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里欧的关系紧绷了好一阵子仍难以挽回后，我们决定各自搬到新居，此后没多久我便开始制作以名誉杀人为主题的第一部纪录片。即使我们都清楚这场分离是段观察期，我们不该谈论此事，也不该继续见面或一起参加孩子们学校的会议等等，但在分居初期真要做到实在不容易。对我来说尤其痛苦，虽然周末孩子们不在身边时我都忙着编写纪录片脚本，或规划我的BBC专题报道，但当我独坐在阳台望着漆黑花园与那棵孤单的棕榈树时，还是不免感到一阵空虚。
当时的我整个人变得神经兮兮，所有心思都离不开我悲惨的私人生活，约莫就在此时，哈穆迪开始与我共事。我们一起去以色列中部的拉姆拉（Ramla）出差，七年来那里有九位女性被她们的兄长与亲戚杀害。哈穆迪一开始不愿参与任何以负面观点描绘贝都因穆斯林社会的计划，但我要他先来试着拍拍看，再决定是否愿意继续。
当天早上八点半，我先去东耶路撒冷接他，我们开车经过所谓的种族歧视红绿灯，会这么说是因为自巴勒斯坦城市方向而来的车辆，据说会比从西耶路撒冷前往西岸地区最大犹太殖民区马阿勒阿杜明的车辆在红灯前多等上三倍长的时间。
我们花了二十几分钟才通过红绿灯，我开始相信种族歧视红绿灯这个说法或许有几分可信。我对着这些灯号不停咒骂，直到终于右转开入通往特拉维夫的一号公路为止。这些骇人听闻惨案的事发地3拉姆拉，距离特拉维夫这个拥有摩天大楼与拥挤海滩的现代化以色列地中海城市并不远，特拉维夫替厌倦冲突的自由派年轻人与许多不信教的学者、分析师、社会运动人士提供了一个得以喘息之处。从特拉维夫开车只需十五分钟即可抵达拉姆拉，那里显然是历史最悠久的阿拉伯区，八世纪初时该地是阿拉伯帝国巴勒斯坦省的省会。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后，原来的巴勒斯坦居民逃离该城，原本居住在沙漠的民族或来自南方沙漠的贝都因族迁入该地。由于内盖夫沙漠被各种以色列研究机构，比如太阳能研究等单位接管，原本在该沙漠游牧的贝都因人被往北驱散，一路迁徙，最终定居在各个市镇中心。许多贝都因人起先都曾迁入特拉维夫的沙丘区，而拉姆拉是距离沙丘区较近的几个规模较大的城市之一。
从公民权与效忠部落这两个观点来看，住在以色列占领区的贝都因人颇为有趣。他们是以色列公民，必须在以色列军队服役，但他们同时也是穆斯林，因此当他们被派驻以色列检查哨时会觉得身份格外尴尬，在那里他们的穆斯林同胞会把他们视为通敌者。再者，巴勒斯坦人对贝都因人也有很深的偏见，贝都因人总被认为无知（犹甸沙漠某个贝都因部落的名字就叫作“jahalin”，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无知”），并且保留了许多早在伊斯兰教创立前就已流传的阴暗习俗。当我与我的巴勒斯坦友人们讨论发生在贝都因部落里的名誉杀人案件，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那些人”仍活在Ayame Jahalia3伊斯兰教创立前的黑暗时代。
这回我采访的家庭本是来自内盖夫沙漠旁最大的城市贝尔谢巴（Be’er Sheva）。如今他们住在拉姆拉一处名为加利许（Juarish）的贫民区，那里是一片犹如法外之境的荒漠，当地居民却很自满。漫天飞舞的垃圾与露天流淌的污水，是此区令低调访客惊恐不安的诸多第一印象之一。区内有几户装潢豪奢的屋子，人人都知道那是用贩毒所得盖成的。加利许的贝都因年轻人不再去沙漠放牧山羊后改遁入地下世界，据说他们掌控了以色列中部一带的贩毒圈。此外，他们也重拾杀害有损家族“名誉”的女性之习俗。他们就在以色列警方眼皮子底下从事贩毒与杀人的勾当。有关当局告诉我，就算是救护车有时也不太敢开进加利许区，听见警方如此自认败于拉姆拉毒枭手下挺令人意外的。在加利许区甚至连出租车都叫不到，此区街道显得荒凉而诡谲。
加利许区平均每年发生三起以维护家族名誉为由的女性谋杀案，在最近一位受害人的母亲出面指证后，此区变得恶名昭彰。这位受害人名为哈姆达，年仅十七岁（她满是弹孔的尸体倒在床上被人发现，而她哥哥被人目击在事发几分钟后离开现场），她的母亲向警方与媒体指控她的家人，表示过去七年来，他们已杀害了九名女性。在她出面指证之后，许多过往案件也浮出水面，强烈冲击以色列社会。
