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遇故知
来报社报到后，我被通知到会议室开会，这是报社总编们对新来的记者们的第一次培训。我走在通往会议室的走廊上，突然，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巴掌。
我惊讶地转过头去，惊讶地看到身后站着的居然是主任——那个看着我吃了六碗面条的主任，那个带领我走进记者生涯的主任，那个教会了我暗访，又带着我来到南方的主任……我们拥抱在一起，泪眼蒙眬。
这次，他也被录取了，是从2000多人中选拔出来的十个人之一。
后来，他告诉我，他和我分别后，就在北方一座城市的小报里做记者，短短的时间里，依靠自己的能力居然做到了总编助理，然而，看到南方这家知名报纸在网上招聘，他就义无反顾地投递了简历，参加了考试，也顺利被录取了。而妻子也同时参加了这座城市一家跨国公司的招聘，也如愿以偿了。现在，他们都来到了这里，以后就打算在这里安家，在这里生活一辈子。
世界很大，世界又很小，全国几十万人从业的新闻圈子更小更小。
总编已经早早等候在会议室里，看到我们每个人走进来，他都站起身来，点头微笑。他的身边还有好几个人，他们都是报社的领导。
会议前先要做自我介绍，从他们的介绍中，我得知我是十个人中资历最浅的人。他们中不乏全国有名望的记者，我早就听过他们的名字，看到过他们的作品，只是无缘相见。他们中还有好几个做到了总编级别的人，而我，只是一名发行员。
我怀疑是总编给人事部门打过招呼，才把我留下来。那么这样说来，总编应该非常器重我了，一定会对我另眼相看。总编讲话的时候，我悄悄告诉主任说：“我和总编曾经长谈了一个小时。”我的话不无炫耀。
主任说：“我也和总编长谈过一个小时。”
我愕然了，问他：“什么时间？”
“来这里的第一天。这次招聘来的每个人，都和总编单独交谈过。”
我感到很失落。在这十个人中，我毫无骄傲的资本，我唯有付出比他们更多的努力，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我们这批记者的见习期限是三个月，三个月不合格的，卷铺盖走人。
我们这十个人没有分口，没有线索，没有题材，没有人可以依靠，没有人可以帮上你，甚至办公室里连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也没有，我们只能等到别的记者出去采访的时候，才能使用人家的空闲电脑。一切只能依靠自己，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我想起了铁血时代的斯巴达，他们的孩子出生后就放在深山老林里，与狼虫为伴，与蛇蝎为伍，体弱多病的被淘汰，健壮有力的生存下来。而我们，就和这些斯巴达的孩子一样。
这家报社人才济济，竞争非常残酷。
报社考察的不仅仅是你的写作能力，还有你的团结协作精神，你的为人处世本领，你的方方面面，你的里里外外。要在这家报社生存下去，不仅仅要有出众的才能，还要有优秀的品质。
我们在明处，考察的人在暗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视线之内。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在我通过了见习期后，才有人告诉我。我当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见习期内，只有500元生活费，发表了稿件，稿费打八折；不发表稿件，就只有这500元。500元要在物价昂贵的大城市生活，几乎不可能。
第一个月，有两个人走了。一个是北方一家报社的副总编，他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总编这样的级别，再受这样的苦，实在不划算。他走的时候，还戏谑地对我们说：“有一天你们谁想离开这里，就来北方找我，我给你们安排个主任当当。”没有人把他的话当回事，作为总编的他都想在这家报社做一名普通记者，那家报社的主任又有什么吸引力？
