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建桥工人
建桥工人开着宽敞的汽车进城，住豪华宾馆，痛饮威士忌，然后再灌啤酒，他们追逐女人，随后又将她们抛弃。他们在一个地方只逗留一段时间，一旦大桥建好，他们就开拔到另一座城市，去修建等待着他们的另一座大桥。他们把所有地方都连接了起来，但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永远孤独、飘零。
他们不像那些大桥一样，能牢牢地扎根于一个地方。他们的生活一半像马戏团里的演员，一半像吉卜赛人：在空中时，姿势优美，行动自如；在地上，却变得浮躁不安，手足无措。他们已习惯于在距地面600英尺高、八英寸宽的钢梁上行走，可是一旦站在地面宽阔的道路上，却似乎失去了方向。
不建大桥时，他们就去盖摩天大楼，修高速公路，建河堤大坝。无论哪里，只要是有挑战性又需要加班加点的工作，他们就会前往。有时，他们会日夜兼程地走几千英里的路，赶往一座正在大兴土木的城市，因为那里有许多建筑工地。他们难以抵御那些新兴的城市建设的诱惑；正因为如此，他们被称为“流动工人”。
从外表上看，这些流动工人都很魁梧；即使谈不上魁梧的话，至少也都是很健壮的。终日的风吹日晒已把他们的皮肤变成了深红色，给铆钉加热的工人的脸变成了灰黑色，装钉铆钉的工人几乎丧失了听觉，用锥形小铁桶接铆钉的工人身上到处是不小心时留下的水疱和烧伤痕迹。有些电焊工夜里睡觉时都会梦见火花飞溅，那些钢件连接工因为一天到晚在柱子上爬上爬下，全身都是老茧和划伤。许多流动建桥工身上都伤痕累累，手指被失手掉下的利铁削掉。多数人都有过从高处摔下的经历，有的摔断了胳膊，有的摔断了腿。很多人都目睹过工友从高处掉落致死的悲惨场面。
他们都是些骄傲自大、以自己的工作为荣的男人。夜晚，他们在酒吧吹牛闲侃，但话题还是离不开建桥。有时，当他们转身要离开时，酒保会在他们身后喊道：“嘿！你们这帮家伙，帮我把这里的一些钢管拆掉怎么样？”
因为他们有钱，妻子又不在身边，就会吸引不少风尘女子。妓女特别喜欢他们，专门在圣路易斯附近的一座大桥边停了一条船，等待他们的到来。在帕迪尤卡的红灯区，修桥工的头盔常被妓女们用来当花盆。
周末，也有一些修桥工开车行驶几百英里去看望他们的家人。他们充满柔情，又宽宏大度，而且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他们干的活儿有多危险。他们只在私下里才敢承认工作的危险性，这一半是出于骄傲，一半是出于害怕，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妻子知道了真相，那么这种看似稳固的婚姻就会不复存在了。
和大多数男人一样，这两种生活流动建桥工都想拥有。
因此，偶尔他的全家也会跟着他，住在小旅馆里或拖车营地。但对妻子和孩子来说，这却是一种非人的生活。
流动建桥工的孩子可能在40个州住过，毕业前上过十几所中学——假如他真能毕业的话。尽管父亲们常常发誓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再当建桥工，可他们的儿子往往还是继承了父业。儿子之所以也成了一名建桥工，其中的一个原因恐怕是他父亲骨子里就想让他这样，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建桥工周末在家里大肆吹嘘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的缘故。他们酒后话语中描绘出来的是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一个当儿子的不可能不受诱惑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似乎应有尽有：冒险，开大车，挣大钱——有时一周能挣350或450美元——雨天因桥滑无法干活时聚众赌博，还有，可以周游全国各地。他们的工友中有像蜘蛛般灵巧爬行的印第安人，有像途中看到的海浪那样敏捷的纽芬兰人，还有那些逃离南方贫穷小镇到处游荡的叛逆的铆焊工。就是这些人，齐心协力地建造出那些巨大永久的建筑。多年后，在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时，他们可以自豪地指着它说：“儿子，看到那座大桥了吧，我年轻时一天要往那上面钉1200个铆钉！”
