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露水的世界
不过是露水的世界——
然而
——小林一茶
1
沿着新宿区罗生门崚嶒的檐顶，芝麻粒似的散着的乌鸦被一块扔来的石头惊起，飞向东京上空，这个东京的过去是灰烬，它还没在这灰烬中积聚成型。在乌鸦扑扇的翅膀底下，这座城市几乎不能称其为城市。就在不久前，同样的乌鸦以烧黑的尸首为食，尸体在那时被火肆虐的城区随处可见。它们现在飞在一片被掀得底朝天的、焦黑的广阔平原的上空，飞在怪异、拥挤的街区和迷宫上空，天空下面游走着孤儿寡妇，神色颓靡、缺胳膊少腿的退伍兵——发疯的，濒死的，绝望的——他们的路径不时地被一辆美国陆军吉普车截过。在一九四六年严寒的冬天，战后重建不过是一些帐篷、简易房屋和用锡皮搭建的棚子，运气稍好的蜷缩在里面，其余的凑合栖身在地铁、火车站或者废墟间的孔道空穴中。
以前扔过石头的那个男人，中村天智，前大日本帝国陆军第二铁路团少校，正从苦雨中逃到一个奇形怪状的廊道下面——房屋被炮火轰炸，梁柱和碎木料落下来，随意的爆破加上一些考虑实用的挪置，就形成了这条拱廊，坐落在一条后街上。好像这废墟是通向他们宏伟都市的凯旋门，必须通过这条脏乱通道往来于新宿区破毁狼藉的红灯区的人们把它叫做“新宿区罗生门”。狐狸、老鼠、娼妓、小偷是新宿区罗生门最常见的居民，住在它的地洞、窝和半塌陷房间里。即使从晃悠悠的大门，中村也能瞥见富士山又矗立在他们生活之上，跟一百五十年前伟大的葛饰北斋35画它时一样历历在目，瞬息万变又不可更改，纹丝不动且永存。
然而，如今富士山主宰的人间真是命悬一线，每天都有人死去，但还得接着活。街上躺满没知觉的人，要么喝了甲醇兑水的“烧酒”，要么吃了从部队库房里偷来的麻黄碱，要么两者兼具——甲醇兑水是挨饿和绝望者的首选，廉价但足以致命。中村穷得叮当响，他服用麻黄碱的习惯中断了，他下决心要摆脱这习惯。饿狗成群，很具威胁性，它们在曾经是马路、现在塌陷了的羊肠道上游荡，比狗还饿的孩子在街上掏包、乞讨、拉皮条。
狼，全是狼，中村想。
他们目光迟滞，动作突兀，他们身上有些特征让中村觉得古怪——弱不禁风，又让人感觉受到威胁。看上去是瘦弱的六七岁小孩，实际上经常已经是十几岁的少年。女人到处卖身，有些不卖给美国鬼子，从中发现一种让人好奇的尊严，同时收入减少了，然而大部分都尽情享受做军妓带来的物资富足。一天晚上，他睡了一个这样的女人，事后，他对她做的生意感到气愤，从中看到他目下生活的反映，他问她怎么能跟美国鬼子干那事儿。把一支刚点上的好彩烟叼在微笑的红唇上，她问他——
“我们现在不都是军妓？”
自从两个半月前从部队遣散，中村就生活在这样一片废墟里，在这儿，他什么都不是，为此他感到高兴。他只装有一根撬棍，既用作工具来维持岌岌可危的生计，也用作防身武器——每隔几分钟，他都从发痒的身上抓下更多虱子，用棍子碾死它们。他从塌毁的建筑下面，从曾是东京的瓦砾、泥巴、灰烬中撬出屋梁的断块，极尽所能把它们分开，把碎片卖给烧炭人。鼓捣着帝国曾经伟大的首都被烧焦的残余，他的心思时不时地转到在哪儿也许能喝点儿酱汤，或吃一碗米饭。偶尔，这样翻找会带来意外收获：一天前，他挖出一些置放很久的橡树果，深埋在瓦砾堆里连老鼠都没发现。但从吃完它们到现在，他什么别的都没吃。
为了把心思从饥饿上转移开，他捡起踩在地上的一张报纸。报纸是几天前的，他费力读完几个故事，一个字也没读进去，直到一则报道突然使他全神贯注。他读得很仔细，也很焦急。报道讲的是美国人发布通告要逮捕更多可能犯有战争罪行的前战俘营管理人员，结尾是被通缉疑犯的名单，在名单中间，他看到让他这么长时间生活在恐惧中的事——他被列为一名待审的B级战犯。
中村又浑身发痒。他压根儿不是战犯，美国人才是战犯，但如果可能，他们会把他杀了，把他的经历编造成谎言。狂怒在他的胸中酝酿。但在愤怒的下面，在日复一日想着怎么活下去的间隙，他感到一种钝滞却又无法摆脱的恐惧，像一只野兽意识到厄运将临。到处好像都有美国人拙重喧嚣的身影，中村听说他们正以残酷不妥协的效率追捕他们认为是战犯的人，跟战俘有关的人列在名单最上面。中村铁了心要活下去，要不被抓住，要不被处决，他的荣誉感要求他必须这么做。浑身刺痒难捱，他把手伸进裤子，在耻骨处猛抓，揪出像伤口结痂似的混着皮肤、毛发和虱子的一团，把它甩到地上。
等着天气好转，中村把手指在撬棍暗涩的绿色表面滑上滑下，压死他手上停在指甲和撬棍间的虱子。他仔细考虑自己的处境：靠捡木头没法活；撬棍顶头起钉子的一个铁齿断了一半，他侧脸一阵阵发疼——两天前，一根带齿缺的梁木冷不防落下来，砸在他身上，把他砸伤了；严酷的寒冷躲也没处躲，只让他感觉更饿，眼下美国人在追捕他。又看着报纸名单中他的名字，中村恐惧地意识到美国人追捕他少说已经好几天了——有条不紊地寻找线索，排除错误的信息，集中精力抓捕他——每过一小时，他们都更逼近他，他都更接近绞索上的死亡。他意识到要活着他必须做些什么，这意味着他将不得不考虑铤而走险。但紧接着，这种抗争情绪让位给一种彻底绝望和失败的感觉。他能做什么？什么？中村想，要卫护荣誉就得像其他人一样自杀。
正当他决心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尊严地死去时，他听到上方传来被闷住的叫喊。他满脑子是无法遏制的好奇，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好像干点儿什么，随便什么，都强过沉思他的霉运。
他从那个空处爬出来，站在雨里，慢慢转头，留意听。他听到女人的嘘声来自头上某个地方，在那堆形成“罗生门”左手部位的废墟里。
在瓦砾堆上尽量不弄出声响，中村紧抓撬棍，悄悄地爬上由松落的砖石和断壁颓垣构成的大山包——这山包形成了拱廊的左翼。在废墟里，他看到拳头大小的一个洞。从洞口看进去是一个房间被轰炸后的残余，原先该是里墙上部的地方开着口，光从那儿进来。中村能看出这房间原先或许整齐悦人，但现在，菊花图案的墙纸透过一层厚厚的灰土和煤烟的污渍只隐约看得出来，在中村眼里，这房间变得跟兽穴一样了。一张朽坏的榻榻米剩余的部分加上一些垫子组成一张床，靠着它是一张三条腿的桌子，被破砖支起，桌上摆着一面脏镜子。