第二个离开的是一名女孩子，这名漂亮的女孩子说她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冷落。每天没有人管理，没有人答理，你不知道自己今天要干什么，要采访什么内容，你来上班可以，不来上班也行，你在他们的眼中就像空气一样，没有人理你，没有人和你打招呼，没有人和你说说笑笑，你就像不存在一样。所有人站在你的面前，眼光都越过了你的头顶，看着遥远的地方，你不是他们的同事，他们没有把你当做同事。心高气傲的女孩子在她以前的报社是顶呱呱的首席记者，那家报社在业内也有名气，她选择了回到原来的报社。
很久以后，我才想明白，这是报社给每一个人的下马威，目的是杀杀我们这些人的傲气。毕竟这些人都有过很高的知名度，也担任过重要的职务。而来到这里，就要从头开始，从见习记者做起。
我为人一向低调、谦逊有礼，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再说，来到这家报社上班，是我从业以后梦寐以求的事情，现在终于如愿以偿，我又怎么能不珍惜这个大好机会？我发誓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好在这家报社的每一步。我蹬过三轮车，做过保安，卖过报纸，看惯了人们的白眼冷面，这点冷落又算得了什么？
有一天晚上，我和主任喝酒，几元钱一瓶的二锅头，炒盘包菜，拍盘黄瓜，我们都有些醉意了。我说：“我一定要在这家报社留下来，脱一层皮也要留下来，我已经无路可走了。”
主任说：“我也一定要留下来。妻子来到了这里，我要把家安在这里。我也没有退路了。”
喝完酒后，我们相互搀扶着，沿着人行道一直向前走，居然就走到了江边。月亮照在江面上，波光荡漾，江水两岸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高档住宅区，我们站在江边喊着这座城市的名字说：“我爱你。”我们看着那些灯光闪烁的大楼喊：“我要留在这里。”
那天晚上两个贫困的年轻人在江边一直坐到了天亮，他们都怀揣着梦想，渴望在这座城市有自己的立锥之地，他们幻想着有一份固定的工作，然后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让孩子出生在这座城市，让孩子以后不再像自己这样颠沛流离，让孩子成为这座城市的人。
多少年后，回忆起这个江边的夜晚，那一切都历历在目。
困境总会过去
报社距离我居住的那座城中村很远，每天我要换两次公交车，才能来到报社。暗访假烟后，我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我决定搬离城中村，搬迁到报社附近。
然而，报社附近的房子，房租非常昂贵，远远超过我见习期工资的500元钱。而且，当时我囊中羞涩，怎么办？
我做过保安，对保安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近感。负责我们那一层的保安是西北人，和我算是老乡。有一次，我和他说，想搬到报社来住，不知道行不行？他说：“你夜晚就悄悄住进来，别让别人知道就行了。”
我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床被子和几本书籍，我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纸箱里，带进了报社。
此后，每当记者们写完稿件都回家后，我就关掉灯管，在黑暗中摸索着打开纸箱，拿出被子，铺在木条沙发上。那时候天气已经很冷了，我在办公室不敢打开空调，担心会被人发现。为了驱寒，我把被子铺一半盖一半，将废旧报纸枕在头下，在黑暗中遐想着以后的幸福生活，很快就睡着了。
后半夜，气温骤降，我常常被冻醒，此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我想着以后的生活，我用憧憬来安慰自己。我那时候还经常会想起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我想我比小女孩幸福多了，我居住在房间里，而小女孩只能蜷缩在大街上。
