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石打磨厂：印度
印度因为国内吃不饱的劳工难以计数，所以好整以暇掌握了产业运作可以转换的另一端：廉价的技术支援、廉价的客户服务中心以及廉价的电影动画。廉价的钻石早已上路。印度人正在为美国的品位谱作新曲，要给美国人一种价格合意的商品。
粗钻没有任何特别吸引人之处，表面几乎总是雾蒙蒙，总是层层裹在岩土之中。刚出土的钻石，可能很轻易就会被误认为一小块石英屑或一小滴树汁。不会有人想到把这个东西扣在耳朵上或挂在脖子上。不管钻石有多么美丽，一如地方神祇的力量，全都来自大家的奉献。
印度奉上的是汗水。
正午，位于印度北部苏拉特市的山哈维钻石公司（Sanghavi Diamond Co.），室温至少32摄氏度，好几百人在转动的金属轮上打磨钻石。一台转轮配四个人，每个人都面朝转轮弓着腰，有如四个在玩扑克牌的人，围着一只茶壶。我看着一名年轻人马内许·阿姆瓦林将一颗很小的钻石磨出许多刻面。他的双手全都是汗。那天他已经打磨了25颗钻石，每颗钻石可以得到相当0.1美元的工资。阿姆瓦林告诉我：“如果耐性够，这其实是很简单的工作。一天下来，有时眼睛很痛，不过那是我唯一的抱怨。”
这间工厂雇用4000多名工人，是苏拉特最大的打磨工厂，也号称世上最大的钻石打磨厂。工厂有三层楼，靠一台门上有格子图案的电梯哐啷哐啷上下连通。这个工厂的形状和大小与机棚类似。两名穿着橄榄色制服的保安，百无聊赖地手持手动栓式步枪站在大门口，不过他们只是形式上的维持安全。因为任何意欲窃取钻石的人，一定从内部下手。
工厂老板钱德拉坎特·山哈维，一头咖啡色的浓发像鸟窝般自耳尖开始朝上往各个方向伸展。一米八的身高配上一副破锣嗓子的他，在办公室内欢迎我的参访。依照惯例请我喝水与百事可乐后，山哈维告诉我，他的工厂每年送出去的钻石超过1000万颗。
钻石正是印度所需要的变革。钻石为之前一无所有的人民带来了工作与房舍。在短短十年失控的成长之后，这些钻石在古吉拉特邦（the State of Gujarat）影响1000万人的家庭经济，换言之，每户人家都有家人或亲戚以打磨钻石为生，一天工作12个小时，每颗钻石0.1美元。
“我们这里正在做大生意。会改变印度的大生意。”山哈维说。
离这间工厂不远处，有条曼查普拉路，一袋袋打磨完的钻石成品在这儿贩售。店门前搭出一个个像洞穴的露天间，墙壁铺上花竹柏般的白色瓷砖。贩售商盘腿坐在席垫上，用小钳子挑拣钻石。我走向其中一位年纪稍长的老板，他穿着高尔夫球衫，为我递上了一杯茶后，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如名片盒的小皮匣，盒里摆着满满的纸袋。老板打开一个纸袋，让我看里面的东西：一袋子都是钻石，色泽很差，但却有成千上万颗，每颗都不及盐粒大。
“这些钻石从哪儿来的？”我问。老板耸耸肩，递过来一只放大镜。我更仔细地盯着这些小到不像话的钻石。
这就是印度天生的优势。一切都发生在钻石世界的垃圾品上，印度人把这颗垃圾磨出58个刻面，镶在黄金上，送至各地。这些小之又小的钻石粒，现在已是一百多年没有开采出任何钻石的印度第五大最有价值的外销商品。印度工厂目前处理的钻石，高达全球总量92%，抢走了美国、以色列与比利时老工匠师绝大部分的生意。
这座曼查普拉路上的露天市场，是今日许多钻石的交易所。在这里交易的钻石辗转成为美国折扣店展示柜商品。钻石身上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说明自己是出于一个十多岁男孩子的雕磨之手，更不会解释这孩子日薪不到1美元，从事的是既肮脏又危险，可能导致肺部永远受损的工作。
这就是印度打磨厂为后人所打磨出来的资产——一个一夜之间就成形的工业，永远改变了钻石买卖，也同时为钻石出产国带来了希望与悲痛。
钻石是神明的住所
马克·吐温曾写道：“印度是人类的摇篮，人类语言的出生之地、历史之母、传奇之祖，更是传统的曾祖。”印度同时也是世上第一个判定钻石不但值钱，而且还值得大家拼死拼活的地方。
两千四百年前，戈尔孔达地区克里希纳河（the Krishna River）附近的浅土坑里挖出了钻石。一开始，当地的君主与王公酋长把钻石当成王权的象征加以收集，后来印度人深信每颗钻石都和天上的某颗星有关，会影响佩戴者的运势。撰于公元9世纪的社会风俗史《嘎鲁达－蒲拉南》（Garuda-Puranam），有段文字解释当时非常严苛的社会风俗特质标准：“不论在何处找到一颗钻石，里面都应已有神明入住。钻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拥有清澈与闪耀的色调、每每受称赞的特质、每一面都平滑而均匀的形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钻石才不怕任何擦刮痕迹、点状印记与细纹，内部也不怕出现晦暗杂质。”
这些神明的住所让人类发展出一种很热络的生意。没多久，富含钻石的戈尔孔达矿区成了军事行动的目标。山顶竖起一座雄伟的石头碉堡，以保护钻石交易市集。但岁月轻流的过程中，碉堡与市集依然数度易主。当欧洲正笼罩在一片黑暗时代中，奋力与黑死病缠斗时，印度的毗奢耶那伽罗王朝与巴哈曼利王朝则是为了钻石矿区的控制权逞勇斗狠。1292年，欲前往中国的马可·波罗途经戈尔孔达后，发表了令人称奇且极尽加油添醋之能事的报告。他叙述了许多故事，包括皇宫内侍派老鹰到山区村子里取回这些珍贵的石头。只不过事实要比这个说法阴暗多了——挖地道以及在土里筛拣亮晶晶石头的人不但全是孩子，而且有些孩子连12岁都不到。当时没有人具备任何角砾云橄岩管或古代火山的相关知识，逻辑性较强的思想家判定，钻石一定是以前的石英经过自然“熟化”而变成的宝石。
印度钻石最早由法国商人让－巴蒂斯特·塔韦尼耶带进欧洲。1631—1688年，塔韦尼耶六度航行至印度，赢得了当地王公的信赖。他把买来的钻石带回欧洲，立刻在贵族间引起风潮。刚开始萌芽的钻石贸易恰巧碰上了欧洲建筑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光线的使用愈来愈重要。那时鲸鱼油的价格开始下跌，愈来愈多的渔船深入北极。炉火不再是房里唯一的光源，鲸鱼油也拿来用作照明。除此之外，随着石匠技艺更加成熟，皇宫设计得以纳入较大的窗户，允许更多的光线透进内部。最后，利用镜子装饰墙面，让光线在屋内反射，成了上流社会寓所的一种流行设计。就这样，欧洲离黑暗之地愈来愈远。在鲸鱼油烛那犹如伦勃朗画作的光影下，钻石看起来更显精巧雅致。
点燃西方世界想象力的知名钻石，几乎全出土于克里希纳河岸，而且全都大如杏果。英国某位船长从一名奴隶手上偷走的摄政王钻石，先后成为法王国国路易十五的肩饰与拿破仑仪式用剑的剑柄装饰。塔韦尼耶亲自购买的“希望钻石”，在呈交法国皇廷后，又辗转经过多位倒霉的主人，最后落入纽约知名珠宝商哈里·温斯顿的手上。温斯顿把钻石捐给史密森学会之前，曾在媒体上大肆宣扬这颗钻石受到诅咒的传闻历史（以及他自己的声誉）。至于另一颗大钻石“光之山”的价值，据说在16世纪时，是全球人民半日的薪资总和。1849年，英国人与旁遮普一位未成年的小王子就一纸盟约进行磋商时，将“光之山”骗到手，镶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王冠上。
随着有头衔的贵族以及一些较富有的商贾纷纷开始仿效皇族穿着，欧洲对这种极具异国风味的石头也开始求之若渴。激增的需求量让戈尔孔达矿区大规模扩展，却也因此过度开采。19世纪30年代，戈尔孔达的钻石已完全被开罄采竭。探矿者在巴西与南非找到新的矿源。戈尔孔达的石碉堡遭到劫掠与拆除。印度人选择黄金作为护身符，把透明的神明住所抛之脑后，从此钻石只不过是遭殖民国运走的国家财宝之一而已。
故事并未就此结束。钻石以一种没有人猜得到的方式，重回印度。
靠廉价劳工重回钻石产业
一开始，像典型的经济革命：人民从农村流入城市。在这个故事里，巴伦布尔寒酸的村落里，有几户信奉耆那教的人家在1909年迁居孟买港。在满是古老宗教的印度国度，耆那教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宗教之一。耆那教教徒并不崇信特别的神祇，他们拥抱印度教的核心信仰，相信宇宙既无始也无终，而是由出生、男女结合、死亡与重生永不止息的轮回所构成。耆那教尊崇生命胜过任何事物，所以信徒拒绝食肉，因为屠杀带给动物很大的痛苦，他们对杀戮所表达出来的深恶痛绝程度，几乎与犹太教教徒不相上下：虔诚的耆那教教徒甚至拒食马铃薯、小萝卜或其他根类蔬果，因为从土里把这些蔬果拔出来时，存活在根部附近的昆虫很可能因此灭绝。在耆那教教徒面前打死一只小虫的行为，是极严重的社交失态。耆那教教徒对印度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们只占印度总人口0.5%的人数。他们坚持不伤害任何生命的立场，对甘地非暴力思想的发展有至为深远的影响。甘地与其他无数印度人全都信奉耆那教茹素与禁酒的想法。然而，尽管耆那教教义强调脱离世俗与所有感官吸引，但印度之所以成为世界这种奢华表征物的中间人，却完全是因为耆那教教徒的关系。20世纪初从巴伦布尔迁居孟买的耆那教教徒家庭，正在寻找他们可以从事的新工作。结果，他们找到了钻石。