当哈穆迪与我抵达当地，准备展开第一天的拍摄时，当地街道一如往常地荒凉。我们选择把车停在一座清真寺外头，因为哈穆迪认为若被当地男性发现我们来采访当地女子而惹出什么麻烦的话，停在那边是最安全的选择。
抵达加利许区之后，本来因为抽了大麻而显得放松的哈穆迪，神情变得严肃且警戒。他走入清真寺内，我们将要在寺内与部落长老会面，他同意接受访问来谈论这些谋杀案，并借此澄清这些习俗早已废弃，此区所发生的惨案与伊斯兰教并无关联。但当我随着哈穆迪进入清真寺时，里头不见长老身影，也不见任何信徒。此时民众开始聚集在我们停车处，我赶忙回到车上，紧张地坐在车内等待。几分钟后哈穆迪回来了，他建议我们先去拜访哈姆达的母亲，因为那位谴责谋杀案的贝都因长老尚未抵达。
我们把车留在清真寺外头。他带了他的摄影包，但我们认为带着脚架走动恐怕不是个好主意，所以便将其放在了车上。通往哈姆达家的路上，栽种了成排的凤凰木老树，盛开的凤凰花令天空看似洒上了鲜红颜料。这个画面让我想起哈姆达浸在血泊中的尸体，仿佛她死后灵魂便附身在了这些深红的花朵上。
稍后，哈姆达悲痛欲绝的母亲雅玛玛带我们去看哈姆达床边的那道墙，她说当时墙上溅满了她女儿的鲜血。哈姆达一共被开了九枪。
“是我儿子干的。对我来说，从我儿子射杀他妹妹那天开始，他就死了。他是我的儿子，我亲自生下他，还喂了三年母乳，他怎么会干下这么可耻的勾当，只因为他妹妹跟一个男人通电话就杀了她？”
“她是在跟谁通电话？”哈穆迪问道。
“她根本没跟任何人通话。”雅玛玛驳斥刚才自己的说辞，“那全是她哥哥捏造的谎言，她哥哥杀她是因为她拒绝嫁给一名想娶她的亲戚。她还没到结婚的年纪。我美丽的女儿，我最小的孩子，他们就这样夺走她的生命。”
哈姆达生前最后一晚的睡床旁的那道墙上弹痕累累，雅玛玛拒绝让人补平墙面。那起惨案距今已有一年，但她仍未能走出伤痛。她白天多数时候都待在哈姆达的坟墓旁。
“这里是哈姆达长眠之地，也是我的新地址。”她女儿的墓地位于拉姆拉穆斯林墓园，她坐在墓碑旁对着镜头如此说道。此情此景令哈穆迪情绪翻腾。
我深陷于此故事之中，而整个小区与以色列警方对一连串年轻女性惨遭家族近亲杀害的骇人悬案，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令我作呕。拉姆拉的警长对我说：“这种事对阿拉伯人来说稀松平常，这是他们的习俗！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法改变他们！每当我们抵达凶案现场时，总是每个人都保持沉默，甚至连受害者的母亲也是，而且所有呈堂证物3好比说血迹之类的3全被清得一干二净。”以色列中部有其他几位警察，也以此说法替自己辩护为何未能将“名誉杀手”绳之以法。然而口出此言的同一批警力，却有能力拦截以色列国内最精密的犯罪计划。
有时候为了缓解一整天令人不安的拍摄工作，我会放纵自己采用哈穆迪的特殊疗法。为了舒缓紧绷的神经，我会在开车回耶路撒冷途中与他一起抽大麻。我开车时他会把烟卷得相当完美，当我缓下车速准备通过途经西岸地区的往来于特拉维夫与耶路撒冷间的四百四十三号“殖民公路”检查哨时，他会把卷好的烟紧握在掌中。士兵们察觉不到异样便不会拦下我们，会挥手示意我们直接通过。每回经过重重武装的以色列士兵所守卫的路障时，只要哈穆迪掌中藏有大麻，我便会忍不住感到紧张。但他总会以手肘轻推我，要我记得保持通过检查哨时的标准微笑。
“你干吗每次都要冒这种不必要的风险？”
“什么风险？”
“万一他们闻到怎么办？”
“那我会邀他们一起抽！这种事我碰到过一两次。不过问题不在大麻，他们面不改色地就接过去抽了，只是当他们发现我是巴勒斯坦人的时候会变得非常不安。他们认为我想趁他们药效发作之际，偷偷把卡桑火箭运进去！所以他们打开后备厢检查，结果却发现我的摄影机，因此又以为我是前来调查的记者，想偷拍士兵们吸食大麻的画面。他们偏执到把整卷带子从摄影机抽出，然后当场摧毁。那群浑蛋！”
“我绝对不会冒险去问检查哨的士兵要不要抽大麻。”
“身为巴勒斯坦人，我的自由永远都有风险，我的一举一动都被以色列政府监控。从某方面来说，在通过检查哨时抽大麻，我是想借着这种傻气的反抗来说一声‘去你妈的以色列’。”
