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候，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陆游的悲痛，是整个南宋所有有志之士的悲痛。后人论及，往往会痛恨主和派的投降主义，归咎于天子昏庸无能。然而，如果没有这些阻碍，南宋真的就能成功地“还我河山”？历史没有如果，但也不妨在既成的事实中，寻找一些必然与偶然交错的原因。
都知道，军事力量，一直是两宋王朝的致命弱点，经济文化都已发展到高峰，却受制于外族的武力威胁，全不及强汉盛唐。但北宋建国，本先天不良，承接了五代十国民族混战的乱摊子，名义统一，实际分裂成几个并立的民族政权。宋实际所能控制的范围，仅在中原地带。起点既不高，生存环境又不佳——正逢辽、西夏等游牧民族向定居过渡，建立王朝的上升时期。
比起盘旋关外的草原铁蹄，靠兵变起家的赵家天子，深知对于皇帝宝座，内乱比外敌更直接更可怕，于是牢抓兵权。一开始就重文抑武，守内虚外，建立高度发达的文官政治体系，武将地位一再压低，在文人政治生存环境空前宽松，文采风流鼎盛的同时，武将素质却每况愈下，终至于，战事起时，举国无堪用之将才。
将才凋零，相匹配的，自然兵不堪用。高度集权中央的用兵制度。兵将分离，文官带兵，减少拥兵自重的可能性，却也“将无常师，兵无常帅”，无法训练出高素质高效率的部队。于是采取人海战术，以数量来弥补质量不足。
军备是宋朝财政的重头消耗，北宋前期，每年的军费开支即已超过财政支付能力。不得不鼓励军队经商，结果官兵武艺更加废弛，只好再扩充军队。最高峰时全国军队一百二十万，受天子直辖的禁军就占了八十万，都用于拱卫京师，弹压地方，一旦有战事，根本不受将帅调派。南宋时岳飞之所以战绩辉煌，就是靠了亲手建立训练的“岳家军”。成绩出来，朝廷的猜忌也跟着来了。
游牧民族全民皆兵的时候，大宋王朝的职业军人们，走走私，经经商，合资开个茶楼酒店，小日子快活得很，却苦了国家，每年向辽、西夏交岁币也就罢了，还要给这支庞大的军队按月发饷。实在很让执政者叫苦连天又无可奈何，好像大宋朝长年喂养着的一只巨大白象。
军事力量薄弱，还有一个很重要又很荒诞的原因：两宋严重缺马，是中国历史上最缺少马匹的朝代。尤其到了南宋，像陆游，他那么想骑马，就不能找匹马过过干瘾么？始终骑在驴背上跑来颠去，实在也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普通官员，想找匹马骑，也是很不容易的。
冷兵器时代，战马是衡量军事力量强弱的重要指标。没有战马，就没有能在战争中起致胜关键的骑兵部队。北宋一开始对辽战争就胜少败多，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
为什么没有马？历来产马的地方：西北、塞北、关东，西南，全被其他民族政权占走了。中原地带农耕为主，环境很不适宜养殖马匹。只能高价去向辽、西夏和大理去买马。这种情况下还敢跟人打仗，一打仗立刻被封锁战马进口。到了南宋，与北方势成水火，每战就会损失大批战马，每一战败，恢复元气就难上加难，不得不和议以求休养生息。主和派对主战派才恨得要命——恨其左倾冒进，回头害得大家全体完蛋。保守成分有之，非说是投降主义，还真冤枉了。
滇、川、藏三角地带丛林中，那条茶马古道，就是起源于唐宋以来，用中原茶叶与边疆各国进行马匹交易。南宋时，“关陕尽失”，西北地带的茶马交易已经无法进行，只得把重心转移到西南。大理也是产马区，马以个子小，能负重，善走山路著名，却并不适用于作战，运运军粮还差不多。战马还是西北的好。
平时民间，只得有驴子骑。这是个驴子普及的朝代，翻开两宋诗文，驴的出场率，远远高于马。《清明上河图》反映宋时汴京繁华实景，里面的马也寥寥。陆游关于驴和马的怨念，就很能解释了。
但是呢，用曹操的诗来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陆游骑不成马，在后人看来，也没什么关系了，他早已在岁月里，把自己变成了一头悲壮的老马。
对于军队缺马这种心头患，两宋王朝都想了不少办法，可以说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外交史与商战史。北宋经历的两次政治革新尝试，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变法，重头内容都涉及到马。
王安石的“保马法”，让民间养马，然后再由政府出资买回，听起来很好，却和其他新法一起，很快流产了。
关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从刚开始一直到千年后的今天，毁誉不一。就不需要具体说了。只有两点是毫无疑问的，它像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变法，在阵痛与代价中摇摆前进；而不论成果如何，始作俑者，都只能有一个黯然无言的悲凉结局。
熙宁九年，推行新法六年后，55岁的王安石辞去宰相，退居江宁（今南京），新法推行过程的斗争令人厌倦，无休止的应对争论和排除阻扰，突如其来的罢相，被诬告谋反，理由荒谬得让人听到的一瞬，不是愤怒而是失笑。吕惠卿之类无常小人的背叛和暗算，让人直接对人性产生怀疑。寄予厚望的爱子王雱，聪慧灵敏，才气逼人，亦在这一年病亡，不过三十二岁。
心灰意冷，激流勇退。不退也不能。仍在推行中的新法，像一艘开往未知海域的轮船，刚刚启程，就已经挤满了精明能干的野心家，利欲熏心的投机者，作为老船长的王安石，早已被挤到船舷边。