戴比尔斯集团当时也正想为大量来自南非的钻石发展新市场。世上再也找不到比印度更合适的市场了。这个国家除了拥有长久佩戴个人装饰物的历史、莫卧儿皇帝留下垂垂挂挂的珠饰文化记忆之外，还有以廉直著称，天生就适合从事这行的耆那教教徒。耆那教教徒的祖先本就是巴伦布尔皇室显贵的官方珠宝商，即使他们本身不佩戴任何珠饰，却很清楚应该如何处理珍宝。没多久，往来于南亚各地运送茶叶与黄麻的船舶，也开始运送一袋袋耆那教教徒的钻石，只不过这些货品是存放在高级船员的舱房内。接着，仰光、曼谷、上海与新加坡的富豪晚宴圈中，纷纷出现受到钻石吸引的新客户。
钻石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混乱中，本来有可能就此销声匿迹，但一波令人诧异的文化碰撞却帮助了耆那教教徒——一份来自海外的友谊，经过长时间后，协助印度重建钻石发电厂。
20世纪10年代，世界的钻石之都是阿姆斯特丹，中间商则多是东欧信奉正统犹太教的移民。耆那教教徒也经常进出阿姆斯特丹采购商品。随着生意上合作机会愈来愈多，荷兰的犹太人仔细端详印度的耆那教教徒，结果发现了可以托付大买卖的人。谁能有效率地把钻石出口到世界各个晦暗角落？谁穿着保守、珍惜家庭、相信九鼎之言胜于一纸合约？谁又始终对自己的圈子不离不弃、恪遵谨守上天所规定的饮食习惯？
一言以蔽之，犹太教教徒认定耆那教徒和自己极为相似。
“这是一种能够维系百年的关系。”马亨德拉·梅赫塔在孟买一家饭店和我喝茶时这么对我说。梅赫塔出身于一个显赫的耆那教教徒家族，在钻石界已工作55年，现在是某慈善基金会的负责人。“犹太人发现我们非常值得信赖。我们处在同一个文化波长上，彼此信赖的程度非常高。”
1947年印度脱离英联邦独立后，耆那教教徒突发奇想：为什么不买下比利时拍卖的最廉价粗钻（也就是钻石界的垃圾），然后把这些钻石带回家，但不是送到工匠那儿，而是送去打磨？就这样，一种小小的家庭工业开始成长。第一家全面性的印度打磨厂是在孟买的柯拉巴区（Colaba）开张。打磨厂雇了一位切磨师傅教授切磨钻石刻面的技术，但当时的印度政府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借着发放数量有限的许可执照打压钻石打磨业。最后，梅赫塔与他的同僚还是找到了规避法律的方式，靠走私将粗钻运回国，再把打磨过的商品送出去。这个过程中，通常都由印度航空与其他航空公司的内鬼相助。“不如说，我们在航空业交了很多好朋友。航运是一种跟我们非常相似的工业——一扇让许多人快速致富的窗子。”梅赫塔带着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这么告诉我。
印度很可能一直就维持原样：比利时与以色列艺术工匠之外另一种稍稍不体面的低廉选择。在这儿，大部分的打磨工作都在热得令人发昏的阴暗破落屋中进行，打磨者全是让宝宝稳稳坐在一双膝盖上的年轻妈妈。然而澳大利亚后来发现阿盖尔矿区，永远改变了钻石世界——也永远改变了部分的印度历史。呈棕褐色的钻石对印度市场而言简直完美极了：在折扣珠宝制造商的眼中，这种钻石价格低廉、数量庞大，而且品质不错。阿盖尔和戴比尔斯之间的龃龉，只让事情发展得更顺利。1996年，戴比尔斯在印度市场倾销了大量品质较差的钻石，试图把价格砍得更低，但这个举动只让市场的胃口更大。印度人发现自己有能力大规模设厂并雇用10多岁的青少年，吃下所有犹如雪崩般从澳大利亚突然大量涌入的钻石。
有位澳大利亚矿业公司的高级主管对一家业界的通讯文刊表示：“那次运气实在太好。我们非常感谢印度人，他们买下我们大量的产品。如果没有他们，挖钻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世界还有另一波强大的趋势正在成形。沃尔玛和美国其他折扣商店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的扩张，代表海外有稳定的买方，而且他们对这种晦暗小钻石的胃口，似乎永无止境。钻石愈来愈平民化——不再是电影明星或中产阶级新娘的特权，每一个有活期账户或工作的人，都可以拥有钻石。短短三十年间，印度外销的钻石产值从1300万美元暴增到12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的商品都是直接进入美国市场。
钻石界经历的过程，其实是后来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科技业一种高科技外包作业的前身。印度因为国内吃不饱的劳工难以计数，所以好整以暇掌握了产业运作可以转换的另一端：廉价的技术支援、廉价的客户服务中心以及廉价的电影动画。廉价的钻石早已上路。印度人正在为美国的品位谱作新曲，要给美国人一种价格合意的商品。
“如果不是你们，我们根本就不会存在。”孟买的印度宝石与珠宝外销促进会的发言人托马斯·安东尼如是说。安东尼求学时代的主修科目本是为了将来在化学工业界发展之用，但他的眼睛一到精炼厂就流泪不止。现在他有间自己的办公室，室内有窗，闲暇时读读美国历史当作消遣。他在会议室里告诉我，他对福特汽车“分工生产”的概念大为着迷。
“那正是我们印度钻石的特色：装配系统。这个房间切割，下一个房间刻面，再下一个房间打磨。大量生产让奢侈品成为人人都负担得起的东西。但这又与制造汽车不同，因为我们发展出来的市场，是为了一种人们根本就不需要的商品。”托马斯·安东尼说。
对印度而言，最大的挑战不在于需求下滑，而是其他拥有大量廉价劳工的国家，可能会抢走他们的合约，譬如中国。中国政府最近刚降低粗钻的进口关税，印度现在已有20多家公司去中国设厂，希望从那个市场上牟利。与中国比较起来，印度的钻石工薪金无疑是高所得了。
促进会友善的执行董事拉姆斯瓦米说：“全球化会把人带往可以提供成本竞争优势的地方。如果札雷斯珠宝连锁店或沃尔玛想用更具竞争优势的价格在其他地方采购，他们就会那样做。”拉姆斯瓦米继续告诉我来自坦桑尼亚和斯里兰卡那些令人感到挫败的报道：这两个国家的暴发户富商，已邀请专家训练国内贫穷的同胞掌握如何在微小的钻石上磨出刻面的技术。
苏拉特钻石打磨厂
西方奢侈享乐的大梦，原来竟立足于南亚最悲惨的地区之一。苏拉特曾是广为人知的印度脏城之首。在一个贫穷的国家中，这个头衔所代表的意义无须赘言。丝绸过去是这儿最大宗的生产商品，如今丝绸制造业依然重要。白天，电动织布机轰隆隆的声响，时时刻刻穿梭回荡在街道上，纺织厂的高烟囱也不断嘎嘎嘎地排出一条条灰黄色的烟柱。1994年，苏拉特爆发了一次严重致命的淋巴腺鼠疫，造成莫大的恐慌。如今，某些黑暗的贫民窟已装设了自来水，垃圾也不再堆放在街头。然而将近300万人穷追猛求产业工作的沉重压力盖顶，苏拉特依然不胜负荷、哀哀呻吟。
抵达苏拉特后不久，我就爬上火车站附近一座12层楼的建筑物楼顶，隔着一片白色的村落与烟雾向外眺望。苏拉特满是贫民窟与毫无生气的公寓楼房。一百年前的芝加哥或匹兹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嗡嗡作响的巨大生产有机体。唯一的差别在于苏拉特所生产的商品，既不是风车马达或铁犁，也不是五花肉，而是小小的碳块。
我步行穿过印度火车铁轨东边一座名为安巴瓦迪·比蒂焦尔的贫民窟。正在将洗衣粉倒入塑料瓶中的男子告诉我，在淋巴腺鼠疫爆发后没多久，有关单位就装设了许多社区水龙头。少数几条经过迷宫般佝偻陋室的小道，也都铺上了石板，不过大多数的窄径仍泛着尿臊味，中间夹着一条水色恐怖的小沟。陋室的蓝色防水布门后，我可以看到地上一排排摆放整齐的锅子与毯子。寥寥几户人家的电视画面正在晃动。大肚子的狗儿在斜坡广场上晃荡、觅食。附近光着屁股的孩子用石头玩着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游戏。一块满是碎玻璃的空地上，有些年纪稍大的孩子正在玩威浮球。
