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工作日的早晨，一群精明干练、皮肤紧致的女士互相称呼彼此“亲爱的”“宝贝”，语调夸张、说话文绉绉地走进曼哈顿的哥莱巴大厦，乘坐电梯来到19层，然后悄然地坐在她们在《时尚》（Vogue）杂志社的办公桌后。《时尚》一直是每一个美国女性梦寐以求的优雅形象的象征：她们渴望身穿巴黎世家长裙，脚蹬罗杰·维维亚的鞋子，头上梳着由肯尼思先生[1]打造的发式，或穿着少女式样的貂皮大衣悠然地走过凯旋门。
在萨福之后还从未有人能像《时尚》的编辑们那样令女士们群情振奋，耳目一新。几乎每一期，她们都推出美丽绝伦的女神。人们在浏览每一页时都会发现，这些女神个个光彩夺目，似乎尽善尽美。《时尚》的模特们，有时会身着咖啡色的丝绸服装出现在杂志上，有时会驾驶着柚木双桅小帆船游弋在小安的列斯群岛，有时会站在埃菲尔铁塔前，雷诺赛车从身边飞驰而过（但绝不会撞到她），身后的背景是两个眯着眼睛的法国宪兵。画上的她牙齿整洁光润，双唇微张，一条腿伸向空中。似乎整个巴黎都为这位女子倾倒，并迷上她穿的丝质平纹晚礼服。
有时，《时尚》的模特也会穿上永不过季的黑衣，站在王后区大桥上，背上还趴着一只白猫。她也许要乘喷气式飞机去波多黎各与卡萨尔斯[2]共进午餐，也许会将那只猫留在家里。午餐时，那些怀中抱着光屁股的孩子的当地妇女从山上注视着她——她们朝她微笑，羡慕她的蚕丝裙装。尽管这位模特的高跟鞋已踩坏了埃尔莫罗古城堡内的九洞高尔夫球场，人们也照样喜爱她。
如果说《时尚》中的时装模特只能称得上令人惊叹的话，那么杂志中拍摄的那些社会名流则富甲天下、貌美如花、永不倦怠、生气勃勃、活力四射、聪明机智、诙谐幽默。细细读来，你会觉得这些社会名流比国会议员更乐于服务社会，比沃尔夫冈·朗格维舍[3]更精通飞机理论；他们在乡间流连忘返，但在戛纳的豪华牌室中也同样轻松自如；他们青春常驻，容颜不老，也不会有头皮屑，用《时尚》的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插图文字作者的套话来讲，他们个个都是“风趣机警”“雍容华贵”“典雅淑慧”“别有情调”，外加“光彩夺目”。
譬如，在《时尚》的某一期中，勒尔·吉尼斯夫人[4]在从洛桑到棕榈海滩前所拍摄的那幅照片被描述成“耀眼夺目、精力充沛、风趣优雅”。在另外一期中，哥伦布·奥唐奈夫人则被描述成“思维敏捷”“极具幽默感”；泰国的王后诗丽吉特被描述成“风趣高雅”；达尔基思女伯爵被描述成“令人着迷”，并与卡罗琳·萨默塞特夫人一样“光彩照人”，有“典雅的月光之美”。去年，默里·范德比尔特夫人被描绘成有着一双坦诚且又令人心碎的双眸，笑声柔和率真，长着浅黑头发的苗条女郎；今年的她则摇身一变，成为了“有着强烈目的性的美艳”。她的目的就是在某个星期二飞往巴黎，让那位“令人愉悦、生活放荡”的凯斯·凡·东恩[5]为她画一幅肖像，然后她当晚再飞回纽约。正如《时尚》所言，这一切她“仅花费了23小时45分钟”。
一旦有不同寻常的例外，例如《时尚》的某一位著名女性并非“美丽绝伦”——比如说，她相貌平凡——就会被说成是“聪慧”“机警”，或像雅致且充满活力的小说中的那种女主人公。埃莱娜·罗沙夫人[6]就曾被描绘成“看上去像司汤达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偶尔提及那种完全不按《时尚》模式打扮的女性，如著名女影星英格丽·褒曼时（她几乎不买什么化妆品），《时尚》就会称赞她拥有一只非常“出身高贵”的鼻子。