在江宁的日子，据记载，是这样的：“王荆公不爱静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钟山谢公墩，畜一驴，每食罢，必日一至钟山，纵步山间，倦则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及归。”
就是骑着驴子，来来回回地在山水间走。每日如此。王安石是个坐不住的人，这一点可以想象。
当年，他可是号称“拗相公”，说起国事，不惜跟好友翻脸，不惮在皇帝面前抗辨，厉声高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种人，心里有一团烈火，烤焦了着自己不在乎，烧到了别人，那也只好说声抱歉，谁叫你在他的理想前面挡路。比如说苏轼，王安石是那么欣赏他，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有如此人物。”当苏轼一再上书反对新法时，他还是毫不迟疑地清除障碍，对神宗皇帝道：“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
对于变革者来说，最大的痛苦，不在于反对者众，而是反对者中，有亲朋好友，有向来推重欣赏的人，你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是君子，甚至是爱自己的，却还要面对他们的反对与质问。一万个敌人的仇视，痛不过一位朋友的误解。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过程中，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出很长……
想到这一点，再回想起“拗相公”的称号，想到江宁山间，骑驴而蹒蹒独行的那位老人瘦小身影，才更感觉到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悲凉。战争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如陆游，人们都赞赏他的报国心和勇气。和平年代，同样怀抱富国强兵理想行动着的人们，却被指责与猜疑包围。和平时期无英雄，不是没有，而是，人们并不需要。
在大一统的国家背景下，庞大的官僚政治体系得以顺利运转，但也必然带来效率低下。但人们反而更加害怕变革。有革新，就会触动盘根错节的旧利益集团。至于那些本无多少利益可言的底层人民，已经过于稀少的生活资源，承受不了变革的阵痛，宁做稳定的奴才，也不愿冒险做变革的主人。变成固步自封的老大帝国，在北宋的风流世代，已经能看到不祥的阴影。
但是变法中的主人公，即使付出惨痛代价，在理想与热情的包围下，还是抱有一线希望。退居江宁的王安石，每日例行的山间游走，说是纵情山水，猜想起来，还是一为驱闷，二来，也不无对山外消息的期待，不能真正忘情。
《渔家傲》
“灯火已收正月半，山南山北花撩乱。闻说洊亭新水漫，骑款段，穿云入坞寻游伴。
却拂僧床褰素幔，千岩万壑春风暖。一弄松声悲急管，吹梦断，西看窗日犹嫌短。”
这是元宵过后，满城彩灯收起，开始出城探春。江南的春天来得早，和京城大大不同，此时已经是满山花烂漫。
王安石平时的行走路线，大概是这样的：他住在白塘的“半山园”，离城七里，离钟山七里，如果入城，就坐只小船，但大部分时间，是去爬爬山，到寺里与和尚谈谈经什么的。这次，他听说山西侧洊亭的春水初涨，便想过去瞧瞧。款段，本来是行动迟缓的驽马，然而，王安石用来说他骑的那头驴。刚退居的时候，神宗皇帝曾赐给他一匹马，但是可能水土不服，很快就死了。
王安石曾特地写诗以记之，《马毙》：“恩宽一老寄松筠，晏卧东窗度几春。天厩赐驹龙化去，谩容小蹇载闲身。”诗中颇有自嘲意味，此身已闲，马是无福再骑了，就弄只驴子相得益彰地混混吧。
这也可以看出宋代马匹稀少，平时出入骑马，是很特别的待遇。当然官员上朝，按规定必须要骑马，以示尊重。而主动骑驴，就是表明正式地回到了民间，接受平民况味的生活。王安石现在就把自己当平民，一路爬上山，不嫌云深路滑，想找个游伴。游伴能有谁呢？很难说，也许是山寺的和尚，或者寄寓寺中的文士画家之流。著名画家李公麟，当时也就在昭文寺。
但也许，游伴只是个幌子。或者运气不好没找到。因为跑到僧房内自个儿睡下了。僧室的清寂，与外面千山万壑的春暖花开，形成视觉上强烈对比。让人有一种欲静而不得静，欲闲又不得闲的奇妙预感。果然，他这一觉睡得并不安稳，被松涛声惊醒了。松涛声在门外，一声比一声急切，如有人吹着悲郁的笛管。这时，窗边已映上西沉落日，如果是心底无事的人，此时该出门观赏山间暮色吧，那也是很美的啊。王安石却只觉失望：让我多睡一会儿也好啊……
虽说人老来嗜睡，可怎么看王安石，非行即卧，走得累极了，就随便靠在树上睡着了，实在不能算正常。那是有太多的郁结，行不能散，再以睡忘之。
《菩萨蛮》
“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一两声。”
几乎都要被他瞒过去了，可是，“看余度石桥”的一个看字，露了马脚，如果真是那么出尘那么潇洒，你要人家“看”你作甚？这样细一琢磨，心里真是伤痛。而且完全无法对人说。大概也只有那头长年陪伴的驴子，听过这老人无数的叹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