来到报社的第一个月是我生活得最艰苦的一个月，工资没有发下来，我的生活青黄不接。我记得有一次身上只剩下几张纸币，一角两角的，加起来一共只有一元钱。那天我从早晨一直饿到了午后，后来实在饿不下去了，就来到报社附近的一家兰州拉面馆，买了一个饼子。拿着饼子走出拉面馆，经过了一家饭店，我隔着玻璃看到饭店里靠窗户的座位上坐着很多人，每个人的面前都有很多菜肴，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我隔着玻璃也能闻到。我想，等到有一天有了钱，我要进这个饭店，把这个饭店所有的菜肴全吃一遍。
走过饭店，就是街角，这里行人稀少，我拿出饼子，三口两口就吞了下去，还没有尝出饼子的味道。我想起了吃人参果的二师兄。
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公文包，每天出去采访的时候就夹着它，器宇轩昂的，把自己想象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公文包里夹着采访本和一本书，我总是随身带着一本书，在公交车上、在地铁上、在等人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出来阅读。
每个记者都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包，包里面装着采访需要的物品，这样的一个包也是判断记者身份的一个标志。我曾走进超市里，想买一个能够和我的记者身份相匹配的包，然而，站在货架前，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没有下定决心。那些几十元一个的包，我感觉都很贵。
然而，作为记者，没有随身携带的包又不行。
有一天晚上，我在垃圾桶里捡到了一个公文包，这个公文包很轻很薄，里面只能装几份文件，就会被撑满了。公文包是用帆布做的，上面有些污渍。可是就是因为有些污渍，包的主人就将它扔进了垃圾桶里。这样的一个公文包，在超市卖十多元一个。
我从垃圾桶里拿出公文包，欣喜若狂，连夜洗刷干净，晾晒在窗台上，第二天中午，公文包晾干了，我把采访本和笔，还有一本杂志放进包中，夹在腋下，兴冲冲地出去采访。这个公文包让我感到自己的身价提高了很多。那时候的电影电视上，企业家和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经常腋下会夹着这样一个公文包。
用了大概一个月后，包的拉锁与帆布连接的地方，线缝松开，需要重新缝补，可是，偌大的城市，我找不到一家缝纫铺。缝补衣服在过去叫做“缝穷”，在街边的小店随处可见，然而，这些年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间再也难觅踪影。那些手艺精湛的老裁缝，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样的一个帆布包我一直用了好几个月，每次出去采访的时候，都要紧紧地把包夹在腋下，否则，就会有东西掉出来。每逢坐在那些高官和大款们的对面，拉开包取出笔采访的时候，他们都会对我的这个包端详一下，然后看着我，脸上若无其事，装着没有看到这个包的秘密。
距离报社几百米远的一条小巷里，有一家废品收购站。报社办公室里每天都有大量的报纸，每个记者发一份，他们翻翻后，就丢在一边。我想，如果把这些报纸收集起来，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一定能够我的饭钱。然而，我又想到，我是报社的员工，我要珍惜这张报纸，我不能把这张报纸当废品来卖，那样就是对报社的作践，对自己的作践。说句实在话，从进这家报社的第一天起，一直到现在，我爱惜这家报社，就像爱惜自己的名誉一样。
后来，我从一位女同事处借到了200元，终于度过了一贫如洗、穷困潦倒的日子。
实际上那时最痛苦的不是生活难以为继，而是找不到好的题材，不能很快被报社认可。如果三个月后，你还是籍籍无名，还是默默无闻，那就要卷铺盖走人。到了那时候，我真的要变成“卖火柴的大男人”了。
加“黑”字的名词都是好题材
