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
1984年2月，苏联大型文学刊物《十月》刊出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作家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作品——《战争中没有女性》。作品面世后，苏联评论界和广大读者一致为之叫好，认为这本书从新的角度审视了这场伟大而艰苦的战争。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颇负盛名的作家康德拉季耶夫读了这部作品以后，立刻在《文学报》上发表文章。他感慨万千地说：“我不知道应当用什么语言来感激这位作者，因为她替男性完成了这项工作，所有的前线老兵都感谢她。”
他又说：“我早就感到自己对于我们的女战友，对于战争中的姑娘们，负有一种作家的，同时也是一个普通人的责任。我早已着手写她们，然而此时此刻我才发现，我是根本写不出这种作品的，因为我并不了解我在阅读《战争中没有女性》时才知道的一切……我痛苦地想到：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竟然没能写出关于我们的姐妹们的真实行为和真实情感。是她们为我们包扎伤口，在医院里细心地照料我们，并且和我们一道在战场上进行非人的战斗，而我们却没能写出她们，我感到既惭愧又痛心！”
他称赞这位女作家在战争文学领域开发了“深深的岩层”。的确，战争文学的作者一向以男性作家为主。如今，一位三十几岁的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位没有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女性，竟然写出了男性作家感受不到，并为之赞叹不已的作品。作品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她用女性独特的心灵揭示了战争的另一个层面：用谈心式的陈述，说出了战争的本质；用女性身心的变化，说明了战争的残酷。同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颁发了荣誉勋章。
1985年，《战争中没有女性》中文版面世。39
1989年初冬，阿列克谢耶维奇随苏联作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11月6日，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苏俄文学研究人员与代表团见了面，那天大家谈得很随便，很坦诚。阿列克谢耶维奇衣着朴实，发型简单，面颊略带忧思，有一双灰色的眼睛。她讲话谦虚、稳重，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豪言壮语，每句话出口时，似乎都在她心中掂量过。
她讲述了自己在大学新闻系毕业之后怎样当了记者，怎样认识了白俄罗斯著名作家阿达莫维奇40，怎样以他为师，后来又怎样从媒体进入文学界。
她还讲了写作《战争中没有女性》的过程。她说她用四年的时间，跑了两百多个城镇与农村，采访了数百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妇女，笔录了与她们的谈话。她说战争中的苏联妇女和男人一样，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爬冰卧雪，有时还要背负比自己重一倍的伤员。战争以苏联人民的胜利结束，同时也使很多妇女改变了自己的天性，从此变得严峻与冷酷。
她的话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讲述自己怎么孜孜不倦地追求“书写真实”，还有她关于“纪实文学”的想法。她用的是“文献文学”一词，我对这种提法既感到新鲜，又觉得对其含义理解不透。
我一边听她讲述自己采访的经历，一边想象着作为女性需要多大的精神力量去感受战争的惨剧和承担感情的压力。
那天，她说她在撰写一部新作，是关于通过孩子的眼睛观察成年人的战争和战争给家庭与人们造成的不幸。几年后，这部书问世，名为《最后的见证者》，也是一部有关苏联人民卫国战争的纪实作品。
告别时，她赠给我一本白俄罗斯出版社出版的《战争中没有女性》原作，书上题了一句话：“纪念我们在伟大的中国土地上的会晤。”字迹规规矩矩，和她的讲话、衣着很相配。我把书接过来，感到沉甸甸的。
1999年末，我在苏联《民族友谊》杂志的第七期上，读到她的又一部新作《锌皮娃娃兵》。这篇纪实文学作品让我心潮翻滚，她写出了阿富汗战争时苏联部队的内幕，不同阶层官兵的心态和他们在阿富汗令人发指的行径。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该书中说，她的研究对象是“感情的历程，而不是战争本身的历程”。全书由几十篇与战争有关的人的陈述组成，没有一个中心人物，我认为其中心人物是战争中的人。
为了帮助中国读者阅读，我介绍一下苏联与阿富汗的关系。
