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里，沧海桑田。
电话另一头的姥姥听起来很紧张。两天内，妈妈已经是第二次逃跑了。姥姥吓得直发抖。我要回家。我坚持马上回家，但姥姥不让。
“你现在回来，又有什么区别？”她说，“我有格雷戈和埃丝特，他们就像磨难中的一缕阳光。自从上次图书馆‘恶行’后，她更加镇静平和了。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呢。”
“也许，我们可以时不时带她去图书馆，”我说，“小时候，她一周会带我去三四次，记得吗？那次放学后，她开始大声为我读《圣诞颂歌》，给所有角色配音，把我吓得够呛，还记得吗？其他人也开始听。他们都以为是什么大事。然后，图书管理员因为扰乱秩序，把我们赶了出来。对她来说，那是个特别的地方。也许，如果我们经常带她去，会有些帮助。”
“没错，”姥姥说，“虽然她就是上演《真实犯罪》，我也不会觉得奇怪。但你知道，她能反抗周围的一切，甚至包括我，我还是很高兴的。如果她不反抗到最后，就不是我的克莱尔。她最近经常在记事本上写东西。一页又一页，好像交稿日期快到了一样。”
“等我回家，就去把抽屉里的小说拿出来读，”我说，“也许，小说真的很不错，姥姥。也许，我们可以把书出版，趁她还没……想想她会多开心！”
“我不知道，亲爱的，”姥姥停了一下，只有她打算说伤心事时，她才会用爱称，“如果你妈妈想让人读，早就有人读了。重要的是记事本，那是她一生的作品。”
“我很高兴它能帮到她。”我说。
“她写的字很乱，想看清她写了什么，也不是那么容易。不过，只要她认识，也没关系。”姥姥说。
“格雷戈呢，他怎么样了？”我问。
“经常干活，上班，不在家里。只有他不在家里，克莱尔才能平静。”
我跟姥姥通话前，打过他的手机，可没人接。有时，我真希望能抓紧时间，跟他成为更好的朋友。这样，跟他交谈就会更顺利。我以为，我时间很充裕——每个人都这么认为。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死期，是很常见的事，不是吗？我看了看酒店窗外，生命正在楼下的街道上流逝。我感觉离家那么遥远。
“那么，你知道要说什么吗？”姥姥问我。
我还没告诉她，我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也没告诉她，在酒吧里，扎克坐在我身边，为跟他毫不相关的事情向我道歉。虽然情况特殊，但我也为自己的笨拙感到尴尬。我能想到的就是，我要当母亲了，要成为真正重要的老大姐：一个关键人物。无论结果怎样，我都要坚持到底，做我该做的，成为该成为的人。不再是两句话都说不完整的笨女孩。如果换我是自己失踪很久的女儿，我会让自己滚开。
“你会没事的，”看我没有回应，姥姥就自问自答道，“我敢打赌，你会知道该怎么说。看看你多聪明。”
“姥姥，我是个意外怀孕的辍学大学生。”我告诉她。
“噢，没错，”她说，“也许吧，不过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姥姥挂了电话，我在屋里吃了早饭。自到达酒店的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不会下楼吃早饭，独自一人坐在饭店角落里。我真的一点也不想出去——不要回学校，不要回去找保罗·萨姆纳。我知道他今天在英语系办公室里做辅导。我不确定他的办公室在哪儿。不过，我很肯定，应该不难找到。之后，就是等待时机了。我仔细看了看自己，冲了个澡，用酒店吹风机慢慢吹干头发，吹出顺滑的波浪。我没碰浴室玻璃架上的眼线膏，只是化了点淡妆。我看了看自己的双眼。至少有五年了，这是第一次仔细观察我没画眼线的眼睛轮廓。我以前照镜子，不知道自己像谁——这张脸属于哪个神秘人物——但是，现在我看得一清二楚。她的鼻子、她的下巴、她的嘴巴。虽然她的双眼是蓝色，我的双眼接近黑色，可这两双眼是那么的相似，这与颜色毫不相关，重要的是双眼背后的意义。我知道，多亏了她，我才能挑战极限。