女人的嘘声又响起来，现在离他很近，朝这声音传来的方向扭过身子，中村看到房间那边的一个角落。那儿站着一个军妓和一个少年——也许十六岁或十七岁，拿着一把长长的厨刀。他们脚边躺着一个穿制服的美国军人，喉咙刚被割开不久，血还在慢慢涌出。军妓在斥责男孩，问他为什么杀这美国人，但她没伤心，只是很生气。
躲在他们的视线之外，中村迅速地把一切全看在眼里，但吸引他眼睛的不是所发生的事——他根本不在乎——而是躺在那张凑合用的破桌上的东西：两个锅贴和一块美国巧克力。
2
中村小心翼翼从窥视孔那儿爬下来，没弄出什么响声，他慢慢爬到“罗生门”顶部，绕到房间里墙上部被炸开的缺口处。他慢慢把头伸到一排松垮垮连着、原先用来撑持屋顶的铁栏上往下看——军妓在乱翻死人身上的口袋。她把美国人的尸体翻过来，他低低嘟囔一声。她向后跳起来，但随后意识到那不过是肺里的空气被挤出来了，又低身去搜他的衣裤，从衣服里侧一个口袋里，拉出一卷美元钞票。
但吸引中村全部注意力的是锅贴。他回想在伪满洲国时他们整天吃这个，那时他全不在意。回忆那时吃的锅贴，想着眼下又能吃到了，他的嘴里满是口水。
除了特别想吃那两个锅贴，中村想不起别的，他蜷起身子把自己摔进缺口处，掉了下去。在房内，他就地一滚，跳起来，站好，舞着撬棍。一时间，在美国人尸体旁边，三个人大眼瞪小眼盯着彼此——军妓穿着价格不菲的印花衫、宽松便裤和发亮的黑色木屐式凉鞋，手拿一叠美元，男孩拿刀，中村拿撬棍。
男孩发出一声吼，举刀跃向中村，中村感觉自我意识被激发了——一种很恐怖也很宁静的体验——他的身体稍微下蹲来更好地保持平衡，挥舞撬棍像挥舞一把剑。撬棍在空中划过一道角度很宽的弧线，在弧线的终结点上，砸在男孩头上，发出轻柔的液体泼溅声——像锤子砸进西瓜，陷在里面。中村感觉这声音在空中停留了很久。这诡异的永恒也只是一瞬间，男孩向前冲刺的狂暴势头戛然而止。在他悄无声息倒地之前，中村感觉时间似乎不可理喻地停止了。
中村和军妓都没出声。男孩的身体猛烈抽搐，但他们知道他死了。血开始流出来，抽搐减缓，最后停下；中村留意到男孩脏污的长发蜂拥着虱群，好像遭受到了突如其来的恐慌。房内充斥着潮湿尘土冷飕飕的气味，他开始对这气味异常敏感。
军妓开始呜咽。中村两步走到三条腿的桌子前，把两个锅贴一起塞进满是口水的嘴里。吞咽的时候，他两眼紧盯住她，脑子里出现又一个想法。
他用撬棍示意，指着她手里的美元。她抖着手把钱递给他。他把钱放进兜里，再用伸出的撬棍头挑起她印花衫的边沿。她慢腾腾地把视线从撬棍上抬起，看他的眼睛，接着，鞠一躬，退一步。她开始脱衣服。
脱光后她是罗圈腿。大腿瘦得让人感觉不舒服，上面长满的小疮是毛茛花的黄色。胯部柔顺的阴毛与毛下脱落皮屑的白皮肤形成鲜明对照。乳房不像乳房，而像凸起的肿块，肤色很不健康。中村能闻见她身体的味道，她很久没洗澡，满是汗酸味，像冬末畜栏中的母牛。
她走到三条腿的化妆桌旁，在脏污的榻榻米垫上躺下，脚冲着他。他听得见她呼吸发出短促的喘息。她令他作呕，卖身给美国鬼子，又用她被糟践过的下流身体为他服务。他捡起军妓脱下的衣服，把巧克力装进兜里，走到缺口处，打算爬出洞穴时，他停下来一会儿，看着两具尸体。
在他眼里，美国人已经不存在了，日本男孩有一张长满痘痘的脸。从杀戮中构想出的东西太多了，中村想。也许他该有悔意，该有负罪感——刚开始在伪满洲国，他有过，但没用多久，死人的脸就模糊了。他很难记起任何一张死人的脸。死人是死的，不过如此，他想。尽管如此，两具尸体，一个美国人……如果不小心从事，这对他意味着麻烦——他已经被通缉了。
为避免踩到那一大洼黑血，中村在美国人跟前蹲下身。他闻到滴滴涕的气味——被遣散时他们用滴滴涕给中村除过虱。他觉得这美国人属于某个另类物种，块头看上去大得出奇，跟这地方好像格格不入。在丛林里，澳大利亚人看着根本不这样——像这个大块头、死翘翘的美国人这样。
确保绝不触碰到尸体，他灵巧地扭转撬棍一头，把它塞进美国人半张的拳头，把撬棍横置在胸口上。然后，他考虑了一会儿，把撬棍在这人手里摩搓，把它向他手指上推压，最后，让撬棍落在那汪黑血里。只要军妓不见了，对谁都只字不吐，美国人和警察会得出显然的结论：拉皮条的想要劫美国人，他们打起来，结果双双毙命。
这样想着，他转身走到像兽穴入口的齐胸高的洞那儿，开始把自己向上拽，同时听到在他身后军妓站起来了。中村对她毫不留意，直到觉出她正要抓住他的脚踝。为了摆脱开，他不得不狠狠踹她两脚，她四仰八叉向后倒在美国人的尸体上。
他滑下洞外的瓦砾堆，听到身后传来叫喊。他转身看见军妓胳膊环抱在粘血的乳房上，从洞里探出身，好像在说美国人强奸她，她兄弟赶到，他只想保护她。中村没听懂她讲的故事，也没兴趣听懂。他手脚并用，快速爬回到洞口，紧抓她的肩膀，把一块砖头举在她发出呜咽的头附近。
“把这事儿忘了，”中村说，“忘了他，忘了你兄弟，忘了我。”
军妓更大声地哀号，他把砖头向她嘴上推。
“忘了你才活得了。”他怒冲冲地说。
他把她推回洞里，手脚并用，快速地从新宿区罗生门爬下来，向城里方向前进。
用从军妓那儿抢来的五十美元，他买到假造的身份文书。把军妓的衣服卖给另一个军妓，他得来一些钱，买了去神户的火车票。在所有窗户被吹得大敞的三等车厢里，他正穿过一个严酷冬天的夜晚，离开他作为前铁路团少校中村天智的过去，进到他作为前大日本帝国陆军二等兵木村芳雄的未来。
神户情况不比东京好。同样是弹坑和泥土，堆积成山的砖块和像绳子一样扭绞的铁料，在这片糟烂中，日本人像蟑螂似的到处爬。但中村感觉在他和死去的那个美国人、那个男孩之间拉开了必需的距离。有几个月，他只要有机会就小偷小摸，靠做黑市生意买卖勉强糊口。但他从来不觉得安全。有一回，他想他从远处认出了从前战俘营里的一个高个子澳大利亚人。中村怕得要命，接下来有一周，他只在夜晚才敢出门到街上去。
一有审判战犯的消息他就注意。他读到一个日本兵被判犯有战争罪行被吊死，因为他打过一个几次逃跑的战俘。中村发现这难以理解。
打了一次？