《时尚》中的女主人公的鼻子通常颀长而纤细，正如杂志编辑们所长的鼻子一样——这样，她们就可以蔑视同行康泰纳仕出版公司[7]旗下的《魅力》杂志社的那些同仁了。《魅力》杂志编辑部与《时尚》杂志编辑部同处哥莱巴大厦19层。《魅力》杂志社的编辑们往往身材矮小，年纪颇轻，不谙世故。要想辨别这两家杂志社的职员简直易如反掌，因为《魅力》杂志的那帮小丫头，除了大多拥有《时尚》不屑一顾的“向上翘起”且“热衷一切”的鼻子外，还常穿T恤衫，佩戴着女大学生喜欢的那种环状胸针。她们在电梯中面露微笑，见面问候时只说“嗨”。《时尚》的一位女士曾称《魅力》的职员是“一群精力旺盛，爱说‘嗨’的家伙”。
几年前的一天，一位《时尚》新雇用的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女秘书背着包闯进了编辑部办公室，开口就说了一声“嗨！”——本来习惯开口奉迎的编辑不得不厉声说道：“在这里，我们从不那样讲话。”
“《魅力》杂志社中的每个人都期望能够练就《时尚》员工的那种对时尚用语的警觉和认真。”曾经做过《魅力》杂志文字编辑的作家夏娃·马丽亚姆说道，“不过这类事情很少发生。《时尚》的人们总是小心谨慎。从《魅力》跳槽到《时尚》的新员工仍会使用‘可爱’这个字眼，而不用‘得体’；她或许会说举行‘一个聚会’而不说‘一次晚宴’；也许在她看来，一件鹿皮上装是‘周末坐旅行车出游时的衣服’而非‘住郊区别墅时的装束’；或者她会说去逛‘珠宝店’而不是去‘首饰行’。然而，最拙劣的辞藻还不仅限于此。她会说‘买得划算’，却不说这是‘一项明智的投资’或‘一个明智的决策’；或把‘舞会晚礼服’——这真让人为之一惊——称作‘正式服’。”
只要走出电梯，踏入19层的走廊，就会立刻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时尚》的氛围。漆黑的大理石地板上繁星点点，宽阔的大厅装饰得极有品位，一位操英国口音的美丽小姐姿势优雅地站在前台。《时尚》杂志连单词拼写也要保持英式拼写方式，或许聘用英国前台小姐是为了与这种传统的正规文风保持一致。
前台小姐身后一条弯曲的长廊通向各个编辑的办公室。第一间是美容编辑的办公室，里面充满了发油、胭脂以及各种能让人永葆容颜的擦剂乳液的气味。经过这间办公室，再转一个弯，就是其他六位编辑的办公室了。一个个宽敞的“时尚屋”把各个办公室隔开，时尚屋里总是人声嘈杂。从早晨9点到下午5点，时尚屋和周围的办公室里总是洋溢着50个女人尖细而热情的声音和接连不断的电话铃声；地上倒映出的那些大腿修长的女编辑的模糊影像，耳中充满她们高跟鞋的踢踏声。在时尚屋的一个角落里，针织品编辑正对丝绸样品挑剔地审视着；在靠近窗子的一隅，鞋帽编辑在思考什么样的鞋子穿在脚上才不同凡响；在另一个角落里，负责挑选模特的编辑正在档案柜中挑来选去，寻找合适的模特。在那里面可以找到详细分类的模特资料：哪些模特适合做紧身内衣的广告，哪些模特腿形优美，哪些手指纤细（适合做手套广告），哪些手掌娇小优美（这样的一双手使那些昂贵小巧的香水瓶看上去显得更大一些）。
卡罗尔·菲利浦是一位举止优雅、富有幽默感、体形优美的编辑。走近她的办公室，总会听到《时尚》的一些品味制造者发出的有教养的低吟浅笑；她们站在菲利浦夫人的办公桌前，双手叉腰，脚指跷起。当然，她们喋喋不休的话语和走廊里回荡的说话声常使高级时装编辑金茨堡男爵无法全神贯注于伦敦《泰晤士报》上的填字游戏。报纸是每天早晨送报人从时报广场报摊上为他取的。《时尚》的女士们都叫他“尼基”（他本名叫尼古拉斯）。他把“7”写成欧洲式的“”，曾是俄国芭蕾舞团的演员，并在一部名为《符咒》（The Vampire）的电影中担当过角色。在那部电影中，他扮演一位诗人，在棺木中等待了两周，最后伺机杀死了吸血鬼。如今，男爵总是打黑领带。据说，有一次当他搭第七大道的电梯时忘了按楼层，结果直接被送到了一个专门为殡葬服务人员制作礼服的裁缝室。