我微笑着搭电梯下楼，想象妈妈为自己开一条路，跑到图书馆去的情景。我知道，要在妈妈身边建立起防护带，对姥姥来说极为困难，但不知怎的，这却让我感到充满战无不胜的勇气。
电梯门开了，我看到扎克正坐在对面看报纸。我迅速地按了几次“关门”键。电梯外有个人正等着上楼，一遍遍地按“上行”键。我们的大拇指战争大概持续了十五秒，扎克抬起头，看到了我。
“凯特琳！”他像老朋友一样，喊出了我的名字——我还没能来得及跟被我惹火的男人一起上楼，看来躲不过他了。
我不情愿地认输，走出了电梯。胜利者从我身边穿过，嘴里嘟嘟囔囔的。我站在原地，让扎克来找我——如果那真是他的名字的话。因为，电梯门对面正好有一个摄像头。
“你在跟踪我吗？”我问他。不过，不得不承认，一个穿着黑白条纹紧身牛仔裤、酒红色衬衫和马甲的男人，似乎不太可能跟踪任何人。除非有人跟他说，他的裤子很好看。他就差个人再给他提点瞎建议，比如戴顶爵士帽。
“没有！好吧，算是吧，”他给我一小张叠起来的方形纸片，“我看到了这个。你丢在了吧台。不过，很抱歉，我看过了。”
我接过纸片，不用看就知道，那是我列的清单。
“那么，一个和你毫不相关的陌生人，你现在对她有了些了解，那又怎么样？”我说，“你就这么离奇地直接出现在我的酒店吗？”
“我想确认你没事，”扎克说，“我是说，昨天你一定很为难，那样见到你父亲，他却不认识你。尤其是……你也知道，你的……呃……”
“我的状况？为什么男人不愿直接说‘怀孕’？”我挑了一下眉毛。我真搞不懂他。他来这儿干什么？这到底对他有什么好处？“哎！你是宗教狂热分子吗？”我问他，“是要让我皈依，还是什么吗？因为我看过相关报道，他们找个帅哥跟意志薄弱的女人调情。接下来，你知道吧，她会住在堪萨斯州，嫁给一个男人。他留着络腮胡子，还有十六个妻子当姐妹。”
“那么，你是觉得我长得帅了？”扎克咧嘴一笑。我立马脸红了，这让我很生气。因为，尽管他喜欢穿Topman这个牌子，打扮得像个歌星般招摇，但他如此迷人——这让我更加生气。因为，我显然不是在找迷人的男人，尤其是毫无理由就出现的陌生人。
“噢，我的上帝，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又问了一遍，我是在恼他，也是在恼自己，“跟你有任何关系吗？”
“我想没有，”扎克说，他看起来笨拙尴尬，“我以为……你知道吧，你离家在外，怀着孕，从没见过你爸爸。我只是想……你可以找个朋友。”
“你这个变态，”我说，“你是个喜欢孕妇的变态。你是个崇拜邪教、喜欢孕妇的变态。”
“你没见过什么好人，对吗？”扎克又是皱眉，又是微笑。
“不用可怜我！”我伸出一个手指命令他。我提高音量，前台的人都抬头看我。
“好了，我们去那边喝杯咖啡吧，”他朝酒吧点点头，“作为破冰对话，你可以说说其他看法，再评价一下我的精神变态。也许，我们都不会因为引起骚乱被捕或被扔出去。你会发现，我是个相当不错的家伙。”
他的从容开朗似乎那么自然，好像，突然到酒店造访一个陌生人，自作主张地帮助别人，是天底下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想不通他为什么在这里，显然只是为了我。
“你不明白，对吗？”他想了一会儿说，“听好了，我不是邪教的，我不是个只喜欢孕妇的变态——不过，我想说，从天性上来说，觉得孕妇迷人不一定有错。但是我妈妈教我要善良。她非常想把我变成一个好人，关心世界，爱护别人。我十五岁时，度过了叛逆期。大约有四年的时间，我完全跟她唱反调，丢掉很多关心我的人，做不该做的事。然后，我意识到，生活好痛苦——让我恶心，但终于发现，妈妈是对的。你关心别人时，世界也变得更加美好。这样是有点笨，但这样就对了。我是个笨家伙。”
“你妈妈是特蕾莎(1)修女吗？”我问他。
“不，”他露出微笑，“她其实已经去世了。我十五岁时，她得了肺癌。她从不吸烟，但她大多数时间在酒吧工作，所以……”
“我妈妈快死了，”我说，“噢，其实不是快死了。她得了早发型遗传阿尔茨海默病。我将来有50％的可能也会得这个病。”