苏拉特城里的道路复杂有如意大利面，多是土道。在这样的系统中，夹杂了300多座类似上述的贫民窟。钻石热只是让情况变得更糟，工厂在20世纪90年代以奔驰的速度扩张，愈来愈多劳工来这儿找工作。大家全认定苏拉特是钻石生意的理想地点，因为尽管接近孟买金融中心，但却没有城里的工会组织、高额税赋或索取保护费的组织。这儿的薪资标准低多了，不过最好的条件莫过于此城位于古吉拉特邦。古吉拉特邦是全印度对企业最和善的一个邦，邦政府不但对大型企业相关议题非常敏感，对危险的工作环境也经常睁只眼闭只眼。
只不过再怎么宽善，苏拉特都容纳不下所有前来找工作的劳工。垃圾高高堆起，没有任何遮掩的汗水在炙阳烧烤下变干。1994年爆发的淋巴腺鼠疫造成近100万人取道高速公路匆忙逃离苏拉特。那条高速公路因此有了“通往地狱之路”的称号。那段时期，火车车厢里挤满了担惊受怕的民众，在惊惶的最高点，卡车一天的租金飙至近1000美元。自鼠疫之后，苏拉特情况有了极为显著的改进，这全要感谢拥有旺盛事业心的市府首长拉奥组织较有效率的垃圾车队以及健康检查。拉奥同时还授权提出一份报告，将苏拉特的惨况部分归因于钻石打磨厂的肮脏环境，以及素来鼓励单身男性劳工把工资全都“汇回”家乡的文化。
抵达苏拉特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一位办事员苏尼尔·德赛，他同意帮忙，担任我的古吉拉特家乡话翻译。他让我坐上他的本田英雄摩托车后座，两人朝着钻石厂出发。我们飞快穿过丝绸厂与混乱的车阵，融入一条名为“瓦拉贾”的四车道高架快速道路。这条路像根毛线棒针般切穿了五层楼工厂的长廊。透过窗子，我们可以看到数百名穿着蓝色工作衬衫的男子弯腰围聚在磨轮上。这时已是晚上8点。
我们站在路边时，德赛这么说道：“这里的工作文化非常棒。这些人全来自寸草不生的干旱村庄。”
钻石把这些人留在这儿，因为鲜有其他地方可以让他们赚到薪资。大多数的劳工都是十多岁就开始工作，中间从未停辍。这份工作唯一的要求就是年轻、灵活的双手以及工厂内有个朋友可以为你的诚信背书。德赛和我停下来与其中几位打磨工攀谈。
故意在牙齿上留下烟草渍的吉丹卓·盖田，在谈到自己切钻石的熟练度时，神情像个战斗机飞行员。他18岁开始在打磨厂工作，最后老板让他切割1克拉的钻石。这份向前迈了一大步的薪资，让他有能力娶第二个老婆。
“这儿有自己的一套系统——只要获得信赖，他们就会让你开始打磨大钻石。”盖田这么告诉我。我们三个人站在纳格尔钻石厂（Diamond Nagar）外的香烟摊上，距苏拉特约10英里。盖田戴着一只很厚重的手表，表上指示小时的刻度全是亮闪闪的小石头。他说这些是六面体的锆石。
“你满意自己的工作吗？”我想要知道答案。他用力点点头。
“不需要学历、没有进入门槛、无须投资、赚钱也很简单。而且工作的时候，除了钱，什么都不用想。”他回答。
另一种较普遍的想法则认为除非绝对必要，否则没有人应该从事这个行业，特别是有孩子的劳工会这么想。当然，“绝对必要”这四个字，在印度许多地方都是现实的最佳描述。对很多人而言，钻石或行乞是仅有的选择。
圆圆的脸上满是愁容的拉金·拉德赫告诉我，他曾想当警察。他打磨钻石已二十多年，现在没有其他的退路。“我的板球打得很好，其他运动也很强。可是我找不到工作，所以只好去磨钻石。我不会建议其他人进入这行。下一代不该走入钻石圈。这是既辛苦又不稳定的工作。我们之所以领得到薪水，是因为老板愿意付钱。”
我们站在瓦拉贾路上的一个杧果摊后，旁边小枯树上拴着一头牛。这时已是夜晚，大多数钻石厂都关门的时候。街上的计程车排成了极长的队伍，自动人力车、踏板车与本田摩托车从路旁蹿出来，钻入辙痕累累的高速公路。我询问拉德赫的家庭状况，身边的引擎声震耳欲聋，我必须贴近拉德赫才听得到他的回答。他说他有四个儿子，其中两个现在是全职的钻石打磨工，而另外两个也已是打磨学徒了。
“他们不够用功，所以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在苏拉特，要进入钻石业赚些还算体面的薪水实在太容易。这是他们唯一可以走的路。不过我并不乐见这种情况。”他这么说，神情哀戚。
他又加上一句：“我也不乐见自己今日的现状。”
学习打磨钻石简单得出乎意料，仅有的要求就是一双视力上佳的眼睛与无穷无尽的耐性。每名工人都有支小金属棒，大家称之为“多普”。钻石以精准的角度被卡在多普上，打磨工接着有如播放嘻哈音乐的主持人用唱针在黑胶唱片上刮拉般，把多普在金属转轮上拖拉。因为只有钻石能切磨钻石，所以转轮上覆满了能确实噬掉粗钻表面隆起与多余部分的尖锐钻石削片。在转轮上移动多普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可言，那就像搅动一锅汤或漆一面墙。真正的经验值在于如何把钻石以完全正确的角度夹入多普，而且确定钻石的每个刻面都在正确的位置上。想做到这两点，需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与稳定的视力，因为绝大多数要打磨的钻石比蚊子还要小。根据估计，印度约有100万人靠打磨钻石过日子。
童工始终是钻石业的一大特质，直到约六年之前，苏拉特城内最大的钻石厂老板钱德拉坎特·山哈维如此承认。但他强调业界已经通过努力成功摆脱了这种陋习。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雇用童工的事情已经慢慢减少了。在打磨钻石还是家庭工业的小村子里，这种事情还是可能发生。”山哈维说。
就像是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一样，山哈维请他那位安静却热情的总经理苏雷什·帕特尔带我参观整座工厂。我们参观了好几层楼，从利用电脑设计与塑形各种奇形怪状钻石的设计室，到蹲踞在水泥地上一盆盆水前的工人房，我全都看过了。确如山哈维所言，所有员工年龄都在20多岁与30岁出头。
当天恰巧是每月一次的卓越打磨奖公布日。“这让我们的员工觉得受到重视。”帕特尔这么告诉我。他拿起旁边桌上一大堆电动搅拌器最前面的那个，递了过来。
“这是做什么用的？”我问。
“你是我们今日的国外贵宾。如果你可以颁奖给我们的员工，大家会感到非常荣幸。”
15个人从转轮上被叫了起来在我面前排队。这时，我身边突然出现一位照相者。
“这会登上我们的期刊。在这座工厂里，这是个很激烈的竞争。”帕特尔说。
我踌躇了一下。这件事或许存在着什么道德问题，然而如果我拒绝，那就摆明了侮辱他们。看起来，当个高尚的客人比较安全。就这样，印度某家公司某期的期刊上有一张我和5月份最佳钻石打磨工握手的照片。我的脸上带着有如大学校长般庄重的表情，将电动搅拌器以及中餐用的塑料提桶颁发给优胜者。
离开工厂前，帕特尔带我进入分类室。这是整个作业流程的最后一个步骤，大小与刻工类似的成品被倾入纸封中，准备送去给珠宝制造商、街头商贩或任何想要采购这些成品的买主。印度钻石一般来说都不会大于1克拉，所以这儿的钻石都由较小的钻石单位“分”来过称。每克拉有100分。山哈维工厂每年生产的1000万颗钻石，绝大部分都小于10分。
帕特尔取出两包和餐厅咖啡糖包差不多大小的纸封，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倒在一张丝绒吸墨布上给我看。这儿的钻石，每颗都只有3分重，全堆在一起的感觉，像是好几撮盐积成的小丘。这里有多少钻石，我想要知道。帕特尔询问了一下分类员，接着告诉我答案：6000多颗。
我用手指在这堆钻石中推了推，其中有几颗钻石像海滩上的沙子一样粘在我的手指上。这些钻石全都拥有“完美的刻工”，换言之，也就是传统的单钻形态：一个宽而圆的底，由八个面逐渐变尖变细成一个顶。
帕特尔递来一只放大镜要我仔细看。“这就是印度人的手艺。”他说。
我实在无法描述自己注视这堆6000多颗钻石时惊讶的心情。就像是处于一堆巨大的雪花之中，又像是亲眼看着水分子在一朵云中翻滚。这堆钻石形成了一大片明亮光线以及层叠阴影，也造就出完美而透明的巨石山岳和峡谷。这些钻石的细致程度令人匪夷所思，每一颗都是一个光与色的小世界，每一颗都是安妮那只婚戒上的钻石缩小版。工厂里当头罩下的酷热与耐性，全都化成这些带着强烈明暗对比的小点。我感受到一股想要拥有这些钻石的混乱冲动——想把它们偷偷放进口袋带回家——尽管这些东西一无是处。
相关人员带我走出前门，途经两名保安身旁，他们配备着毫无用武之地的步枪。我突然确实了解到刚才的感受是什么了，那是一种快乐。
戴比尔斯故技重施
钻石作为个人装饰品的想法，源于两千四百多年前的德干高原，但是今天10亿的印度人民却不热衷于重新拥抱这些钻石或据为己有。印度国内的钻石销售量确实正在成长，但离“热潮”这两个字还很遥远。