有一天，我接到了思想家的传呼，思想家告诉我说，火车站附近有一家职业介绍所，专门介绍黑工厂，有一个男子刚刚从黑工厂逃出来，现在就在他的房间里，他们是老乡。
我的眼前突然一亮，感觉到这是一个好题材。我准备去暗访。
我以前就做过黑工的采访，我知道这个新闻题材的价值在哪里。
此前，在我刚刚暗访了乞丐群落不久，在北方那座城市里，有一天，在那条揽工汉（南方叫打工仔）们经常找工作的路上，我见到了一个从黑砖窑里逃出来的人。那时候，还没有“黑砖窑”这个词汇，这个词汇是在山西洪洞县的砖窑里，一大批现代奴隶被解救后，才有了这个称呼。
我一共见过两个黑砖窑里的“奴隶”，见到两个人的时间相差五年。
现在，黑砖窑已经绝迹了。
采访第一个黑砖窑奴隶时，是北方秋季一个难得的好天气，用我们小时候作文里的话来说，就是“阳光灿烂，万里无云”。这样的天气通常会令人心旷神怡，会让人感到温暖如春，可是，那天我却感到了刺骨一样的寒冷和疼痛。
那条街道很脏很破，从天亮开始，这里就聚集了无数衣衫陈旧皮肤黝黑的人，到了午后，他们就渐渐散去，地上只留下了一堆堆垃圾。他们就是传说中的揽工汉，操着西部各地的各种口音，拿着打眼钻孔粉刷墙壁筛灰和泥的各种工具，等待着需要短工的人来找他们。
那天我是去采访他们中是否有打工被骗工钱的人。我去的时候拿着我们的报纸，我一到那里，报纸就被一抢而光，然后我就派发名片。他们接过我的名片，嘻嘻哈哈地看着，对他们生活中出现的记者很好奇，他们大概从不会想到自己的生活与记者会有什么联系。
我一个一个地询问他们是否有过打工被骗工钱的经历，他们或者木然地摇摇头，或者神情惊慌地闪躲开来。一个小时过去了，就在我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一个40多岁身材矮小的男子突然来到了我面前。他问：“你真的是记者？”
我说：“是的。”
他咬着牙根，腮帮子突然高高鼓起，像秋季田地里偷食稻谷的田鼠一样。他睁大眼睛，眼睛里布满血丝，脸上的皱纹条条抖颤，神情显得异常恐怖。他脱掉右脚的鞋子，右脚的大拇指没有了。
“我……我打黑工，脚趾头都……都让人割了。”他说话突然口吃起来。一滴泪水滑过他饱经风霜的粗糙的脸，挂在下巴上，摇摇欲坠。
我小心地问：“在哪里？”
“在山西。”
他说，就在我们见面前半年的一天，他背着行李从老家来到了火车站广场，为了省钱，他夜晚就睡在广场边一家餐馆的门口，天亮的时候，一个男子找到了他，问他是否找工作，他说是的。男子说，老家在盖房子，需要帮手，一天50元，问他是否愿意去。那时候一天50元是很可观的收入，他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他跟着那个男子来到了火车站旁的一家旅社里，那里已经聚集了七八个人，都是和他一样的揽工汉，还有几个面目狰狞、身体粗壮的青年，他们和带他进来的那个男子是一伙的。他当时也没有多想，还为一出门就能找到工作而暗自庆幸。
然后，坐火车，转汽车，他们来到了山西洪洞县的小山村里，那里四面都是光秃秃的山，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外面。村庄的外面有几家砖窑，一群面无人色、衣衫褴褛的人在那里干活，砖窑周围游荡着手持棍棒的打手，还有吐着血红舌头的狼狗。
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然而，已经不能走脱了。
砖窑的打手将他所有的东西都收缴了，然后分给他一辆小推车，他要将砖胚装进小推车里，一车一车地推进空荡荡的像仓库一样巨大的砖窑里。等到砖烧好了，温度还没有降下来，他又要将这些滚烫的砖装进小推车里，拉出来，码在外面的空地上。这一推车砖块，足有五六百斤重。
他每天天没亮就要干活，星星满天的时候才能停歇，他的双手被烧红的砖块烫伤了，一碰就会火烧火燎地疼痛，可是他不能停下来，他脚步稍微慢点，就会遭到打手棍棒和皮鞭的追打。他说每个人在那里，每天都会遭到好几次毒打，被打伤了，被打流血了，还要继续干活。
他们睡的是通铺，十几个人拥挤在一间废弃的旧房子里，夜晚冷风从墙缝门缝灌进来，房间里就像冰窖一样，他们只能依靠着挤在一起取暖。他们的伙食非常差，那些难以下咽的东西，连猪狗都不会吃。