阿富汗是苏联的邻国，也与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和印度接壤。它的面积比英国和法国都大。它有丰富的、尚待开采的矿藏。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非同一般的军事战略意义。
在20世纪，英国就想吞并阿富汗，以实现其占领南亚次大陆的美梦。美国也想霸占阿富汗，以便把它变成南下暖洋的基地。苏俄也没有袖手旁观。早在沙皇时代，俄国就觊觎这块土地。近几十年来，苏联当局总以阿富汗“真诚的朋友”自居，扶持亲苏势力，派去专家，供应武器，目的就是全面控制这个国家。
《锌皮娃娃兵》记述的时间，从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起，到1989年2月撤军前夕止。十年当中，阿富汗的政治发生了诸多变化。
1979年，奉行“民族主义政策”的阿明当选为阿富汗政府总统，同时担任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苏联不信任阿明并决定铲除他，但需要找个合法的理由，于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政治局决定出兵阿富汗。他们策划让卡尔迈勒上台，然后由卡尔迈勒出面要求苏联出兵“援助”新的政府。1979年12月，苏军坦克兵和伞兵越过阿富汗边界，占领了重要建筑物和电台。12月27日，苏军将阿明逮捕并于当夜处决。
自1980年起，阿富汗各派游击队逐渐结成联盟，同入侵的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开展了游击战争，战火烧遍了整个阿富汗。游击队得到了美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的支持与武器供应。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政府表示：接受联合国大会关于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的呼吁，通过政治协商解决阿富汗问题。
1986年，卡尔迈勒政权被推翻，纳吉布拉取代卡尔迈勒当上总统。
1988年4月，巴基斯坦、阿富汗、苏联和美国，在日内瓦签署关于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协议。
1989年2月，苏联军队全部撤出阿富汗。在这之前，他们宣称投入所谓的“有限人数”即可解决的问题，最后发现每年的参战人数竟然多达十一万人，先后共有一百五十多万官兵在阿富汗作战，累计伤亡五万余人，耗资四百五十亿卢布。
苏联终于结束了这场没有宣战的、历时十年之久的侵略战争，此场战争所费时间比卫国战争多出一倍，死亡人数不下万人。这些人当中，主要是一些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即娃娃兵。这就是《锌皮娃娃兵》一书的时代大背景。
《锌皮娃娃兵》和《战争中没有女性》的写作手法有相同之处，都是笔录战争的参与者或其家属的陈述，但又有所不同。
《战争中没有女性》中纪录的全部是妇女的话，加上作者淡淡的描述。《锌皮娃娃兵》中除了参战的士兵、军官、政治指导员、医生、护士等人的回忆外，还有等待儿子或丈夫归家的母亲和妻子等人的血泪回忆。
《锌皮娃娃兵》中几乎没有作者的任何描述，但有更深一层的感受，即战争中人潜在的思想活动与朦胧状态的意识。作者是从妇女的角度在进行心灵的挖掘，这是心灵活动的文献。《锌皮娃娃兵》的作者努力将人心掏出来展示给读者，让他们看看人心在战争中是怎样跳动的。
如果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前两部作品描绘的既有血淋淋的悲惨遭遇，又有壮丽的理想和红旗招展的胜利场面，即苏联时代军事文学的模式，那么，从《锌皮娃娃兵》开始，阿列克谢耶维奇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着力揭露造成人间悲剧的道德原因。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记录不遮掩、不诿饰，她在探索一种真实，同时也可以看出她的立场：反对杀人，反对战争，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战争。她在说明：战争就是杀人，军人就是杀人工具。
然而，当这种真实出现在读者面前时，有人感激涕零、由衷赞赏，同时也有人反对，有时甚至连讲述者本人事后都认为自己讲的事不应当见诸文字，更不应印出来让大家知晓。有人认为，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在给苏联军队抹黑，是对苏军的诽谤。有人上告法院，要与作者对簿公堂。上告者何止一两人，又何止一两年！