我去拜会了戴比尔斯在孟买的广告代表。那是一位出身于智威汤逊广告公司的男士，聪明又条理分明，名字叫普拉萨德·卡普雷。枯等一个小时后，卡普雷亲自到公司外部大厅迎接我，并用他那短促而清晰的牛津腔英文要我原谅他不守时，并解释这是因为一场与伦敦的视频会议让他脱不了身。为了向印度贩售戴比尔斯的钻石，卡普雷目前仍忙于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这场销售攻击战始于1995年某份结果并不是太激动人心的市场调查。截至目前，印度最重要的贵重物品仍是黄金。妇女把金子垂在脖子上、农民把金子埋在地底、家家户户把金子储藏在锅子后，大家都视黄金为艰苦时候的保命财。早在数百年前，钻石就已从这幅画面中出局。卡普雷告诉我：“我们发现消费者其实对钻石一无所知。之前我们推测，销售钻石的困难点在于价格，结果事实并非如此。除此之外，在大家的认知中，有钱、有名的人才会买钻石。”
戴比尔斯立刻聘请了同样有钱、有名的人来兜售他们的钻石。一如20世纪50年代的好莱坞，戴比尔斯故技重施将手伸进宝莱坞争取支持——宝莱坞是以孟买为基地的印度电影工业的别称，每年粗制滥造出数千部类型完全相同的电影。戴比尔斯鼓励收入丰厚的女演员在媒体访问与即兴对谈时提及钻石。另外，有关单位也慷慨捐赠钻石给各种不同的粗陋电影，作为演员在戏中佩戴、窃取与争夺的道具。银幕下，报道名人的媒体津津乐道着电影《我一定会去》中的美丽女星，同时也是前环球小姐的苏丝米塔·森手上那只21克拉钻戒。她对钻石的看法与戴比尔斯鼓励女人为自己购买钻石的目标完全一致。“这位带着谜样笑容的女演员说，自己不需要任何男人送她钻石。”一份宝莱坞的影迷出版物这么说。有个把目标顾客锁定职业女性的品牌，取了“阿斯米”（Asmi）这个品牌名称。“阿斯米”是梵文，意思是“我就是我”。“她有时髦的外表，对自己的现况感到满意。”卡普雷如此描述他的原型客户种类。宝莱坞要让这个想法成真。借着奢华人群驱走大家觉得钻石太过奢华的恐惧，实在是违反直觉行为的高明手法。采用这种手法的立基点，是戴比尔斯假设名人就像是奢华概念的代理人，也理应是大家嫉妒与仿效的对象。所以如果人数正在增加的中产阶级想摆脱心中某种模糊的不快，就必须立即行动。当然，也就是去买钻石。
戴比尔斯在印度媒体上通过几则铺陈极为完备的故事，助长中产阶级心中不快的感觉。印度最受尊崇的报纸《印度时报》在情人节前夕访问了卡普雷。他的论点，即使历史性令人质疑，却时效性十足。
“所以你要知道，没有任何礼物可以像钻石那样带来极大的振奋与喜悦，”当《印度时报》问及理想的情人节礼物时，卡普雷这么回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买颗钻石送给她，就让你跻身于显赫人群……数千年来，钻石始终都是男人为了融化一颗心而送礼的第一选择。还在历史初现之时，钻石就已是君主王子争斗与抢夺的珍宝。”
有则杂志广告利用印度人始终抛不开的种姓制度和出身地位的系念大做文章。广告的主角是广受印度人民喜爱的嘉亚特里·德维公主，她是英国人入主印度之前，一度治理印度但现已式微的皇族成员。在印度人的集体想象中，德维或许可以和西方的戴安娜王妃或杰奎琳·肯尼迪相提并论。生于1919年的德维是社交名媛与孟加拉王公的女儿。《时尚》（Vogue）杂志曾称她为“世上最美丽的女人之一”。戴比尔斯发现德维很有用。有人拍到一张她的照片，照片中德维公主轻盈地走进一间房内，全身只有一条简单的纱丽和一副大钻石耳环。一位属于目标顾客群的女士在看到这则广告的初版时，惊讶道：“这简直是低语的叫喊。”
德维广告是个聪明的操作，扯出了数百万印度人都觉得敏感的议题。现在，种姓制度与物质生活的舒适度虽然不见得有绝对关联，却始终活在印度人的心中。近年来，收入造成种姓制度严重断裂。举例来说，住在肮脏环境中的婆罗门，已不是什么罕见的情况，一如达里特（dalit，是较有礼貌的新词，用来称呼那些祖先捡垃圾的“贱民”阶层）以企业家身份赚了很多钱，也不再是天方夜谭。然而尽管如此，大家心中的种姓制度标签从未消失，至少每个人这辈子的种姓标签依然存在。脱离种姓桎梏的唯一方式，是过着谨守品德的生活，祈望来生能出生在阶层较高的人家中。德维广告展现出另一种脱逃，一种物质化的莫可塔（moktar），也就是轮回的解脱。“钻石是你晋级的门票”，广告如此低语。或者就像卡普雷对我所说的话：“这是给那些除了血统之外，什么都已不缺的精英分子。”
即使媒体轻推，许多印度人依然因迷信而迟迟不愿购买钻石。根据古代的印度传说，每一颗宝石都和天上的某颗星星有无形的牵连。若佩戴了错误的宝石，当事人不是会患癌，就是可能遭卡车撞。据说有位全国敬重的心脏外科医生，要他的病人在心脏搭桥手术后，于胸前佩戴红宝石，因为他相信复原的力量是通过红色的石头连接。这也是为什么印度大部分的珠宝店都实施独一无二的退货政策。顾客购买宝石后的试用期，可以长达30天。如果顾客突然遭逢厄运，或甚至因佩戴宝石而有恶心想吐的感觉，都可以把宝石拿回店里全额退费。不过印度大众对钻石在宇宙论中究竟代表了什么意义，却没有共识。我在孟买的一个星期里听过各式各样的理论，从欲望、权势、无瑕的品德，到代表行星中的金星，应有尽有。一位工厂的领班坚持认为钻石与太阳有关，他还说自己因为属于僧侣阶层的婆罗门，所以理应清楚这层关系。
另一位在珠宝柜台后的仁兄，采取的是比较稳健的角度。“钻石和占星术没有任何关系，”他这么告诉我，脸上带着一个灿烂的微笑，“它对你没有任何影响。”
这是孟买市极少数贩售真正钻石的珠宝店之一。孟买城内大多数的珠宝店不是没有进钻石商品，就是只卖被他们狡猾地称为“美国钻石”的六面体锆石。即使在印度的金融中心，似乎也只有打磨厂要买钻石。这儿的钻石注定要销往外国市场。
现实的状况似乎再次证实了1995年戴比尔斯的市场调查结果。钻石也许是印度第五大外销商品，但住在印度的人，对钻石究竟能拿来干什么，却没有任何概念。
钻石视觉炼金术
“这只是我可以展示给你看的其中一种虚幻手法。”拉金德拉·乔斯说。
他高高举起一个中间有颗大钻石的坠饰。钻石投射出一根根的光柱，但近看时却发现光线出现折射。直视这颗钻石，只感到光芒刺眼，我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坠饰中心原来并不是一颗钻石，而是许多小钻石的组合——中心点的小钻石通过辐射状银轴，与周遭环绕的六颗钻石相连。
在一个月内，这家印度工厂制作的这款坠饰将出现在美国最大的两家零售店之一：不是彭尼百货，就是凯马特。售价至少是批发价的四倍。
“在这儿，所有没有喷上天然漆的东西都特别覆上了一层铑。”乔斯这么说。这个头发渐秃但心情很好的家伙，有对大大的耳垂，左手腕上缠着一束粉红色的棉线。他是宝加公司（Gemplus）的高级主管。宝加位于孟买城边缘，苏拉特打磨厂出来的钻石，每年约有5亿多颗会在此经过高雅的设计，镶在金、银或白金上，成为珠宝成品。宝加工厂与迈阿密某些位于荒凉郊外破落工业区里的工厂很相似。这儿是印度钻石前往美洲、欧洲或日本之前的最后一站。
“那七颗钻石必须准确无误置放在同一个几何平面上，否则就无法展现出正确的光芒。即使是1毫米的差距，也会出现不同的效果。现在不论任何人从任何距离看这只坠饰，都会以为是一颗单钻。它真的就像一颗单钻在闪烁，对不对？”
我完全同意。
“这就是艺术。让这个坠饰看起来如此美丽的人是我。”乔斯如此总结。
视觉炼金术正是宝加从事的行业别名，他们把来自苏拉特的小钻石用成千上万种不同的方式排列，目的就是要让钻石看起来比实际体积大。乔斯本着物理学所能提供的排列方式，在努力挤压出小小钻石最大光芒的时候，带着一种非常开心的骄傲感。他拿出一条闪耀着惊人光芒的手链给我看，这条手链看起来像是比佛利山庄某位雍容华贵的老妇人所传留下来的首饰。这件背面经过了铑处理的首饰镶有500多颗钻石，但每颗钻石都没有草莓籽大。他又拿出另一件首饰给我看，这次是一条非常丑怪的项链，看起来有如一个凯尔特十字架，但十字架上又有曲线与凸起的线条，活像海底怪兽的触须。这条项链上也同样布满了小钻石。我问他什么样的顾客会购买这样的首饰。
他笑着说：“这也是要送到美国去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这款样式卖得非常好。”
乔斯的手机响了，他向我道了声“抱歉”，这通电话敲定了海地某人的几张订单。他特别设定的手机来电铃声，是一首20世纪70年代的迪斯科歌曲，相当耳熟。他接电话时，我一直试图回想这首歌的歌名。最后终于想起来了。随着他参观工厂时，这首歌不断敲击着我的大脑：像是雷声，又像闪电。你爱我的方式令人惊惧。你最好在木头上敲敲敲。你最好在木头上敲敲敲……
