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塘公社这个山旮旯里不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沿着从石桥坝到田家冲的公路的两边，开始不断出现新屋。张目桥大队范围内的茅草屋顶已经很少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瓦屋顶。土墙被不断地推倒，人们开始建红砖房——一家人一般建三四间房，左边、右边、后边的墙基本上用泥砖砌成，前边即正面的墙用红砖砌成。从正面看去，红砖墙，瓦屋顶，竹篙上晒着的确良衣服，漂亮极了。退伍军人刘恩佑和知识青年孙姿云夫妇新盖了前后左右四面墙都完完全全是红砖的新屋，简直像城里的房子一样，气派极了！
道光冲生产队有个叫吴适东的能人成立了一支基建队，他家推翻前几年盖的泥砖瓦屋，新盖起了两层半楼房。这是荷塘公社境内除公社社址和公社中学外的第一座民居楼房。吴适东的儿女们后来成为我的初中同学，他们穿戴得像公主和太子一样漂亮。
庄子湾已经有了三辆手扶拖拉机，不少人家买回自行车代步。
那年，张目桥大队的成人基本上形成了四拨。
一拨勇敢能干的人在本乡本土挣钱，他们有的拉运输，有的开打米厂，有的养鱼，有的加工红薯粉葛粉。后来，在本乡本土致富奔小康的事迹被县作协的诗人描述为“乡土是金，创意是银。只要洒下汗水，我们就能赢”。
一拨敢于远走他乡的青年男女在亲友的介绍和鼓动下不断地涌入广东，集中到一个叫广州三元里的地方和一个叫东莞厚街的地方打工。据说在电子厂打工的人一天可赚二三十块钱——这相当于张目桥学校一个教师大半个月的工资。据说在发廊打工的人赚钱更多，有时一天收小费就能收上百块——一天的收入就抵得上一个教师三个月的工资——但没人知道啥叫发廊啥叫小费。这些人有的确实发了大财，有的却听说被扔进了大牢，原因不详。
一拨人守着千想万想承包来的田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穿不愁，但就怕家里有谁生病。小病拖，大病也拖。他们处于两难境地：要么拖病人，有病不治，越拖越重；要么拖家庭，借钱治病，越拖越穷。
一拨人是空巢老人带着留守儿童。他们是由于家庭的青壮年长年在广东打工形成的。这拨人最苦，他们为在外的青壮年担心，长期不了解在广东的亲人的讯息，有时突然得到坏的讯息如同遭遇当头一棒。
但不管是哪一拨人，都深切地感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变化，感受到了实惠。当然也有个别人感叹，社会又出现了贫富不均且似乎无人治理，感叹资本主义尾巴越来越长。
小哥毛坨属于第一拨人，他选择在本乡本土挣钱。
不知是他拼劲太足，还是想迅速结束做“荒货佬”沿家沿户挑担收废品的尴尬，总之，他提前实现了母亲的计划。母亲曾给他提出，挑担做一年左右后开一家废品收购站，他只当了五个多月的“荒货佬”就开了一家废品收购站。
母亲叫毛坨开一家废品收购站的构想是富有智慧和远见的。且不说母亲对收废品这条路的选择是另辟蹊径和独出心裁，单说她叫毛坨成为个体户的这个想法就很了不起。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个体经济实行的是限制型发展政策，与后来的大力支持和扶植不同，政府在那一时期对个体户主要是管理和限制。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农民，思想还不够解放，再加上传统观念的影响和解放以来个体经济发展政策的不断变化，人们对个体经济心有余悸，生怕政策突然改变，所以对个体经济敬而远之。
1981年，中央明确提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随后，国务院颁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对个体经济重新定位，个体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再接着，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写道：“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权益。”
从此，个体经济的地位正式得到了认可。
母亲帮毛坨设计的虽然是不太有面子的废品收购，但让毛坨成为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个体户”。
毛坨的废品收购站选址在修山街尾。选址的问题，他思考了很久。荷塘公社已有一家废品收购站，开在舒塘，刚由公社管理改由私人承包。荷塘的各个挑担收废品的人都习惯了送货到舒塘。并且舒塘那家收购站买卖比较公平，较少短斤少两，现买现付，信誉较高。
选址在修山街尾，他认为最合适。这个选址得到了母亲的认可。
修山街在资江北岸，是三区即修山区的中心，也是三堂街、九峰从陆路乘轮渡过资江到县城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显赫，车来车往，很热闹。