来到这里后，他天天想着逃跑出去，他天天都在寻找着机会……
他来到这里一个月后，听说有人成功地跑出去了，这更坚定了他离开的信心。有一天夜半，他装着上厕所，翻墙跑出了砖厂，跑出了几十米后，被一头恶犬发现了，那头守候在砖窑门口的恶犬狂吠着追上来，他没命地奔跑，还没有跑出多远，就被几头恶犬扑倒。
打手们闻声赶到了，将吓瘫了的他拖回了砖窑，然后，所有的“奴隶”被喊醒，打手们当着所有人的面，对他拳打脚踢放狗咬。最后，一名打手拿来一把大剪刀，将他右脚的大拇指生生剪断。为了避免他流血过多而死亡，打手抓起一把尘土，涂抹在他的断趾上……
他在对我诉说自己这些经历的时候，由于激动和气愤，一直口吃，每一句话都要结结巴巴地重复好几次。他的面孔扭曲着，嘴唇哆嗦着，目眦欲裂，脖子上的青筋暴起很高，显得异常恐怖。此后，我采访过无数人，却再也没有见过一张像他这样极度悲愤的脸。
脚趾被剪断的第二天早晨，他一个人躺在破房里，打手走进来，一句话不说，抡起木棍就打。木棍打在他因为消瘦而凸出的骨头上，痛彻骨髓。他只得爬起来，脚步蹒跚地推起小推车。
多年后，当黑砖窑被披露后，有的媒体把这些人叫做“现代包身工”，然而，他们的悲惨遭遇，他们遭受的毒打虐待，远远超过夏衍先生所写的《包身工》。
又过了两个月，砖窑老板要嫁女儿，那天很多打手跑去喝喜酒，喝醉了一大批。当天晚上，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逃跑的绝佳机会，就集体逃跑。没有喝醉的打手和狗在后面追，他们在前面跑，跑得慢的被抓回去了，而他跑到悬崖，抱着头滚了下去，幸好没有被摔死，终于逃了出来，捡回了一条命。
此后，他一路乞讨，回到家中，妻子看到他，几乎不敢相认，他发誓再也不会出去打工了。可是，那些年种地收入低，还要支出孩子上学、赡养老人的费用，就又跑了出来。
此后，他只要一提起砖窑，只要一听到别人说砖窑，他就浑身发抖、恐惧万分。
我采写的这篇关于黑砖窑的稿件登载在10年前的当地报纸上，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善良的人们都认为这只是一个个案，谁也没有想到，黑砖窑在山西某个地方，居然成为了产业。直到几年后，黑砖窑事件被曝光，震惊全国。
黑砖窑事件曝光后，我又采访了一名被公安机关从黑砖窑中解救出来的人。
这是一名20多岁的男子，可是看起来他好像40多岁了，苍老衰弱，极度消瘦，表情木讷，反应迟钝，他的头上有多处伤疤，伤疤处不长头发，他的两颗门牙都掉了，脸上也带着伤痕。
他的哥哥说，他的弟弟六年前是在上学的路上失踪的。儿子丢失后，母亲哭瞎了双眼。全家人都认为弟弟死亡了，谁也没有想到，六年后，一辆警车开进了村子里，丢失多年的弟弟被公安送回来了。
我采访的那天，还遇到了邻村的一对母女，他们拿着一张照片，让这个刚刚回家的人辨认，是否见过照片中的这个人。女孩子说，两年前，他的弟弟也是在上学的路上失踪了，他们怀疑也是被坏蛋骗到了黑砖窑里。
黑砖窑的黑暗生活无疑给他们带来了一生中最恐惧、最痛苦的记忆，这种恐惧和痛苦将会伴随他们终生。这些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他们生活可好，也不知道那个上学路上丢失的男孩子，是否回到了家中。
法国公司有点蒙
黑砖窑，千夫所指，阴森恐怖。而黑工厂，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
那天，我找到了报社领导，报告了思想家说给我的这个选题。在每天下午都要召开的编前会议上，大家认为，写黑工厂不如写黑中介，因为南方黑工厂的工人都是黑中介介绍过去的。这里和北方不同，全国各地的人都涌来这里打工，这里的工厂从来不缺工人，而黑工厂不需要从车站等地去拉人抢人。
很多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很多刚刚来到南方的打工仔，他们都是通过职业中介寻找工作的，如果揭露出黑中介的骗术伎俩，稿件的服务性和社会反响更大。
我欣然接受。
