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爹从广州回到庄子湾后就病倒了。爹爹最初以为是舟车劳顿所致，没料到四肢乏力，一日不如一日。
爹爹在家休养，他对母亲做的可口的饭菜提不起兴趣。母亲请郎中到家里给爹爹看病，郎中说我爹爹年纪大了，可能是广东湖南两地奔波引起水土不服，调养调养就会好的。
郎中开了几服药，母亲按时给爹爹煲好。一段时间后，爹爹四肢添了些力气，能在母亲的搀扶下走到外面晒太阳了。
爹爹用他颤抖的手，给我写了信。他这才告诉我：“从广州回家后稍感不适，现已痊愈，家里一切都好，不必挂念。”
那年春节前，我从广州回庄子湾，陪爹爹和母亲一起过年。爹爹的身体只是虚弱，似乎并无大碍。
春节后我回广州上班，紧接着去了一趟香港。我给爹爹和母亲各买了一只金戒指，戒指很小，所以不贵。
我从香港回到广州后的一天，馆长办公室叫我去接电话（当时博物馆各部门没装外线电话）。电话那头乐怡姐告诉我：“爹爹因病住进了县人民医院，妈妈在医院照顾，你赶快请假回桃江。”
我惊恐不已，如果不是重病，爹爹是不会住院的。我火急火燎地向领导请了假，买了车票，坐火车再转汽车赶到桃江县城，立即跑到县人民医院。
爹爹见到我，很高兴。他安慰我说，年纪大了，偶感风寒，不碍事的。
我给爹爹戴上我在香港买给他的金戒指。给爹爹戴上后我才发觉我太吝啬了——戒指太小，就像一根金丝线缠在爹爹的无名指上。但爹爹很满足，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戴过金戒指。
给爹爹和母亲各戴上金戒指后，我便去医生办公室问爹爹的病情，医生告诉我：“你爹肝腹水，肚子已凸起，活不久了。”
我不懂医学，只好请教医生，肝腹水是不是绝症？有没有得救治？
医生说，如果打进口的白蛋白针，能拖一段时间，但仍无法治愈。
我立即说：“就打进口的白蛋白针！”
我把身上全部的钱交给母亲保管，请姐姐们支持我的意见——给爹爹打进口白蛋白针。清波姐和乐怡姐当即表态：“三姐弟各负责一个疗程，不停地打针！”
我们和医生都向爹爹瞒着病情，爹爹一直以为他染了风寒，他担心我耽误工作，催我迅速返回广州上班。
见爹爹生命近期无大碍，我服从爹爹的命令，返回广州上班。临行前我向两位姐姐说：“如果爹爹身体出现不好的状况，请立即送到广州治疗！”
过了一个星期，乐怡姐再次打电话给我：爹爹病危。
我立即向领导请了假，再次坐上火车。
那一天，北上的火车因铁轨故障而延误，我在火车上坐立不安。那时我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安装固定电话，我只能焦急地等待火车重新启动，我默默地祈祷爹爹能够转危为安。我想象着爹爹见到我，既高兴又生气地指责我不应该影响工作跑回家。
我在火车上睡了两晚，在接到乐怡姐电话后的第三天上午，我到达长沙火车站。我匆匆忙忙坐公共汽车转到长沙汽车西站，再坐长途汽车到桃江县城。在县城戏台坪坐下乡中巴车时，我见到同学刘可珠，他告诉我，我爹爹已经去世了。
中巴车在坑坑洼洼的泥泞毛公路上颠簸着，我在中巴车上默默流泪。爹爹55岁生下我，耗尽最后一滴血抚育我，把我送进大学，等着我毕业参加工作，却没享过我一丁点儿福就离我而去了。
子欲孝而亲不在！
苍天如此残酷无情！
爹爹撒手西去后的一段时间里，母亲再一次陷入人生的低谷之中。
我赶回庄子湾，奔跑进家里，一眼看见爹爹的遗像。满头白发的爹爹在堂屋正中央台桌上流泪的白蜡烛后面朝我慈祥地微笑。
母亲和姐姐们哭着告诉我：“重五啊！你回来迟了，爹爹已经入土为安了！”
我跪在爹爹的遗像前失声痛哭起来。我没赶上见爹爹最后一面，也没赶上为爹爹送行。