在日本军队他一直被打，打别的兵是他的职责。不是吗？受训期间，他被打昏两次，有一次导致耳膜破裂。因为清洗上司的内衣显得“不够热忱”，他被用棒球棍打屁股。当新兵时，因为听错命令，他被三个军官打得失去知觉。他被命令一整天立正站在操场上，当体力不支倒下了时，他们因为他不服从命令就扑到他身上，把他打得不省人事。
那么，怎么打了一次战俘就让他成了战犯？再说，战俘是什么人？《战地行为准则》不是特别写道被俘军官要自裁吗？战俘是什么人？什么都不是，就是这。没羞耻的男人，没荣誉感的男人。一无是处的男人。
打了一次？
他是一个好心的军官，对大部分违纪行为，他只处以抽耳光的刑罚，其他军官中的一些人为此训过他。
“你太有同情心了。”他记起幸田上校对他说——在中村为友川下士行为不当扇他耳光之后。“这样的事只扇耳光？要是我就用鞭子抽得他永生不忘。”
想到这里，中村恨不得对着神户清朗的天空尖叫：“战俘是什么人？什么人啊？”
3
崔胜民在黑暗中坐在一把竹凳上——作为被判有罪的人，这是给他的优待。他听说一些前战俘在曼谷妓院里找到李金，干脆把他从楼顶抛下去。在他看来，这做法合情合理。他只希望在被甩出去摔死之前，李金吐他们唾沫了。跟他一样，李金是看守，杀过战俘，所以，战争结束他们杀了他。这似乎完全可以理解，跟他的处境不同，他的处境不可理喻。他鄙视澳大利亚人的伪善，把报复掩饰成执行正义的仪式。他内心知道他们一直想把他也杀了，那么，这些假惺惺所为何来？
他没表也没钟。除了凭直觉，他没法知道这夜晚还会持续多久。但直觉似乎不再管用，夜晚长得漫漫无期，却总从他身边匆匆离开。樟宜监狱夜间上锁了——也许在两小时前。如果想到此，他会推断现在将近午夜，然而事实是他想不起任何事。崔胜民迷失在思考无法触及的地方。时间流逝，他的心情在两种感受之间翻覆。一是恐慌，像一阵无法抑制、没完没了的咳嗽突如其来，使他在樟宜牢房内发疯似的来回走，想找到逃跑的法子，结果发现没法逃，逃不出牢房，也逃脱不了近在眼前的死亡。
然后，他的心情会猛然转向愤怒，不是因为厄运将临或是无法逃走，而是针对一个让他备受折磨的事实：既然他被当作日军一员被关押，那么，他们必须支付他五十块钱的月薪，但战争结束到现在两年了，他一块钱都没拿到过。他的愤怒不是源自于算术或贪婪，而源自于一个关于动机的认识，也是一种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感觉。五十块钱是他在战俘营当看守的唯一理由，那么为什么不让他拿到这五十块钱？
他心里明白再也不会收到钱，他知道这五十块钱荒诞至极，但他又觉得这五十块钱被莫名其妙地抢走了，他的心情回复到恐慌，又开始在牢房里来回走，手指在墙上四处摸，手在窗户上、铁栏上、牢门上推着、摸着，寻找逃走的办法，直到再次发现不可能逃跑，他的心情又变成愤怒——对被剥夺五十块钱而感到愤怒。
审判在一个澳军军事法庭上进行，持续两天。除了向他直接发问，各种程序全用英文，他几乎什么也没听懂。法官的脸像被风吹的蜡烛，嗓音像掘墓的，审判结束，他第一次直视崔胜民对他讲话。翻译把视线坚定不移地胶着在法官的嘴唇上，对着崔胜民的耳朵低声说着七零八碎的日文句子。
翻译说：“由于——由于提呈的证据——书面形式的证词显示的矛盾——对曾经参与杀害——澳大利亚帝国军队弗兰克·伽迪纳下士的指控——不成立。”翻译转而用随便一些的语气加上一句“这是非常好的消息，非常好”。
说完，他继续磕磕绊绊地翻译。
“对下令杀害二等兵瓦特·库尼——的指控——成立——以及其他几个情节较轻的指控——虐待，包括不供给食物药品，导致可以避免的痛苦和死亡——被判为B级战犯——你将——被——被——处以绞刑。”
这一次，翻译没加自己的注释。
还说了更多，但崔胜民再也听不见了。法庭向他提问，他想解释作为一名韩国中士，他根本不能下令处死俘虏，但澳大利亚律师征引对一个叫幸田上校的日本军官的审讯供词，说命令是他下达的。幸田的证词在让几个韩国籍和中国台湾籍看守获罪中起过作用。崔胜民还听说他后来无罪获释。崔胜民提出，当处决令被下达的时候，库尼不在那个战俘营。但营里的记录乱七八糟，缺东少西，没材料证明情况是他说的那样。
判刑宣布后，澳大利亚籍辩护人劝他向法庭提交请求宽大的呈文——辩护人满身肉疲塌塌的，湿漉漉、亮闪闪的眼睛让被判绞刑的韩国人想起手术刀的锋刃。崔胜民下定决心要死在国外，他看不出把这精神折磨拖延得更久有什么意义。崔胜民，还有其他关在樟宜监狱、被判为B级和C级战犯的韩国人和中国台湾人，注意到盟军胜利者常常会释放跟日本贵族有纽带关系的军官，让他们这类级别低的人当替罪羊被吊死。崔胜民想到中村少校——他根本没被捕，毫无疑问也永远不会被捕；他想到幸田上校——他又自由了。这两个人也许都正在哪儿为美国人做事。
“都一样。”崔胜民说。
“什么？”辩护人问，湿漉漉的眼睛像刀刃似的四处割。
“都一样。”崔胜民说，他想表明他对人事听天由命，全盘接受，但辩护人把它理解成崔胜民同意他着手使他免于绞刑，争取减刑。律师提交了请求宽大的呈文，崔胜民的生命和精神磨难被延长了四个月。
崔胜民注意到在樟宜的每个人对自己的命运都有不同构想，并依此编造自己的过去。有些人对指控干脆直接否认，但尽管这样，他们不是被绞死，就是会被监禁很长时间。有些接受罪责，但拒绝承认澳大利亚人有审判他们的权力。同样，他们不是被绞死，就是被监禁更长或短一些的刑期。另外有些人否认自己有责任，他们指出，地位低下的看守或士兵不可能拒绝认同日军体制的权威，更别说不按天皇意志行事。私下里，他们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他们和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只是天皇意志的表现，那为什么天皇还是自由的？为什么美国人支持天皇而把他们绞死？他们不过曾被用作天皇达到目的的工具而已。
但他们心里明白，天皇不会被吊上绞索，而他们会。原先为了天皇，他们施行殴打、酷刑、杀戮；跟这同样千真万确的是现在为了天皇，否认罪责的人将被吊上绞索。他们被吊在绞索上，与承担罪责和矢口否认被指控罪行的人一样被吊在绞索上，一样可怖；他们一个接一个在活板门下来回荡悠，他们的腿都抽搐着，肛门仍然拉着屎，猛然肿胀的阴茎喷射出尿和精液。