我们到了顶楼，这儿是整座工厂光线最好的地方，设计师拥有自己的办公桌。窗外是座池塘，池水呈现不透明的灰色，池边有堆垃圾。有个正在办公桌工作的女子，年龄绝对不满19岁，她踢开自己的高跟鞋，面前摊着一张钻石项链的蓝图。她手上的设计需用到总数345颗大小不一的钻石，但总重量却只有7克拉。
这儿的设计师大量仰赖美国的杂志与电视。观看奥斯卡颁奖典礼实况转播是义务。阅读时尚期刊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制造工厂或许位于印度，但工厂设计师的思考模式，绝对会令托皮卡或萨拉索塔的顾客满意。
乔斯说：“我们必须以美国为中心。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市场。我手下员工的思想，都已调整到和他们努力服务的文化相似。”宝加和日本也有一点生意往来，但90%的合约仍来自美国。
“年轻”在这儿是极受重视的资源，一如苏拉特的打磨厂。举例而言，设计部门里的人似乎都不满25岁。在印度这个人民多到数不清而劳工法又积弱不振的国家里，年龄歧视是普遍而明目张胆的行为。报纸征人广告厚颜无耻地标明求职员工最高年龄上限，门槛通常都设在二十出头。在俯瞰脏水池塘的阳台上，我问乔斯，为什么不雇用比大学生的年纪再稍长一些的员工来构思戒指与手链式样。
“创意是年轻的产物，”他这么解释，“年纪大了，人就变得僵化。”
他接着带我参观工厂的其他部分，一个个房间安排得有如工业流程图。设计师的图样在类似牙医使用的钻头协助下，变成了金属模型。模型压在好几层热橡胶上，制出模子，之后注入蓝色的蜡，形成金属模型的软性拟壳（“这简直是艺术。”乔斯每走一步就不断地如此提醒我）。打磨过的微小钻石被仔细压入蜡中，再覆上塑胶，送进下一间屋内。黄金在这间屋里以1076摄氏度的高温熔化，倒入拟壳当中，接着一气呵成完成打磨、喷漆与镀铑的程序。每道程序的作用都在确保小小钻块的小小光芒能够在注重大小的美国顾客眼前，放大好几倍。这座工厂位于一个“特别出口区”，也就是说，这里可以避开印度层层的地区官僚体系与贪腐。通关只需要四个小时。一批珠宝若在星期一生产，当天晚上就可送达机场，并于10点抵达苏黎世或伦敦，星期二下午约1点钟降落于美国新泽西，最快星期四下午就可以挂在凯马特顾客的脖子上。售出的商品大半都是心形坠饰。乔斯告诉我，他的目录上已有多达35000多种不同的款式，设计群平均每天交出20款新样式，然而零售商依然渴求更多更新款式的珠宝。
宝加进一步令人咋舌的做法是确保没有浪费任何钻石或黄金。满是钻石尘的桌子附有强力的吸尘器，可以将所有粉末吸入，等待稍后回收。值班员工在每班工作结束时，都必须将外套送到现场固定的洗衣处。烘干机里取出的棉绒被送去燃烧后，有关人员会检验灰烬中是否夹杂任何发光物质。地面的清理也有相同的程序。除此之外，员工都必须在特制的水槽中洗手，用过的水经过管线送入四个蓄水槽中。每个月月底，厂里也一样有人会对沉淀物进行仔细过滤，不放过任何黄金与钻石。如此锱铢必较的态度，甚至连空气都不放过。这里是印度唯一一座雇主非常在乎员工把什么东西吸入肺里的工厂。
“这儿有人类所能呼吸到最昂贵的空气。”乔斯如是说的同时，也骄傲地向我介绍中央空调装置上的过滤器。他解释，这些过滤器一如洗衣房的棉绒，会固定拿去燃烧，以便回收悬浮在工厂空气中的黄金与钻石微粒。
这些回收的财富都用来冲抵乔斯每个月在“破损钻石报告”上的损失，乔斯借着这份破损钻石报告，向老板解释为什么约有1%的钻石并不是以珠宝的形式离开工厂。这1%的数量，换算成金额，约等于一年14万美元——或者用印度的措辞来解释，相当于112名打磨工一年的薪资总和。“破损钻石”是个心机很重的婉转修辞。乔斯说：“我们不喜欢‘损失’这两个字。这是一种心理的感受作用。员工会以为我们能够承受这样的损失。”
提醒大家工厂无法承受损失似乎是件不必要的事情，因为安全摄像头随时监控在此处工作的每一个人，而且员工在每班工作结束时，都必须排队接受电子检测棒的搜身。检测棒可以测出贵金属，但测不到钻石，因此有些员工必须无条件接受突击抽查（不过和其他钻石业单位不同的是，宝加相对来说还算自由，他们允许员工穿着有口袋的衣服来上班）。不管怎么样，偷窃行为似乎非常罕见。每次每颗小钻石从这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时都随附严谨的清点单，任何数量的遗失都会当场立刻进行检验。“每个月我们有数百万颗钻石在这儿流动，你会非常惊讶——几乎不会遗失任何钻石。我们的利润小到根本承担不起任何失窃损失。”乔斯这么说。
我们又回到了角落的办公室内，用人送来了茶与瓶装水。工厂的名字用金线绣在用人胸前的口袋上。我问乔斯他为什么不戴钻石。他全身上下仅有的装饰品，似乎就只是一只简单的婚戒与绕在手腕上的粉红色棉线。
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回答一点都不令我惊讶。
“我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对一颗石头那么着迷。我的意思是，钻石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人说那是一颗钻石，你根本不会看第二眼。满足这样一种可有可无的需求，就可以收钱，我觉得，这真是个非常不错的游戏。”乔斯说。
钻石童工悲歌
钻石世界中最精准的权势登记簿，莫过于戴比尔斯的看货商日记，也就是钻石商名册，名列簿上的全是钻石界的主宰人物。这些人每年十次受邀至伦敦后，都会收到一个装满粗钻的盒子。根据上次的统计，这份名单上的精英有将近四分之三来自印度。
印度钻石圈正在进行很严肃的讨论，希望能在国内设立一个交换中心，谋篡比利时历来在世界宝石交易中心的地位。宝石与珠宝外销促进会曾提及想说服戴比尔斯与其他钻石制造商，摆脱欧洲中间商那一层，直接把钻石运至孟买。“安特卫普最好小心一点。”印度的《今日商业》杂志在报道这则新闻时如此强调。
随着以色列工匠慢慢都丢了工作，犹太人与耆那教教徒之间广为人知的关系也开始产生骚动。为数不少的以色列工匠现在受雇于自己以前的学徒。“以色列与比利时都已经被淘汰了，”有位印度交易商一面笑一面这么告诉我，“他们现在都在这儿为我们工作，负责品质管理。他们还有什么可为呢？”
耆那教教徒目前控制了九成半以上的印度钻石公司，他们低调的行事作风也弥漫整个业界。所有宝石与珠宝外销促进会的员工都不得拿餐厅账单报公账，不论账单内容是餐点还是酒品。殷勤款待是原则，但待客的点心永远只有茶与咖啡。在这儿，书面契约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也几乎没有人会违背口头约定或甚至试图缺斤短两，因为一旦被认定没有诚信，就绝不可能再在这个圈子找到任何工作。
印度钻石交易的中心点是一栋名为普拉萨德办公室的黄色破旧摩天大楼，坐落在一条充斥轻型摩托车的窄巷里。孟买歌剧院就在附近，但现在已不再上演歌剧。交易商成堆聚在大楼外的土院子里，脖子上挂着放大镜，彼此就交易量争论不休。普拉萨德办公室内走廊又热又脏，除非访客愿意在拥挤不堪的电梯前等半个小时，否则爬楼梯会是比较有效率的选择。世上最大的钻石批发公司罗西·布卢（Rosy Blue）的办公室位于16楼，这家公司在九个国家都有营业点。营连长拉塞尔·梅赫塔一面检选办公桌上一堆打磨过的小钻石，一面和我聊天。
“信赖是这行的优点。我们的保障很少。如果我认识而且相信某位中介商，他可以把价值100万美元的钻石放在口袋里立刻进行交易。我不需要提出任何书面文件。这就是印度人的天性。我们非常好客。”
梅赫塔告诉我，现在印度公司的目标客层是奢侈品买主，以前这种高端时尚市场全是以色列切磨大师的天下。最早，苏拉特的工厂被设计成处理微粒与微尘的地方。“老实说，就是所有的垃圾。”梅赫塔说。然而现在同样的这些工厂却在处理愈来愈大的钻石，1克拉、2克拉的钻石，但处理程序和钻石垃圾完全相同。
“我们喜欢以量取胜，这样子就算发生失误，也不会是太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让钻石成为美国中产阶级负担得起的商品。”他这么告诉我。
我问他钻石相关产业是否具有任何危险，他露出了微笑。
“这个生意是耆那教教徒的势力范围。我们不能从事建筑业，因为挖地会杀害太多昆虫。我们真的非常留意自己的工厂。状况很好。劳工一般来说也都很开心。”
和我谈过的钻石业相关人士，几乎全都呼应这种说法：薪水不错、工作安全得有如软件产业、没有童工。