但“荒货佬”是不在乎热闹与否的，也不会舍近求远，除非利润确实划算。修山区管辖修山、荷塘、三官桥、沾溪四个公社，除修山公社外，修山街与荷塘之间隔着一条宽阔的资江，行人及自行车来去需要坐木船，机动车来去需要坐轮渡。荷塘的“荒货佬”一般不会挑担到修山街卖。修山街离三官桥和沾溪也远得很。三官桥在资江下流，沾溪在资江上游。三官桥和沾溪的“荒货佬”也不愿挑担到修山街卖。所以，毛坨就只打算做修山公社的买卖。街中心房租太贵，街尾就便宜多了。
在修山街开设废品收购站还是有优势的。修山公社原有的废品收购站在农村，口碑也不太好。修山公社比荷塘公社富裕一些，农民家里的废品比荷塘多，“荒货佬”也多。此外，修山街上有桃江三中、修山公社中心小学及区供销社、肉食站、粮站、税务所、工商所、邮政所、派出所等众多单位。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叫“货源充足”。
县城的废品收购站来者不拒，毛坨不用愁他收来的废品卖不出去，这叫“销路无忧”。
小哥毛坨的废品收购站开张前，母亲和舅父及表哥们去帮忙。修山邮政所的刘所长来拜访母亲并提前祝贺毛坨。刘所长是荷塘人，跟我家有点亲戚关系，比爹爹小一辈，叫母亲婶娘。
闲聊中，毛坨对刘所长说，邮政所的废品可以直接卖给他的收购站，收购价可以按收购站的优惠价格支付。母亲立即制止了毛坨的做法。
刘所长离开后，母亲教导毛坨：“做生意先做人，做人应怀施济之心。为官不可得罪绅士，开废品收购站不可得罪‘荒货佬’。那些单位的废品原来一定是‘荒货佬’的固定的经济来源，你直接收购就会损害‘荒货佬’的利益。”
她再三叮嘱毛坨：“一定要宽厚对待‘荒货佬’，不少秤，不压价，该给的钱，一分一毫不少人家。原本只给几角几分钱，你不妨补上几角几分，给他一个整数。人家来了，你泡碗热茶，递支烟，拉拉家常，真心真意交朋友。你只要这么坚持做下去，你挣的钱不会比买大汽车跑运输的人少！”
自他的废品收购站开张之日起，每天都有二三十个“荒货佬”挑担来卖货。小哥很听母亲的话，他按母亲教导的那样做，生意很红火。
很快，小哥一个人已忙不过来：各类废品要分门别类地整理打包。收来的有些废品，如酒瓶，可能很脏，要提到河边清洗。还要请车拉废品去县城收购站卖。
小哥回庄子湾喊来两个帮手：一个是他的篾匠师傅吉高叔爹。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各家各户不再像生产队出集体工一样不爱惜劳动工具了。再加上吉高叔爹制作的篾筐、竹篮之类的东西质量太好，七八年甚至十年都用不坏，所以吉高叔爹的篾工活越来越少。毛坨从篾工“改行”搞废品，便让师傅也跟着他“改行”了。另一个是庄子湾嫁到公社中学附近的狮子山大队当入赘女婿的刘拉灯。刘拉灯个子矮小，力气小，又干不了重活，没手艺，且少言寡语，不受岳父母和堂客喜欢，常回庄子湾的娘家哭诉委屈。
小哥的废品收购站真是一个赚钱的好宝贝！
一斤纸皮一分钱买进，两分半卖出；一斤烂铜一角五买进，四角钱卖出……
每收一担货，他赚的利润就跟一个“荒货佬”差不多。也就是说，平均每卖一担废品，一个“荒货佬”能挣十几块钱，那么毛坨也能赚十几块钱的利润。一天只要有十个“荒货佬”挑货来卖，毛坨就能赚十个十几块钱。
毛坨的废品收购站也带动了“荒货佬”们致富。毛坨会按他在县城卖货的行情，告诉“荒货佬”们重点收什么种类的废品。遇上烂铜烂锡卖价上涨的时候，毛坨就叫他们重点收烂铜烂锡。遇上玻璃瓶卖价下降的时候，毛坨就告诉他们暂时别收玻璃瓶。有的“荒货佬”兴趣很高，中午挑一担卖掉，立即又四处转悠，晚上时又能挑一担来。
毛坨的收购站名气越来越大，资江南岸荷塘公社的“荒货佬”宁愿花两角钱坐船过渡费，挑担卖给他。毛坨对此很感激。凡是过资江来卖货的，毛坨都会在按价付款后再加一两块钱给他们，以补偿他们的过渡费，并补贴他们一点儿辛苦费。
渐渐地，三官桥和沾溪一些临近修山的“荒货佬”也宁愿多走路，把货送到毛坨的废品收购站。
毛坨不晓得开着大汽车跑运输的人一天能挣多少钱，他只晓得他自己经常会不相信钱挣得这么多这么快。那房东也不会想到，他家临街两间破旧房子租给毛坨后就变成了摇钱树。
后来有人发现，趁改革开放的春风，桃江县最早发家致富的农民中，“四类分子”家庭子女占绝大多数。有人感叹：“地主崽子到底还是聪明些！原先的地主又成了地主。社会主义又被这些地主崽子搞得不成体统了！”
有人反驳说，并非地主崽子真的聪明一些。地主崽子们因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但他们有家学渊源，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好时光，更善于把握和利用上面的好政策，所以比常人更能迅速寻到好路子。社会主义绝对不是人人贫穷才成体统，社会主义的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才叫不成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