男爵办公室楼上的第20层，《时尚》杂志社还有几间办公室，其中一间属于专栏编辑阿勒·泰尔美。她曾被克劳宁希尔德[8]称赞为“科伦巴的蛋奶酥”。在工作中她负责一个名叫“人们正谈论”的专栏。这是一个专门收集女士谈论话题以及她认为大家应该谈的话题的专栏。
人们正谈论……目前我们需要引入希腊词汇Bottologia，意思是说得太多或是无谓的重复，正如《马太福音》6:7所言……
人们正谈论……伟大的奥地利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的女儿受洗时人们送给她的礼物……
人们正谈论……藤球是一种很好看的游戏……
人们正谈论……蜂雀……
人们正谈论……世界的东部……
尽管有些评论家认为，《时尚》杂志的文学方针，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有任何疑问，重印科莱特[9]就好。”然而必须替《时尚》声明的一点是，它的文学作品都出自一些优秀作家之手，像马丽安娜·摩尔、雅克·巴尔赞、指导贝卡·韦斯特和阿勒·泰尔美等。尽管如此，才华横溢的《时尚》前艺术指导米赫姆德·费米·阿迦博士曾做过这样的评论：“阿勒的文章固然写得漂亮流畅，但我还是常对她讲，她与妓院里的钢琴演奏师并无二致。也许她的确是位出色的钢琴演奏师，但人们去那儿的目的可不是听音乐。同样，人们购买《时尚》不是为了读好文章，而是去浏览时装。”
金茨堡男爵刚刚做完《泰晤士报》上的填字游戏，便赶往第七大道的服装中心，去观看那里的时装展示。此刻，他正在服装设计师赫伯特·桑德海姆的展示室中，斜靠在豪华沙发上，欣赏着一场专门为《时尚》杂志预演的春装表演。坐在男爵身边的是《时尚》的另一位编辑米尔德丽德·诺顿，她是一位线条突出、体形优美、眉毛高挑的金发女郎。
“你可是全世界最先看到我的春装的人。”桑德海姆身材矮小结实，声音略微沙哑。此刻他搓着双手，满脸带笑地说道。
过了一会儿，一个金发模特从幕后出来，步履轻盈地朝男爵和诺顿夫人走来，并轻声说道：“628号。”
男爵在他的爱马仕真皮笔记本上记下了式样代码，看着模特转了一圈走回到幕后。
“那是意大利的佩米卡棉布做的。”桑德海姆说。
“贵吗？”诺顿夫人问。
“佩米卡棉布大概是2.5美元一码。”桑德海姆回答道。
“648号。”第二个模特低声喊道。她有着一双褐色的眼睛，一头褐色的头发，肤色也呈褐色，从桑德海姆身边翩然而过，展开衣襟，在金茨堡男爵面前转了个圈。
“好极了，我就喜欢这种极富感染力的外衣。”男爵说道。同时，他非常专业地在模特身上的佩米卡晚礼服上捻了一下，感觉一下面料的质地。
诺顿夫人右眉抬了一下。
“这个冬天你打算出去吗？”男爵问桑德海姆。
“也许要去棕榈海滩。”他答道。
男爵好像并没有反应。
“624号。”刚才那个褐色皮肤的模特又从幕后走了出来，身着飘曳长裙，走到前台，旋转了一圈，低声喊道。
“佩米卡的质地的确很棒，”桑德海姆很快又恢复了一副认真的样子，说道，“还有，这种面料不起皱褶。”
“好像那两件更好些，你说呢，尼基？”诺顿夫人问道。
男爵没有回答。模特又在他面前转了一圈，然后背对着他站在那里。
“你是多少号？”男爵问道。他的声音短促却清晰，还带英国腔。
“639号。”模特回过头来说。男爵记了下来。伴随着塑料挂衣钩噼里啪啦的声音，他看着模特走回幕后。
五分钟后，桑德海姆先生的服装展示会结束。对于那些《时尚》想独家拍照和展示的服装号码，男爵都一一记下，并告诉了他。
桑德海姆欣然应允，因为他知道，只要能在《时尚》杂志上首先推出，那么这些时装几乎都可以确保畅销。