审判中，崔胜民知道了很多事——《日内瓦公约》、军令的约束力、日本军事构架等，此前他对这些只有似有若无的认识。他发现他原先既怕且恨的澳大利亚人曾把他当作异类，用不寻常的方式戒备他：一个他们称为巨蜥的怪物。得知在他们的仇恨中他如此具有威胁性，崔胜民没有感到不快。
他感到澳大利亚人蔑视他，他知道日本人蔑视他，两种蔑视是同样的。就他理解，他又什么都不是，跟小时候在韩国一样，被逮住小声说韩语而不讲日语，他在教室后头被罚站；跟原先在日本人家做活儿一样——他的位置比不上那家的宠物；跟在日本部队里一样，一名看守，比级别最低的日本兵还低贱。李金的下场比他好。然而，他认识的有些人干过的事比他或李金干过的要坏得多，但他们的命被保住了。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全都没道理。
从另一个角度说，打澳大利亚俘虏原先很有道理。不管为时多么短暂，打比他个头大那么多的澳大利亚兵，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物，他知道他想抽多少耳光就可以抽多少耳光，他可以用拳头，用棍子、锄把、铁杠打他们。这使他成为某样有价值的东西，某个有性格的人，即使这只持续到澳大利亚人猛然倒地呻吟。他隐约知道有人被他打死。不管怎样，他们也许都要死。那种地方，那种时候，无论你怎么冥思苦想，你对所发生事情的理解也不会有多少的区别。现在，他唯一后悔的是没杀更多人。他惟愿他从杀戮中得到过更多快感；活着有那么大的部分都跟杀戮相关，他惟愿他从那样活着得到过更多快感。
在审判期间，澳大利亚人彼此交流，崔胜民突然明白这审判不止于仇恨。它是一种对生活有把握的感觉，他从没有过这感觉，高高在上的日本人一直有。被赋予了对澳大利亚人生杀大权，最初他打他们不过因为他从小被教养的日本习惯，他看不出打一个他觉得干活太慢或在偷懒的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在釜山，他经受了跟大日本帝国陆军二等兵同样严格的军事训练。不过他们不是日本人，全是韩国人，所以他们压根儿不会成为士兵：他们将看管软弱得不敢自杀才投降的敌军士兵。除了行军、射击、捅刺刀，他也被教过“面打”，就是抽耳光，日本人连最细枝末节的错误都非抽耳光不可。即使只有一个人犯错，所有人都得挨耳光。他们每天让所有受训的韩国看守面对面站成两排，每个受训者必须抽站在对面的受训者，右手抽左脸，左手抽右脸，两排轮流挨耳光，直到被抽得脸高高肿起才停下。所有命令必须服从。崔胜民的生活就是“面打”和服从——右手抽左脸，左手抽右脸。他想逃回家，但他知道，如果这样做，日本军方会找他家人的麻烦。再说，他不用多久就能每月赚到五十块钱。
他记得自己悄悄地跟站他对面的受训者说他不会使劲抽他——如果对方也同样行事。他们的计谋很快被日本教官发现。教官长相俊美，新手都仰慕他。崔胜民甚至模仿他走路和转身的姿态——当有人对他讲话时，他总是缓慢地、不偏不倚地转过身。教官对着崔胜民震耳欲聋地叫喊。
“想装？”他吼道，“那么假装这不疼。”
他用短铁棍狠击崔胜民的左右肾，过后好几天他都尿血。第二天早上，新手又站成两排，彼此抽耳光；带着不管不顾的狂怒，这狂怒从未完全离开过他，崔胜民抽对方耳光，右手抽左脸，左手抽右脸。
刚被派到荒远岛上的丛林，他小个子，干巴瘦，是一个十六岁的韩国孩子。他怕比他个子高得多、年纪大得多的澳大利亚人，他们宽背、粗胳膊，是大腿毛茸茸的猩猩。他们总在吹口哨、唱歌。在他的经验中，韩国人和日本人在公共场合不怎么会这么做，他恨死这种他不熟悉的快活劲儿，因此惩罚他们的时候，他比严格来讲该做的要做得过火——为了让他们牢记他比他们更有男人气，为了表明他们的快活劲儿该收场了。过了一些时候，这些人个头开始变小，开始变得有气无力，胳膊在萎缩，腿肌在销蚀，口哨吹得少了，只有时唱唱歌。
老实说，俘虏们罪有应得。他们想方设法旷工，躲不过就潦草马虎，懒洋洋地干活。尽管比先前少多了，他们还会时不时吹口哨或唱歌——当他在附近的时候。他们什么都偷，什么都被他们偷走——食物、工具和钱。如果能把活儿干糟，他们把这看作胜利。人皮加骨头，他们会正干着活就那么一撒手，死在工地上。走去上工他们会死，下工走回来他们会死。睡觉时他们会死，等吃饭时他们会死，挨打时他们有时也会死。
这让崔胜民对人世间感到愤怒，对他们感到愤怒——当他们死了。没吃的、没药不是他的过错。发生疟疾、霍乱不是他的过错。他们是奴隶不是他的过错。那是命，身在战俘营是他们的命，也是他的命。死在那儿是他们的命，死在这儿是他的命。他必须每天满足日本工程师要求的上工人数，要多少就得有多少；他必须确保他们上工，毫不懈怠地干日本工程师要求完成的活；他别无选择。这些他做到了。没吃的、没药，但铁路线必须建成，任务必须完成，最终，情形变得跟它们一直以来就朝其发展的结果一模一样，对他们、对他都如此。但他做了这些事，他完成了他的职责，由他们负责的路段建成了。崔胜民感到骄傲，这是他短短一生中唯一的成就，除此之外，他一事无成。他做了这些事，这些事让他感觉很好。
怒火完全失控，他感到无比陶醉。在他暗昧无知的生活中，这样的时刻让他感到自由，此外，它们让他生气勃勃，这在他生命中前所未有。当使别人受罪时，他的仇恨和恐惧，他的愤怒和骄傲，他的胜利和荣耀，全都集聚起来，或者说，在他目前看来好像是这样，在那么短促的时间里，他的生活拥有了某些重要性，或者说价值。在这样的时刻，他从仇恨中脱身了。
工程师要把铁路建成的压力确实逼人，但他从中也感到快感和趣味——他打得越狠，他们的男人味儿就越少，他们很少吹口哨或唱歌了，他知道他比他们男人气概多得多。只要他不停地用脚踹，用拳头揍，用棍子打，他就从压抑禁锢中解放了。他听说过在新几内亚，大日本帝国陆军吃掉过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在他看来，这不只是由于饥饿，还有其他说不清的原因。他知道无论原因是什么都不能作为辩护理由，对澳大利亚人来说，对眼睛像手术刀的澳大利亚律师，或者对像蜡烛滴泪一样的澳大利亚法官，这全会被看作扯谈。当看守，他像兽一样活着，他的行为像动物一样，像动物一样去理解，思考。他认为这兽性的人从来都是他获准成为的唯一有人形的东西。