周围一片沉默，除了酒店大厅的说话声和楼外模糊的行车声，那一刻什么也没发生。
“你这段时间压力很大。”他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也不是老生常谈：这仅仅是个事实。不知道为什么，听到别人大声说出这句话，我感到非常镇定。没错，这句话管用了：我承认，我这段时间压力真的很大。我感觉好多了。
“那么，你想要咖啡吗？”我问他，“你可以帮我想想该怎么向爸爸自我介绍。”
“那是不是说，你不觉得我要引你进邪教，或者拐骗你了？”扎克高兴地问我。
“不是，”我说，“可是，我没人可说，只能碰碰运气。”
进入英语系大楼，并不像我起初想的那么简单。你要扫描身份证，或者携带员工卡。
“好了，”我对扎克说，“用一下你的员工卡，趁没人发现我是个外来人，我先冲进去。”
扎克咧嘴笑了。“我的卡在这里不管用，只能用来吃饭。”
“那你的学生卡呢？”我伸开手掌向他要。
“我不是学生。”他说。
“不对，你是！”我突然停住了。我是说，一个同龄人，如果他不是学生，为什么在大学校园里闲逛，还在大学酒吧里工作？“你不是说，你是摄影专业的学生吗？”
“是摄影师，不是摄影专业的学生。我是个穷摄影师，所以在酒吧里赚钱。我真的不想做婚纱摄影。可要是没有重大转机，明年这个时候，我应该就是一名婚纱摄影师了。”
“摄影师会有什么重大转机？”我偏离了真实意图。
“噢，我也没想好呢，”他说，“我很肯定，摄影师也有重大转机。在外面的某个地方。”
“如果失败了，你会因为某个原因，丢掉一大笔钱。”我说。
我很高兴，他不是个学生。除了不想做婚纱摄影师，努力成为一个好人外，他似乎没什么人生计划。
“所以，”他说，“我们要蒙混过关了。”
“什么？”我音量高得不得了。
“是的，我经常在电影上看。来吧。”
我有点愣，跟着他进了教师大楼接待处。他趴在桌上，探过身子，朝女接待员眨了眨眼——我是说眨眼。她只看了他一眼，就好像融化在桌子上了。真可笑。
“嘿。”他说了一句，她就咯咯笑了。我都想伸手晃晃她，跟她说别笑了。可是，我又想起来，他用超能力也是有原因的——总是为了我好——所以我克制住了。
“我们跟保罗约了时间？”
“萨姆纳还是里奇韦？”女孩傻笑着说。
“萨姆纳，”他说，“抱歉，我一直都叫他保罗。”
“你怎么认识他？”她问。在我看来，这样很不合适。显然，她是在孤注一掷。因为她该知道，她在攀谈的这个男人，很有可能是我男朋友。就是她这样的女人，阻碍了女权主义的进程。
“他是她爸爸，”他说着，朝我点点头，“这是凯特琳。”
“噢！”女孩非常惊讶地看了看我。她才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不知道，他还有别的孩子。”
“以前还有一段恋情。”我说。我很好奇，我怎么会如此轻易地把身世告诉这个女人，而不是我父亲。
“噢，那好，你们上去吧。等我按完门铃，你们就直接推门进去。”我们朝教室大楼走去，她又朝着扎克眉开眼笑。
“用不用我打电话上去，告诉他你们来了？”
“噢，不用了，谢谢，”扎克说，“我们想给他个惊喜。”
“我们约了他，还怎么给他惊喜？”我一边小声说，一边上三楼，他的办公室在那里。
“很幸运，我们没被你的机灵搅和，”扎克显然太高兴了，“我们进来了，对吧？我们没怎么说谎，所以还好。”
“你真奇怪。”我说着，停在了保罗·萨姆纳的办公室外。我能听见他在屋里说话。“里面有人。我们等他们出来，再去敲门。”
“好啊，”扎克表示赞同，“你打算怎么说？”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是想解释……我会为之前的古怪行为道歉，然后再告诉他我是谁。再然后……”
办公室门开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走出来，怀里抱着文件夹，两颊通红。
“他是个臭混蛋。”她告诉我，然后沿走廊下了楼。
“噢，好了。”我说。