《时尚》杂志的历史可追溯到1892年12月17日。那时“儒雅友善的”亚瑟·鲍德温·特努尔（普林斯顿大学76届毕业生）创立了《时尚》杂志，他的妻子是美国女人中最早迷恋高尔夫球的一员。早在1895年，他就因在杂志上刊登了孔苏埃洛·范德比尔特小姐与马尔伯勒公爵结婚时穿着的礼服及内衣而引起了一场轰动。
1909年，康德·纳斯特买下了《时尚》的所有权。在他的手上，这份杂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一枝独秀于时装类杂志。《时尚芭莎》杂志一直奉行革新的风格，却也不能给读者提供玛丽·麦卡锡[10]所说的“大众化的高贵”一类的东西。一位《时尚》的女士解释说：“我们的杂志在这方面正好恰如其分。”
几年前，麦卡锡小姐就女性时装杂志曾为《记者》（The Reporter）做过一次相当广泛的调查。她得出结论：当翻看诸如《迷人》（Charm）、《魅力》或《小姐》（Mademoiselle）这些不太故作时髦的杂志时，读者就会感受到一种对她及其所面临的问题的人文关怀。读者的困惑包罗万象：“作为一名职业女性的痛苦；对上级的嫉妒；神经过敏，局促不安，备感孤独，性恐惧；对与老板发展友情的胆怯；每晚坐在镜前拿着镊子修整眉型；周六绝望的社交斗争（‘办个聚会，把你认识的人都叫来’）；在办公室那死气沉沉封闭生活中的苦苦挣扎以求认同了。”
在《社会影响力》（Social Forces）杂志中，两位社会学家，巴纳德学院的伯纳德·巴伯和当时哈佛大学的莱尔·洛贝尔也就女性杂志问题做过一次调查。他们指出，《时尚》代表的是那种“成熟老练和时髦”正是受人尊敬的、家长与教师联合会般风格的《女性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所不屑一顾的。后者对于所谓的“独树一帜”、“标新立异”及“风雅高贵”深恶痛绝。
然而，据两位社会学家讲，似乎还有一群更遭人嫉妒的女人，她们是一群超越了《时尚》所代表的时髦风格的、并不时髦的“有祖产的权贵女性”。
“在这种最高级别的较量中，人们已无须通过消费来印证她们的社会地位了。”巴伯与洛贝尔写道，“此类女人也许会对变化万千的时装潮流无动于衷。她们那些质地优良的高档服装可以穿上好些年……她们的衣着看上去有时有点古怪，就好像波士顿灯塔大街上的那群老妇人。”
谈到《时尚》的水准，他们继续写道：“在有祖产的权贵家族这一社会阶层之下，紧挨着便是那些‘高级时尚’（high fashion）、紧追巴黎时尚的女性领袖了。她们对于在她们之上的那个社会阶层的女性的生活了如指掌，甚至也试图融入到那个圈子当中，于是便竭尽全力想让自己也能和‘恬静典雅’这样的字眼有缘。这群人所追求的时尚要突出的是一种高贵、优越和天生的雅致。”
当然，在《时尚》杂志可以展示出这种高贵和雅致之前，必须先召集一批极其时尚的模特，让时装摄影师为她们拍下玉照。这天下午，著名摄影师霍斯特·霍斯特的阁楼工作室中正在进行一次色彩摄影。阁楼位置极佳，正好俯瞰东河。当霍斯特·霍斯特在工作室中摆弄德国、日本、瑞士产的各种相机时，他的中国助手正把许多色调柔和的大块天蓝色纸板贴在墙上，以营造出一种夏日的背景。在地板的中央，一大箱花卉前面，有一张暖和的棕色豪华高凳，模特拍照时要在那里就坐。在隔壁的化妆间内，《时尚》的辛普森夫人一边等着模特多罗西娅·麦高恩到来，一边刺绣，绣的是马蒂斯的画。
“我会发疯的，如果没有这刺绣，我真会发疯的。”辛普森太太冲着她的刺绣品说道。