他从他的动物性中发现了他的人性，他对此并不感到耻辱，他只对他身上的动物性引领他到达的状态感到困惑不解。被处绞刑的判决被翻译给他听，他像动物一样承受，根本没听懂，但他又有一个钝滞模糊的意识：他拥有过属于他的自由，现在他结局已定。
法官的眼睛像蜡烛芯似的跃动着火苗，朝下看他，他用已经无神的眼睛朝上看，头来回摆动，感觉一个庞大可怖的东西降临到他身上。他想问法官他的五十块钱呢，但他什么也没说，现在他再次发觉自己在牢内乱走，寻找一个或许能逃走的办法。但没有，从来没找到过。
4
他们的人数不可思议地急剧减少，死于车祸、自杀和悄然而至的疾病。他们的孩子好像大多生来带着毛病和麻烦，或者残废，或者智障，或者明显与众不同。太多婚姻摇摇欲坠，如果维系下来，那经常更多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准则和习俗，而不是他们自身具有把所有不对劲之处纠正过来的能力，对他们中的有些人，事情不对劲得难以承受。他们与世隔绝，离群索居，他们跟其他人住在城里酗酒无度，他们变得有些疯疯癫癫，像公牛赫伯特，酒醉开车，驾照被没收，想喝酒就骑马进城。他想喝一杯的时候太经常了——他跟老婆定下自杀协议，一同喝下毒药，醒来看到老婆死了，自己活着。他们要么闷闷不语，要么滔滔不绝，后者像公鸡麦克尼斯——撩起衣服炫耀割除阑尾的疤痕，喋喋不休地讲日本人怎么用刺刀捅他。伽利波利·凡·凯斯勒有一天走进墨尔本的宽草地退役军人联盟，正赶上这场表演。
“别担心，”公鸡麦克尼斯说，“那不过是凯斯。捅我的日本人叫‘山狮’，战后审判这杂种，我做证来着。”
不过，他们喝酒。他们喝，他们喝，无论喝多少，都不能让自己醉过去。退役时，部队的江湖骗子对他们和他们家人说不要谈论战俘营，还说谈也无益。本来不是什么英雄传奇。不是澳军、日军对垒的科科达战役，不是德国鲁尔河谷上空的四引擎兰卡斯特轰炸机。不是德国“提尔皮茨号”战舰，不是关押危险战俘的科尔迪兹要塞，不是英国和轴心国争夺的托布鲁克。那是什么？“是给黄种人当牛做马。”在“希望与锚”酒吧集会上，大马哈鱼费伊这么说。
“真不是什么吹牛的事儿。”羊头莫顿说。
伙计们不知怎么了，全怪兮兮的。有的消失了。罗尼·欧文娶了一个意大利女人，她告诉羊头莫顿的太太萨莉，说结婚两年她才知道他先前当过兵。就这样。
“布洛克贝克好多年对战俘营一字不提，后来，有一天晚上，”吉米·比奇洛说，“他拿着一把短枪走到烤箱那儿，把它打了个稀巴烂。看着像奶酪刨丝器的背面。然后他又什么也不说了。”也就这样了。
“可怜的老伙计蜥蜴布兰库西。”羊头莫顿说。他的故事太让人伤心，没人想再提起。在不同战俘营间辗转，在驶往日本的地狱船上，他随身带着妻子的铅笔速写；在长崎三菱船厂，他当牛做马，在原子弹爆炸中，船厂消失了，而他居然活着，他还保留着它。他把它带到山里安全地带，经过像劈柴一样漂着填满河道的死人，还有奔逃的活人，皮肤脱落成海草似的长飘带；他跌跌撞撞经过炭化的人像，人像或走着，或骑着车，或跑着；他经过在燃着蓝火焰、下着黑雨的喧嚣地狱中受煎熬的日本人，跟他记得的战俘一样，他们临死前喊妈妈。在这样的行程中，他始终想看见兔子亨德里克斯所画的梅西，在早晨，在叙利亚一个小村里，村子散发着人类处于困境的气味。
他尽力要把她想象成世界上独有的造物，跟他眼前所见天壤之别，那么，只要她在，他就不会死，不会疯，只要她在，世界就是好的。在搭乘一架美国运输机去马尼拉的途中，他把画着速写的明信片给美国海军看，他们一致认为他运气很好。他坐上开往墨尔本的船，途经弗里曼特尔时下船，在那儿给家里打电话。
“这是戴维和梅西家，”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我是戴维。”
蜥蜴布兰库西把电话挂了。他乘坐的船喷着蒸汽驶出弗里曼特尔，在船上的第一晚，有人看见他无声无息从船侧翻过去，再没被找到过。
啤酒，猛然间对他们而言像燃油。他们喝酒，想使自己对火一样感觉跟正常人不喝酒时感觉一样，战前他们不喝，现在他们喝是想跟那时感觉一样。那个晚上，他们觉得自己强劲有力，毫发无伤，还没被毁掉，对所有发生的事，他们大笑不已。当他们笑着说战争根本不算什么时，每个死人都在他们心里活着，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微细到点点滴滴，就那样在体内震荡跳跃，那么猛烈，他们得马上再喝一杯——为了让这种感觉慢下来。
那个晚上，蜥蜴布兰库西在他们心里活着，小瓦特·库尼在他们心里活着，澳洲小龙虾布罗斯、杰克·彩虹、小不点儿米德尔顿在他们心里活着，那么多死去的人。羊头莫顿说，他有时甚至宽容地想起公鸡麦克尼斯，那个拆烂污的下贱杂种该死了才对。伽利波利·凡·凯斯勒来时穿着一条粗纺羊毛的旧裤子，裤边磨损得好像裤子是从稻草人手里买的，他提起土人伽迪纳，吉米·比奇洛开始唱——
“每一天，在每个方面，都在变得好那么一点儿。”
那天晚上，他们在“希望与锚”的壁炉周围站着，炉火把屁股烤得太热，这又迫促他们再喝一杯。一九四八年，也可能是一九四七年。不管哪一年，那都不太像夜晚，在屋里待着真好，暖洋洋的。退伍后他们还没聚齐过。吉米·比奇洛不怎么说话。他回来后发现婚姻生活跟他参军离开前完全两样，也可以说他跟参军离开前的那个他完全两样了。
“我在尽量往好的做。”他在聚会上说。
孩子。他有四个孩子，被称作家庭型男人。他不是。他是一个有四个孩子的男人。关于土人伽迪纳，没人再多说什么，只有伽利波利·凡·凯斯勒说：“尼基塔瑞斯？”
“是啊，”羊头莫顿说，“该死的尼基塔瑞斯鱼店。他老说起，是不？”
5
吉米·比奇洛什么也没说。他在努力，这是关键，是这样吧？但他不讲话。他希望成为一个音乐人，具有重要性的人，有价值的人，但没做到。他是锡器厂的仓库管理员。他喜爱的多人爵士伴舞乐队不时兴了。时下流行打击乐和现代爵士乐，在他听来，它们不是音乐，是假装从交通拥堵也能创造出音乐的强噪声。你不能随之舞蹈，不能随之堕入爱河，吉米想。这不是阿尔·鲍里。这不是本尼·古德曼。这不是杜克乐队。这是音乐的终结。对像吉米·比奇洛这样的人来说，这是希望的终结。虽然还没解散，但多人爵士伴舞乐队大都不景气。