普遍来说，童工在印度是个非常敏感的议题，尤其在钻石业，更是个特别容易受到煽动的话题。印度的传统经济奠基在工匠身上，许多地区都认为孩子尽早进入家庭工业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情。家务杂事与辛劳产业劳役之间的界限，不是模糊不清，就是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环境，对想求得印度廉价劳工的大企业来说，百利而无一害。至于钻石打磨这种需要小手与年轻锐利眼睛的产业来说，雇用童工的诱惑更大。1997年，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预估印度的打磨工中至少有一成是童工。打磨厂负责人的回应是公开实施自清政策，并强调如果国家检验官员在自己的厂内发现任何童工，他们绝对甘心接受高达500美元罚金的惩处。
“雇用童工的事情现在已成了历史。”大家一再这么对我说。
“童工？为什么要雇用童工？没有理由嘛。”夏尔马一面吃着咖喱鸡中餐，一面这么对我说。他是印度国内最大的职业学校印度钻石学院的执行主管，这所学院收16岁的入学新生，提供各种印度最新、最受欢迎的外销产业相关技艺课程与证书。夏尔马身材非常结实，穿着高尔夫球衫，笑声吱吱嘎嘎，有如长廊秋千发出的声音。
“现在童工比例还不到0.5%。业界不需要童工，钻石圈不缺工人。印度有多少人？我们的人民实在太多，以致许多人都在四处晃荡无所事事。孩子只会弄坏钻石。”他说。
某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在苏拉特街上遇到一个男孩，他叫哈雷许·巴苏巴海·克拉迪亚，穿着一双紫色凉鞋，手上提个购物袋，袋子里有条新长裤。克拉迪亚站在一家打磨厂前，他从12岁开始就在这儿工作。
克拉迪亚不幸生为家中长子，上有三个姐姐，家住西南部古吉拉特邦阿姆雷利一个枯竭的村子中。他家没有任何地产，父亲也无法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然而一家人仍坚守印度教的文化传统，认定替女儿提供婚礼经费与嫁妆是义务。有天，家人告诉克拉迪亚要送他去一位苏拉特的叔叔那儿“度假”，接着就让他坐上巴士。没多久，克拉迪亚的表兄帮他找到了一份打磨小钻石的工作。一天12个小时，一个星期6天，时薪0.1美元，所有薪水都准时寄回家。
“我怕那些机器，也怕弄坏钻石，不过他们找了一位师傅教我。”克拉迪亚这么说。他很清楚犯错的代价是严苛的惩罚。他从没犯过错，但他亲眼见过大人、小孩因损失小小的钻石而挨揍，而那些小钻石的重量轻到连不正确的呼吸都能把它们吹走。这种时候，打磨工唯一的希望，是在外的朋友可以到曼查普拉路上买一小颗钻石来替补，而且还要祈祷监工没有注意到两者间的差别。每次碰到这样的情况，打磨工之间的义气就坚不可摧。
“如果损失一颗钻石，孩子们全会一起凑钱，”克拉迪亚告诉我，“但这种事情很危险，一旦被逮到，不但挨揍受罚，这行也不会再有人雇用你了。”
在钻石界工作两年后，克拉迪亚的教育错过了非常重要的环节。他愈来愈清楚，如果不采取行动，接下来的人生，势必只有打磨刻面。儿童打磨工一年通常只能在10月底的屠妖节见自己父母一次。屠妖节是印度全国性的节日，信奉印度教的家庭用彩色的装饰品让家里看起来喜气洋洋，大家一同庆祝知识战胜无知。钻石厂在这段时间会连着两周减缓工人的工作进度，数百辆巴士沿着苏拉特狭窄的巷弄排列，准备载运打磨工回到自己的村子过节。克拉迪亚回到阿姆雷利后，找了个时间与父亲独处。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他问父亲。
克拉迪亚得到的答案是：“我并没有对你做任何事。对你做这件事的也许是你堂哥，也或许是你叔叔。不是我们做的。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倚赖你的收入。”
克拉迪亚在14岁的那个屠妖节假日，做出了改变自己一生的决定。这是个成熟到令人讶异的行为，只不过他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
“我对自己说，‘好。我不上学。我要继续这份工作。我要赚钱。’”就这样，他继续留在工厂。
克拉迪亚当然不是唯一一个为了钻石而被迫放弃未来的孩子。比起高高在上的钻石界大人物愿意公开承认的情况，克拉迪亚的经历更具代表性。根据不同的计算者，苏拉特的儿童打磨工预估数字从2500人到10万人都有。许多乡村都把到城里工作当成英雄之旅，出外工作的男孩子更常被当成楷模。在古吉拉特以外许多年轻男孩眼里，值得欣羡的对象不是美国职业篮球NBA前锋或摇滚乐歌星，而是把家庭重担扛在背上，小小年纪就已被揠苗助长成男人的青少年打磨工。和那些想在运动界或音乐圈闯出名号的孩子迥异的是，这些印度孩子的梦想，可以轻而易举在苏拉特实现——只不过这样的选择相当于另一种形式的与人为奴。
我遇到的另外一个人，毕鲁·卡拉席拉，大拇指上有个脏脏的肿块，双眼无神，手上抱着襁褓中的儿子。宝宝穿的背心装上有彩色的气球图案与这样一段文字：“选择你的颜色！”卡拉席拉告诉我，他从13岁开始就在钻石工厂工作，当时的时薪是1美分。
“我不知道厂里在干什么，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工作很辛苦，让我的眼睛模糊不清。不过老板从来没有惩罚过我。每天下工时，我都领得到钱。”卡拉席拉说他读完小学六年级后，就被选进钻石打磨业。他和他的兄弟在旱灾期间迁居到苏拉特赚钱养家。“我绝不要自己的儿子从事这行，我也不要任何钻石。钻石非常昂贵。我只负责打磨，把钻石交给下一个人，然后忘记这一切。只有老板才戴钻石。我们连想都不敢想。”他说。
苏拉特某家钻石厂的主管告诉我工厂老板如何规避有关单位查缉童工。这位经理的名字是马努拜·帕特尔，脸上挂着一副金边眼镜以及一副因苦恼而嫌恶的表情。
“现在仍有一大批年约14岁的男孩子进厂工作。每次当局进行检查时，老板就把孩子藏起来。这样的做法会一直持续下去，除非孩子们在乡下的家人不再把自己的儿子往城里送。但是只要家里缺钱，大家就会把儿子送去跟亲戚住，让他们去工厂做工，寄钱回家。家里过活靠的就是这笔钱。这就是古吉拉特运作的方式。大家都这么做。”他说。
帕特尔承认他工作的地方也有童工。他说他为了这件事曾与老板多次争执，但每次都被斥回。他说他想辞职却负担不起辞职的后果。帕特尔估计，苏拉特约有两成的劳动人口属于未成年儿童，这个数字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在1997年预估的数值差不多。换言之，有一整座城市的孩子（十万人）都眯着眼在打磨轮上工作。
“这是令人非常难过的景况。有时候，一家人在这儿定居后，父母试着送孩子上学，可是老师一点都不在乎孩子究竟有没有念书。还有许多父母有一大家子的人要养，他们甚至没有能力让孩子读书。于是大家期望14岁的孩子成为家中经济支柱。”帕特尔对我说。
大型工厂并不是钻石童工的唯一去处。古吉拉特各处有千百家较小型的打磨厂坐落于小巷子或贫民窟中——任何一个有足够电力供应金属轮转动的地方都能够找到钻石厂的踪影。这些家庭厂房的工作环境参差不齐，从勉强及格到悲惨不堪，全都找得到。而且，这儿几乎完全看不出政府监督的迹象。曼查普拉路上的交易商买下这些打磨好的钻石，转手销给孟买的大型钻石公司，用在运往美国市场的珠宝之上。
克拉迪亚的打磨技术目前已纯熟到一天最多能够处理80颗钻石。深得老板欢心的他，今年18岁，刚刚长出第一撮胡子。夜深人静时，他阅读过期的商业杂志，希望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我真的很想念书，即使在今天，我依然这么想。我知道我的家人骗了我，可是我也很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爸爸非常为难，父母没有办法照顾全家人。进入打磨厂时，我就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机会走其他的路，所以我尽量利用资源。我自己做了决定——待在工厂、努力工作、寄钱回家，让大家的生活过得去。可是我还是会做梦。我的心有条伤痕。我拿自己的生活与电影上看到的比较，觉得很不满。可是我必须这样过下去，担起自己的责任。”克拉迪亚这么对我说。
