的目标，像武人一样简单直接，他的手段，像武人一样兵不厌诈。这样的舒亶，虽然我很爱东坡先生，但也并不因此就讨厌他，我甚至很乐意，在尘埃落定，恩仇尽泯之日——送给他一枝雪地里初放的梅花。如果有这么一天的话。
北宋的精英们，都没有等到这一天。斯人都远去了，只留下一首首写于困境中的词，优美的，顽强的，在历史的尘埃中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