母亲在我的头上缠上白布。头缠白布，是孝子孝孙的装扮。母亲和姐姐们哭着告诉我，爹爹是在乐怡姐打电话给我的那天下午5点30分逝世的。爹爹弥留之际，一直在等我回来，但他终究没有等到我。
母亲和大哥、国兴哥及五位姐姐带我来到爹爹的坟前。姐姐们劝母亲不要陪我到坟前，但母亲执意要来。我知道，母亲既是执意要陪我，也是执意要再看看爹爹，更是执意要促成我们一家子在爹爹坟前的“大团聚”。
爹爹的坟是旧坟，并不是新坟。爹爹去世前几年就亲自指挥用红砖、水泥、木炭砌好了坟，坟前的山坡口留有一扇门，用于日后安放棺材。爹爹的棺材就是那天从那扇门放进早已砌好的坟内的。爹爹越老越豁达，他在世时那几年喜欢在夕阳下牵着母亲的手，爬到山坡上的坟前。爹爹喜欢在坟前与母亲聊聊天，回忆几十年来两人风雨丽日下走过来的路。爹爹常对母亲说：“不消几年，我就钻进坟里睡大觉了。你还年轻，你要多活一百年，不要急着来陪我。”
爹爹还对母亲说：“一百年后，你可能不能土葬了，你可能要火葬了哦。但火葬仍要埋的，不管百年之后你土葬还是火葬，都埋到我的旁边陪我。”
我十天前见到爹爹时，爹爹还是一位头脑灵活充满智慧的慈祥的老人。等我再次赶回来，爹爹已在九泉之下的坟墓里一睡不醒了。
我跪在爹爹的坟前，向爹爹哭诉：
“我自从离开家读高中起，别的同学不用担心父母的生命，我却时时担心，我生怕某个星期六回到家得知爹爹或母亲已经老去。您一直健康快乐地活着。这次为何突然老去呢？
“生我养我25年，从艰苦的岁月，到拨云见日，本应该享我的福，本应该接受我的孝敬，为何不给我孝敬的机会呢？
“您传给我优秀的基因，教给我高洁的品德，指给我光明的前景。您那么喜欢广州，您那么满意我在广州，您为何不多活几年，看看我的成长，看看广州的变化呢？
“您还没完成任务，您还没给我娶堂客，没看到我给您生孙子，您怎么就不留下来等等呢？”
当大哥扶我起来的时候，我看到乐怡的两手紧紧搀扶着母亲，清波一只手扶着母亲，一只手帮母亲拭泪。母亲双目无神，浑身微颤，无法自行站稳。我赶紧走过去扶住母亲，我发觉母亲突然衰老了许多。我一阵内疚，刚才的哭诉一定再次引发母亲的悲伤。
母亲与爹爹相濡以沫三十八载，两人爱得深沉。爹爹仙逝，母亲怎能不悲痛欲绝！
处理完爹爹的后事，我们便离开了庄子湾。
我是和五对姐姐、姐夫们一起离开家的。除乐怡姐和姐夫钟世辉往北回修山外，我们都往南。外面的三对姐姐、姐夫到益阳市看望满姑和满姑父。清波姐和姐夫朱世祥回益阳市谢林港镇（当时清波姐已调到谢林港镇中心小学）。清波和朱世祥把母亲接离庄子湾，让母亲跟他们同住。
后来，母亲和姐姐们告诉我，爹爹得知医生给他打的针是进口的，很生气，说糟蹋崽女的钱，说他的身子没那么娇贵。他提出要出院，母亲不依，恳劝爹爹继续住院。爹爹生气了：“你们爱住你们住！反正我不住！”
回到家没几天爹爹就不行了。他到临终前一刻头脑都异常清醒。他等我回去。感觉再也熬不住了的时候，他微笑着断断续续对母亲说：“老婆子啊……我享不成崽女的福嗒……福都留给你享嗒……”
爹爹说罢就与世长辞了。
母亲后来享受我们对她的孝敬时，总会叹着气念叨：“你们的爹爹说过，福留我给享嗒哦……可惜你们的爹爹没得这个命哦。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你们的日子这么兴旺，不晓得该多高兴咧……”
但爹爹逝世后不久，母亲不但没有享到福，反而饱尝苦楚。这是爹爹生前没有预料到的，也是母亲始料不及的。
清波姐与朱世祥的感情在爹爹逝世后不久迅速滑落。也许他俩原本就没有过深厚的感情。朱世祥在做酒店生意时伤害过清波，清波提出离婚。严厉的爹爹和慈爱的母亲虽然极力不允，强劝清波原谅朱世祥，但终没能帮他们修复感情。爹爹一走，清波和朱世祥感情的裂缝无外力维系，两人相处越来越艰难了。