化妆间的另一隅，《时尚》杂志的女装管理员正在熨烫模特一会儿要穿的六件加拉诺斯的薄纱晚礼服。十分钟后，多罗西娅·麦高恩终于戴着满头的发卷冲进了化妆间。她是一个身材高挑、面色苍白的女孩。她迅速地脱掉了外套，将头上的发夹摘下，冲到化妆镜前，开始用一个日本化妆刷在她那张画布般的脸上描画起来。
“穿哪双鞋，辛普森夫人？”她问道。
“亲爱的，试试那双红色的。”辛普森太太说着，从马蒂斯上抬起了头。
“开始吧！”霍斯特·霍斯特从隔壁房间喊道。
经过几分钟专业级的化妆后，多罗西娅已从头到脚变成了另一个人。她刚进工作室时还是一个面色苍白、身体瘦削的布鲁克林普通女孩，此刻已俨然成为一个老于世故、难以判定年龄的女人了。她正等着第七次登上《时尚》的封面。她备感自信地走进工作室，站在霍斯特·霍斯特前方15英尺远的地方，全身绷紧，双腿轻轻叉开，手放在臂部上，预备再一次在照相机前展示她的魅力。
霍斯特·霍斯特双手轻握着三角架，蹲在地上，准备开拍。就在此刻，站在一旁像保姆似的辛普森夫人喊道：“等一下！”顷刻之间，摄影师和模特的这种全身心的投入状态被打断了。只听辛普森夫人说：“她的指甲看上去太糟糕了。”
“真的很糟吗？”多罗西娅问道。她已不再像先前那个信心十足的女人了，此刻又蜕变成那个来自布鲁克林的普通女孩。
“的确如此，你带假指甲了吗？”
模特返回化妆间，戴上假指甲，又回到了相机前。辛普森夫人现在满意了，便回到隔壁房间，继续钩花边去了。中国助手在多罗西娅面前架起一个风扇，于是她的纱衣被吹得飘飘而起，裹在她那瘦削倾斜的身上。
多罗西娅把头仰起。
“风吹来时感觉真奇妙。”她笑着说。
“动一下腿。”霍斯特说道。
她的腿微弯了一下，双唇微张。霍斯特的相机不停地拍着。然后，她斜靠在那张凳子上，双唇皱起。霍斯特继续拍着。
“噢，很好，”霍斯特说，“再来一遍。”（相机的咔嚓声）
多罗西娅微笑，双唇一会儿微张，一会儿张成圆形。霍斯特在不停地拍摄。
“帽子要掉了！”她格格地笑着说。
“微笑，千万别咧开嘴笑。”霍斯特说着，又是咔嚓一声。“脖子伸长。”
她再次展示身体，又是咔嚓一声。
“真不错。”他说着，又是咔嚓一声。
“就这样。”他缓慢地重复着，手又按下快门。
现在不需要任何提示，多罗西娅已经可以自如地摆出各种姿态：一会儿风情万种，一会儿又含情脉脉，一会儿神采奕奕，一会儿又如瓦萨学院里的女学生一样端庄娴静。霍斯特在相机后兴奋不已，一直说个不停。
“很好”（咔嚓），“很好”（咔嚓），“很好”（咔嚓）。
“这些小的是什么花？”多罗西娅最后问道，她已没有了先前的情绪。
“杜鹃花。”霍斯特说着，点燃了一根烟。多罗西娅把一只玛瑙石戒指从右手上摘了下来，戴在了左手上，她说：“你知道吗？如果把戒指从一个指头上摘下戴在另一个指头上，你会感觉它还戴在原来那个指头上。”
霍斯特略带惊讶地望着她。后来多罗西娅又去换另一套服装。那个身材犹如一个游泳健将的中国助手将风扇关掉，把蓝色纸板的背景迅速地换成了粉红色。多罗西娅换好衣服回来，辛普森夫人又过来审视了一番。
“多罗西娅，”辛普森夫人说，“脖子后面有一小绺头发翘起来了。”
“是吗？”多罗西娅摸了摸脖子，问道。
多罗西娅在往化妆间走时，注意到了粉红色的背景，脸上马上浮现出兴奋的表情。
“噢，”她兴奋地叫着，“粉红色……粉红色，粉红色！”
[1] 肯尼思·巴特尔（Kenneth Battelle, 1927—2013），人称“肯尼思先生”，美国著名发型师，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他去世前，一直引领着纽约的发型、发饰时尚潮流。为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设计其标志性的蓬蓬头而闻名世界。