这时，我的翻译苏尼尔转头用英文对我说：“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在拿自己的生活和我的生活做比较。你看，你可以看到他眼中的比较。他的眼睛像子弹一样穿透了我。”
克拉迪亚抬眼注视着我，眼睛连眨都没眨，双手紧紧抓着从店里买来的新长裤。他的体重一定不足45千克。我想起自己跟他同样年纪的时候，在亚利桑那图森市的一家速食餐厅“小卡尔”打工。我讨厌管东管西的老板，也讨厌丑陋的制服，可是我爱死了那份薪水。那个年纪的我，除了觉得自己很有钱外，也因为能负起一份责任而欣喜，虽然成绩一落千丈，而且为了想赚更多钱退出了田径队。那时的我完全没想到从长远来看，这样的抉择会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然而我随时可以辞职不干，也没有人打我，当时看起来辛苦的工作，比起一天12个小时在仓库里磨钻石，简直像在度假。克拉迪亚看重自己受教育的程度，比我高出无限倍，尽管他受教育的机会被剥夺。他想自修通过中学同等学力测验，相当于印度版的美国中学入学考试，但无法确定自己能腾出足够时间好好用功。苏拉特有所职业学校教授肥皂制作，也提供一门他想要上的企业管理课程，然而这同样也需要时间，他根本负担不起。在一个教育能够决定生活优渥或悲惨的国家中，在一个大家一致评定“年轻”是高价商品的国家中，克拉迪亚几乎已经没有任何选择。18岁的他，有着我从来都不知道的勇气，然而，他已是一个疲惫的老人。
克拉迪亚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他只知道自己对钻石厌烦透了。他一点都不相信钻石里住着神，也不相信钻石和天上的星星有关。
“我一点都不想戴钻石。大家说钻石会改变命运，我一点都不相信。宝石对生命起不了任何作用。”他说。
政府无力阻绝童工
钻石打磨工像矿工一样，离开工厂时通常都带着一张黑漆漆的脸，因为磨轮会甩出钻石尘屑、极为细小的钴片以及其他重金属灰末的混合悬浮微粒。打磨工应该戴口罩，不过几乎没有人这么做。再说，许多工厂甚至不提供口罩。“我知道大家应该戴口罩，不过我们都没戴。”有位打磨工这么告诉我。咳嗽与头痛是大家常常抱怨的事情。
“很多人都受到粉末的侵袭，”一位和我谈过的打磨工穆克许·皮帕拉巴这么说，“他们都有头痛和呼吸道的问题。”
长期吸入含有钻石尘屑与重金属灰末混合的空气，结果究竟是什么，没有人可以预测。不过确有大量证据显示，这个情况会导致气喘与肺部纤维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家全都知道了“钴肺”的危险性。如同这些在印度没有采取适当面部防护而工作的钻石打磨工，就是特别容易受到职业伤害的一群人。1992年，有一群医生发表研究报告，报告中记录了一群十多岁的印度打磨工肺部“严重受损”的情况。离现在更近一点的报告出现在医学期刊《环境与健康展望》（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上，这份期刊特别提到一位美国打磨工出现严重心律不齐的案例。这个症状，正是他一直在曼哈顿工厂里吸入尘末的结果。很多人都知道，在某些案例中，这种症状导致当事人送命。
美国的健康专家告诉我，印度的工厂与家庭工房许多通风设备都非常差，是研究报告中提到肺部疾病的理想温床。打磨工作很可能会严重影响工人日后的健康，特别是年纪很小就开始从事这行的打磨工。
“他们会吸入大量的分子，这些人绝对是患气喘或肺部纤维化的较高危险人群。”约瑟夫·加西亚（Joseph Garcia）医生——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医学教授，也是研究肺部与重症医学的负责人——这么说。
钻石打磨工肺部的损害在印度一直是个被忽视的议题，在苏拉特这个钻石打磨业的重镇更是完全被官员置之脑后。
“我们并没有收集任何相关的资料。根据我们的监控，没有问题。那些人唯一的危险是当他们挤在一起工作时，可能会传染肺结核。”这是我在拜访苏拉特卫生署帕特尔副署长办公室时得到的回答。
古吉拉特邦又称为“印度芝加哥”——有支应全世界商品所需的丝绸织工、鱼罐头工、化学品精炼工、制盐工、废船解体工，还有钻石打磨工。邦政府亲商的态度，不但没有给予任何上述行业太多可供监督的空间，甚至连较具意义的数据采集都没有。《印度时代》艾哈迈达巴德分部的编辑巴拉特·德赛早就警告过我这种状况。他对当地的实况观察敏锐。
“这种情况在古吉拉特有段说来话长的历史。政府官员不想介入钻石业。这是个‘不许碰’的行业。如果他们真的给了你想要的资料，我才会觉得吃惊。”德赛说。
不论如何，我都想试试，所以搭了巴士前往古吉拉特邦的首府。一群怪异的办公大楼站在一个被太阳晒干的平原之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个大家称为甘德西纳嘎复和区的地方，看起来像个废弃的20世纪60年代社区大学遗迹，就算是最近的城镇，也要半个小时车程。建筑物周围全是硬土层沙漠，沙漠间夹着一片片大块干草区。工业部占据着一栋十层黄色大楼，所有钻石公司都必须在此正式注册。楼侧挂着大型招牌，其中一个看起来像是某家地毯外销商的广告。
相关人员带我进入一间办公室，里面堆着高高的打满了字的文件与已经泛黄的会计账本。等待副工业长官夏先生接见期间，九架固定在天花板上的电风扇推动着沉滞的空气。最后，夏先生终于现身，但却立刻切断了我的问题。
“安全方面没有任何疑虑，”他大吼，“钻石业是非常好的行业，非常安全，全部自动化。”
自动化？这绝对不是我在工厂所见到的情况。我向夏先生提到这点，请他多加说明。
“就是完全没有危险，”他又说了一遍，“他们没有吸入尘屑。”
呃，没有吸入尘屑？
夏先生不清不楚地接着说：“也许我们偶尔会有几个没什么了不起的案例。”
这当下，我决定不再继续这个话题，所以改问他有关童工标准规范的执行问题。夏先生的办公室是负责确认某些小型工厂确实安装了必要设备的官方机构，只为使强制执行能够落实——至少理论上如此。
他一面回答一面按下办公桌后的按钮。
“没有儿童在工厂里工作。只有18岁和18岁以上的人。”他强调。
一名穿着制服的仆人出现在夏先生办公室门口。夏先生朝我比了比。我被请了出去。探访结束。在我从事新闻记者的生涯中，大概曾与一千多名代表各个不同政府部门的对象谈过话。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几乎全都在跟我打太极拳，不过有些人的太极拳功力比较高。有相当多的人曾直视着我的眼睛告诉我，我所知道的情况是个无耻的谎言。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说什么。然而，所有我曾接触过的技术官僚与政治人物当中，像夏先生这样与现实严重脱节者几乎找不出来。
我从新上任的古吉拉特劳工与就业部部长维诺德·巴巴尔那儿得到了较公正的回应。他坦率承认确实有雇用童工的问题，而且在非正式的钻石业区块——也就是理应在夏先生部门登记注册，但从来没有人依法行事的小规模钻石企业这个领域——雇用童工的行径相当猖獗。他也毫不讳言地告诉我，钻石厂的童工问题在有待他解决的问题清单上，绝对是垫底的项目。
要知道原因为何，一点都不难。在世界上工业化最高的地区之一贯彻安全工作环境的相关法令，巴巴尔的工作一点都不令人羡慕。这个地区——一个由钢铁与石棉堆起来、脏乱吵嚷的群居地，里面有纺织厂、橡胶厂、化学精炼厂、食物处理厂与各种工房——拥有美国密歇根州五倍的人口、低到谷底的薪资、大家竞相争取的工作，以及正在坍塌的墙壁。2001年发生在普杰附近的地震造成19,727人丧生，更彰显古吉拉特许多建筑物都脆弱不堪、危及楼内大众的事实。巴巴尔的部门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位于阿拉伯海岸上的亚兰港废船解体场。解体场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巨大货船，全靠打着赤脚、熟练拿着长柄大锤与小型喷灯的工人，井然有序地肢解。至于化学厂，每个礼拜至少有三个人在起因不同的事故中丧生。工作的内容如此庞杂，巴巴尔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彻底清查钻石厂，至少钻石厂里不会有人突然丧命。恶劣的贪腐让生效的法律执行起来更加困难，因为钻石厂的老板总是有办法买通相关官员，早一步得到次数并不多的“临检”消息。