那天我来到了火车站旁边的一条街道上，汽车引擎声、人们说话声、店铺音乐声，将这里爆炒成了凌晨时分的森林公园。在这里，即使面对面说话，也要用很大的声音才能够听清楚。
街边的店铺中间有一条过道，过道处放着一个黑色的音箱，音箱里反复播放着一家职介所的广告，说他们是经过市工商局和劳动局批准的正规中介机构，有着十多年经营的放心职业中介。音箱旁站着一个女孩子，手持一大把传单，我刚刚走近，她就把一张传单塞进我手中。我一看，上面全是各种职位和薪水，还有很多跨国公司，诸如什么微软、诺基亚等等公司的名称。女孩拉着我的胳膊说，她能够帮助我找到跨国公司的工作。
我跟着女孩走进小巷，然后又走上狭窄逼仄的台阶，左拐右拐，终于上到了楼顶。这间没有任何招牌、任何标志的房间就是女孩子所说的能够介绍我到跨国公司去上班的职介所。
职介所里找工作的人很多，都是一张张年轻而胆怯的面孔。职介所的墙上贴满了各种用人信息：司机包吃住，2000元；业务员，2000～3000元，包底薪；打字员，包吃住，1500元……这些信息看起来都很诱人。但是，我在墙上没有看到这家职介所的营业执照和收费标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出示任何证件。
接待我的是一个瘦瘦的、长着一张南方脸孔的女孩子，身材矮小，皮肤黝黑，鼻子扁平，嘴唇微凸，却口齿伶俐，喋喋不休。她拿出一张印刷粗糙的表格让我填写，上面的内容仅有姓名、年龄、民族、婚否、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至于文化程度、家庭地址、工作经历等等内容，一概没有。
我填写好了以后，女孩子就说：“交200元。”她说得理直气壮，好像黄世仁在向杨白劳讨要200元地租一样。我给了200元钱，她给我开了一张收款收据。
此前，为了这次暗访，我向报社申请了500元采访经费。
女孩问：“你想找什么工作？”
我说：“什么工作赚钱多，我就做什么。”
女孩从抽斗里拿出一个软皮笔记本，随手翻着，而和她相隔一张桌子的我，不知道她在查看什么，那上面记载着什么。她看了一会儿后，似乎很慷慨大度地说：“这家公司招人，工资3000元以上，你的情况完全合适。现在只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她从没有问过我一句做过什么工作，没有问过我的学历和专业，她连我的文化程度也不知道，居然就信口开河地说我“完全合适”。真是滑稽！
她在一张纸上写了那个公司的地址，又告诉我怎么乘公交车，最后还不忘说一句：“这个好机会我让给你了，我看你是一个老实人。”她想让我说句感谢她的话，我偏不说。
我问：“如果这家公司不合适，还能不能回来再找你？”
她厌烦地摆摆手：“肯定合适，你以后努力工作吧。”
我转了两趟公交车，来到了一家小区里，拿出女孩写给我的纸条，和保安交涉后，找到了这家位于居民楼里的公司。
这家公司门外没有任何标志，和那家黑中介一样。我敲门进入，看到客厅的墙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是我看不懂的英文字母。两个女子长得很漂亮，身材高挑，化着淡妆，穿着黑色的职业套裙。
高个子的女子在看过了黑中介写给我的“介绍单“后，就介绍说她们公司是一家跨国企业，总部是巴黎顶尖服装公司，“巴黎是世界时装之都，你应该知道吧？”她问。
我点点头。
“公司要在国内开拓市场，需要人员，公司实力不容怀疑，它在欧美与皮尔·卡丹一样驰名。公司的待遇也很高，底薪3000元，以后逐年增加。”高个子的女子说。
高个女子和我交谈，矮个女子一直在旁边发短信。过了一会儿，又响起了敲门声，进来了两个男子，也是来应聘的。矮个女子在交谈几句后，对那两名男子说：“你们被录取了，公司统一着装，先交300元服装费，再交100元照相费，要办理证件和胸卡。”两名男子毫不犹豫地掏出400元，递到了矮个女子的手中。
高个女子一直背对着他们，但她好像一直在听着他们交谈，一直在看着他们。两个男子交过钱后，高个女子温柔地说：“你考虑一下，本来不想要你交钱，但是这是公司规定，全球几十万员工都是这样。”她好像在替我着想，满脸都是真诚。
我说：“我没有钱。”
她问：“你有多少钱？先交一部分，其余的工作后再交。”她边笑着说，边向我抛出一个媚眼。