很多他坚信的东西正向海洋出发，在消失，永远找不到了。他原以为他正回归到它们中来。那些他指望自己能成为的，那些他指望能实现他生命的，现在一文不值。他对生活不再有归属感，生活在停止运作，那些合乎正轨的——工作、家庭——好像在分崩离析。他想使他和妻子的关系正常化，他想使他和生活的关系正常化，他想使他和打击乐、摇摆舞的关系正常化，可是都完了。他愿意把事情正常化，他想，但这不可能。
但并不是因此他们才离开酒吧，走上伊丽莎白街，走向尼基塔瑞斯鱼店，去把错的纠正过来。他们离开是因为快半夜了，酒吧关门的时间早过了，他们喝醉了，被赶出来了，他们没有别的更好的事做。
那些霍巴特春夜的一个夜晚，冷冰冰的，雪密集地落在山上，带着一股强力，港口奔涌着泡沫，雨夹雪在抽打、抓挠窗户和锡皮屋顶，像被锁在屋外的酒疯子。
他们步伐坚定沉重，走在伊丽莎白大街上，跟随大步流星走在最前边穿一条破裤子的伽利波利·凡·凯斯勒，向尼基塔瑞斯鱼店走去。你就是朝街上发射迫击炮弹也打不着谁。鱼店不像他们在战俘营想象的那样：满处是人、蒸汽、食物煎炸的味道，土人的女朋友坐得笔直，在等他们走进来，做他们必须做的事。不，根本不是这样。
“门像修女的口头禅一样严丝合缝。”到了鱼店门口，羊头莫顿说。
尼基塔瑞斯鱼店关着——门上锁了，店内一片死寂，灯全灭了，只剩下照亮店前长水箱的灯。鱼在玻璃后面来回游。几条扁头鱼，一条刺鱼，两条银鲹，一个皮夹克。除了盯着水箱的他们，被夜色舔得油光水滑的街上空无一人。
“嗯……不能说它们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快活。”羊头莫顿说，“也许在战俘营，我们也不是任何时候看着都不快活。”吉米·比奇洛说。
他们散开站着，手插进口袋，缩起肩膀避寒，交替两腿跳着，像在等午夜列车到达，或者说等它离开。
“没有什么人比一帮醉鬼还没用，连女人都能干点儿什么。”伽利波利·凡·凯斯勒说。
吉米·比奇洛觉得除了别人看得见的外在表象，他的心里空空如也。他觉得发生感情很难。他希望有感情，但那不是希望有就有的。他捡起一块石头，放在手掌上转弄。他抬头看鱼店窗户。窗户由大块的平板玻璃组成一体，每块上面都漂亮地漆着“尼基塔瑞斯鱼店”的字样，醒目花哨。他把手扬起，直到身后，然后，猝不及防地使出浑身力气，把石头向窗户砸去。
他们听到玻璃裂开。不是一下子全裂开，而是像时间，一条长长的裂缝慢慢张开，带着一声叹息。吉米·比奇洛笑了，像有什么人把他的嘴从两个嘴角那儿割开了。
然后，他们都在扔石头，窗户破了，碎块掉了，他们进了鱼店。伽利波利·凡·凯斯勒具有一个果农的天赋，凑合用手里有的就能办成事，他抓起炸薯条用的煎锅，用它把鱼舀出来。虽然有几次意外，他们还是把鱼全装进两只涮拖把的圆桶，沿着街道下坡走回码头，一路上小心不让水泼出来。
涨潮居然从那么远的海上一直深入到港口里来，几只捕小龙虾和蔻塔鱼的船在长浪中摇摆，听得见港湾外的海域刮着令人痛苦的腥风。站在宪法码头靠海的边沿，羊头莫顿把头伸进一只桶里吼道：
“你他妈自由了！”
把桶翻一个底朝天。
鱼落入水中。
6
第二天晚上，在“希望与锚”，这件事被兴致勃勃地传讲，但越来越强烈的羞耻感也在围困他们。最后，吉米·比奇洛说他们得去见尼基塔瑞斯，赔他窗户钱。天还早，店里亮着灯。窗户已经换好，但还没漆上字。
里面有几个老妇人在煎锅上正忙乎，在店内卖鱼的地方，一个男孩正使着浑身劲儿擦洗展示柜台。羊头莫顿问尼基塔瑞斯先生在不在。这个工作狂不见了，接着又从店面后头冒出来，身边跟着一个小个子老头——干巴巴的身体完好保留了年轻时当泥瓦匠时说话不多却坚定不移的气派。他满头银发，皮肤是一种有人想擦干净但又没擦干净的污渍的颜色，黑眼睛潮乎乎的，有一种荒芜、贫瘠的感觉，身上散发着烟草和八角香料的气味。
“尼基塔瑞斯先生，我们……”吉米·比奇洛说。
“想吃什么到那位女士那儿点。”
“我们……”
“帕菲迪斯太太在那儿，她会照应你们。”他一边说，一边用一根骨节凸出的手指点着。
“我们来向你说对不起。”吉米·比奇洛说。
“我们有一个同伙。”羊头莫顿开始说。老希腊人这次没说话，听羊头莫顿讲关于他们的故事。他身体前倾，弯得很低，很难看到莫顿的眼睛，而莫顿则一直盯着铺着黑白瓷砖的地面。
羊头莫顿讲完了，吉米·比奇洛说他们想赔钱给老伙计尼基塔瑞斯——打破的玻璃，那些鱼，还有所有别的损失。
老希腊人迟迟不作答。他抬起眼睛四下看，转着头把他们逐个打量，微微点着头。
“他是你们的伙计？”
跟所有移民一样，对不是母语的英语中那些历史最长、意思最实在的词，他似乎有一种无懈可击的直觉。他说“伙计”的语气完全没有“同伙”这个词容易发生歧义的滞重感。
“他是我们的伙计，”羊头莫顿说，“我们大家的伙计。”
羊头莫顿掏出钱包。“该付多少钱，尼基塔瑞斯先生？
“我的名字是马库斯，但叫我马可。”他说。
“尼基塔瑞斯先生。那是你的窗户，可是我们把它砸碎了。”
他伸出一只颤巍巍的苍老的手，把它摆着。
“不，”他说，“把钱拿开。”
他问他们饿不饿，不等回答就说他要请客，说他们不得推辞。
“坐下吃，能吃是好的，孩子们。”老希腊人说。
这些兵互相看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是我的客人，”他说，一边拉出一把座椅，把一只手放在吉米·比奇洛肩上，“请，请坐下，你们一定得吃。”
就这样，这些兵坐下了。
“你们喜欢葡萄酒？我有些红葡萄酒，你们也许会喜欢。按理说我不能给来店里吃饭的客人上酒，所以别大张旗鼓，但你们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孩子们。”
他走到煎锅那儿，给滤网内装满薯条，走回来。
“你们喜欢星鲨还是蔻塔鱼？有人喜欢星鲨，可是听我的，蔻塔鱼骨头多，这没错，但味儿好。非常好。你们一定得吃。能吃就好。”他说。