建桥工们只向儿子讲述美好的回忆，从不讲那些可怕的经历。他们很少提到在高处曾经感到的恐惧，闭着眼睛紧紧地抱住钢梁一动也不敢动；也很少承认有时从高处爬下来，只有一口气喝下三杯酒才能驱散他们心中的余悸。不！他们绝对不会对儿子讲这些的。他们只会老生常谈地讲述他们如何风光，如何加班加点地工作，却从不提起几个星期找不到工作的经历。他们回忆如何参加金门大桥和帝国大厦的建设，以及他们的父辈在1902年如何参加威廉斯堡大桥的建设，如何用马拉的起重设备吊装钢梁。
他们会让自己的世界听上去像荒凉的西部的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确实如此。就是在今天，许多建桥工仍然把他们自己看作拓荒者。但是，这种愿意到任何地方去建造任何东西的自由自在的流动工人现在越来越少了，恐怕也只有千数人了。每当他们到一座大兴土木的新兴城市时，他们就会聚在酒吧里，庆祝他们的重逢，谈论过去的时光和人物。他们谈论西塞多·麦克，那个曾在禁酒令期间开车贩运坎普内威士忌，最近从芝加哥附近的大桥上掉下去摔死的建桥工；他们谈论艾尔·迪尔，那个曾在西部同时让三个女人感到幸福，每天早晨都穿着花哨的丝绸衬衣到大桥上干活的印第安人；他们谈论瑞普·豪瑞德，那个曾用20美元的钞票贴满皮箱两侧，一天夜里却在一个墓地变成疯子的人；还有纳特莱·凯德，他喜欢抽意大利长雪茄，嚼灯心草，用抽水马桶里的水，午餐时喜欢喝牛奶和啤酒——也不把灯心草拿出来；还有“冰水查理”，他在寒冷的冬天会打发学徒工从高处的桥上下到地面上取热水，等到这些学徒取到水再爬上来时，水已冰冷，他会把水吐出来，愤怒地嚷着：“这简直是冰水！”然后再派他们爬下去取热水；还有那个一条腿的好色鬼怀泰·豪伍德，一次，在一座铁路大桥上干活，他竟没听见火车驶来，最后关头不得不跳过轨道，抓住桥栏躲避火车，结果他的木制假腿掉了下去，然后在后半生中一直吹嘘自己如何两次失去左腿。
有时他们会没完没了地喝酒，回忆那些建桥工圈子里的人物以及有关他们的一些琐事。这些人从未被世上的其他人认识过。之后，他们开始玩扑克。建桥期间他们几乎天天打牌。许多建桥工永远不会从他们亲手建成的大桥上走过。大桥还没有完工，或许是在通车前的六个月，有些建桥工就开始浑身痒痒，然后就到别的地方找活干去了。当挑战性的刺激正在消失，夜以继日的工作也将结束时，他们便开始想“下一个工地在哪儿”。这就是1957年早春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但有些建桥工已知道了答案——纽约。
纽约当时正规划建造许多座大桥。北部偏僻地区有几个项目，单是纽约城区，在1958年到1969年间就计划投资6亿美元建造一系列的大桥，其中有乔治·华盛顿大桥的加层，长岛海道上的窄颈大桥，还有建桥者一生中最具挑战性的工作——韦拉扎诺海峡大桥，世界上跨度最大的悬索桥[1]。
韦拉扎诺海峡大桥将把布鲁克林和史泰登岛连接起来，尽管大桥两边的两个城区里有成千上万人反对。此桥将拥有比旧金山金门大桥还长60英尺的4260英尺的主桥跨，这个桥跨比紧靠加拿大、密歇根北部的麦基诺大桥还要长460英尺。
麦基诺大桥横跨休伦湖与密歇根湖，把圣伊格纳斯城与麦基诺城连接起来。正是这座大桥在1954至1957年的修建期间吸引了大量的建桥者。尽管无法抵制向东迁徙的诱惑，但现在就让他们离开密歇根前往纽约，一些建桥者仍会为之感到悲伤。这是因为，在他们充满危险的修桥生涯中，还没有一个小城比曾经一度安静的圣伊格纳斯更能让他们赞不绝口，留连忘返。
建桥者到来之前，圣伊格纳斯是一个只有2500名居民的安静小镇。这里的居民冬天狩猎，夏天钓鱼，经营一些接待游客的小商店，帮着照看行驶五英里才到麦基诺城的渡船，从不给当地警察找一点麻烦。这个地方最早的居民是爱好和平的印第安人，接着是法国护林人，然后是传教士和皮货商。直到1954年，它仍是个干干净净、不受污染的地方。城里只有一家小旅馆，叫尼古拉旅馆，是以一个叫让·尼古拉的白人命名的。据说是他于1634年乘一条独木舟划过麦基诺海峡发现了密歇根湖。
这家尼古拉旅馆，主要是它的酒吧，后来变成了建桥者的总部。不久，这个地方就天天有聚会，经常发生打斗，一片乌烟瘴气了。接着，从北部的加拿大和南部的底特律来了些姑娘。后来人们开始掷骰子赌博。如果圣伊格纳斯不是一座这么友好的城市的话，那么所有的建桥者早就进了监狱，也就根本不可能把大桥修完了。