那个媚眼确实很让人动心，像渔网一样勾住了你鱼儿一样乱闯乱撞的心，但是我没有动心。因为我清楚地知道，面前这个高大丰满的女人，是一条美女蛇。她们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这400元，交过400元之后，还会以种种借口，不断地要求你交钱，直到有一天，你无法承受，你恍然大悟，你身无分文，你只能选择离开。
而我现在就想离开。
我走向门口。
高个女子在身后很气愤地说：“来了还走什么？真没见过你这种男人，这么小气，不就几百元钱吗？”
我一边含糊其辞地说自己没有那么多钱，一边移动脚步。走到门口，刚准备拉门出去，门突然被从外面推开了，两个膘肥体壮的男人闯进来，几乎要将我撞倒在地。
他们一人拉着我一条手臂，将我拉进了卧室里。
来到卧室后，先前各交了400元的两名男子也进来了。他们四个人站在四角，将我围在中间。我现在才明白，那两个男子是托儿。
他们威逼我掏出身上所有的东西。
就在这时候，挂在腰间的传呼响了，我拿出来，上面显示出天气预报，我随手删除了。一名头发染成黄色的男子好像突然醒悟过来，他一把抢过传呼，看了看后，问：“谁呼的？”那时候传呼已经几近古董。
我装出一副很轻松的神情说：“我姑姑喊我回家吃饭。”
“你是哪里人？”黄头发问，他手指笨拙地翻看着我传呼上的一个个留言。
那时候我还不会说当地话，就老老实实地说家在北方，姑姑大学毕业后，工作分配到了这里，后来在这里成家了，姑父是工商局长。
站在身后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男子讥笑说：“你他妈真会吹牛，我姑父还是克林顿呢。”
我说出了这个城市工商局局长的名字。我说：“你们不相信，就去打电话问吧。”
他们四个人都不说话了，过了几秒钟，小胡子说：“你姑父是工商局局长，你还用找工作？”
我说：“我刚刚从北方过来，我想依靠自己的能力找到一份工作。我谁也不想依靠。”
小胡子出去了一会儿，然后又进来了，我想他一定是去用外面的电脑查找本市工商局局长的姓名。小胡子进来后就一句话不说，像被冷霜打过的紫茄子。他一定相信了我是工商局局长的亲戚。
我装着没有看到小胡子的神情变化，我相信这些小毛贼一定都没有见过工商局长，也一定没有听过工商局长，就开始吹嘘自己这个“姑父”的能耐。我把他演绎成了一个从基层民警干到局长的资深警察，编造出他出生入死的经历，后来，他调到工商局当局长，我甚至还编造出他的习惯用语，他喜欢吃的饭菜，他喜欢穿的运动装的品牌……
为了让他们进一步确信，我随口说出了一个电话号码，我说这就是我姑姑家的电话，如果不相信，可以去拨打。我相信他们是没有胆量拨打的。
他们果然害怕了。他们听我讲着，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就像课堂上回答不出问题的劣等学生，而我就是他们的老师。
后来，小胡子把传呼还给我，他说：“我们也不认识，无冤无仇，也没有拿你一分钱，你快点走吧。”
我慢慢腾腾地走到门边，他们跟在我的身后，就像我的随从一样，诚惶诚恐，俯首帖耳。高个女子怒气冲冲地站在我的面前，她说：“我又没有把你怎么样，你把你姑父叫来，我也不怕。”因为激动，她的脸像猴子屁股一样。
我心想，我又没有让你害怕。
我一言不发，拉开门，独自走进电梯里。我知道他们一定会走进另一部电梯，然后监视着我，看我走向哪里。我不在乎他们，我一个人走在花树夹道的小区里，走在他们凝望的视线里，走得不慌不忙，走得从容自如，就像老农走在自家成熟的田地里。
走出小区后，我打的离开了。
在这家报社，跑工商口的记者与工商局局长同名。报社里流传着很多关于他们两个的趣事。他们说，这名记者一走进工商局大院里，就有人开玩笑说：“局座驾到，有失远迎，赎罪赎罪。”工商局开会的时候，这名记者坐在下面做记录，有人故意开玩笑说：“局座，请您老主席台上就坐。”而工商局长也是一个很风趣的人，有一次，他对记者说：“我给你们报社写了那么多稿子，我是你们的记者，怎么不给我发稿费？”
没想到，一撮小毛贼被一个名字吓破了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