他把鱼和薯条拿来，放到桌上，在柜台后面用小玻璃杯斟满红葡萄酒，也拿过来了。他跟他们坐在一起。他们吃，他让他们聊天。他们说得没劲了，他捡起话头，说今年冬天这样，预示明年夏天杏儿的长势会好，是的。然后，他第一次说起他自己，说他来自利普索斯岛，那儿生活很美，但也很严酷，他说起死去的妻子，他说他们都年轻，日子还很长。富足的日子。好日子。是的。他说起人们跟他说，来他店里吃饭让他们感觉快活。他希望真是这样。
“我真的希望是这样，那就没白活着。”
“你有孩子吗？”吉米·比奇洛问。
“三个女儿。好女孩。结婚有了好人家。还有一个男孩。好孩子。好……”
老希腊人结巴了一会儿，听不清在说什么，脸好像从它原本就艰于维系的主轴上歪斜了。他把一只指节凸起的手抬到脸上，像修剪过的杏树老枝在强烈秋风里晃动，好像他想用那只手把脸重新撑起来，使它回复先前对万事有把握的表情。
“一九四三年，他在新几内亚被杀死了，布干维尔岛战役。”他说。
店里客人慢慢少了，店员打扫，收拾，锁门，离开了，店外街声静下来，只很偶尔地，一辆车开过水洼，溅起水花。在店里，他们止不住地跟老希腊人谈这说那，直到时间晚得没一个酒吧还开着门。但他们不在乎。他们继续坐着。他们谈起钓鱼、食物、风向和泥瓦匠的活儿；他们谈起种西红柿、养家禽、烤羊肉、捕小龙虾和扇贝；他们谈起讲故事，说笑话；他们谈的是什么意思根本不重要，他们谈得如行云流水最重要——这本身是易碎却美好的梦。
很难讲明白炸鱼、薯条、便宜红葡萄酒下肚感觉有多好，尝起来味道很好。老希腊人自己给他们做咖啡，装在小杯子里，又浓又黑又香，他给他们吃女儿做好的核桃糕点。一切很异样，又亲切热情。椅子简简单单，让人安适，这地方也同样让人宾至如归，心满意足，吉米·比奇洛想，只要夜晚不到头，除了待在这儿，世界上随便哪儿他都不想去。
7
一九四八年秋天，多里戈·埃文斯在悉尼走下道格拉斯DC-3运输机，看到她在等他，感到既惊骇又深受触动。日本人、德国人或许在一九四五年屈服了，但多里戈·埃文斯还没有也不打算屈服。他要英勇地继续他的战争，热情接受每个送上门来跟逆境、阴谋、风险外交、冒险行动打交道的机会。这些机会自然送上门来得越来越少。多年后，他觉得很难承认，在战争期间，他在某种本质意义上是自由的——虽然有三年半他是战俘。
因此多里戈·埃文斯尽可能推迟回国，在遍及东南亚的各种部队机构里做事——经手遣返军人、建阵亡者墓地、战后重建等各项事宜。这样工作了十九个月，资金用罄，他面临一个选择：继续军队里的常规职业还是考虑平民生活的诸多可能性。他完全不了解这些可能性会是什么，但突然间它们似乎很有吸引力，而军队不再是无拘无束找乐子的短途旅行，它的失败，它的胜利，还有活着的人——活着的人！——它们不断地把既定的东西撕成碎条，把每样紧实的东西溶解成空气。财富、名气、成功、吹捧——所有这些后来发生的事好像只会加剧那种漫无目的的感觉，他将在平民生活中体验到这种感觉。他从未能向自己坦承，是死亡赋予过他的生活以意义。
“逆境使我们的潜质得以最好发挥，是平常日子在毁掉我们。”坐在他旁边的那个矮胖的阵亡者墓地委员会军官说——当时那架DC-3上下颠簸得非常厉害，正向下盘旋，穿过一阵强气流，进入悉尼上空。
他穿过停机坪，向一小群他从未打过交道的陌生人走去，他决心已定，要有效应对他不熟悉的平民生活，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之后的七年间，他克服了那么多障碍，这次也同样——凭着魅力和勇气，知道时间会很快冲刷掉之前做过的种种蠢事，时间好像对世间万物都这样，或者说在他看来如此。
“向前冲。”他对自己低声说，同时把脸收聚成一个他认为被人看作是很有魅力的微笑。
一个按大众标准说很漂亮的女人挥动着一只戴手套的手，他知道这个手势约定俗成的意思是传达满腔的感情，这些感情约定俗成——欣悦、狂喜、释然——那是爱，他假定；是被确证的忠诚，他害怕。这些对他全值不得什么，因为他对它们一无所感。虽然谈了几句，他认出她的声音，但这儿的暑气好像温乎乎、空荡荡的，在习惯了亚洲必有的热气蒸腾之后，这空气不知怎的让他感到受挫；他们亲吻，甚至到这时候，他还记不起她的名字。她的嘴唇似乎很干，很让人感觉受挫——像亲吻尘屑——然后，谢天谢地，他终于记起来了。
“艾拉。”他说。
对，就是这个名字，他想。这名字感觉比锈铁还被销蚀得严重。
“噢——艾拉。”
“噢，艾拉。”他更柔声地说，希望只要使劲说她的名字，说的次数够多，别的什么话——自圆其说的话，把这名字、他和他们连贯起来的话——或许会滚到舌尖上。但是没有。艾拉·兰斯伯瑞只是微笑。
“什么也别说，亲爱的，”她说，“不要说假惺惺的话。我不能忍受假惺惺的男人。”
“但我彻头彻尾地假惺惺。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是。”他说。
他话音未落，她又在笑——索然无味，无所不知，又全然无知——他会发觉这笑越来越令他不快，那出乎意料的干巴巴的嘴唇告诉他事情全安排好了，他什么都不用担心。他想起一九四一年他向她求过婚，为了亲吻她的乳房。他记得那是最后一晚，大家将得知那晚是他出征前和艾拉共度的最后休假时间，他无法停下来不想艾米。为了从艾拉的追问中得到解脱——她问他为什么还没求婚——为了逃避他对艾米无休止的念想和由此而生的负罪感，他努力想在这迷径交错中找到脱身之计，结果被领到艾拉的乳沟，结果他不得不向她呈上那个高深莫测的疑团：“艾拉，你会跟我结婚吗？”
她真的还不知道他那时其实在想什么？她真的还不知道？
在她的乳房间他没找到遗忘。跟艾拉相关的每样东西只让他越来越痛苦地想起艾米。那时他感到羞愧，现在他比羞愧还难受。
“就为了这个，我爱你，阿尔文。”她说。
阿尔文？有一会儿，他完全摸不清她说的是谁。然后，他记起阿尔文是他。这称呼也感觉比生锈了还被销蚀得严重。
“因为除了不假惺惺，你无所不是，无所不能。”