眼看着大桥腾空而起，圣伊格纳斯的居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看到工人们在桥上干活那么辛苦，居民们怎能忍心打扰他们夜晚的那点儿乐趣。当然，商人们对建桥工的态度更友好，因为，一夜之间，这个密歇根州海边小镇的人行道上就新增了六七百号男人，每人一周都有300至500美元的收入，而且一些人花钱如流水，这对他们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
当地警察也不想给建桥者留下不好客的印象，所以他们也不去查抄扑克牌局或掷骰子赌博。人们记忆中的唯一一次查抄行动是由几个密歇根州巡警领头干的。他们冲进旅馆酒吧时发现，在聚众赌博的建桥者中间还有一位巡警。唯一被抓的是那个赢钱最多的建桥工，由于他赢的钱都被没收了，无法支付100美元的罚金，所以不得不在监狱中过夜。可是，到了后半夜，他在牢房里摆开了纸牌赌局，赢了100美元，随后支付了罚金，出了狱，第二天干活都没迟到。
也许这样讲有些夸张，除了州巡警外，圣伊格纳斯的所有其他人，不外乎这样两类人，要么对建桥者嗤之以鼻，要么能够接纳、容忍他们。也有些家长禁止他们的女儿与建桥者约会，尽管并不总是十分管用。镇里也有些年轻男人鄙视建桥者，这一则是由于建桥者中很少有不放纵声色的，一则是由于他们羡慕这些人的好车及丰厚工资。当然，认为建桥者中没有不爱热闹或不爱节俭的男人也是不对的，因为至少有六七个这样的人——例如，一位大个子的名叫埃斯·考恩的腼腆的肯塔基人就带着他的妻子一起来到了密歇根；另一位叫约翰·阿特金斯的曾在尼古拉旅馆喝了12杯双份马提尼酒后面不改色，仍然保持君子风度，飘然若仙地从酒吧里出来，消失在夜色中。
他们当中还有杰克·凯利，那个费城帆船制造商的儿子。他高高的个子，体重足有235磅。尽管在嘈杂的大桥上干了多年，头上因被砸伤缝了53针，但他仍然保持着温和的脾气。最后还有麦基诺大桥上的另一位受人爱戴的建桥工，那个被人称为“卷铺盖”的监工阿特·德林。他是位来自阿肯色州的建桥老手，30年代曾去西部参加过金门大桥和奥克兰海湾大桥的修建。他之所以被叫作“卷铺盖”，是因为他总是讲，他宁可卷铺盖回家，也不愿在一个对建桥知识知道得比他少的监工手下干活。他说这话并不是想威胁谁。
他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座大桥走到另一座大桥，从未真正满足过，直到他当上职位最高的大桥监工，就像他在麦基诺大桥所干的工作一样。1962年，他也想在韦拉扎诺海峡大桥一展身手。
在他漂泊不定的建桥生涯里，“卷铺盖”德林留下了一个名叫约翰的儿子。约翰·德林继承了他父亲身上那种南方人所特有的魅力和大度，这种魅力和大度实际掩盖了他内心深处隐藏的桀骜不驯。约翰·德林投身麦基诺大桥建设时只有19岁，那时他就和其他工人一样，为了给圣伊格纳斯城留下建桥者的足迹而发奋地工作。
约翰·德林1937年出生于奥克兰市，当时他的父亲正在那里的海湾大桥做收尾工作。后来的19年里他一直跟随着父亲四处漂泊。他在41个州待过，上过24所学校，迷倒过许多女孩子——他娶了其中的一位，并与她一起生活了四个月。他举止温文尔雅，衣着干净，没有丝毫的粗俗无礼。但像许多建桥者的后代一样，他也染上了被老一代建桥者称为“流浪症”的病。
正因为如此，有些女人难以接受他，有些女人害怕他，而多数女人则喜欢他。他到圣伊格纳斯的第一周，在一个加油站附近，注意到一辆汽车中的女孩子们。他努力抛弃新来乍到的男孩子的那种羞涩和毛躁，非常有礼貌地与车中最漂亮的那个女孩搭讪——她是个非常健康的瑞典美女，男朋友应征入伍了——这样，他们就开始了一段难以忘怀的浪漫恋情，这种恋情可以一直持续到下次恋情到来。
约翰在麦基诺大桥干活时存下几千美元，后来靠这笔钱上了阿肯色州立大学（尽管时间不长），还买了一辆价值2700美元的英帕拉轿车。一天夜里，在阿肯色州的奥拉城，他撞坏了汽车。那天晚上与他约会的女孩是法官的女儿，要不是这个女孩，他早就吃官司了。
约翰·德林似乎有着某种魔力。在修建麦基诺大桥以及后来又到东部建造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所有建桥者中，约翰·德林似乎是最幸运的一个——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他的好友罗伯特·安德森。