“我在外面等着，”扎克说，“我在这儿等你出来。”
我顿了一下，其实我想让他跟我一起。不过他当然不会进去——那样会很奇怪。更奇怪的是，一个睡眼惺忪的男学生慢慢地上楼了。
“快点，”扎克说，“要不然就错过机会了。”
我还没弄清楚状况，就打开了门。保罗正在看论文，抬头认出了我。我是他课上的疯女孩——酒吧里的怪女孩。
“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他疑惑地问我。
除了说出真相，真的没什么可做了。
“你记得我妈妈克莱尔·阿姆斯特朗吗？”我一边问他，一边关上了门。
他笑了。“克莱尔，没错，我记得克莱尔。克莱尔是你妈妈？你为什么不早说？我当然记得克莱尔。我的初恋，我怎么会忘呢？”
他笑容满面。听到她的名字，他看起来非常高兴。所以，我也笑了，然后是满眼泪水，止也止不住。
“噢，给你……”他递给我一盒纸巾，“我很抱歉。我甚至都不知道你叫什么。”
“我叫凯特琳，”我说，“凯特琳·阿姆斯特朗，二十岁。”
“很高兴见到你，凯特琳，”他说，“你跟她长得很像，你知道吧。我就说，昨天上课时，我就觉得你很脸熟，就是想不起来。嗯，没错。肤色当然不同，不过……你跟她长得很像。”
我只是坐着，仔细盯着他看。他有着善意的双眼。听到妈妈的名字时，他的微笑温暖而友好。
“你在曼彻斯特上学吗？克莱尔怎么样？我一直想知道，她怎么样了。我总是在想，我会看到她名声大噪。她身上有一种特质，让她与众不同。”
“呃……”我吸了一口气，“我不在曼彻斯特上学。我来是为了找你。妈妈让我来的。她病了，觉得该让我见你了。”
“见我？”保罗疑惑地问，“我是说，如果我能帮忙……”
“我不知道，”我说，“可是，呃，问题是……保罗，我很抱歉，因为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个打击。但是，你是我父亲。”
保罗盯了我很久很久。我想知道，他有没有注意到，我和他有着同样的黑色双眼、同样的鬈发。我们的大拇指尖都是方形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注意到。
“听我说，小姐，”他突然站起来，“你不能跑到别人的工作场所说胡话，好吗？我不是你父亲。我很抱歉，你以为我是，可我不是。我和你妈妈很久以前就分开了，她没有怀孕。要不然，她会告诉我的。她会让我知道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母亲病了——而且，我很遗憾听到她病了——你一直在追寻她的过去，想弄明白一些事……我很同情，真的。可我不是你父亲，你该走了。”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打开了门。
“她从没跟你提过我，”我没往门口移动一步，“也没跟我提过你。我一直假装自己是试管婴儿。”
“噢，上帝啊，”保罗看起来恐惧，惊慌，心烦，“听我说，我知道你一定很难熬，可我不是你父亲。”
“不对，你就是。妈妈告诉我你是，就在她刚诊断出阿尔茨海默病时。她不会说谎的。”
“阿尔茨海默病？”保罗重复了一遍，“噢，凯特琳，跟她爸爸一样的病吗？”
“是的，”我说，“没错，这是家庭遗传病。所以她跟我说起了你。她想让我有个家。”
“噢，凯特琳，”他又说了一遍，“我不是你父亲。我不可能是。听好了，如果是阿尔茨海默病，你就没想过，也许是克莱尔记错了？也许都是她的幻想？”
“不是，”我说，“妈妈不会说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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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著名天主教慈善工作者，197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