从她拥抱他的体态，在令人窒息又无法逃避的烟障中，接下来几天他见到的所有人都确信他们要结婚了——七年前，在战争庞大吓人的阴影中急匆匆行了订婚礼，接着，他即将出征海外，目前人们相信，这毫无疑问会很快达至一个结果，这结果不再需要仔细思量和重新考虑。在这七年间，他经历了几次生命，而她唯一的生命——或者说在多里戈·埃文斯看来——奉献给了一个关于他的观念，他几乎认不出这个观念中的他来。他时不时地感到内心有种愤怒，叛逆，但他还感到从未有过的厌倦；让更清晰显明的公众意愿来安排生活？还是按他自己个人的、非理性的、毫无疑问被错置的强烈恐惧来安排？前者似乎简单得多。无论怎样，他觉得他的头脑是充满恐惧的战俘营。他赋予它一定的重要性，但不希望超出他所必须赋予的。他意识到身边有那么多人为了他的婚礼将至而兴奋不已，他们比他清醒得多，理性得多，这清醒和理性与他越来越古怪的想法如此不协调，他让自己屈服于他们的清醒和理性，盼着他们也许能把他拽进一个他未曾经历的、更令人满意的所在。孩子气也是他天性的一部分，未曾经历的未知事情带来兴奋感，总是吸引他，尤其当它们让他害怕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跟艾拉·兰斯伯瑞结婚更让他害怕的，所以三周后他跟她结了婚——在酒精导致的恍惚中，穿着一件她选中的新西装——之后，他总觉得他看上去装腔作势，跟他们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婚礼一样。
甚至到该亲吻了，他又忘了他的名字，在她的香粉气味中，他感到迷茫，然后，他终于想起来了。阿尔文，是的，就是这名字——“我，阿尔文。”他说。他转身看她——脸上、身上全装饰起来，框在蕾丝花边和橘黄色花朵里，但他看见的只有那张窄脸，奇怪的鼻子，总让他有些反感，细细的弯眉毛，他看不到她有任何吸引力。“接受你，艾拉。”他更柔声地说。而艾拉·兰斯伯瑞——很快就是艾拉·埃文斯了——只是微笑，嘴唇微张，但什么也没说。
在婚礼后的招待会上，他想说，我不是阿尔文，我全是在假装。但相反，他撒谎，他谈起爱情，他说，经历了长达七年的分离，爱情依然存在，七年是神秘的数字，配得上尤利西斯和他的随从。虽然跟他类似的唯一古典英雄是神话里的山羊——听众哗然大笑——但艾拉真是他的珀涅罗珀，他很高兴终于到达他的伊萨卡岛——满堂掌声。
在接下来的全部生活中，他将服从客观情势和他人的期望，渐渐把压力称为责任，他跟这压力格格不入。他对他的婚姻越觉得愧疚，对他开始当丈夫、后来做父亲的失败越觉得愧疚，他越是全身心从事只在公众生活中才是有益的事，越像要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有益的事，职责所在，永远都最容易到手的退路，躲也躲不过，正合他的心意，这些全都是别人期望于他的。一无是处、不道德的是他本人，他想——他第一次跟不是他妻子的女人睡觉，是在蜜月过后的第二个月，她是他妻子最好的朋友，名叫乔依·纽斯泰德，有着催人入眠的潮湿嘴唇，笑容狡黠。下午三点，在苏连托，一个简陋的木屋，其他人都不知哪儿去了，这正合适。
迄今为止，所有经历都是拱门，透过它
微光闪耀着行者从未踏足的世界……
事后，他对她耳语，一根手指在蚊帐上面滑动，转回身，朝向她，把头放落下来，用下唇边缘拨弄她深色的乳头，诵读丁尼生，呼吸轻柔，触着她那只乳房：
……它的边界退后
总在我走向它的时候
那天晚上有一个户外烤肉晚会，肉挂在冷藏柜里，因为天气热开始变坏，尽管刚取消对肉的配给供应，好好儿的肉如果浪费，他们还是觉得难受。也许喝多了，也许喝得不够多，他后来想，反正他头很晕，肚子痛得像针扎。他觉得胀得满满的，绷得紧紧的——有些什么横插在他和艾拉之间，像庞然巨物，不道德又不见天日——从现在起，他不想有任何事瞒着艾拉，而乔依·纽斯泰德又妒忌多里戈关注她最好的朋友：他的妻子。他在干什么？他不懂。他希望被发觉？
牛肉被切成厚块，在一床火热的赤桉木炭上炙烤，但等他切进去，肉还没全烧透，有一会儿，他又回到那儿，那一天，在季风雨中，在“计程器”期间，穿过营地去进行每日巡视的第二部分。接近溃疡病人住的小棚，多里戈被笼罩在腐烂的肉散发的恶臭里。他记起坏肉的臭气那么强烈，吉米·比奇洛会时不时必须到外面去呕吐。
8
被判刑后，崔胜民被转到樟宜P厅，在那儿，所有犯人作为同类住在一起——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他领到一件标有英文CD字样的土棕色制服。有人告诉他这两个字母意味着他被判了死刑。崔胜民注意到那儿的每个CD都像热锅上的蚂蚁，想用这样或那样的活动填充时日，每个人看着都既不颓丧，也不明显担忧未来会发生什么。他自己感觉一块石头落地，有些别的什么东西正慢慢像裹尸布似的罩住他，他感觉这两种情形都千真万确，他一直都有说不清的害怕和自卑的情绪，它们似乎烟消云散了，那些都不重要了，因为现在轮到他要被杀了。
每天早晨，他们被赶出牢房，被迫洗漱，开始又一天填满空虚的时间。他们不穿衬衣，坐在牢房围起的热得像烤炉的廊道里要么下围棋，要么下象棋，要么重读手头上的几本书或某本杂志，要么独自坐着。每隔几周，一个印度籍上尉会过来宣布处决令，他戴银丝边眼镜，镜片后亮晶晶的蝌蚪眼慢悠悠地左右游动。犯人们会一言不发地等着，吓得一动不动，想知道要死的是谁，听到不是自己而是旁边那个人，每个人都如释重负。
印度籍上尉第三次到访，崔胜民知道他要死了，这不是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在那个时刻，他好像什么感觉也没有。他也不是从递给他的那张纸上知道的。他拿着那张纸，有人告诉他纸上写着什么，但他无法把他自己、他的命跟那内容联起来。
他抬头四下看P厅。那是一张纸，一点儿价值没有，而他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有价值，很重要，崔胜民在心里这样理论。一个男人充满那么多念头，那么多变化，崔胜民想说。一个男人，无论好坏，都意义重大。这个毫无价值、永不变化的东西不可能意味着在他内心里活动变化的东西的终结善的、恶的、宏大的。
然而，它的确意味着这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