因此，哈穆迪继续在即将抵达或甚至正通过检查哨之际优哉地卷着大麻烟，我则全程徒劳地担心我们会被逮个正着。但说来惭愧，我心里悄悄想着倘若当真被抓，我可以动用我与犹太人的“关系”脱身。我在心中默念早已排练多次的台词：“我丈夫的表姐住在耶路撒冷的卡塔蒙区。她叫作米哈尔，她先生叫雅可夫。”他们就是阿默思的父母，我和里欧常使用这两个名字，因为只要一说出这两个名字便如有神助，能让我们在检查哨、机场、艾伦比桥顺利通关。过去两年半我在以色列期间进出过无数次大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与其他国界边关，每当讯问者态度过于强硬时，我只要搬出这两个名字，便会立刻在护照与行李上获贴一枚颜色正确的贴纸。有时候我会偷偷望向他们审问恐怖分子嫌疑犯的隔间，诸如留着长须、穿着阿拉伯长袍或头戴阿拉伯头巾的男子，还有头戴面纱的女人、名为拉斐克或阿哈迈德的外国人，或有像哈穆迪身上的长发、大麻味，护照上姓名为穆罕默德，以上这些全都是可疑的特征。这些疑犯会被审讯好几个小时，因此，符合上述条件的出境旅客得提前好几个小时抵达机场以便通过安检。哈穆迪说他必须在班机起飞前四至五小时就到机场，这样在经过脱衣搜身与审问后，他才不至错过班机。在以色列安检人员眼里，他是个麻烦分子。他把长发扎成一束马尾；他身上确实有大麻味（但还好在机场安检时，他没冒险将大麻带在身上）；他住在耶路撒冷旧城区；他语气温和，而且会主动脱光身上衣物，仅着内裤顺从地在隔间等候讯问官前来审问。有一回，一位女性海关官员看到这位长发半裸的“阿拉伯恐怖分子”感到相当不悦，于是便启动了机场警报系统。当他被问到为何穿着内裤坐在里头，他说过去十年来他每年至少进出这个机场三次以上（因为他要去德国协助兄弟处理生意），他记不起有哪一趟旅程他可以不用脱衣搜身就通过安检。他对安检人员说：“既然你们势必会要求我脱衣，那我干脆就主动先脱了，这样我们彼此的日子都会轻松一些。”
这趟前往拉姆拉搜寻名誉杀手的探险，我还看见哈穆迪以行为向以色列当局进行无言抗议，再加上他与我分享了来自黎巴嫩的大麻，以上种种创造出一片暂时的薄雾，令我在最需要的时候得以隐身其中，躲避近来生活中的剧变。当然薄雾常有散开之时，我的生活会赤裸裸地展示在我面前，我得同时应付南辕北辙的两个孩子，他们的需求、语言、政治意识全都不同，这一切令我感到无助。但是看见他们带着充沛活力以美好的步调快速成长，使我能在这个中东最教人迷惘的城市中调整好生活的脚步。
尽管哈穆迪已是我极为亲近的好友与同事，但他从不过问我的私事。在当时，分离的痛楚全写在我脸上，而我三不五时会中途插入意见，一方面是在宣泄压力，一方面也是想让他理解我紧绷而焦虑的行为。有一两回我跟他约了八点半碰面，结果我在他家外头坐在车内苦等他，灼热的阳光照在我脸上，我气得对他大吼。他非常善于处理这样的情况，那趟旅程他不发一语，只是抽烟，看着一道道影子划过挡风玻璃。为了打破僵局，我在以色列中部的贝特谢梅什路边一处加油站停下来，买了两杯双倍浓缩咖啡和甜奶酪卷饼在路上吃。他会说声谢谢，但依然不会与我口头对质，说我不该对他生气。他也不会告诉我，他是因为熬夜所以才稍微睡过头。我们一路上都没有交谈。他身为巴勒斯坦人却采取这样甘地式的和平反抗，令我对他心生敬佩，因为他超越了像自杀炸弹客或投掷卡桑火箭那种巴勒斯坦式反抗的刻板印象。
哈穆迪从未过问我的家庭状况。他见过我的两个孩子，玛亚特别喜欢他，还跟他一起练习阿拉伯语，喊他hamar（驴子），还有batikh（西瓜）。他甚至在东耶路撒冷一家他常去的名为阿斯卡迪尼雅的热门餐厅见过里欧几次。但是他从没在我家见过里欧，也从未问我他人在何处。我很好奇他为何对我的私生活毫不感兴趣，某天从拉姆拉开车回来的路上，我告诉哈穆迪我跟我先生分居了。他既没有抬头，也没什么激烈的反应。他沉默了许久，久到足以令我丧气之后，才开口说道：“我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你看起来总是一脸悲伤，而且你为了要努力隐藏情绪，总是对一些平淡无奇的东西表现得过度兴奋。就像有一次我们停在四百四十三号公路旁一处喷泉处要把水壶装满，顺便买点新鲜的无花果，结果你马上开始兴奋地尖叫。我那时吓了一跳，因为那些无花果根本都还没成熟！”
就这样，哈穆迪再也没追问我更多问题。