他俩在家里时而冷战，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互不说话；时而吵架，提高嗓门嚷，甚至摔东西。
母亲看着清波和朱世祥生活在一起这么痛苦，感到非常痛心和愧疚。她也曾劝告清波冷静，说夫妻之间要包容，要谅解。但每次她的话还没说完，清波便恶言顶撞母亲。清波大声嚷：“就是你！为了自己享福，为了自己当‘街上人’，为了给你的崽买尿素，不惜出卖自己女儿！”
清波自从与朱世祥恋爱结婚以来，对母亲和爹爹的怨怪一直没有消失过。
这种怨怪，开始是一颗埋在火堆里的炭火，被厚厚的火灰覆盖着，看不见。后来是一粒灶火里飘出的火星，飘出就灭。再后来是一只小小的萤火虫，忽明忽灭。最后像一团火焰，呼呼燃烧。
从张目桥嫁到益阳的刘伴喜、刘艾春相继离婚后，清波对婚姻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与日俱增。爹爹逝世后，这种情感再也无法遏制了。
清波的儿子朱沁和养女刘宏宇得知清波和朱世祥在闹离婚，哭着哀求爸爸妈妈不要丢下他们，他们要一个完整的家。朱世祥木着脸瘫坐在沙发上，清波哭着抱着两个孩子：“妈妈实在过不下去了，如果不离婚，妈妈就去死。”
两个孩子吓得不敢说话，只能哇哇哭着像流浪狗一样乞怜地望着他们的外婆。
母亲请谢林港镇中心学校的教师帮忙劝解清波和朱世祥，母亲实在不愿意清波离婚。母亲不明白，朱世祥伤害清波是几年前的事了，近些年来他们两人之间并没有新的矛盾，夫妻一场，什么矛盾不能化解呢？离婚对清波、对朱世祥有什么好处呢？对两个年幼的孩子有什么好处呢？
不久，母亲请的几个教师告诉母亲：两人铁意离婚，没有办法了。他们还劝母亲理解女儿女婿，说离婚不一定是什么坏事，还说现在社会风气都是这样。母亲没有其他办法了。
至此，改革开放后庄子湾第一批嫁到“益阳大城市”的三个女人的婚姻全部解体。当年益阳市对庄子湾的“爱情掠夺”以城市、农村两败俱伤的感情悲剧落幕。
事情变得越来越坏。
朱世祥和清波离婚后搬离谢林港，南下广州打工。清波的情绪并没有因离婚而好转，反而变得更加郁郁寡欢。她的脸上不再有过一点儿笑容。她不愿跟人交流，包括母亲和儿女。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独自承受着煎熬和痛苦，任凭母亲和一对儿女怎么敲门怎么叫喊也不愿开门。
清波先是在精神上出现了问题。她情绪变得越来越不好，常闷声不响，或突然号啕大哭。上课时也会突然泪流不止。其他教师和学生们都发现，刘清波老师神情恍惚，表情木讷，像个怪人了。
接着，清波身体上也出现了问题。她给学生们上课时不止一次晕倒在讲台下。
清波的经济也越来越紧张。她一人抚养儿子朱沁和养女刘宏宇，母亲没有经济来源，也只能花她的工资。我当时正筹钱交福利房的房款，把母亲的几万块钱全借走了。乐怡姐和小姐夫钟世辉两人已下岗，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无法资助清波。
清波在她的好朋友刘红玉的陪同下多次去益阳市人民医院检查，医生说她患了更年期综合征，后又说她患了抑郁症，还发现她有子宫肌瘤。
清波因为子宫肌瘤住院开过两次刀（当时益阳市还不会做微创手术），第一次没割完全，只能又住院开了一次肚。
清波的身体越来越差，脾气也越来越坏。可怜的朱沁和宏宇整天紧张兮兮，生怕说错一句话惹得清波发火。母亲更是成天大气不敢出。