相悖的看法都一一见诸报端。苏联《民族友谊》杂志1992年第八期刊出了读者关于《锌皮娃娃兵》的一组来信。编者按语中说：“如今，有关阿富汗战争渗出表面的真实震撼了整个社会，其程度丝毫不亚于我们所知道的有关斯大林主义的罪恶。《锌皮娃娃兵》的读者们，包括书中的主人公们，对它的反响截然不同。”有的人问道：“为什么早没有这本书？这本书能拯救我的儿子，拯救我，它会擦亮别人的眼睛。我现在对任何人都不讲任何事了，我把发表《锌皮娃娃兵》的那一期刊物递给对方说：读吧，那里有我的心。”
另一位女性写道：“我愿跪在你们面前——谢谢你们讲了真相。过几年再发生新的恐怖时，我们会站在一起，站在铁丝网的一方。不过，这是将来的事，现在让大家都知道那辛酸的、可怕的真实吧！真实，除了真实之外，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打消我们当奴隶的愿望。”
相反的意见同样十分尖锐。
有的母亲带着在阿富汗牺牲的儿子的相片，还有他们获得的奖章与勋章来到法院，一边哭一边喊：“人们哪，请你们看一看，他们是多么年轻，多么英俊，他们是我们的孩子，可是她写文章说他们在那边杀人！”
有的母亲甚至直截了当地冲着阿列克谢耶维奇叫道：“我们不需要你的真实，我们有自己的真实！”
真实——多么朴实的话，多么难办的事！人的立场与观点不同，对真实的认识也不同。
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的确，她们有自己的真实。”真实要反映在文献中。“那么什么是文献呢？”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反问自己，“人们可以控制它到何种程度呢？它在什么程度属于人们，又在什么程度属于历史和艺术呢？”阿列克谢耶维奇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她继续在自己的作品中探讨真实。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今天我们大家不是在谈话，而是在叫喊，每个人叫喊着自己的事。如果把过去看成是我们的档案，那么我们就是在档案中由于疼痛而喊叫、发疯的人。”
有一天，阿列克谢耶维奇去见一个过去有过接触的小伙子，她想恢复过去的真实。她说在阿富汗时，那个小伙子对她说过：“你是个女人，你能在战争中了解什么？你是个耍笔杆子的……难道人们能像书里或电影里那么死吗？他们在书里和电影里死得漂亮！昨天，我的一个朋友被打死了，子弹击中了头颅，他大概奔跑了十来米，要抓住自己的脑袋……你能写这些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他的话写在书中了。从那时起已过了七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次见到那个小伙子时，发现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已经成了走运的大款。他喜欢讲阿富汗的事，但已不是原来的说法了。他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你那些书有什么用？那些书太可怕了！”
她还遇见了一位在《战争中没有女性》中写过的女人。这个女人讲的事，也使阿列克谢耶维奇很有感触。这个女人说，她几十年来不敢进肉铺，不敢看肉，特别是鸡肉，鸡肉使她联想到人肉。她说，一场战役结束后，看见双方被打死的人，是件可怕的事。年纪轻轻的，像土豆似的撒满大地……后来，阿列克谢耶维奇把自己笔录的这个女人的话交给她过目，她把所有的话都勾掉了，并把自己对所从事的军事爱国主义事业的总结，寄给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她写道：“你发表这一篇吧，至于我过去讲给你听的，是让你明白我们在战场上是多么可怕！”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要求的是自己所理解的准确、真实，而她希望的是单纯的生存。怎么才能对她讲清楚，‘单纯的生存’是艺术圈外的事，作者只允许做一种事，即将它变成艺术。”
看起来，真实——仿佛随着人思想的变化而变化，随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它难以捕捉，也难以让大家达成共识。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追求的是超越时间、超越人的立场和阶级属性的真实。在阶级社会里，为这种“真实”而奋斗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更何况是一个女人。
领导苏军入侵的苏联将军们是怎么看待他们在阿富汗的行径的？他们不只是一般的执行命令的人，他们还是指挥者。
梅里姆斯基中将在阿富汗指挥过苏军六年之久（1978——1984），现已退休。1995年，第三期《近代史与当代史》杂志发表了他的一篇长文——《阿富汗战争：参战者手记》。文章最后的部分，显然是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的人所持观点的批驳。他写道：