“消息传得很快，当我们准备检查这些工厂时，消息早就传开了，孩子也都失踪了。就算真的找到孩子，他们也拒绝回答问题。再说，即使我们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对工厂进行处罚，法院也需要三四年的审理过程。”巴巴尔这么说。
巴巴尔早已放弃大多数必须使用到警力的策略，试图采用软性方式。他在苏拉特的办公室有六位检查员，他们和一个妇女支持团体合作，鼓励那些被抓到的厂商把打磨钻石的孩子送回学校求学。违背法令的厂商可以选择接受这样的条件或缴付500美元的罚款。不过巴巴尔并不清楚手下的检查员究竟接触到多少孩子，也不知道去年他的部门一共开出多少张罚单。我猜总数应该不多。尽管如此，至少还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然而，这个现实同时也是一种认可，认可只要印度仍需要工作，而美国依旧需要珠宝，当前的状况就可能一直维持下去。
印度在执法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进退维谷的难处，而这个难处与约五百年前欧洲殖民者搭船初来此地并快速登上阿拉伯海岸的那天一样古老。
“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想法。以前大家一点都不在乎这种事情。他们觉得，‘噢，家里很穷，所以孩子得赚钱养家。’与此同时，他们也剥夺了孩子生命中最好的岁月。”巴巴尔说。
印度有10亿人口，大多数都非常穷苦。这个简单的事实让打磨革命得以成功，这个简单的事实也回答了今天印度钻石业相关的所有问题。当年纪较长的打磨工累了，或因气喘而病了的时候，打磨厂里仍将永远不乏十多岁的小打磨工。
我发现自己身在印度时，一直想到性，但不是那种淫荡的念头。我想到的性是一种无所不在的事实，支撑了世上几乎所有的事物。安妮和我曾计划在婚后立刻生儿育女。我以前很想当爸爸，却始终不清楚这样的想法从何而来。直到有一天，安妮聪慧地引导出我的想法。那天，我们拜访完她的父母后，开车回圣迭戈。她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事情。”
我必须承认，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说，她的论点无懈可击。毕竟谈情说爱的基本核心，无非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尽管想到自己和安妮降级为一对专司生育的哺乳动物，感觉非常奇怪；想到我们的爱情也只不过是巩固创造下一代行为的原理，更让我感到怪异。但传宗接代确实是彼此吸引的一种神秘驱动力。我们那时已经订婚，她手上也还戴着封存了两人伴侣关系的钻石。我从来没想过这颗钻石可能是别人家小孩打磨出来的商品。
据估计，印度每天有七万名婴儿诞生。交合与生子是这个国家的信仰中心。寺庙中的神祇湿婆，常被刻画成在一个置于圆圈中的巨大阳具，意喻神性存在于性交的核心。湿婆在死亡与重生的无尽道路上转动着生命之轮。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非常节制公开的爱恋行为，在宝莱坞电影中绝对看不到亲吻的镜头，然而事实上，这儿却无处不性：廉价的公寓中、贫民窟的陋室里、铁轨旁车厢停放场的蓝色防水布下；欢乐的小小爆炸，像是活塞爆发室里汽油擦出的火星（“一种像金条般扎实的幸福”是约翰·厄普代克用来描述性高潮的词句），让人类这个物种得以存续、地球得以转动。为了纪念并将性行为神圣化，西方的情人需要钻石——一种可以将彼此激发的欢乐爆裂冻结住的东西。钻石是繁殖的护身符，是性交的标记，这些透白的小小石头，盛满了各种刹那的意义。至于现成人力数也数不清的印度，则是要确保我们这些西方人可以得到钻石。
有位和我见面的珠宝商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像象神加内什的木雕像。他在和我谈话的过程中，不时接起电话。有一次，他竟然两个耳朵各压着一只话筒，活像20世纪50年代卡通中某位纽约大企业家的样子。他对我说，就算美国的钻石生意进入停止成长的稳定期，他也不担心钻石销售量会下降。理由非常简单。随着世界各国愈来愈有钱，而广告继续散布着传说，那么永远都不会缺乏需要征服的市场。在钻石界有远见的人眼里，一个正在蹿升的第三世界——那些愉悦的性行为，那些出现在各地的新生活形态——全都代表着新的钻石客户。
这位珠宝商说：“这个生意会非常大。老天保佑，如果一切顺利，我已经可以看到我们不需要美国的那一天了。”
[1]: 拥有58个刻面的切形称为完整明亮切割（Full Brilliant Cut）或圆形明亮切割（Round Brilliant Cut）；冠部有33个刻面，底部有25个刻面。如果底部是尖形，那么底部的刻面只有24个，总刻面数也只有57个。
[2]: 毗奢耶那伽罗王朝（Vijayanagara）：“毗奢耶那伽罗”的意思是“胜利之城”，为1336—1565年存在于今天印度南部的王朝，建于德干高原之上，以首都毗奢耶那伽罗为名。这座胜利之城现在已成废墟。
[3]: 巴哈曼利王朝（Bahamani）：1347—1518年建立于印度南部德干高原的一个穆斯林苏丹国，也是中古时代印度最强盛的王朝之一。1518年后分裂成统称德干苏丹国的五个国家。
[4]: 摄政王钻石：140.64克拉的浅蓝色多面琢型钻石，出土时的粗钻重达410克拉。1701年由英国商人托马斯·皮特购得，所以也有人称之为皮特钻石（Pitt Diamond），目前存于卢浮宫博物馆中。
[5]: 光之山：105克拉的钻石，又作Kohinoor, Koh-e Noor或Koh-I-Nur，曾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钻石。印度与波斯国王曾多次因争夺这颗钻石而大动干戈，最后“光之山”落入英国人手中，成为英国王室的加冕御宝。
[6]: 巴伦布尔（Palanpur）：位于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巴纳区，为该区行政中心。
[7]: 威浮球（Wiffle ball）：美国人从棒球运动所变化出来的一种游戏，不限地点，室内、户外均可进行，后来又发展出其他球类的变化游戏。
[8]: 嘉亚特里·德维（Gayatri Devi）公主：1919年生，父亲是库奇·比哈尔区（Cooch Behar）的王子，母亲是巴罗达（Baroda）公主，也是一位出名的美人。
[9]: 歌名为《老天继续保佑》（Knock on Wood），美国歌手埃迪·弗洛伊德（Éddie Floyd） 1966年的热门歌曲，1974年由英国歌手戴维·鲍伊（David Bowie）翻唱。
[10]: 托皮卡（Topeka）：美国堪萨斯州首府。
[11]: 萨拉索塔（Sarasota）：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西部。
[12]: 屠妖节（Diwali）：又作Deeppavali，也有人称为万灯节或印度灯节，每年10月21日庆祝，是印度教教徒“用光明赶走黑暗，用良善战胜邪恶”的节日，为印度与尼泊尔的重要节日之一。
[13]: 艾哈迈达巴德（Ahmadabad）：古吉拉特邦首府，位于该邦东部。
[14]: 普杰（Bhuj）：位于古吉拉特邦西边卡奇区（Kachchh District）。
[15]: 亚兰（Alang）：位于古吉拉特邦南部巴夫纳迦区（Bhavnagar District）。
[16]: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全名John Hoyer Updike, 1932年出生的美国小说家、诗人、评论家与短篇故事作家。多产的厄普代克最著名的作品，大概非“兔子”系列莫属，其中《兔子富了》（Rabbit is Rich）与《兔子歇了》（Rabbit at Rest）两本更为厄普代克赢得了1982年与1991年的普利策奖。一般认为厄普代克的主题大多围绕着美国小镇、中产阶级的新教教徒，写作技巧纯熟而严谨，作品中常探讨性、信仰、死亡与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除了小说、短篇故事、诗作以及评论文章外，厄普代克也写童书。2003年出版的《早年短篇小说集》（The Early Stories）使他荣获美国国际笔会福克纳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