虽然母亲和朱沁、宏宇极力忍让清波，竭力避免触怒她，但环境总是不如人愿：清波家住在五楼即顶楼，楼房年久失修遇雨天就漏水；房里水管生锈，饮水只能到操场对面的学校厨房里提；学生们调皮捣蛋不听话；家长们偶尔会提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误解老师，学校领导、老师有时拉帮结派，欺软惧硬……种种这些，无不引发清波一轮又一轮的发病。
那段时期，不仅清波在苦水里泡着，母亲也在苦水里泡着。虽然母亲常常独自流泪，常常想如果爹爹在世她不会这么凄凉，但她更为清波担心。她担心清波的身体在两次手术后越来越虚弱，担心清波情绪有时低落有时狂躁，担心清波不知道何时晕倒在马路边引来伤残。看着小沁沁和小宏宇无辜可怜的眼神，母亲如万箭穿心。
乐怡想接母亲去修山，想让母亲换个环境，想请母亲帮忙照看儿子钟琨。但母亲没答应，母亲说：“我要守着清波，我怕她有个三长两短！”
母亲听红玉和其他好心人悄悄说过，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很容易选择自杀。
母亲要守着清波，她再苦再累也不能让清波找到机会自杀。清波从小跟着母亲吃了不少苦，参加工作后为家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两个孩子还小，家里绝不能没有清波！
我在广州经常给清波家打电话，我想跟母亲说说话，也想跟清波姐聊聊天。
清波有时不愿接我的电话，她听到电话铃声就烦躁不安。但有时她愿意向我诉诉苦。我觉得清波姐太孤独了，我劝她找个对象。但我发现她极度自卑——清波姐生活得好时，也不曾骄傲过，婚姻破裂后身体和精神不好，都在无情地吞噬着她越来越少的自信。
我在广州接待过清波的同学，我请他们帮清波物色一个对象。他们说自然会尽力，但难度很大。
那时，我未婚未恋，涉世未深，对当时社会的婚恋情况不甚了解，因而不理解他们为何说难度很大。他们直言告诉我，在婚姻问题上，男强女弱是残酷的现实。很多“剩女”堆积，难以找到理想的对象，离异的中年女人更是难上加难。40岁的男人可以找与他年龄相近的，也可以找比他小10岁的、甚至小20岁的。但近40岁的女人却很难找到40岁左右的男人。找六七十岁的，清波肯定不愿意，找没文化的，她肯定也不愿意。就是没钱、没文化、没工作的男人，也不愁找不到老婆。
他们的话让我顿悟。他们还有话没说出来，我能想到——清波容颜老去、身体欠佳、情绪不好、温柔不再，哪会那么容易找到对象呢？要再找一个像她的初恋徐令军那样的男子，是绝不可能的了。
现实就是那么残酷！80年代初期的清波，如一朵初绽的艳丽芬芳的桃花，万蜂争宠；90年代末的清波，像一片飘零在泥泞里的落英，无人问津。
那段时期，乐怡和钟世辉的婚姻生活也不宁静，也常有争端，也常让母亲焦虑不安。
年近古稀的母亲的头发每天都在变白。母亲每天早上照镜子，都发现前一天晚上还青黑的头发变白了。她常觉得胸闷，提一桶饮用水爬上五楼也需要歇几次脚了。
我还听宏宇和朱沁说，母亲有时胸口会痛，痛得难受时，母亲就往胸口、太阳穴、额头上涂很多风油精。整个屋子都弥漫着风油精的气味——直到若干年后，广州的医生才诊断出来，母亲患有严重的冠心病——邓小平同志逝世时母亲胸口痛，清波生活失意时母亲胸口痛，这种痛的医学术语叫“心绞痛”“心肌梗死”。
母亲陪伴着哀怨悲戚、体弱多病的清波，惦记着闷闷不乐的乐怡，一天一天显著地变老。
母子连心。我在广州常牵挂着母亲，为她的处境感到焦虑，上班时也常会想着母亲。我没料到母亲在走出含垢忍辱之后，在耗尽心血把儿女们甚至孙辈们拉扯大之后，竟还会品味生活的苦涩，还要承受生活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