安德森更幸运，主要是因为他活得长，干得好，经历的磨难更多。他向来保持着开朗的性格和乐观的态度。他来建麦基诺大桥时只有34岁。他与一个女人结婚12年，与另一个女人只相处了两周。他出过车祸，被落下的工具砸伤过，从高处摔下来过。有一次他从42英尺的高处掉下来，但他身上唯一能看到的伤是左手内侧失去了两个手指，其他手指仍然能正常使用。
一天，在麦基诺大桥北塔上，安德森脚下一段窄梁的一端突然折断，他像过山车一样滑落下来。安德森紧紧地抓住这段钢梁，沿钢缆急速滑下，从1800英尺处一直滑到钢缆底端的锚锭，在那里钢缆斜度慢慢减缓，直到水平延伸到固定锚锭。安德森悄无声息地从那根滑落的钢梁上下来，再慢慢往上爬。幸运的是，麦基诺大桥的设计师是戴维·B.斯坦，他喜欢使用距离很长的两头收缩后跨；假如这座大桥让O.H.阿曼设计的话，那么安德森早就撞上缆索拉桩，葬身海底了，因为这个家伙喜欢使用距离很短的粗大后跨，就像他为韦拉扎诺海峡大桥设计的那样。安德森就那么幸运。
下了大桥，在找女人方面安德森也有建桥者的运气。作为建桥者的儿子，他从小就四处漂泊。长大成为真正的建桥者后，因频繁搬迁，他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灵活性，养成了一种对什么都不太在意的心态和四海为家的能力。有一次在墨西哥，他曾把家安在了一家妓院里。那里的妓女们非常喜欢他，仰慕他的绅士风度，喜欢他像对待淑女一般对待她们，甚至还为他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最后，妓院老鸨干脆邀请他做了这家妓院的常驻客人。每天晚上安德森都与她们共进晚餐，早上与她们一起排队等候洗澡。
尽管有六英尺高，肩宽宽的，腰板儿挺直，鲍伯·安德森却不是一个十分英俊的人，但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和一张友好的、面带笑容的圆脸，与他相处会让人没有一点儿戒备之心。他是建桥业中的汤姆·琼斯式的人物——温柔、敏捷、勇敢，喜欢和热血女人寻欢作乐，但从不圆滑，也不阴险。
他在赌桌上也相当幸运，曾在俄克拉何马州跟他叔叔曼纽尔学过点儿赌博技巧。他叔叔是一个会弹吉他的恶棍，曾靠纸牌赌博赢得过整座游艺场。安德森一般不玩掷骰子游戏，不过，一天晚上他还是被邀请参加了在尼古拉旅馆的男卫生间地板上进行的掷骰子赌局。
“噢，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几天后他用他特有的西南部人的腔调，对他的朋友说，“我当时醉得一塌糊涂，什么都看不清楚，但我一直在掷骰子。我眼里看到的只有7点和11点，7点！11点！老天爷啊！整个晚上都是这样！我不断地赢钱，喝酒，再赢更多的钱。后来许多其他人也听到了男卫生间里传出来的声音，都挤了进来，有些女人和游客也挤了进来——他们只想亲眼目睹我掷出7点和11点。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后头疼得要命，发现桌面上有一大堆钱。我摸了摸口袋，里面全是钞票，它们就像干树叶似的皱巴巴地塞在兜里。我数了一下，有1000多美元。到大桥上干活时，还有很多人走到跟前对我说：‘过来！鲍伯，这是我昨夜借你的50美元。’‘还你100美元。’我甚至不记得他们向我借钱的事。老天爷呀，这是多么走运的一夜啊！”
鲍伯离开麦基诺大桥和圣伊格纳斯镇时，攒下了一笔5000美元的存款。他不知如何使用这笔钱，就买了一张往返机票，到丹吉尔、巴黎和瑞士玩了一圈。像他所讲的那样，他到处饮酒寻欢，直到除那张返程机票外花得身无分文，才回到圣伊格纳斯镇，娶了一位令他一直无法忘记的有着棕黑色皮肤的苗条女子。
不久，他收拾起全部家当，带着新婚妻子，和其他几十名建桥者一起，包括纽翰·德林和“卷铺盖”德林、埃斯·考恩、杰克·凯利以及其他修建麦基诺大桥的修桥老手和尼古拉旅馆的常客，踏上了东去的迢迢旅程，到纽约去寻梦。
[1] 韦拉扎诺海峡大桥（Verrazano-Narrows Bridge），连接纽约史泰登岛与布鲁克林的悬索桥，横跨韦拉扎诺海峡，也是这部分的主角。该桥最长跨距为1290米，在1964年完工之初成为全世界最长的悬索桥。现今其跨距排名全球第十，但仍为美国境内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