“关于阿富汗战争的许许多多的报道把重点放在了负面现象上，完全忽视了献身的崇高和决心，这种片面的做法本身令人感到屈辱。在激战的过程中，对俘虏施以毫无道理的酷刑和嘲弄，以及趁火打劫、掠夺等其他残酷行为，是任何一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的，这场战争也不例外。我们的军队不是由一群圣贤组成的，部队中什么样的人都有，但苏联官兵的行为主要不是残酷。相反，士兵们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忠于职守、刚毅与勇敢，所以在这方面给自己抹黑是不当的。”“在阿富汗形成了一种传统，对这种传统不能不给予高度的评价，即某些士兵距离复员只剩下几天时，自愿代替年轻士兵去参战。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年轻士兵对这种严峻的考验还没有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还有，在阿富汗最严厉的惩罚或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军人逃避战役。对这种传统怎能视而不见呢？”
他又说：“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部队不应执行没有弄清楚是否合法的命令。’只有非常不理解军事生活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军人是按军事组织的规律，是按一长制的原则在生活、在行动，命令必须无条件地执行，没有讨论的余地。这种法则是严峻的，却是合理的，否则就无法作战，更谈不上取得胜利。打仗时不举行群众集会，打仗时要厮杀。因此不应当向军队问罪，而应当向作出使用武力决议的人问罪。”
苏联人民是否向发动那场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问罪了呢？当时入侵阿富汗的苏军，是用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起来的，战争持续了十年之久，苏军并没能征服条件极差的游击队，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撤军。梅里姆斯基中将对这些现象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
谈到士兵的心态时，他写道：
“还流传着一种关于当年参加阿富汗战争的士兵们心理扭曲的说法，我从根本上不同意把一切都扣在阿富汗头上。我们应当理解打过仗的、经历过死亡的人的心理，当他回到和平的生活中，看到人人都在忙于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没人对他感兴趣时，他便想用自己的种种行为引起别人的注意，并高声疾呼：‘人们啊，我是经历过死亡的人，请你们看看我，哪怕是讲一句好话呢！我是值得你们重视的！’他撞到了漠不关心的墙壁上，他们当中一部分创伤最深的人便会和社会对立起来，因此出现了冲突。”
“经历了这场战争的士兵一下子长大了好几岁，他们的青年时代在二十岁便结束了，应当把他们当作成年人对待。从阿富汗回国的绝大多数战士，保持并带回了和荣誉相称的忠诚。”
这位中将承认：“阿富汗战争给苏联和苏联武装力量的威信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场战争给父母们也带来了沉重的痛苦，他们的孩子在战争中残废了，或是失去了生命。”
直到现在，读者围绕着《锌皮娃娃兵》的争论仍然未休。
到目前为止，阿列克谢耶维奇已出版了五部纪实文学作品，即《战争中没有女性》《最后的见证者》《锌皮娃娃兵》《被死神迷住的人》和《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现有三部话剧和近二十部纪实影片，都是根据其纪实文学作品改编、拍摄而成。她准备再写两部书，即《永恒狩猎的美丽》和《啊，傍晚的光亮！》。这两部作品虽还没有着手，但她已联想到它们诞生时的情形，这也许正是女性作家的一种特殊感悟。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作品具有“文献”价值和书写“真实”的特色。她的书中没有中心人物，也不做主观的心理分析，但她笔录的片断讲话、互不连接的事件、局部的现象，却给人一种相对完整的概念与画面。她记录的讲话，从微观视野去联想客观场面，她尽力深入讲话者的心灵，挖掘埋在潜意识中的实质。她不是自己解释，而是让讲话者倾诉出各种行为与活动的动机。她是通过声音去认识世界，通过心灵去揭示真实。
世界是斑斓的，而真实是刺眼的，更是刺心的！
我想起九年前与她会晤时，她一再强调的创作“文献文学”的原因与其重要意义，我想起她在赠书上写的题词。如今，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又会晤了，这次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作品。这是值得纪念、值得庆贺的会晤。
1998年9月3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