[2] 帕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 1876—1973），西班牙大提琴家、作曲家、指挥家。他最重要的作品是1936至1939年间录制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协奏组曲。
[3] 沃尔夫冈·朗格维舍（Wolfgang Langewiesche, 1907—2002），美国飞行员、作家、记者。他发表于1944年的著作《操纵杆与方向舵》（Stick and Rudder）一直是讲解飞行原理、掌握飞机基本操作方式的经典著作。在“二战”期间，他还在美国空军的霍索恩航空学校（The Hawthorne School of Aeronautics）教授“飞行理论”课程。
[4] 勒尔·吉尼斯夫人，此处指格洛丽亚·吉尼斯（Gloria Guinness, 1913—1980），社会活动家、时尚偶像，1963至1971年任《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特约撰稿人。勒尔·吉尼斯（Thomas ‘Loel’ Guinness, 1906—1988），是格洛丽亚的第四任丈夫，英国保守党人，曾任下议院议员，商业巨贾、慈善家。
[5] 凯斯·凡·东恩（Kees van Dongen, 1877—1968），荷兰画家，野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上文所提到的六位女士，在其正式身份之外，均是当时的时尚偶像。
[6] 埃莱娜·罗沙（Helene Rochas, 1927—2011），法国时装设计师马塞尔·罗沙（Marcel Rochas, 1902—1955）的妻子，法国时尚偶像之一，在其丈夫过世后负责经营罗沙集团，该集团业务涉及时装、美容、香水等多个领域。
[7] 康泰纳仕出版公司（Condé Nast Publicaiton Inc.），由康德·纳斯特（CondéNast, 1873—1942）创办的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国际期刊出版公司，旗下杂志有《纽约客》、《名利场》（Vanity Fair）、《GQ》、《魅力》（Glamour）、《Vogue服饰与美容》等。
[8] 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Frank Crowninshield, 1872—1947），美国记者、艺术评论家、剧评人，为《名利场》杂志编辑、撰稿了21年时间，确立了其出众的文风。
[9] 科莱特（Colette, 1873—1954），原名西朵妮-加布里埃尔·科莱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法国著名女作家、记者、演员、剧作家和戏剧评论家，创作了大量反映法国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最著名的有《吉吉》《谢里宝贝》《白日的诞生》《花事》等。
[10] 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 1912—1989），美国作家、批评家和社会活动家，擅长围绕婚姻、两性关系、知识分子等话题进行创作，作品常发表于《党派评论》《新共和》《哈泼斯》《纽约书评》等著名杂志，著有《她所结识的人》《令人迷恋的生活》《佛罗伦萨的石头》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